绪论
一 缘起
2008年5月，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地震时，我正坐在从武夷山市区到山上考察大红袍母树的汽车上，从那时起，冥冥中便把武夷山和四川这两处位于中国东南和西南不同方向的地区关联在一起，而联系它们的纽带便是“茶”。
到武夷山市并非旅游，而是受山西大学文学院张宪平教授的邀请，作为纪录片《万里茶路》的历史顾问到福建进行实地拍摄。尽管这部纪录片最终因投资方资金短缺而未能上映，但实地考察两百多年前中俄恰克图贸易中方商品原产地，让我获益良多。据当地研究者讲，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参考消息》上曾刊登过一则关于19世纪初两位法国人到武夷山学习茶叶种植技术的报道，这则报道由一位法国人在其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提及，并说明很快印度便有了茶叶生产。由于接受访谈者所提供的线索过于简单，回到山西后，我翻检那一时期的报纸，并没有发现这则报道。资料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给我提供了思考的线索。
外国人到福建学习茶叶种植技术，并传到印度，其意在证明，中国系茶叶之原产地。且不论这一结论是否经得住考究，但18世纪至19世纪初，中国茶叶在世界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却是不争的事实。欧洲市场上茶叶的巨大利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事实上，鸦片战争的爆发与中英之间的茶叶贸易不无关系。此时正值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时期，自由竞争所体现出的社会选择，给这些国家保留了一批极具竞争能力的企业。而反观中国茶业，凭借资源禀赋在国际市场上垄断了一个多世纪，尤其是行会对各企业贸易量、价格、质量等的协调，使得这些企业能够在几乎没有竞争压力的情况下获得高额利润。但随着资源禀赋优势的逐步丧失，暴露在竞争环境中的中国茶叶很快失去了原有的市场份额，中国茶业也随之衰落。
19世纪的前40年，中国茶叶输往世界各国主要通过两个口岸，南部是广州，北部是恰克图。广州茶叶的主要贸易对象是英国及其在亚洲的代理东印度公司，美国人马士（H.B.Morse，1855～1934）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一书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陈慈玉在《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与世界市场》[2]一书中结合内地茶叶生产与广州口岸贸易数据，对19世纪贸易引起的中国茶业的兴衰进行了分析。
中俄在恰克图的贸易相较广州而言与现代双边自由贸易更为贴近。民国时期，辜鸿铭和孟森等曾用寥寥数语勾勒出中俄两国恰克图贸易的这一特征。
雍正五年，恰克图条约缔结以后，内地商民，以烟草、茶叶、缎布、杂货往库伦及恰克图贸易者日多。至乾隆二年，又以监督俄罗斯馆御史赫庆之条奏，停止俄人于北京之贸易，统归恰克图。嗣是百货云集其地，市肆喧闹，称为漠北繁富之区。先是恰克图贸易，两国均不榷税；已而俄罗斯渐渝禁约，私收货税；又两国边民互失马匹，其数不可稽，而俄人辄以少报多，移文责偿。于是二十九年，朝命闭恰克图不与通市。然办事大臣等辄乘间舞弊，私与交易。清高宗震怒，三十年削土谢图郡王桑斋多尔济爵，诛库伦大臣丑达，厉行闭关之策。至三十三年，而库伦大臣庆桂，以俄罗斯恭顺情形入奏，遂互市如初。其后四十四年、五十年，复闭关者再，前者则以俄罗斯边吏庇护罪犯，不即会审之故。由库伦大臣索林，奏请查办，逾年得解。后者则以俄属布哩雅特种人乌呼勒咱等入边行劫之故。奉旨绝市者几七年，至五十七年，始以俄人悔过乞恩之结果，复订市约五款，其文如左：
一、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大皇帝普爱众生，不忍尔国小民困窘，又因尔萨那特衙门吁请，是以允行。若复失和，罔再希冀开市。
二、中国与尔国货物，原系两边商人自行定价。尔国商人应由国严加管束，彼此货物交易后，各令不爽约期，即时归结；勿令负欠，致启争端。
三、今尔国守边官，皆恭顺知礼，我游牧官群相称好。尔从前守边官，皆能视此，又何致两次妄行失和，以致绝市乎？嗣后尔守边官，当慎选贤能，与我游牧官逊顺相接。（下略）
右条约以乾隆五十七年正月，由库伦大臣松筠普福等，与俄官色勒裴特在恰克图市圈互换。是时俄人以闭关日久，商旅阻绝，急欲借平和之方法恢复市利，故听命惟谨，务相交欢。松筠等直以俄罗斯人感激皇仁，倍申诚敬等语，列款具奏，遂于是年四月望日开关市易。自是两国商民，互市不绝。然至咸丰八年，中俄缔结天津条约，开海路各港之交通，于是陆路输出品之大宗，渐改海运。而恰克图贸易，遂无复昔日之盛况焉。[3]
“两国均不榷税”意味着代表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关税为0，三次复订市约表示协约的可持续性，“于中国初无利益，大皇帝普爱众生，不忍尔国小民困窘”又体现出政治因素的影响。这样看来，恰克图贸易几乎符合了所有现代“双边贸易协定”的特点。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先生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一书的“序言”中说：“一般观点都认为亚洲的近代化是受到欧洲近代化的冲击后才发生的。但是，经过历史过程的发展，作为欧洲模式的近代，与亚洲自身的近代之间却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异。”[4]亚洲国家在19世纪中后期，由于受到西方近代化模式的影响，被迫纳入国际市场，进而走向西方模式规定下的近代化（或称现代化）似乎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正如滨下武志先生所说，现实社会中西方不同的经济现代化发展模式又表明，亚洲，尤其是中国，自身发展的轨迹中同样蕴含着某些现代化的因素，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其传统社会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内在接续性。
伴随着大航海和世界范围殖民活动的兴起，世界各国经济关系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相关性。茶叶这种出产于中国的饮品，在这一过程中，被发现和追捧，逐渐成为世界贸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资，甚至直接影响到中国的近代命运。本书力图勾勒中国被迫纳入国际性市场前后，海外贸易的基本形态。清代，北路贸易与南方海外贸易形式在不同时期均显现出不同的特点，总体上讲，海关与常关并设，南方属海关，北路属常关。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当时南方海关的对外贸易以国家严格控制下的广州十三行为主。清初政府在广州设立十三行，开展与英国等西欧国家间的贸易往来，是基于官方控制商人代理的模式进行的。对外贸易往来以政府行为为主导，这样也就失去了对外贸易的实际意义。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了沿海地区的口岸与外国通商，并渐次扩展到南方内陆省份，且长期由英国人把持。北路则较混乱，北路的常关，理论上讲，并不是对外贸易的关口，而属于内贸，但是，在中国情况却是特殊的。本书拟从七个方面进行专题研究。鉴于陈慈玉先生对广州贸易的精到研究[5]以及选材的需要，尽管本书忽略掉广州贸易、内地其他茶叶产地势必会遭到学界同人的诟病，但从方法上说，任何研究都有自己的侧重点，与其他研究不同，本书摒弃了习惯上的详略铺垫，采用开门见山式的专题研究方法。
