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史回顾
名号问题历来不乏史家的关注，现代学者的著述也多有涉及。不过长期以来，学界的成果主要是某些专门研究某类名号的著作，如李崇智《中国历代年号考》、徐俊《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汪受宽《谥法研究》(14)等，这些研究无疑能为治史者提供方便，但限于体例，对单个名号的研究都不深入。因此在学术史回顾的部分，对此不重点讨论。结合研究主题，本书学术史回顾所涉问题的次序为：首先从具有代表性的名号问题深层研究开始进行回溯，梳理值得借鉴的研究路径与分析范式；在此基础上再从本书所涉的历史阶段回溯前人研究对相关史料的整理和相关学术观点，寻求必要的研究基础和可能的突破点。
1．名号问题的代表性研究及其学术路径。以多个相关的名号为主题进行系统的深入研究在近十余年间兴起，与中古时代相关的研究可以以罗新、辛德勇、胡阿祥和刘浦江等人代表。与北魏史关系最密切的一部专著，是罗新的《中古北族名号研究》。从严格意义上说，该著中的“名号”与儒家学说所习称的“名号”关联并不密切。该著以“政治名号=官号+官称”结构对名号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并在此概念下对北族名号功能进行分析，为在史料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深入认识北族历史提供了新视角。值得注意的是，罗著强调从内亚出发看问题的视角，在揭示内亚民族政治传统中各类名号的结构、功能、性质的基础上，分析源于草原民族的名号对华夏政权的影响(15)。
对名号的专门研究以辛德勇《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为代表(16)。该书对汉武帝太初元年当为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汉宣帝地节改元系事后追改、王莽的年号纪年实为“始建国”“始建国天凤”“始建国地皇”的形式三个问题进行抽丝剥茧式的考辨，深入分析年号的创立与变换背后诡谲复杂的政治纷争，揭示出年号变迁的政治背景，还原出皇权通过年号的形式将政治意志深入渗透到国家日常生活中的生动图景。从这一点上说，年号就不只是作为治史“四把钥匙”的年代学工具了，其背后的历史也可以得到更深层次的揭示。借此，辛德勇在该著中点明了“年号学”的研究方法和广阔前景。不过，辛著关注之核心在于现实政治，其较少关注者尚有名号的历史延续性，特别是政治传统与政治事件的密切关联。
胡阿祥则撰有名号研究的系列专著，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华夏、中华、九州，以及夏、商、周直到中华民国，乃至国外对中国的称谓等诸多名号(17)。当然，胡氏的研究以国号为中心，主要着眼于名号的涵义，且研究范围很大，时间跨越数千年，对于名号产生的历史细节等问题论述较为简略，也不乏值得延伸与深化的地方。
第四项研究是刘浦江及其学生的系列研究。从具体内容来说，大体可包括对辽金政权国号、国都的研究(18)和唐宋以来的正统论研究(19)两个方面的成果。其学生沿这一学术路径前行者，邱靖嘉(20)和苗润博(21)已经发表部分辽金名号的相关成果。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刘浦江领衔的这批研究成果，多数都是由名号出发而指向政治文化的领域(22)。其中有关的德运研究的数篇论文，全面梳理了华夷观与正统论之关系的演变轨迹，强调五德终始说建立在对宇宙系统的信仰之上、最后被宋儒以道德批评为准则的正统论取代的观点(23)；辽金王朝名号的研究则由纯粹的名号研究转向着重发掘北族王朝的特殊政治文化生态，邱靖嘉则进一步梳理辽代名号“沿名之风”的政治文化特征(24)。由于其研究对象既有以辽金为主的北族王朝特定名号，也有南北朝、隋唐到宋辽金时期的德运与正统问题，对北魏时期的历史来说尤具参考和对比的价值。
上文所列四位学者的研究对象是性质不同的名号，更具启发意义的还在于其研究路径。四位学者的学术背景并不相同，除“名号”这一载体外，各自的研究风格和侧重点也很不相同。大体而言，辛德勇、胡阿祥都有坚实的历史地理学的基础，而罗新、刘浦江则在北族研究方面有精深的造诣。虽然可能学者互相之间也会有某些影响，但上述研究更多地带有各自独特的学术取向，这些不同代表着名号研究的几种可能的方向。罗新的研究着眼于名号的渊源，视角常常纵贯数百年，能够清晰地梳理名号本身的知识脉络、文化渊源；辛德勇的研究则是扎实考证的典范，往往着眼于某一名号产生的特殊背景，着眼短时间政治变化的细节进行深入阐发，能够透析名号产生背后复杂的政治背景；胡阿祥的研究则主要关注历代名号变迁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意涵，对历代国号变迁背后的文化变迁有宏观的展现；刘浦江则重点关注辽金北族王朝特定名号背后的特殊政治文化生态，也有数篇论文涉及南北朝、隋唐到宋辽金时期的德运与正统问题及背后政治文化的嬗变，使得其研究具有较为宏观的视野。上述研究的学术领域，罗著偏于民族语言的特色，辛著则政治史色彩浓重，胡著则偏向于文化史的研究，而刘浦江的研究范畴则跨越民族史与政治文化领域。这批研究的学术取向也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属着眼于名号产生本身的个案研究，而较少关注各类不同名号之间的关系，也较少探讨名号生成以后在政治层面的实际运用和使用后社会层面的反馈问题。
除上引诸家研究以外，与名号相关的单篇研究还有许多，因研究的时段与具体内容与本书所关注者不相重合，兹不备举。
