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拓跋氏废弃“代王”称号史事索隐

《资治通鉴》载晋成帝咸康四年（338）十一月事云：

十一月，什翼犍即代王位于繁畤北，改元曰建国，分国之半以与孤。初，代王猗卢既卒，国多内难，部落离散，拓跋氏寝衰。及什翼犍立，雄勇有智略，能修祖业，国人附之；始置百官，分掌众务。以代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始制反逆、杀人、奸盗之法，号令明白，政事清简，无系讯连逮之烦，百姓安之。于是东自濊貊，西及破落那，南距阴山，北尽沙漠，率皆归服，有众数十万人。(32)

《通鉴》这段文字所采用的史料，均可见于今存更早的史籍。为方便比较讨论，今以表格形式将史源文字及出处列出，见表1。

从上表可以看出，《通鉴》抄撮《魏书》《宋书》不同出处的多条史料于一处，为什翼犍建国初年的政治功绩描绘了一个基本的轮廓。从原始材料的出处来看，《通鉴》对出处多元的材料进行的重组不着痕迹，单句的材料增删改订也不多，关键则在于系时。《通鉴》的系时虽然并不一定与史事发生的时间严格对应，但其在咸康四年（《魏书》中的建国元年）的叙事，让这一年成为拓跋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也正因此，后世史家界定拓跋代国家建立的标志性时间点，也都对此加以沿用，如通史著作所说，“代，至此正式具有国家的规模”。(33)后世学者一般都沿用《通鉴》的处理方式，皆将什翼犍时期的国家建构的史料全部系于这一年(34)。不过，在石虎政权下流亡十年的什翼犍，在“国多内难，部落离散”之际归国即位，甚至要与弟孤分国而治，内部基础可谓十分薄弱。他主导的重大变革是否都能在短短几个月时间之内完成，不免令人生疑。

《通鉴》将诸多没有明确系年的材料系于建国元年下，是否有错谬，由于史料极度缺乏，今人已无从考辩。某些在《魏书》中看似属于什翼犍建国之初的材料，《通鉴》将其系于建国元年是否合适也还有疑问。如上表所见，《魏书·序纪》称建国元年什翼犍“即位于繁畤之北”；《官氏志》又记“昭成之即王位，已命燕凤为右长史，许谦为郎中令矣”。《通鉴》则将“即位”与“即王位”等同起来，改称“即代王位”，诸事一起系于建国元年。不过，细核《魏书》之《燕凤传》《许谦传》的记载，系“即王位”时诸事于建国元年实不合逻辑。按《燕凤传》载燕凤入仕什翼犍事云：

昭成素闻其名，使人以礼迎致之。凤不应聘。乃命诸军围代城，谓城人曰：“燕凤不来，吾将屠汝。”代人惧，送凤。昭成与语，大悦，待以宾礼，后拜代王左长史，参决国事。(35)

昭成返国之前在石赵为质达十年之久，而为质之前不到十岁，全然不可能有“使人以礼迎致之”及“命诸军围代城”的行为。如果此“即王位”就是返国之时，又如何可能“已命”燕凤为右长史？又《许谦传》云，谦“建国时，将家归附，昭成嘉之，擢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记”(36)。许谦既是建国年间将家归附，又何以在建国元年即“已命”为郎中令？更严重的矛盾是，《燕凤传》明确记载燕凤死于魏神䴥元年（428）(37)，相距代建国元年整整90年之久。燕凤若非极为长寿，是应当不会早在建国元年就已经当上什翼犍的右长史的。而《许谦传》则记载其“皇始元年卒官，时年六十三”(38)，皇始元年为396年，上去建国元年58年，也就是说建国元年时许谦只有五岁，什翼犍又如何可能任用一个五岁小儿做郎中令？如果《魏书》的记载没有多处错误的话，什翼犍“命燕凤为右长史，许谦为郎中令”的时间，不大可能是建国元年，而是远在其后。

这些矛盾的关键，是“昭成之即王位”的性质。《魏书》在成书的过程中，经历了从编年体再到纪传体的转变，诸志的撰作时间非常晚。《官氏志》是史官的回溯性记述，很可能是将原始的职官制度等史料打散归并组成新的文本，很多史料已经无精确纪年，还有可能出现史官有意无意的误记。核诸《魏书》的文献系统，“即王位”这种记述很特殊，用在什翼犍身上是唯一一次，其他君主也只有《太祖纪》登国元年（386）正月戊申有“帝即代王位”这样的记载，而在此之前，拓跋珪则有长达十年的无年号纪年。如果类比这种惯例的话，《序纪》所记建国元年的“即位”，与《官氏志》所说的“即王位”，似乎不应该理解为同一件事。从《魏书》和《通鉴》的书法方面来说，或许可以理解《通鉴》将二者统一为“即代王位”的逻辑。《魏书》中道武帝之前的28位部落君长全部被追尊为皇帝，在他们成为部落首领时写作“立”或者“即位”都是符合《魏书》书法的。在《通鉴》的文献系统中，自猗卢被西晋政府封为“代王”之后，其后的拓跋君长均称作“代王”，如“代王郁律”“代王贺傉”“代王纥那”“代王翳槐”之类，相应的书法均作改变，如将《魏书》中的“帝出居于宇文部。贺兰及诸部大人，共立烈帝”(39)，改为“贺兰部及诸大人共立拓拔翳槐为代王，代王纥那奔宇文部”(40)。正是基于这样的处理方式，《通鉴》的作者在《官氏志》出现什翼犍“即王位”的记载时，便顺理成章地将其与“即位”等同起来，又加入“代王”之号。