我国古代缺乏对国家概念的现代理解。他们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西周宗法制度根据地理上的远近安排中心与周边地区具有亲疏关系的九服，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同时也规定了周边对中心的义务。
对国家概念认知的不同，导致了中国古代乃至近世社会外交、外贸在逻辑上的缺失，因此，北路的主要关口，在与蒙古人进行贸易的同时，也成为中原与沙皇俄国进行贸易的孔道。也正是由于通商口岸具有这种常关性质，政府除了收取关税、维持秩序外，并不对贸易价格等进行垄断性控制。因此，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关口更接近于现代自由贸易的形式。同时，清代北路贸易的货物量、货币流量等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以此作为研究对象，更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特征，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二 文献回顾
恰克图贸易是清代中俄贸易的重要环节，对于俄国而言，恰克图贸易是其获取高额利润的主要来源，而清政府则秉承了中央政府控制边陲的思想，意图利用恰克图贸易达到扼控俄国的目的。对于清朝来说，茶叶、大黄等属于战略物资，交易并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一种避免与俄国交恶的政治手段。而对于俄国来说，恰克图贸易的利益是个巨大的诱惑。因此，早在恰克图贸易进行期间，俄国人已经开始对其进行记录和描述。马克思对这一地区的贸易方式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在《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中提到“俄国人自己独享内地陆路贸易，成了他们没有可能参加海上贸易的一种补偿”[6]。有关中美茶叶贸易的研究较少，由于史料阙如，仅有为数不多的专门研究，以及部分中美关系史的著作中有所提及。
（一）早期对中国茶业的调查和研究
俄国人早期对恰克图贸易的记录，已经成为研究中俄关系的重要历史资料。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的《蒙古及蒙古人》[7]、П.司徒卢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8]、德国人G· F· 米勒和彼得·西蒙·帕拉斯的《西伯利亚的征服和早期俄中交往、战争和商业史》[9]、阿·柯尔萨克的《俄中商贸关系史述》[10]以及B.H.雅可夫柴夫斯基的《封建农奴制时期俄国的商人资本》[11]等都具有很大的价值。这些资料分别从贸易状况、商人资本、贸易对经济的影响、贸易与政治的关系等不同视角对中俄恰克图贸易进行了论述，其中保留了大量珍贵的数据，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尽管茶叶在美国的市场较欧洲相去甚远，但茶叶作为世界上流通的大宗货物，美国人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上下册）中对世界贸易中各茶叶生产国的茶叶制作方法、茶叶质量、种类、贸易状况等进行了统计分析。关于茶叶贸易的时间，他提到中国茶叶由海路批量销往欧洲始于17世纪中后期，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投入英国市场。中国茶叶的独特魅力很快引起英国人的兴趣，中国茶被视为“康乐饮料之王”[12]，很快又风行欧洲大陆和北美，成为世界性的饮料。
关于南部茶叶贸易的情况，美国人马士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书中提到，1704年东印度公司“肯特号”商船驶往广州，采购茶叶117吨，茶叶第一次成为广州港主要出口商品。[13]20年后，即18世纪20年代，茶叶开始取代生丝，成为广州港的主要出口商品。到1832年，广州茶叶出口总值已突破1500万元，超过广州全部出口商品总值的一半，该年的生丝出口总值为213万元（约为153.4万两白银），只有茶叶出口总值的1/7，广州成为名副其实的茶港。1843年广州出口茶叶13.3万担（约为1463万磅），其他四个口岸均无任何茶叶出口。
中国人对茶叶贸易的关注在茶叶贸易衰落后，为振兴茶业，从民国初期开始，如何让中国茶叶在世界市场上占有更多份额，成为当时研究者的一个重要选题。1931年，上海大东书局印行了赵烈编著的《中国茶业问题》，旨在从生产、消费、交易等方面，探究茶业“衰退之原因而定振兴之方策焉”[14]。关于茶叶贸易的最早出口地点，侯厚培在《华茶贸易史》中提到关于茶叶贸易的南路港口时指出，康熙二十八年（1689），厦门口岸将首批茶叶直销欧洲，由此“开始中国内地与英国直接贸易之新纪元”[15]。
鸦片战争后，上海、福建、汉口因靠近茶叶产地，作为茶港（茶叶贸易港口）而得到迅速发展。这一时期不同机构、组织、团体和个人，对中国茶业的状况进行了调查，并力图从历史中寻找其衰败原因及应对之策（见表0-1）。
表0-1 1910～1948年中国茶业调查研究不完全统计
表0-1 1910～1948年中国茶业调查研究不完全统计-续表1
表0-1 1910～1948年中国茶业调查研究不完全统计-续表2
由表0-1可知，清末以来人们对茶叶这一在国际市场上举足轻重的商品表现出极高的关注。从国家到个人，都力图通过不懈努力恢复清代前中期茶叶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份额。
综观民国时期中国茶叶贸易的研究史料，不难发现研究的主要问题为华茶贸易由盛而衰的变化状况及原因。研究机构大致可分为政府经济研究部门、民间商业机构和国内学者这三类，但是，不同研究者研究的结果不尽相同。下面，笔者就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和概述，以期对后来的研究有所帮助。
政府经济研究机构主要从政府的视角，阐述导致华茶贸易衰落的国际市场和国内外环境等方面的原因。农村复兴委员会认为印日锡爪诸国因使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包装精致，再加上进行广告宣传等，日益在国际茶叶贸易市场上占据主要地位，使华茶大受排挤。加上世界经济恐慌，印日茶叶跌价而倾销，华茶的输出量锐减，使得以茶为生的农民因穷濒临破产。[16]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则认为我国自有茶叶贸易以来，外销全部由外商经手，从无直接输出的组织，所以，一旦外部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中国茶商不易找到应对之策。此外，英国在战时限制华茶进口，后又增设差别税率排斥华茶，导致华茶销量日趋下降。中俄恢复贸易后，中国茶叶本可借俄国市场扩大销量，可中国在中俄贸易中处于被动地位，华茶销量并不如预计的那么乐观。[17]浙江省商务管理局认为浙茶销量下降，皆因世界政治经济不景气，东北市场丧失，使产量运销无不衰落。[18]
民间商业机构从商人的视角出发，主要阐释了华茶衰落在茶叶种植、生产之法和经营运销等方面的原因。上海新学会社认为，我国茶业失败的原因，不是品质不良，也不是产量减少，而是商人墨守成规，不知变通，饰伪售欺，不顾商德。[19]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则认为是因为茶叶无品级之分，奸商掺假舞弊，茶叶既不讲究栽培之法，制法又陈腐，以致茶叶品质愈下，茶价日贬，海外市场日渐被印锡日等国掠夺。[20]吴觉农、范和均则认为国内茶农、茶号、茶栈漫无组织是阻碍我国茶业发展的大问题。茶农因资力薄弱常受茶号之压迫，茶号又因资力薄弱，常受茶栈之剥削，而外国又绝对禁止对国内茶栈放款，这三种茶业组织基础不健全，经营不善，是中国茶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国内茶业多为小农经营而非大规模企业经营，在运输上多为牛马车运输而非汽车运输，导致茶叶生产效率低下，运输成本高昂，不利于竞争。[21]