2．有关北魏名号的研究。相对于之前的汉、其后的唐宋名号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研究则相对沉寂。迄今为止，除上引罗新专著以外，尚无其他主要关注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号的研究专著问世。或许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这一时期的思想史主要表现为儒、道、玄、释的冲突融合，在儒家政治理论方面没有太大的创新有关。不过，也可以见到某些有深度的讨论。
北魏国号方面，以何德章的《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一文为代表(25)。该文从拓跋政权的“代”“魏”国号争议入手，提出定国号为“魏”、都城建筑模仿邺城、议定五行从曹魏土德都是为了表明自己是曹魏法统的继承者，为北魏政权最后成为中原汉族人士心目中的中华正统政权创造了条件。此外，日本学者松下宪一《北魏胡族体制论》之第五章《北魏的国号“大代”与“大魏”》(26)，详细统计了“大代”“大魏”国号的使用情况，并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对北魏隋唐时期的“代人集团”及其意义有所阐发(27)；佐藤贤《另一个汉魏交替——北魏道武帝期“魏”号制定问题》(28)、楼劲《谶纬与北魏建国》(29)也对道武帝定国号为“魏”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北魏的德运方面，罗新的《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对十六国北朝主要政权的德运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清理(30)。郑小容《浅谈十六国北朝时期五行帝德推演所反映的不同正统观》则进一步梳理了十六国北朝德运问题背后的正统观，对北魏初的德运问题提出了“复古”新说(31)。除此之外，孙险峰《北魏土德运次的制定》、赵永磊《五德终始说下的祭祖神礼——道武帝所立祖神考》等文也涉及北魏德运问题(32)。
与北魏有关的北族名号方面，除上引罗新研究外，尚可见到数篇来自北京大学的青年学者讨论“可汗”“可敦”问题的文章，如潘敦《可敦、皇后与北魏政治》辨析了北魏时代可敦号与皇后号的性质，演绎出以可敦、皇后为代表的内亚与华夏两种政治传统推演博弈的过程(33)；曾庆盈《“木兰从军”歌谣及北魏“天子”和“可汗”的并存》认为北魏帝王在沿用中原帝王“天子”称谓的同时，还保留了突厥化蒙古人的“可汗”称谓，反映出北魏帝王的“双重面貌”(34)。
北魏庙号与庙制方面，楼劲《道武帝所立庙制与拓跋氏早期世系》通过对道武帝天兴庙制的梳理，力图还原道武帝对拓跋氏早期世系进行重建的逻辑(35)。王铭的《“正统”与“政统”：拓跋魏“太祖”庙号改易及其历史书写》以“历史书写”的视角对“元魏两太祖”问题进行了考辨，认为对作为王朝开国之君象征的“太祖”庙号的追尊，体现了北魏的中原正统心态以及对拓跋王朝政统谱系的建构努力(36)。赵永磊《塑造正统：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讨论了孝文帝之前“天子七庙”的形成以及孝文帝以后太庙制度的确立的问题，认为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呈现出由兼采郑玄、王肃学说到全遵郑玄学说的趋势(37)。
以上论文，除了涉及相关名号的具体史实以外，实际上也涉及到北魏时代政治与社会变迁中的深层次问题。如何文将北魏国号与都城建设、德运等因素综合起来，注意到了名号背后的正统之争，罗文和郑文关注到十六国北朝德运背后的正统观问题，都是政治史和思想史共通的领域。因此，这些论文虽然都是针对个别问题的点状研究，但为系统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研究思路和视角也不失参考价值。另外一点是，上引多项成果都将名号与正统问题结合论述，都注意到北魏如何面对同时存在的东晋南朝的问题。不过，正统问题虽然是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层面，但名号最重要的功能是“号令天下”，除了论证政权的正统渊源外，更重要的还有贯彻政治思想、处理内部问题与矛盾的功能，其中可深入研究之处尚有不少。
除此之外，尚有部分名号制度研究的成果。如谥法方面，有张鹤泉等和戴卫红的系列研究(38)，都是从制度史的层面探讨北魏谥法问题的代表性论文，较少涉及单个名号（谥号）的特殊性；某些涉及各种特殊名号问题的研究，如盛姗姗《北魏“改定内官”以后嫔妃阶位名号考略》(39)等。
除北魏名号以外，十六国名号也有不少研究。蒋福亚、陈勇都对十六国北朝名号进行过研究(40)。吴洪琳、李磊近年也对十六国时期的名号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41)。日本学者漥添庆文也以十六国时期的官爵号为中心讨论过十六国诸政权以及东亚诸国之间的国际关系(42)。北魏的历史和十六国有较为紧密的传承关系，政治文化的层面也有某种渊源关系或可资比较之处，诸研究对本书的写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相关内容将在正文中具体引述，文献综述不作过多的分析。
