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记述与破译

“小商博良先生……最近在埃及文字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些进展看起来确实极为显著。”[1]

托马斯·杨，1822年

经过了两个星期白天气温接近27℃的夏末酷暑，1822年9月14日星期六早上，巴黎市民终于迎来了令人愉快的凉爽天气。天空乌云密布，微风徐徐，巴黎天文台的温度计降到了宜人的13℃。[2]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在他的哥哥位于马扎林街28号的家里，距离塞纳河南岸的新桥只有几分钟的路程。随着闷热天气的消退，他再次拿起桌上的纸张，重新投入工作。自从14个月前抵达法国首都以来，他一心一意地致力于解决这个时代最高难度的智力挑战：破译古埃及文字的密码。在破译过程中，人们时而走上充满希望的大道，时而拐进死胡同，还经历了许多次错误的转向。现在，终于出现了重要的新证据，破译的道路再次充满光明。这一次，不再需要上下求索了：谜底就在眼前。

快到中午的时候，商博良从书房里跳出来，冲出房门，沿着街道跑了200米，来到一座雄伟的圆顶建筑前。这里自19世纪初以来一直是作为法国五所国立科学院之一的法兰西文学院的所在地。他冲进哥哥在学院的办公室，把一沓文件扔到桌子上，大声喊道：“我解出来了！”他激动不已，又因脑力劳动过度而精疲力竭，说完就倒在地板上，失去了知觉。这是一个相当富有戏剧性的“灵光乍现”时刻。被送回家后，商博良在自己的房间里休息了五天，其间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亲戚们在一旁焦急地看护着他。周四晚上，他终于恢复了体力，随后又狂热地投入了工作。

仅仅一周后，即9月27日，星期五，商博良恢复了体力，在法兰西文学院发表了正式演讲，宣布他的突破性进展。按照惯例，演讲的听众是学院常务秘书邦-约瑟夫·达西耶。次月，演讲内容由雅各布街24号的书商迪多父子出版公司出版，标题为《致法兰西文学院常务秘书达西耶先生的信，内容涉及埃及人在纪念碑上刻写希腊和罗马君主的头衔、名字和姓氏的语音象形文字字母表》（简称《致达西耶先生的信》）。[3]这封著名的《致达西耶先生的信》向全世界宣布了象形文字的破译。这是语言学历史上最伟大的创举之一。古埃及文字的破译，让法老文明走出神话的阴影，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也标志着埃及学的诞生。

商博良至今仍因学术成就而广受尊敬。然而，埃及学的历史相当曲折，争议重重。虽然商博良是一位独自工作的学者，但他的突破并非孤立的事件，过程中借鉴了其他学者的一系列见解，而最终结果则由19世纪一场伟大的学术争论直接催生。这个完整而曲折的破译故事始于1822年那个凉爽秋日的20年前。那时，拿破仑远征刚刚结束。

﹡﹡﹡

当拿破仑的士兵正在舔舐失败的伤口时，他们的学者同胞，也就是那些陪同拿破仑前往埃及的学者，正忙着绘制地图，研究这个国家及其文物。虽然英国人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但法国人却因科学而征服了埃及。从那时起，法国就坚定地认为，研究古埃及是法国来之不易且不可改变的特权。也是从那时起，历届法国政府和一代又一代法国学者都对英国人试图理解法老文明的愚蠢尝试表现出难以掩饰的蔑视。拿破仑远征及其后果为接下来一个半世纪中人们在尼罗河谷的古迹挖掘奠定了一种基调。对英国人而言，埃及学研究将作为富有的业余爱好者和无足轻重的学者的消遣活动，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将保持下去，而对法国人来说，埃及学曾经是，也将永远是他们所认同的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埃及学在法国的崇高地位第一次遭遇重大打击，是由拿破仑的一名随行人员造成的。尽管在考古学的编年史中很少提及他，但他被认为是整个埃及学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多米尼克·维旺-德农出生于边城小镇索恩河畔沙隆附近的小贵族家庭。16岁时，他前往巴黎谋生计，并成功地在路易十五的宫廷里被任命为贵族的随从。和同时代许多雄心勃勃的人一样，德农意识到，勾引宫廷中有影响力的女性，与奉承君主本人一样，都是政治地位和收入步步高升的有效方法。德农利用自己在宫廷中的地位（他是王室古董宝石收藏的负责人）吸引了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尔夫人的注意，并讨得了她的欢心。