较政府和商业机构而言，国内学者从学术研究的视角，在分析华茶贸易衰落的问题时更客观全面一些，除了上面提到的问题，还发现了一些政府政策制定、商人组织经营过程中的问题。赵烈认为中国捐税及出口税过重，使我国经营茶业者利润减少，而印度、爪哇等国不征收出口税，这样大大降低了华茶的国际竞争力。[22]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学者认为我国的茶商各自为政，漫无组织，不知联合进取，一任外商之操纵宰割，使华茶产量下降。[23]
针对这么多方面的问题，国民经济研究所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改进措施：第一，要提高收买毛茶的标准，注重茶叶检验问题，从源头上保证茶叶的质量；第二，改进制茶之法，不仅要提高茶叶产量，更要将茶叶制作精细，包装严密精良，杜绝掺假；第三，加大广告宣传力度，重新塑造华茶在国际上的品牌形象；第四，组建华茶同业公会，将茶商组织起来，使市场茶叶价格趋于一致，茶叶经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24]
这些调查和研究是基于民国时期茶业发展的现实状况进行的，有上溯清代茶叶贸易以探求衰败原因者，亦有直接论述民国茶业发展缺失以求改进者。无论何种情况，都为当下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二）对美俄茶叶贸易的研究
当下对茶叶贸易的研究失去了民国时期的目的性。对于这段渐行渐远的历史，当代学者逐步抛开了国家意识，从更为客观的角度进行审视，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然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功利性依然存在，使得现在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
1.中美茶叶贸易研究
中美茶叶贸易开始时间相对较晚，但其发展速度却不可忽视。该问题目前研究成果较少，著作及史料辑中记载了部分中美茶叶贸易研究的原始数据和资料，论文则主要集中在中美茶叶贸易发展变化历程和美国市场茶叶质量问题两个方面。
早期中美茶叶贸易的研究主要收录于一些史料辑及外文著作中，包括《清代外交史料》、《清史稿》、《清朝续文献通考》、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严中平等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Robert Fortune的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S.L.Pan的The Trad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China、E.Griffin的Clippers and Cousuls、B.P.P.的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s of Canton，Amoy and Shanghai，for the Year 1844以及《美国参院档案》等。
泰勒·丹尼特在《美国人在东亚》中以大量的原始记载和档案资料为依据，研究了美国对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各个地区的政策起源及发展，包括早期中美茶叶贸易政策及形态。
陈彬藩等学者对早期中美茶叶贸易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25]，汪熙对鸦片战争前中美贸易的发展过程、不同时期中美贸易中的商品种类数量以及商品交易方式均进行了详细梳理，是较早关注中美茶叶贸易的学者。[26]
梁碧莹指出早期美国输出商品的结构随着美国经济发展变化，由土特产品向工业品转变，而中国输美商品中茶叶输出量逐年上升，茶叶成为输美商品中大宗且稳定的商品。为了弥补贸易逆差，19世纪初美国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与此同时，中美贸易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由早期的平等友好逐渐向在中国索取特权转变。[27]
曾丽雅、吴孟雪以中美茶叶贸易不同阶段为划分标准，对殖民地时期、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中国茶叶大量输美以及美国商人的茶叶转口贸易进行了详细讨论，认为美国政府对茶叶贸易的积极鼓励政策、美国造船业的发展以及人口的激增是中美茶叶贸易发展的主要原因。[28]
陶德臣将17世纪兴起至今的中美茶叶贸易分为兴起、盛衰、曲折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并分析了不同时期的贸易特点，指出1784～1950年中美贸易盛衰过程中茶叶贸易总体规模不断扩大，主导权掌握在美商手中，茶叶偏好从绿茶向红茶、乌龙茶过渡，同时在贸易后期华茶受到了洋茶和咖啡的双重夹击。[29]
宋时磊提出鸦片战争后中美茶叶贸易数量快速增长，同时茶叶质量却在不断下降，这成为中美茶叶贸易的核心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美国茶叶法案实施并不断修正，设置市场进入质量门槛，阻止伪劣茶的进入，这对中国茶叶的出口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新兴茶国则不断改善茶叶品质，华茶市场份额逐渐下降，社会各界对于华茶衰落问题也在不断寻求变革，但为时已晚，华茶衰落格局已定。[30]
假茶问题无疑是中美茶叶贸易转衰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史料阙如，目前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多为“假茶存在性”研究，而关于其实际流量以及对市场的影响力度等方面的研究则寥寥无几。本书利用原始英文史料，对美国市场假茶数量进行了量化统计和估算，以此为切入点来分析中美茶叶贸易兴衰的过程及其影响。
2.中俄茶叶贸易研究
早期中俄茶叶贸易有恰克图、新疆以及东北三个市场，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进入内地设厂之后，茶叶贸易市场从恰克图逐渐转到汉口、天津等地。本书主要对恰克图茶叶市场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因此仅对新疆、东北及中俄内地茶叶市场成果进行简要梳理。恰克图茶叶贸易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从研究视角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贸易状况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清代中俄恰克图贸易状况研究再次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卢明辉教授出版了《中俄边境贸易的起源与沿革》一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俄罗斯帝国开始向东方扩张，致力于发展与东方各国的贸易，建立与蒙古地区和明朝汉地新的经济联系之过程。到1618年，明万历皇帝召见了俄国使者，准许俄国的使团和商人一道前来北京，并在中国进行贸易。再到《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中俄围绕边境贸易展开了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活动，茶叶贸易是其核心之一。[31]郭蕴深的《中俄茶叶贸易史》则以茶叶贸易为核心，从茶叶传入俄国的过程入手，重点介绍了清代中俄茶叶贸易的情况，基本廓清了清代中俄茶叶贸易的兴起、兴盛及衰落的过程。[32]
