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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湖城：永远做小学生

2014年10月28日，我在华中科技大学作了一场题为“学生、学者、学霸”的讲座。听众中有不少来自武汉各大高校的师生。讲座引起他们的兴趣或许跟“学霸”二字有关。在眼下的流行词汇中，人们多将学业特别优秀的学生称为“学霸”。他们对这个词的理解与我不同。

学生、学者、学霸或许可以概括某些人学术生涯的三个发展阶段。学生阶段“爬行”起步、点滴积累；学者阶段勇于探索创新，故能“横行”无碍；学霸阶段则凭借学术势力而行“霸道”，把持学术话语权，拉帮结派，搞一言堂。“学霸”在国内外学术圈皆不乏其人，学界对此深恶痛绝。我以为，学者的心态是杜绝“学霸”现象的关键：成为学者以后，不应沉湎于过去的学术成就，而应当永远做小学生。

我的讲座提及“学霸”并非偶然，而是别有深意。在思及这个问题时，我脑海中常常浮现起我的老师白乐寿（Russell W.Belk）教授。

1984年秋，在美国盐湖城犹他大学念博士学位的第一个学期，我被安排给白乐寿老师当助研。初次见面，他介绍自己正在研究美国广告诉求的变化以及比较美国与日本的广告诉求，推论消费和文化价值观的演变。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中国的广告业刚起步，便建议他也研究中国广告。白老师表示自己不了解中国，邀请我一起做。

不久，白老师在一场学术会议上，与当时刚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谢贵枝教授谈起我们的研究思路。我刚开始念博士学位，并不具备驾驭这个项目的能力，因此，在谢老师的主持下，我一边参与，一边向两位老师学习。经过我们的通力合作，研究成果发表在1989年第一期的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消费者研究学报》）上。这是美国营销学术界最优秀的期刊之一，我有幸成为第一个在该刊上发表论文的有中国内地背景的学者。

当时，为了完成这个研究，我们的样本包括刊登在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人民日报》上的广告。可是，犹他大学图书馆没有《人民日报》。一个周末，白老师驱车带我到100公里以外的杨百翰大学图书馆复印。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天他坚持用自己的钱为我买汉堡包和饮料作为午餐。

我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犹他大学商学院招收的第一名来自中国内地的博士生。白老师告诉我，通过与我的交流，他开始对中国略有所知，并用我收集的资料从事与中国相关的研究。1986年的一个星期天，他来电说计划第二天将我们合写的关于中国消费文化发展的一篇论文投给某国际会议，请我浏览一遍稿件。一放下电话，他就从位于60多公里以外的帕克城（Park City，2002年冬季奥运会主要比赛地点）的家中，驱车到我在盐湖城的家里。我知道他在科研上非常勤奋，但仍然没有想到他会在星期天驱车跨城来找我修改论文。我的妻子和女儿1985年年底才来美国，我们只住得起简陋的地下室公寓。我阅读稿件时，他与她们聊天。她们初习英文，颇为结巴，但白老师平易近人，三人聊得不亦乐乎。我看完稿件后，提出修改意见，经过讨论，他基本采纳了我的建议。

从1984年我给他当助研开始，他最感兴趣的始终不是我对美国理论的理解，而是听我解释中国文化中独有的现象和概念，比如，“‘脸’和‘面子’”“致富光荣”“三大件”“八大件”“从‘向前看’到‘向钱看’”“水土不服”等。这些中国土生土长的俗语后来出现在我们一起发表的几篇以英文撰写的论文中。他说，正是这些中国俗语所蕴含的文化情境和内涵，让我们的论文具有真正的信度和价值。

白老师是我学术生涯中对我影响最深的老师。他还特意请我帮他起了中文名，以便来中国时更好地融入其中。白老师能成为世界闻名、受人尊重的研究消费者文化方面的学者，跟他“永远做小学生”有莫大的关系。“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道德经·第三十四章》）我不光在学术上永远是他的学生，也终身以他的言传身教为榜样。

2014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