3．北魏时代政治与社会转型的研究以及相关的基础研究。就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历史变迁，陈寅恪先生在上世纪中期提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命题，一是“地域集团说”，其最主要的实际研究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所使用的“关中本位政策”和“关陇集团”，用以讨论西魏、北周、隋唐时代政治史的基本特点(43)；二是“血统、文化说”，即提出“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44)。自这两个论点提出以后，国内学界对这两个研究范式极为重视，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一是“地域集团”的研究范式逐渐成熟。此后的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研究，如周一良、万绳楠、田余庆、毛汉光都注意到各种以地域为纽带相结合的士族集团。就北朝时代而言，康乐提出拓跋氏由早期的“国人”转变而形成“代人集团”，与汉人大族形成两种政治势力(45)；此外，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王怡辰《东魏北齐的统治集团》，苏小华《北镇势力与北朝政治文化》等研究，也是以“地域集团”作为基本研究范式的研究(46)。二是对于十六国北朝胡族政权的历史变迁，文化层面的“汉化”与“胡化”之辨成为主流。上世纪50年代，唐长孺先生《拓跋族的汉化过程》将马克思主义和“胡化、汉化之辨”结合起来，将汉化问题由文化层面推进到政治、经济、社会诸层面(47)。此后直到本世纪初，探讨历史事件中的胡化或汉化倾向可以说是北朝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路径。
在这些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前人在北魏政治和北魏文化方面的基础性研究也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除上文已经提到的以外，在此还需要提及与本书关系密切的几部经典著作，其他专著将在正文中详细引述。第一类是兼具工具书和学术著作价值的著作：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等；第二类是北魏政治史、文化史研究的经典或奠基性著作：杜士铎《北魏史》，田余庆《拓跋史探》，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凭《北魏平城时代》，张金龙《北魏政治史》，等等。
4．以名号进入北魏政治文化研究的突破方向。
通过梳理名号研究以及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脉络可知，从名号进入政治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已有一定学术积淀但仍有较大发展空间的领域。北魏时期名号和政治文化方面的已有研究，也为这一领域的继续前行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就北魏时期而言，从名号出发，对政治与社会转型的研究也仍有不小的发展余地。
（1）名号本身的梳理和研究方面。从学术史的梳理中可以看出，与北魏名号系统相关的研究成果只有单篇的论文，其他论著即有提及，也只是散见于各类著述当中的简单提及。以北魏名号作为研究对象的单篇论文，其视角都偏重于正统论等少数几个议题，重视的仍是单个名号本身反映出的内容，而对名号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内对外的政治意蕴及其背后的政治运作还有待深入研究。能够有所突破的地方首先就在于将具体的名号置于历史发展的大格局中进行讨论，着力于长时段的整体观察与具体问题的深挖。比如汉制名号是如何被胡族政权接受的？不同的统治者是否会接受不同的名号？哪些名号最开始被接受？为什么被接受的是这些名号而非其他？名号多数有丰富的内涵，最初被接受的又是哪些方面的内容？在实际政治中这些名号的内涵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某些名号为何不再使用而消亡？这些问题，都还有待深入解答。
（2）从名号研究延伸到北魏的政治与社会转型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名号是一种政治符号，是北魏国家以简洁的形式对自身政治理想的表达，同时也可以是对某种权力关系的宣示。从名号的角度讨论北魏政治与社会的转型，和传统的研究讨论权力结构（如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阶层（如“贵族制社会”说）相比，可以有不同的取向和旨趣。名号学说重要的理论基础是名实之辨，名号本身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前人研究往往都能揭示某一名号是如何产生的，而较少着意于这一名号到底反映了何种政治思想，也很少关注名号的产生对当时政治与社会的意义。如果说创制一个新的名号背后是一套知识体系的话，那么这些知识的传播和反馈也值得注意。北魏时代出现了诸多新名号，也有不少传统名号的新运用，背后其实是北族政权与华夏政治、文化与社会传统如何结合的问题。这些名号的创制者和阐释者，多数都是有文化根基和家学传承的世家大族，而运用这些名号的对象又是北族政权，背后是与传统华夏王朝不尽相同的国家体制与社会结构。士人提出这些名号背后的实际政治目的又是什么？表达了何种政治理想？这些政治理想在具体政治中如何实现？得到各种北族和华夏社会各阶层人群的何种反馈？又给北魏国家与社会的转型带来了什么？其历史逻辑还有待发掘。
（3）北魏史研究的深入推进问题。北魏史的研究涉及政治、文化、社会、民族等领域的复杂问题，前人对北魏政治文化的研究，其立论多基于胡—汉二元对立的角度，近年来有学者延伸到华夏—内亚关系，但仍旧是一种基于民族文化对立之下的理论视角。这种视角对于汉（华夏）文明的细部并未进行细致的区分，对于北族（胡族）之间文化因素的区别也较为笼统。就政治文化来说，现有的研究多强调儒家学说的作用，在胡汉对立视角下简单地以儒家学说对应汉文化。在汉末魏晋思想解放潮流荡涤之后，汉魏之际的黄老形名之学、魏晋之际的玄学加速了和儒学的互动和整合，也对政治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汉末魏晋以来思想史的变革对十六国北朝政治的影响，儒学、黄老等传统思想在北族君主统治下的权变和创新，佛教、道教的思想对北魏政治实践的影响，华夏传统文化在北魏时期有无具体的继承和发展，都还有诸多有待关注和研究的地方。在思想史的史料相对较少的北魏时代，这些方面的研究基础都还相对薄弱。而克服史料寡少缺陷的方法，从名号背后的政治思想入手或许也是一个有效途径。