孟宪章在《中苏贸易史资料》中提到在19世纪以前，中俄恰克图贸易中茶叶还未占中国出口俄国产品的一半，“开始占据主要位置的是各种民间日用必需品——南京布、糖、烟草，最后还有茶叶”[33]。俄国学者柯尔萨克在《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中提到，19世纪初茶叶贸易占中俄贸易的比重为40%左右，20年代则猛增为88%，30年代达93.6%，40年代竟高达94.6%。[34]截至19世纪50年代，输俄华茶年均达1100万磅，仅次于英国，俄国从此成为世界上华茶第二大进口国（此时正是恰克图贸易的鼎盛时期）。[35]
米镇波的《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将视角集中在恰克图一地的贸易上，运用俄文资料，对清代恰克图市场茶叶的供求状况，两国管理情况、税收，贸易额及贸易量等进行了分析，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更为翔实的史料。[36]庄国土则在《从闽北到莫斯科的陆上茶叶之路——19世纪中叶前中俄茶叶贸易研究》一文中指出，18世纪至19世纪末期的陆上茶叶之路，从福建北部的武夷山区一直延伸到莫斯科，全程超过2.25万千米。陆上茶叶之路以恰克图为中心，中俄商人“彼以皮来，我以茶往”[37]。
此外，也有学者从茶叶生产和茶叶市场的角度，探讨了近代茶农的经营情况以及中国近代茶叶市场等问题，如陶德臣的《近代中国茶农的经营状况（1840～1917）》[38]、《近代中国茶叶市场结构与功能》[39]、《清至民国时期茶叶消费主体的新变化及其影响》[40]等。
清代中俄贸易问题同样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关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对中国内地商人在蒙古地区和中俄边境的贸易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吉田金一等日本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41]
清代中俄政治经济关系的史料收集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姚贤镐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4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纂的《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43]，中国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中的《中俄关系史料》[44]，孟宪章主编的《中苏贸易史资料》[45]，以及大量俄文论著的翻译，为运用不同方法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史料支撑。
（2）茶叶供给
清代海外茶叶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刺激生产保障供给和茶叶的包装、运输等方面。研究恰克图贸易的学者将国内茶叶的生产和运输作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福建崇安、湖南安化等地茶业的基本情况。
关于出口茶叶，陶德臣在《中国近代出口茶业的经济结构考察》中，对茶叶贸易的经济结构进行了分类，把外销茶分为红茶、绿茶、乌龙茶和黑茶四大类，再将加工茶分为花茶、砖茶和药用茶三类。其中红茶主要销往英国和俄国，绿茶销往美国、北非，乌龙茶主要销往美国，砖茶则输往俄国。[46]
刘建生等在《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中的第四章第三节，运用经济学原理专门对晋商茶帮的经营方式、利润及绩效进行分析，指出晋商在清代茶叶贸易中已经运用了采购、加工、运输、销售一体化的经营方式，使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的茶叶生产和国际茶叶贸易的发展。同时，对晋商所经营的茶叶贸易进行了盈亏测算。[47]梁四宝、吴丽敏的《清代晋帮茶商与湖南安化茶产业发展》论述了在恰克图茶叶供给地——湖南安化当地形成的以茶叶生产、加工、包装为一体的地区生产格局，及其对湖南尤其是安化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48]
关于茶叶贸易的路线，张正明在《明清山西商人概论》一文中指出，山西商人的经营特点之一是，主要进行长途贩运和转售贸易，而茶叶是其进行长途贩运的商品之一，“清代乾嘉以来，山西商人还开辟了一条由福建武夷山，过崇安县过分水关，入江西铅山县，装船顺信江下鄱阳湖，穿湖而过，出九江口入长江，溯江抵武昌，转汉水，至樊城起岸，贯河南入泽州（晋城），经潞安（长治），抵平遥、祁县、太谷、忻县、大同、天镇到张家口，至库伦、恰克图，经西伯利亚，通往欧洲腹地的陆上国际茶叶商路”[49]。
甘满堂在《清代中国茶叶外销口岸及运输路线的变迁》中提到闽、皖、苏、浙等省茶叶南运广州，路途遥远，全凭人畜及水运。从福建武夷山到恰克图运输茶叶的路线是，由福建崇安越武夷山入江西铅山，过河口，沿信江下鄱阳湖，过九江口入长江西上，至武昌，转汉水至樊城（今襄阳）起岸，北上经河南至泽州（今晋城），经潞安（长治）、晋中、忻县、大同、天镇至张家口。翻山越岭，水陆兼运，途经闽、赣、鄂、豫、晋、冀、蒙七省区，近5000公里的漫长路程。湖北、湖南、安徽之茶多先由水路运往汉口，其后的运输路线和武夷茶相同。[50]
（3）需求、市场与商人
当前学者对中俄恰克图贸易的研究大多涉及晋商。晋商的确是研究北路贸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群体，甚至在研究明清时期中国商业史时，晋商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代，茶叶是支撑晋商驰骋商场赢得国内外市场获取巨大利润的大宗商品。中俄恰克图贸易中，山西商人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分析和探讨中俄恰克图贸易，晋商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陶德臣在《中国古代的茶商和茶叶商帮》一文中，对茶叶商帮进行了简要介绍，涉及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广东茶商、福建茶帮和徽州茶商。在这五大茶叶商帮中，山西商人进行的是北路长途运输活动，从产地武夷山到恰克图，探索出了一条国际茶叶陆路模式。陕西商人则是依赖明代前期对西北实行茶马互市、官府垄断茶叶贸易的基础，在明清时期一直把持着西北地区的茶叶运销。广东茶商则利用地理位置上和国家一口通商的政策便利，主要以南方为活动中心，经营外销茶和侨销茶。福建茶商和安徽茶商均利用茶叶产地的优势，从事国内和海上茶叶出口活动。[51]
北路贸易也与晋商关系密切，1727年中俄缔结《恰克图条约》，确定将恰克图作为中俄贸易的地点。1762年起，清政府取消俄国商队来京贸易的权利，使中俄贸易集中于恰克图一地。渠绍淼、庞义才在《山西外贸志上（初稿）》中指出：“雍正时，恰克图（今蒙古国的阿尔丹布拉克）被辟为中俄交易市场后，为山西一省商人所垄断。其原因除地理与传统的交往外，还有清政权同山西商人的互相利用因素在内。”[52]
关于恰克图茶叶贸易与晋商的关系，张正明、张舒在《晋商兴衰史》中提出，山西人是最早赴恰克图的贸易商，晋商垄断恰克图贸易的局面，从雍正初年到清末，一直持续了180余年。[53]刘建生、刘鹏生等在《晋商研究》中的第一章“晋商的崛起”中曾经论述了山西各大商号与茶叶贸易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直接贩茶到恰克图，有的则深入产茶地区组织货源，零整批发或就地销售于外国洋行，或北上返晋转售于旅蒙、旅俄晋商。[54]