在《魏书》的体系中，“即位”可顺理成章地视为拓跋君长成为首领的时间，而“即王位”的记载与拓跋君长被塑造成“皇帝”的身份，实际上并不完全相符契。事实上，在《魏书·序纪》中，史官也并没有提及什翼犍的“代王”身份。燕凤和许谦二人本传与《通鉴》所记的矛盾似乎表明，“代王”之号的演变并不像《通鉴》所写的这么简单。

按照《魏书》的记载，穆帝猗卢八年（晋愍帝建兴三年，公元315年），“晋愍帝进帝为代王，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41)，是为拓跋氏接受“代王”号的开始。71年以后，拓跋珪“登国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42)。这是《魏书》中仅见的两次有具体时间的称“代王”的记载。其间拓跋氏经历了多次内乱，并有被苻坚灭国的经历，“代王”号有何变迁则显得晦暗不明。如果说什翼犍的“即位”与“即代王位”不应该是一回事，那么必须确定的事实是，“代王”号是否被拓跋氏放弃过？

和西晋刘琨势力有密切联系的猗卢，在受封代王之后两年被其子六修所杀。此后拓跋氏陷入长期内乱之中，猗卢一系绝嗣，拓跋君位在猗卢兄猗㐌的后人和猗卢弟弗的后人之间反复争夺，直到思帝弗之子平文帝郁律时期才初步稳定下来。《魏书·序纪》载，平文皇帝五年（321）“僭晋司马叡遣使韩畅加崇爵服，帝绝之”(43)。东晋对平文帝所谓“加崇爵服”，极有可能就是确认猗卢继任者的“代王”爵号及相关法服。张金龙先生就认为，拒绝东晋政权“加崇爵服”，“意味着拓跋鲜卑只承认西晋而不承认东晋的宗主国地位，实际上就是宣示其已非晋朝所封的王国，而是一个独立的政权”(44)。

《序纪》的这段材料明显经过后世改写，最重要的一点是称东晋政权为所谓“僭晋”而不承认其正统地位，可能并非平文帝时期的说法，而是后世史家的书法。刘知几就说：“唯魏收远不师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无所宪章。其撰《魏书》也，乃以平阳王为出帝，司马氏为僭晋，桓、刘已下，通曰岛夷。”(45)刘知几以“僭晋”之号的创立者归于魏收，可能并不符合事实。北魏孝文帝议定德运，李彪等“据神元皇帝与晋武并时，桓、穆二帝，仍修旧好。始自平文，逮于太祖，抗衡秦、赵，终平慕容。晋祚终于秦方，大魏兴于云朔。据汉弃秦承周之义，以皇魏承晋为水德”，即北魏正统承自西晋，而以东晋南朝为僭伪。何德章先生认为：“《魏书》凡涉及西晋，均称各帝庙号，至东晋则称‘僭晋’，于东晋诸帝均指名道姓，亦必李彪成例，就此亦可见李彪所修国史于正闰之际法度井然。”(46)

李彪等以魏承晋“始自平文”，承认西晋授予的“代王”号而拒绝东晋“加崇爵服”的历史记载，是承认西晋正统而以东晋为僭伪的关键环节。《魏书》所见的平文帝相关事迹，主要有两点：一为拒绝东晋“加崇爵服”，二为“治兵讲武，有平南夏之意”。《魏书》载其言论云：“今中原无主，天其资我乎？”(47)字里行间表现出浓郁的中原王朝意识。有学者认为，平文帝时期的这些记载，“都当定调于《国纪》，也都为当时拓跋珪追尊平文帝为太祖张了本”(48)。对这类与特定政治目的相符的记载持谨慎态度，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见诸《魏书》的平文帝事迹，都能与北魏承西晋正统之说契合。因此，必须谨慎对待的是，平文帝拒绝东晋王爵的记载，是真有其事，还是后世为北魏正统说而造作出来的呢？

来自南朝方面的史料显示，至少在什翼犍时期，拓跋氏是使用过“代王”以外的名号的。《宋书·索虏传》云：

愍帝初，又进卢为代王，增食常山郡。其后卢国内大乱，卢死，子又幼弱，部落分散。卢孙什翼鞬勇壮，众复附之，号上洛公。(49)

《南齐书·魏虏传》则称：

猗卢孙什翼犍，字郁律旃，后还阴山为单于，领匈奴诸部。(50)