(1)甘怀真指出：“如欲理解中国古代的皇帝号，不能只分析此语言符号及其所指涉的意义内容，而必须追究与皇帝号并存的相关概念，如‘天下之号’、‘国号’、君主的姓、名、字、号等。我们欲理解中国皇帝号的意义，必须将其纳入这些名号所组成的概念系统中，才能加以分析。”参见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2页。
(2)向晋卫对《白虎通》的名号思想进行了专门研究，并说：“汉儒在《白虎通义》中编织了一个包括姓氏、名号、爵号和谥号在内的纵横交错的道德网络，而这样的结果就是一方面加强了现世统治者的道德压力和道德约束，另一方面，也使得现世的礼制等级秩序在道德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儒家‘正名’理论的双重功能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参见向晋卫：《〈白虎通义〉思想的历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3页。
(3)《白虎通·爵》云：“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又云：“所以名之为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无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顺也”；又云：“公卿大夫者何谓也？内爵称也。”参见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一《爵》，中华书局，1994年，第1—2、7—8、16页。
(4)《白虎通·爵》云：“元以名年，年以纪事，君统事见矣，而未发号令也。”“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诸侯改元，即事社稷。”参见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一《爵》，第38页。按先秦至汉初，改元本无年号以相配合，自汉武帝以后改元始有年号。
(5)《白虎通·号》云：“所以有夏、殷、周号何？以为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号以表功自克，明易姓为子孙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号也。百王同天下，无以相别，改制天子之大礼，号以自别于前，所以表著己之功业也。必改号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显扬己于天下也。己复袭先王之号，与继体守文之君无以异也。不显不明，非天意也。故受命王者，必择天下美号，表著己之功业，明当致施是也。”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二《号》，第56页。
(6)如“帝王者，居天下之尊号也，所以差优号令臣下。谥者行之迹也，所以别于后代，著善恶”。此段见刘师培《白虎通义定本》，参《白虎通疏证》附录，第762页，引文标点有调整。按此段旧本均有，陈立据卢文弨说删。刘师培称“帝王十八字，文与上属，疑非衍文，今从旧本”，其后十五字亦与前对应，似亦不当为衍文。又，《白虎通·谥》云：“此言生有爵，死当有谥也。”参见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二《谥》，第68页。
(7)《白虎通·号》云：“帝者天号，王者五行之称也。”参见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二《号》，第44页。关于五行，《白虎通·五行》云：“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转相生，故有终始也。”参见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四《五行》，第187页。
(8)《白虎通·礼乐》云：“乐所以象德表功，而殊名也。《礼记》曰：‘黄帝乐曰《咸池》，颛顼乐曰《六茎》，帝喾乐曰《五英》，尧乐曰《大章》，舜乐曰《箫韶》，禹乐曰《大夏》，汤乐曰《大濩》，周乐曰《大武象》，周公之乐曰《酌》，合曰《大武》。’”参见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三《礼乐》，第100页。
(9)《白虎通·京师》云：“京师者，何谓也？千里之邑号也”，“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师。”参见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四《京师》，第160—161页。
(10)《白虎通·礼乐》云：“何以名为夷蛮？曰：圣人本不治外国，非为制名也，因其国名而言之耳。一说曰：名其短而为之制名也。夷者，僔夷无礼义。东方者，少阳易化，故取名也。蛮者，执心违邪。戎者，强恶也。狄者，易也，辟易无别也。北方太阴，鄙吝，故少难化。”参见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三《礼乐》，第114—115页。
(11)《魏书》卷二二《废太子恂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2017年，第662页。
(12)《魏书》卷二一上《咸阳王禧传》，第536页。