苏全有在《论清代中俄茶叶贸易》中也指出，在清代中西茶叶贸易中，中俄贸易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影响举足轻重。前往恰克图进行茶叶贸易的商人多属山西人，即所谓“西帮茶商”。山西商人深入武夷茶区采买茶叶，经张家口北转阿尔丹布拉克，中间路程计2000多公里，一路地广人稀，茶商多结伴而行，他们用骆驼、马匹运载茶叶，且行且牧，随身带有猎狗保护。[55]
黄鉴晖在《明清山西商人研究》中的第三章专门研究了山西茶商与中俄恰克图贸易的关系。[56]王尚义在《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中，从历史地理的视角对晋商进行再认识，对晋商的商业贸易活动区域扩展的全过程进行系统分析与深度挖掘。[57]
邵继勇的《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指出明中叶九边防御体系的建立，九镇军需供应的扩大及蒙汉私市贸易和马市贸易的出现，为晋商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他认为“清代晋商的壮大是与清王朝统一中国版图、平息西北叛乱同步进行的，清政府的鼎力支持是晋商地位显赫的重要原因。晋商不仅在开发蒙、满地区，发展边地贸易方面成绩卓著，而且在中俄恰克图贸易和中日长崎贸易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58]。
高春平等在《晋商与北部市场开发》一文中指出，晋商由明初崛起于北部边镇，并于隆庆年间“封贡互市”后进入全面繁荣阶段，完成了从北边市场转向全国市场再到海外市场的大跨越。这为北部商业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南北物资交流、农村自由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边疆地区的巩固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59]
陶德臣的《晋商与西北茶叶贸易》一文从缘起、繁荣、衰落、复苏四个阶段对晋商的茶叶经营活动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概括其茶叶贸易的主要活动范围及经营方式，从而得出晋商对西北茶市的经营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作用不可低估。[60]
渠绍淼在《晋商与茶文明》中指出，晋商茶叶贸易的国内市场主要分布在内外蒙古和西北、东北各省，国外的主要市场是俄国的恰克图，这些地区都属于当时社会文化落后的地区，特别是居住在恰克图附近的西伯利亚地区的少数民族还处于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因此，晋商在与他们进行茶叶贸易的同时，也对这些落后地区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61]
成艳萍的博士论文《经济一体化视角下的明清晋商：以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及其结算方式为例》，在深入挖掘史料和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视角分析晋商的茶叶贸易活动，对晋商茶叶贸易的规律进行了总结。该文得出“以晋商为主的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已经体现出了现代国际性市场圈中边境自由贸易的萌芽特征，但它又与二战后欧盟的一体化模式有着本质上的区别”[62]的结论。
除此之外，郭蕴深、杨慧、衣保中等学者对中俄东北贸易发展概况进行了论述。[63]厉声、陶德臣、张喜琴、刘建生等学者探讨了清代以来新疆地区中俄贸易的发展历程、商品结构、商人群体等。[64]李易文、刘秉贤等学者关注清代后期蒙古地区中俄茶叶贸易的相关政策及贸易概况。[65]
鸦片战争之后俄国开始在内地设立茶厂，中俄茶叶贸易市场由汉口转移至内地。陈钧、赵楠等学者从税负和厘金的角度对中俄所产茶叶成本进行了考证，据此分析了俄国对我国内地茶叶市场的掠夺。[66]李永福、何伟比较分析了恰克图贸易时期以及俄国进入内地之后的贸易状况，对恰克图贸易时期中俄双方厘金制度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厘金致使出口商品竞争力缺失而导致华茶对外贸易衰落。[67]刁莉、邰婷婷从贸易方式等角度对1862～1919年中俄茶叶贸易与汉口茶市进行了分阶段讨论[68]，还有学者对九江、汉口茶市及汉口港在中俄茶叶贸易中的地位进行了探究。[69]
近年来全球史研究兴起，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很多学者开始从这一视角来分析近代以来的世界茶叶贸易。仲伟民的《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对茶叶与鸦片贸易的盛衰变化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二者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重要影响，揭示了19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特点和中国危机的内涵。[70]刁莉等从全球史视野详细阐述了中俄近代商品贸易的发展状况，以及三大中俄贸易区各自的特点，探究了以茶叶和棉布为中心的近代中俄贸易中的博弈，认为中国在贸易过程中逐渐沦为原料供给国，被迫融入近代全球化，而俄国则凭借其自身优势及贸易优惠政策主动融入近代全球化。[71]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对清代中俄恰克图贸易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茶叶贸易进行了分析，基本廓清了清代中俄恰克图贸易的基本状况。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偏重于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对于解答是何种利润能够驱使山西商人远赴福建崇安与恰克图从事茶叶贸易，如何从恰克图贸易的角度探究清代中俄政治交往的经济动因等问题，尚无专门性研究成果。本书从清代商业环境入手，探讨恰克图茶叶贸易对中俄两国经济的影响、晋商从事茶叶贸易的成本与利润以及驱动中俄政治关系变化的经济动因等问题，并将南路边茶作为参照，探讨茶叶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三 本书理论框架与结构
本书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经济学视角对19世纪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茶叶贸易和中国茶业的发展进行专题式分析，以期透过此研究能够对中国商业发展路径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一）相关概念界定
清代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结构的转型时期，从商业的视角来看，这种转型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首先，在跨地域商业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清政府对商人和商业的理解与前代有了较大的区别，以往从政治、经济各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而到清代经济控制成为主流。其次，伴随着外来商品、资本的流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清廷不断修正律法，鼓励从事商业，为商人提供律法上的保护和政策上的优惠。最后，从16世纪开始，欧洲便对产自中国的茶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清代茶叶的外销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南部的广州，主要贸易对象是英国；另一条是北部地区，主要与俄国进行贸易。