这两则南朝史料有明显的讹误。据《魏书·序纪》，什翼犍是思帝弗孙，平文皇帝郁律次子，而猗卢早已绝嗣，此皆称什翼犍为猗卢孙，自当非是。《南齐书》称什翼犍字郁律旃云云，不见于《魏书》。不过北族本无取字之俗(51)，而什翼犍父平文帝名郁律，此恐怕是父子相混。这类父子乃至祖孙相混的情况在南朝史料中很常见，又如《魏虏传》称什翼犍的谥号为“烈祖文平皇帝”，王仲荦先生指出：“按烈祖，拓跋珪之庙号。平文皇帝，什翼犍父郁律之谥。拓跋珪称帝后，追谥什翼犍为昭成皇帝，庙号高祖。此萧子显原书之讹。”(52)不过，导致这种世系讹混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拓跋氏不似汉族强调伦理秩序、注重辈分区分的旧俗(53)。从另一层面来说，君长的称号乃是一国或者一部的标志，应当比君主的世系流传更广，沈约、萧子显的时代去什翼犍不远，相关记载也不应当是凭空虚构而来。因此，很有必要对南朝史料中提及的两个名号稍作分析。

两个名号中，“上洛公”是很明显的华夏名号，而“单于”是渊源于匈奴的北方民族名号。在使用者层面，“上洛公”的使用者是什翼犍，而“单于”的使用者则可能是什翼犍，也可能是郁律。《魏虏传》“后还阴山为单于”的记载，表明拓跋氏从南下建立的代国政权又回到草原民族的状态。这在《魏书》中是有材料能够佐证的，《卫操传》载曰：“六修之逆，国内大乱，新旧猜嫌，迭相诛戮。雄、澹并为群情所附，谋欲南归，言于众曰：‘闻诸旧人忌新人悍战，欲尽杀之，吾等不早为计，恐无种矣。’晋人及乌丸惊惧，皆曰：‘死生随二将军。’于是雄、澹与刘琨任子遵率乌丸、晋人数万众而叛。琨闻之大悦，率数百骑驰如平城抚纳之。”(54)猗卢死后，拓跋代政权内部鲜卑人和汉人发生分裂，汉人南迁而鲜卑大部则回到阴山地区。与汉人疏离的拓跋氏，回到草原民族的状态乃是自然之事。需要提及的一点是，拓跋氏一般使用的是“可汗”之号而非“单于”号，但这也不足以否定《魏虏传》的记载。《晋书·石季龙载记》载：“先是，北单于乙回为鲜卑敦那所逐，既平辽西，遣其将李穆击那破之，复立乙回而还。”(55)此事又见于《魏书·序纪》：“石虎遣将李穆率骑五千纳烈帝于大宁。国人六千余落叛炀帝，炀帝出居于慕容部。”(56)此“北单于乙回”应当就是烈帝翳槐，“鲜卑敦那”就是炀帝纥那(57)。《载记》称拓跋首领，一称“北单于”，一称“鲜卑”，当得其部族首领名号之实。毕竟彼时的政权多保有单于之号，如与什翼犍同时的石赵、前燕也都有单于号见诸记载。

从西晋十六国时期的情况来看，“单于”名号可以与“代王”或其他华夏名号并称，如《序纪》所记的“晋怀帝进帝大单于，封代公”就是如此。什翼犍的“上洛公”名号是典型的华夏名号，与“代王”名号性质类似，但级别比“代王”低一级。还可申说者，前引《石季龙载记》所见翳槐的“北单于”号，较之西晋授予猗卢的“大单于”号，级别也要低一级(58)。这可表明什翼犍使用了另外一个华夏名号，级别更高的“代王”号则很可能被放弃，毕竟两个级别不同的同类名号若同时使用，势必引起混乱(59)。从逻辑上说，南朝史料的“上洛公”名号，与《魏书》所记的郁律拒绝东晋政府“加崇爵服”是一致的。

回到《魏书》的记载，《官氏志》在记载什翼犍“即王位”事后，还有“众官杂号，多同于晋朝”九字，而《通鉴》在处理《魏书》的史料时则将此九字删去。学界对此九字的解读，一般都从汉化的角度指出右长史、郎中令为拓跋氏学习魏晋官号而来，以其作为什翼犍时期汉化的特征。或认为这是拓跋国家建构的初级阶段，草原民族并无国家制度的先例可循，因而照搬了魏晋制度。这些说法当然不误，不过，张金龙先生进一步指出，“左长史”“郎中令”一类的职官，应当是承续之前猗卢所封代国的制度而来，亦即源于西晋的王国制度(60)。实际上，猗卢时期就在西晋的帮助下建立了一整套王国制度，《序纪》载：穆帝“八年，晋愍帝进帝为代王，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显然，什翼犍“即王位”后建立的“众官杂号，多同于晋朝”的王国制度，并非新建，而是恢复。也即是说，什翼犍在“即王位”的同时，还恢复了西晋的王国制度，而非抄袭晋朝的中央官制。这一细节也可佐证，拓跋氏曾经放弃“代王”号，直到什翼犍“即位”后的某一时期才恢复，这才应该是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