(13)按陈侃理曾经重点关注灾异背后学术思想的“学理化”与政治相关的“实用化”的矛盾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其博士论文的两条基本线索，其一是灾异论思想（儒学）和技术（数术）两个传统的形成、发展与互动，其二是灾异论的“学理”和“实用”两种取向对灾异政治文化的影响。他以学术为中心，将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演变，归纳为“学理取向”和“实用取向”共同作用的过程。参见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14)参见李崇智：《中国历代年号考》，中华书局，1981年；徐俊：《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汪受宽：《谥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等等。
(15)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6)辛德勇：《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
(17)胡阿祥的系列专著包括《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中国名号与中古地理探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吾国与吾名：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等多种。
(18)刘浦江关于辽金王朝名号问题的代表性论文主要有《辽朝国号考释》（《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金中都“永安”考》（《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再谈“东丹国”国号问题》（《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契丹开国年代问题——立足于史源学的考察》（《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4辑）等，较早的部分论文收入《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
(19)刘浦江关于德运正统相关名号问题的代表性论文主要有《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文史》2013年第2辑）等多篇。
(20)邱靖嘉已发相关成果主要有《辽太宗朝的“皇太子”名号问题——兼论辽代政治文化的特征》（《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辽天祚朝“皇太叔”名号的政治文化解析》（《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辽道宗“寿隆”年号探源——金代避讳之新证》（《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4期）、《再论辽朝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与皇位继承——兼谈辽代皇储名号的特征》（《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等。
(21)苗润博已发相关成果主要有《辽代帝王简谥钩沉——以王士点〈禁扁〉为中心》（《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22)刘浦江主持的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北族王朝的政治文化特征——以辽金为中心》（项目编号：13JJD770003），上引邱靖嘉、苗润博文，有两篇也为这一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从能够看到的成果可知，有相当的部分都是由名号进入研究的。
(23)就笔者所见，这一研究似乎可以以《“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2006）为界，之前的论文主要就德运与正统的种族与文化问题立论，其后的论文则强调德运观在唐宋之际由宇宙信仰转向道德批评的转变这一特征。
(24)邱靖嘉提出“沿名之风”是辽代政治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并以此作为辽代数个名号的解释模式，上引邱氏诸论文都是基于这一解释模式立论的。
(25)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26)参见松下憲一：《北魏胡族体制論》，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07年，第111—158页。
(27)按该书的一部分曾以《北魏代人集团考略》为题以中文发表，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巴蜀书社，2006年。
(28)佐藤賢：《もうひとつの漢魏交替——北魏道武帝期における「魏」號制定問題をめぐって》，载《東方学》第113号，2007年。
(29)初载《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后收入《北魏开国史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50—93页，改题为“谶纬与北魏的建立及其国号问题”。