1.清代的商人、商业观
中国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在于对“国家”概念的理解，西方社会中的国家是有严格界线划分的封闭疆域，政府作为“守夜人”，是国家与市场的保安。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才会伸出手来辅助市场完善资源配置。而中国古代却将国家的概念无限延展，在古代人看来，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便是中国，中国存在于世界之最大理由便是教化蛮夷，使中国在世界中处于众星拱月的地位。在这种思维的引导下，国家对经济和市场、个体与秩序则体现出对资源配置强权式的支配，用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来解释，是用权威性支配取代了配置性支配[72]，用政治制度代替了经济制度。于是，法律便赋予了政府对市场和经济绝对控制的合法性，特权阶层的出现便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国家对特权的约束，仅体现在对皇权的忠诚上，而将经济上的放任作为维护其对皇权忠诚的筹码。吴思先生在《隐蔽的秩序：拆解历史奕局》一书中，生动地刻画了政府、官僚等特权的种类和内幕。[73]特权尤其是官僚特权所享有的资源配置上的优势体现为对个体的掠夺仅是一个表象，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至为严重的影响是破坏了国家对个体产权的庇护作用。
清代，跨地域商业的蓬勃兴起，不断阉割着自汉魏以来形成的以耕织结构为核心的小农经济赖以维系的信用体系。原本简单的交换日渐复杂化，靠“脸熟”就能赊销的简单商业信用演化成为复杂的、需要制度约束的信用体系。而这种复杂信用体系的构建，应该也必须由具有强制力的政府来实现。然而，在传统社会体制下，政府和法律的进化迟滞于商业发展对其需求的增加。尽管重农抑商的观念在清代已经从法律和政治层面转移到经济层面，但对于地域和经营范围日益扩大的商业而言，仅仅提高商人的地位是远远不够的。全社会个体产权的保障和商业信用制度的完善，确乎是商业为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提供动力的源泉。国家对制度需求的反应迟缓对商业造成诸多恶性的影响，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商业的扩大化需要商业信用体系发生相应的转变。在国家无法实现构建新商业信用体系的情况下，商人便会主动承担起构建新体系的使命。
由商人构建的新的信用体系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由于商人个体的理性和商业交易过程千差万别，这一体系会呈现局部有序性和整体无序性的矛盾。这一矛盾使得个体商业信用呈异面性发展，制约了商业网络形成的速度和规模。第二，从商人构建体系的过程来看，其交易费用必然是高昂的。这是因为，商号间的共同惩戒机制是建立在信息畅通基础上的，而清代信息传递的成本与速度造成了高昂的交易费用。高昂的交易费用所带来的是整个社会成本的隐性升高，压缩生产者的生活生产费用，从而缩减了进入技术创新领域的社会可支配资金。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张世明教授在其《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第五卷经济开发）一书中所提到的企业法律形态与国家法律的同构化问题。同构化意味着资源的重复配置，往往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社会产业和商业是由若干个规模不等的个体组成的，如果这些个体或按不同标准划分的同类别个体之间均需要自我构建起产权保护制度，那么，难以想象这种制度在传统中国会有多么复杂，徘徊在这些企业个体之间的人对于这种纷繁复杂制度的认识甚至超过了贸易或生产本身。因此，公共裁判权的不可替代性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根本路径。唯一不同的是，张世明教授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进行的阐释，意在探寻这种同构的思想根源，主张从家国同构到公司—国家的同构是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尽管这种以西方模式为标准的现代化理论被学术界诟病已久，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政治与经济各子系统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性，任何寄希望于单一突进式的改革都最终不免跛足”[74]。而经济学则更关注同构所带来的交易费用和社会财富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进程。
就这种商业形态而言，若是有发达的交通业作为支撑，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将是良性的。而在交通业不发达的清代，异地贩运的商业规模不断膨胀，高额运输成本推动了商品成本的上涨。商人是运输成本的承担者，同时，理性经济人的特征又迫使其将这些成本强加于消费者，从而促使整个社会运行成本提升。事实上，古人已经认识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情况，反过来说，作为占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财富积累速度最慢的阶层。明代开始商业的异军突起，并没有带来西方式的产业革命，反而过量压榨了生产者的生产生活资料。
清代前期帝王考虑到了工商业的发展对农业人口数量的威胁。农业为天下之本，工商业皆为末业。市场中多一个从事手工业的人，则田地里就会少一个耕作之人，众人趋利从事手工业，人越多则制造的器物就越多，价格下跌，因此，逐末业的人多，不但有害于农业，而且有害于手工业。这种通过国家政策干预人口职业结构的思路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在制定具体措施上却犯了一个事与愿违的错误。尽管主观意愿上清廷幻想“在田赋之外，设关征收商税，取之于商贾，既可以补田赋不足，亦可以限制百姓逐末”，但实际上，设关征税不仅没有起到限制商业从业人数的目的，反而增加了商业流通的成本。
为了获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商人不断攫取盐、茶、农产品、丝绸、棉布等几乎没有产业链条的生活必需品，与此同时，无限延长的商业链条，导致在较短时期内社会运行成本的迅速提升，农民生活成本的增幅与生活消费品价格的增幅之间的差距逐渐被拉大，小农的处境每况愈下。在大土地占有和小农经营的生产模式下，作为土地所有者，坐收出租土地的高额利润，远比投资农业耕作技术来得实惠，而真正有技术创新愿望的实际耕作者，却因为生活开支的增加，而无力投入。这样，作为古代国家立国根本的农业其产量的提高，不得不依赖劳动力的增加和新土地的开发。而在社会总人口数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商业从业人数的增加是靠占有农业劳动力人数实现的。因此，开疆拓土便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同时这也不同于以往军事占领后依靠政治性投入维持占领地的模式，而是变成了用“军事占领—商业流通—经济开发”的模式来实现统治。反过来想，清廷与俄国在恰克图等地开展贸易，由商人自行定价，国家不征税的做法，尽管带有扼控边陲的目的，但商业渗透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2.海外贸易还是对外贸易
清前期对商业的管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国内一般商业管理、国内特殊商业管理和海外贸易管理。这里要强调的是外贸的概念问题，许多学者在研究清代海外贸易时，往往喜欢冠以“外贸”这一名称。但从世界经济学规范的“对外贸易”解释中不难发现，外贸是指国与国之间按照一定规则进行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对对外贸易的定义是“对外贸易或国际贸易是指世界各国之间货物和服务交换的活动，是各国之间分工的表现形式，反映了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共存。从国家的角度可称为对外贸易，从国际或世界角度，可称为国际贸易或世界贸易。”[75]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对外贸易是从国家的角度，审视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活动的。对外贸易的产生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有可供交换的剩余产品；出现了政治实体；必须具备较大的规模”。“国际商品交换只是个别的、局部的现象，还不存在真正的世界市场”时，就更“不存在名副其实的国际贸易”。
春秋战国时期，“国”的概念是指周天子和诸侯国的城，《周礼·考工记》载：“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是用以规定周天子之都城的建设标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般认为是“邦”，直到汉代初建，避高祖刘邦的讳才改邦为国。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概念，却一直没有改变。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的，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作买卖，藉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76]清代前期秉承了这种天朝上国观念。
也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武化偃兮文化昌，古代中国强调的是“文化”，即以文教化，服从教化者，是为“化内之邦”，不服从者是为“化外之邦”。蒋廷黻先生以为，中国自古无国家概念，所谓外交概括起来只有两个字“剿”和“抚”。既然没有国家概念，便没有外交，那么也不会存在外贸。这一点从清前期对十三行的管理上有充分的体现。这种强迫式的贸易方式所带来的出超，并不能说明商业的发达，反而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鸦片战争便是其中影响最为深刻的一个。另外，海外贸易与国内贸易政策有较大的差异，尽管都由行商来完成，但行商的职能和权限相去甚远。因此，我们将北路茶叶贸易界定为海外贸易而非对外贸易。
（二）理论框架及创新
如上所述，目前对于清代中俄恰克图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量、贸易额、市场状况、商人，以及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研究其衰落等方面，而对于贸易对中俄两国经济的影响、商人的利润、恰克图贸易衰落的经济动因等的研究并不多见。
笔者一直对中俄恰克图贸易的某几个方面心存疑惑。首先，一直到近代，中国政府对商业给国家财政的贡献率并没有清楚的认识，甚至没有概念。商人对于政府的作用大多体现在临时性的摊派上，而常项税收并不为政府所关注。清朝前期的皇帝曾多次说过，国家设关抽税，本为稽查不法，非欲困商。[77]朝廷反对重征商税，恤商、利商之意在于便民。康熙朝，令各省税关及桥道渡口处，不可专以税额为事，立意取盈，以致商贾不通。[78]商贾沟通货贿，“亦未尝无益于人”[79]。在清代政府的观念中，商业税收在整个国家财政体系中无足轻重，在这一前提下中俄恰克图贸易对两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到底如何？
其次，在恰克图从事贸易的中国商人以山西商人为主。尽管山西从事贸易的人很多，但这一地区是一个不出产茶叶的地方，按照资源禀赋理论，“一个国家出口用其相对富足的要素密集生产的那些物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的要素密集生产的那些物品”[80]。那么，山西商人如何会从事这种贸易？有学者认为，山西与蒙古地区相毗邻，通过长期交往，谙熟蒙古人和与蒙古地区早有往来的俄国人的饮食习惯与需求，并由此提出了商业信息影响到山西商人对贸易种类的选择的说法。[81]然而，山西商人为何要远赴福建崇安或湖南安化等地收购茶叶，又将茶叶运往近5000公里之外的恰克图销售呢？在清代交通运输不发达的情况下，商人需要高昂的运输成本，他们如何能获得利润，或者说他们的利润到底有多大？
最后，学术界将清代中后期俄国对中国的侵略主要归结为政治上的因素，认为鸦片战争后，清廷逐渐积贫积弱，军事力量薄弱，导致了包括俄国在内的西方各国瓜分中国的局面。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一个共识。任何政治行为都是经济活动的延续，或是服务于经济活动的。那么，中俄起初在恰克图进行贸易，俄国方面已经有很高的收益。进入中国腹地设厂，虽然能够节约购买成本，但相应的运输成本会随之增加。如果我们把恰克图市场作为一个较为封闭的双边市场来看，那么，是不是因为供求失衡导致该市场衰落，为了维持这种贸易，俄国商人才需要进入中国腹地，从而引发了政治格局上的变化呢？
本书将从这三个方面对清代中俄恰克图贸易进行分析，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是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在确立基本前提假设后，通过贸易依存度研究恰克图贸易对两国经济的影响。通过茶叶产地价格、销售地价格、运茶路线、常关征税情况、恰克图市场准入制度等考察茶叶商人的成本与绩效。通过销售额指数变化情况、两国产业结构变迁导致的商品结构变化、中国商人购茶成本变化等，考察恰克图贸易衰败的经济动因。
另外，除广州、恰克图外，西南地区在打箭炉一带与西藏的贸易一直被英人所觊觎。笔者通过在美国期间发现的新资料，即奥地利籍外交官A.De Rosthorn为英国打开西藏茶叶市场，对该地区茶叶贸易状况进行考察后所著，并于1895年在英国伦敦出版的On the Tea Cultivation in Western Ssuch’uan and the Tea Trade with Tibet Via Tachienlu一书，了解到当时川藏茶叶贸易各环节的情况。通过这一资料和其他相关史料的佐证，笔者力图在考察西藏茶叶需求量和供给情况的基础上，探讨打箭炉茶叶贸易对西南地区经济的有限拉动，并以此作为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的参照系，来印证恰克图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到了19世纪后期，世界茶叶消费需求陡增，印度、锡兰、日本等地茶叶种植成功并参与到国际茶叶贸易中来。但中国茶叶产量长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为了弥补出口的不足，中国茶业人员大量参与茶叶制伪，导致当时伪劣茶在中国大行其道，外商来华很难收购到质量上乘的茶叶，中国假茶也又一次在美国市场泛滥。Gideon Nye是19世纪上半叶在广州经营茶叶生意的美国商人，他根据自身经历记录了1821～1849年中美茶叶贸易的真实情况，著成Tea and the Tea Trade一书，1850年发表在《商人》杂志上。通过Tea and the Tea Trade一书中的数据，结合相关史料对1728～1941年世界茶叶市场的变化情况进行描述，突出中国茶在世界市场中所占份额的变化情况，为探讨中国茶叶海外贸易的衰败提供支撑。