(30)原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后收入《王化与山险：中古边裔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73—286页。
(31)象牙塔网络首发，2004—12—22，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1/571.html.
(32)参见孙险峰：《北魏土德运次的制定》，《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赵永磊：《五德终始说下的祭祖神礼——道武帝所立祖神考》，《史林》2020年第2期。
(33)潘敦：《可敦、皇后与北魏政治》，《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4期。
(34)曾庆盈：《“木兰从军”歌谣及北魏“天子”和“可汗”的并存》，《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
(35)初载《文史》2006年第4辑，后收入《北魏开国史探》，第201—257页。
(36)见《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2期。按王铭很早就对北魏庙制予以关注，他写有《北魏前期太庙考——以孝文帝“改庙号诏”为中心》（《清华史苑》第2辑，2007年11月）；他还关注过北魏太武帝的庙号问题，参见氏著《北魏太武帝庙号升格问题考议》（《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
(37)赵永磊：《塑造正统：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
(38)张鹤泉的研究如张鹤泉、苗霖霖《北魏后宫谥法、赠官制度考略》（《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9期）；戴卫红的研究主要包括《魏晋南北朝得谥官员身份的重大转变——魏晋南北朝官员谥法、谥号研究（一）》（《南都学坛》2010年第6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员谥号用字——魏晋南北朝官员谥法、谥号研究之二》（《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魏晋南北朝官员给谥程序——魏晋南北朝官员谥法、谥号研究（三）》（《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等。
(39)见《史林》2011年第2期。
(40)参见蒋福亚：《刘渊的“汉”旗号和慕容廆的“晋”旗号》，《北京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陈勇：《从五主到五族：“五胡”称谓探源》，《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等等。
(41)吴洪琳相关论文包括《“五胡”新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铁弗匈奴的族源、族称及其流散》（《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十六国“汉”、“赵”国号的取舍与内迁民族的认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王、天王、皇帝——十六国时期各政权首领名号研究》（《西北民族论丛》第9辑，2013年）等篇，都涉及十六国时期的名号问题。李磊的相关论文主要有《石勒的政治名号与政权建构——兼论十六国法统之汉晋复归》（《江海学刊》2019年第1期）、《“韩”号的建构与解构——汉魏朝鲜半岛上的权力竞争与族群聚散》（《学术月刊》2020年第5期）、《历史论述与地域统合：刘曜的国号选择与十六国新法统之创建》（《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4期）、《十六国前期正统性建构中的符号策略与政治表达——以石虎“天人之望”的营造为中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中华制度认同与后赵天王体制的演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等。
(42)漥添慶文：《魏晉南北朝官僚制硏究》第十一章《四世紀における東アジの國際関係——官爵號を中心として》，汲古書院，2003年，第351—364页。中文译本参见漥添庆文：《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硏究》，台大出版中心，2015年，第319—327页。
(43)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44)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00页。
(45)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台湾稻禾出版社，1995年。
(46)参见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王怡辰：《东魏北齐的统治集团》，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苏小华：《北镇势力与北朝政治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47)原载《历史教学》1956年第1期，后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中华书局，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