（三）本书结构及需要说明的问题
鉴于目前清代中俄恰克图贸易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论述较为精深，为避免与这些成果的研究有交叉和重复，本研究立足于恰克图贸易的三个方面，对现有研究成果已经涉及的内容不做论述，仅对其资料和结论进行适量引用。
其一，对世界茶叶市场供需结构及中国茶叶贸易政策环境变化进行了介绍。自世界茶叶贸易兴起以来，随着茶叶需求的不断增加，世界茶叶市场的生产方逐渐由中国垄断转向印度、锡兰、日本等多国自由竞争，而市场销售则由贸易初期的多个欧洲国家共同参与逐渐发展到中、美、俄三国垄断。在此过程中，中国逐渐由唯一的茶叶生产者被挤出世界茶叶市场，政府政策环境及茶业经济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均发生了显著变化，本书第一部分主要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讨论。
其二，通过俄国文献所记载的恰克图贸易1800～1850年个别年份的茶叶进出口额，再通过对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所估算的这些年份中俄两国GDP，将单位换算成银两，剔除白银价格波动后，计算两国恰克图贸易的依存度，以证明由依存度差异所带来的矛盾是恰克图市场发展变化的经济动因之一。
其三，清代中俄恰克图贸易中，晋商在中国商人中居主导地位，这一点在民国时期的研究中已有所论及。那么，什么样的利润能驱使晋商不远万里从福建、湖南等地购茶到恰克图销售？而山西周边亦有茶产地，为何要到距山西最为遥远的福建备货？本书通过对福建崇安到恰克图茶叶运输路线距离的考察，以及根据运输能力、人力和畜力消费、购茶价格等因素计算出贩茶成本，再找到恰克图市场茶叶的价格，测算出1张部票所对应的12000斤茶的利润率。
其四，对恰克图茶叶和毛皮、呢绒制品的销售额指数进行环比计算发现，在1812年前，销售额指数环比增加的幅度较大，而1812年之后，茶叶和毛皮的销售额指数呈逐年递减的趋势，但从销售额来看，却有较大增幅。我们通过对两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中国商人购茶方式和白银购买力等问题进行探讨，廓清了恰克图市场衰落、俄国商人进入中国内地制贩茶叶的经济动因。
其五，福建省是我国重要的产茶地之一，其中崇安县武夷茶是较早输出的优良茶叶品种之一。在生产到运输至通商口岸的过程中，茶行、茶号、茶栈、洋行成为主要的交易环节。从流通环节的角度考虑，因为流通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是一次买卖行为，流通环节合理可以促进茶叶贸易的发展，反之则不能。
其六，南路边茶贸易是清代存续时间较长的引岸贸易，本书将其作为恰克图贸易的一个参照系。南路边茶贸易方式与恰克图贸易较为接近，且商业利润十分丰厚。尽管其路途较恰克图贸易短，但其运输难度大，茶叶贸易量也与恰克图贸易无法相比。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处茶叶商人都没有走向从运输或种植技术进步方面考虑降低成本的道路，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进而推动沿途经济的发展。
其七，中国茶对美国近代的影响是深刻的，茶叶贸易也是近代中美关系史的开端。19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美茶叶贸易发展的黄金时期，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假茶的流入严重干扰了中美茶叶贸易的正常开展。尽管清政府在19世纪晚期采取了诸多措施重振没落的茶业，但还是以失败告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为近代中外茶叶贸易的衰落、世界茶叶贸易格局的变革以及中国近代化迟滞的内生原因等问题提供解释。
需要说明的是，其一，世界茶叶市场的构成问题。18世纪世界茶叶市场大致有这样的特征，供给和销售并不是由一个国家来完成的，销售也与需求有所不同。一直到19世纪前叶，中国是唯一生产茶叶的国家，也就是唯一的供给国。中国的茶叶运到广州和恰克图后，中国商人的利润链条就形成了闭环。世界市场上，英国、俄国、美国是茶叶的销售商，它们除了满足本国需求外，还将茶叶卖到欧洲（尽管前期欧洲也有商船在广州从事茶叶贸易，但贸易量很小，在广州的商船一般保持在1～4艘。[82]1808年以后，欧洲各国基本没有停靠广州的商船）。因此，可以说18世纪以来世界茶叶市场主要由供给方中国（1834年印度茶叶开始进入世界市场，并迅速对中国在世界茶叶市场中的份额造成挤压。后文亦有论述），销售方英、俄、美和需求方欧洲和美洲构成。因此，本书探讨世界茶叶市场，主要从中国与英、俄、美三国的茶叶交易角度展开。
其二，尽管诸多史料中都有恰克图、广州贸易中茶叶出口额和出口量的数据，但由于统计口径不同等原因，数据的连贯性存在问题。因此在进行量化分析时，个别地方没有找到最优数据，仅根据相关数据进行计算或推断。一如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关于GDP的数据，学术界对这一结论多有质疑。本书将其用于测算恰克图贸易对中俄两国的影响，主要因为该书所提供的数据是在同一计算条件下得出的，虽然准确性存在很大问题，但相较采用不同著作不同统计方法得出的数据来说，在考虑趋势时，更具备科学性。任何经济学研究都是对事物合理性的分析，并不追求绝对精确，在宏观上不影响趋势的前提下，通过数据得到的结论能够说明变动情况即可，更为细节精准的分析仍有待新数据的发现。
其三，清代中俄恰克图贸易和中英、中美广州贸易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对贸易状况的研究已较为清晰。为避免重复，笔者对已有研究提供的更具逻辑线索的大量事实不再做重复论述，仅选取几个点进行研究，并将本书逻辑体系胪列如下。
世界茶叶市场中，通过中国作为供给方所提供的茶叶在世界市场所占份额的变化说明中国茶叶外销盛衰情况。以俄国为例，考察茶叶贸易对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进而分析中国茶叶在由盛转衰时茶商的利润，以此说明中国商业资本的积累。这些资本在中国并没有完成向产业的流动，而在俄国产业发生变化、俄国与中国茶叶交易的商品附加值提高的情况下，恰克图贸易逐渐衰败。作为世界市场上茶叶销售国的美国，受国内茶税政策的影响，美国茶商更愿意向美国国内贩卖劣质茶甚至假茶，以牟取高额利润，使得美国茶叶市场发育受到影响。
印度茶叶种植兴起后，迅速在世界市场上打开销路，为了进一步扩大销售渠道，19世纪中后期，英国开始对西藏的茶叶需求进行调研，并对南路边茶从茶叶产地分布、引岸专卖、茶叶质量与包装、运茶路线、交易方式、打箭炉对茶叶贸易的管理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考察。因此，南路边茶实际上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已经逐步被纳入世界市场中。
20世纪初，中国经济作物类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呈现全面衰退的情况。为了振兴茶业，扩大中国茶叶在世界的影响力，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复兴计划，如成立专门管理茶叶生产与贸易的机构，制定茶叶质量标准，在湖南安化、江西修水、福建福州、安徽祁门等地设立试验场，提高茶叶生产的机械化率，培育茶叶生产与贸易的专门人才。尽管这些措施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但为中国茶叶生产与贸易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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