德农因机智敏捷、谈吐活泼而广受欢迎，他魅力十足、举止文雅，极具说服力。他的才华得到了国王的关注，路易十五正式任命他为法国外交人员。对于像德农这样有才华和兴趣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职业。在圣彼得堡，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查出了国家机密和闺阁阴谋，这对他的大使极有帮助”[4]。1775年，在前往瑞士的一次秘密任务中，他经常出入伏尔泰家，为这位年迈的哲学家画了一系列生动的素描。随后，在那不勒斯任职期间，外交上的钩心斗角少之又少，德农便以自己对绘画的热爱和对文物的兴趣来取乐。他参观了罗马的赫库兰尼姆和庞贝遗址，搜集了很多珍贵的伊特鲁里亚花瓶，后来他把它们卖给了新国王路易十六（这些花瓶被送往塞夫勒皇家瓷器厂进行复制）。德农在更偏远的西西里岛的漂泊经历成为他于1788年出版的第一本书《西西里岛之旅》（Voyage en Sicile）的素材。那是一段幸运的美好时光，法国的利益和德农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旧政权。贵族要么逃跑，要么被送上断头台，他们的土地被没收，特权被废除。德农之所以逃过一劫，是因为他当时正在威尼斯考察当地的绘画和艺术珍品（他于1787年当选为皇家美术学院院士，辞去了外交职务，转而开启了艺术家生涯）；但他过去20年来辛苦赚来的全部财产都被没收了。在等待财产恢复的同时，德农充分利用自己作为雕刻师的技能和丰富的性经验，受到庞贝古城内一幅色情壁画的启发，出版了一本挑逗意味十足的色情图画集，题为《勃起作品集》（Œuvre priapique，1793）。这当然与未来他成为古埃及研究的权威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德农拥有广泛的、高水平的朋友圈。他的朋友纷纷伸出援手，密谋协助他开启第二个意想不到的职业生涯。

同年，德农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返回巴黎，试图利用外交技巧来追回自己的财产。通过在艺术界的人脉，他获得了革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赞助。有了这样一位有影响力的支持者，德农向罗伯斯庇尔请愿成功。罗伯斯庇尔撤销了对他的放逐令，并恢复了他被没收的财产。正如德农的传记作者所说，“维旺-德农最重要的才能是他对不断变化的政治制度的适应能力”[5]。德农再次成为一个自由而富有的人，重新开始以他最喜欢的方式生活。不久之后，他赢得了一位迷人的年轻寡妇和社交名流玛丽-约瑟夫-罗丝·塔舍·德拉帕热里的欢心。据罗丝的朋友们所知，她也幸运地逃过了审判。她的丈夫亚历山大·德·博阿尔内和他同阶级的许多人一样，被当作人民的敌人逮捕，并于1794年在革命广场被送上断头台，留下了一贫如洗的罗丝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罗丝被监禁在巴黎的卡姆斯监狱，直到她的丈夫被处决五天后，罗伯斯庇尔失势，恐怖统治结束，才被释放。同样在失去一切后又被赦免，罗丝和德农因为类似的经历而走到了一起。对德农来说，这是一次异常幸运的会面，因为罗丝做了处于她这一位置的女性唯一能做的事情：讨好政界要人，以便为她自己和孩子提供某种程度的安全保障。1795年，在追回已故丈夫的财产后，罗丝遇到了一个比她小六岁的年轻革命者，名叫拿破仑·波拿巴。罗丝成为他的情妇，次年与他结婚。拿破仑更喜欢用她中间名的昵称“约瑟芬”来称呼她，而不是“罗丝”。如今，德农发现自己重新受到青睐，回到了权力的中心。他经历了很多，然后又回到了原点。

1798年，德农作为远征队正式招募的艺术家之一，与拿破仑一起征战埃及。德农与法国士兵一起沿尼罗河航行，他的坚韧品格与坚定决心令士兵们惊叹不已。据说，“就算是在吃少得可怜的餐食时，他也要随身携带素描本”[6]。他并不符合那些身经百战的同胞对养尊处优的贵族的印象，而是一个忠于远征及其革命目标的仆人。尽管如此，德农并没有失去他的创作热情。继早期涉足游记写作之后，在返回法国的一年内，他出版了一部关于此次埃及探险的私人记录，即两卷本《下埃及和上埃及游记》（Voyages dans la Basse et la Haute Egypte，1802）。这本书作为拿破仑穿越法老土地的大胆旅程的直接目击记录，一经出版，就立即成为畅销书。《下埃及和上埃及游记》被翻译成英文和德文，重新唤起了欧洲公众对古埃及的兴趣，并影响了19世纪的学术进程。它印刷了近150年，在埃及学史上创下了纪录。一位伟大的考古历史学家这样总结德农的成就：“拿破仑用刺刀征服了埃及，占领了短短一年时间。但德农用他的笔征服了法老的土地，并永久地占领了它。”[7]为了表彰德农在学术上的贡献，他（与拿破仑一起）在美国艺术学院成立第一年就被选为荣誉会员。法国政府任命他为博物馆总监。他一直担任这一职位，直到1815年他的赞助人倒台。（与此同时，德农将随拿破仑的军队走遍欧洲，为卢浮宫搜集艺术品，将其打造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物艺术收藏馆之一。）

正如德农所预期的那样，他的《下埃及和上埃及游记》与拿破仑远征时的官方出版物相比，在出版时间上取得了相当大的优势。不过，后者是一项更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业。在拿破仑本人的支持下出版的《埃及记述》是埃及学史上第一部伟大的著作。1802年2月，一项领事法令宣布了这本书的出版计划，该法令还确认（绝大部分）费用将由政府承担。项目主编将直接向内政部长汇报。拿破仑在这部出版物中看到了挽救此次失败的远征的声誉、恢复法国民族自豪感的机会。（其序言由数学家傅里叶撰写，由拿破仑亲自审阅，序言断言，埃及这个“将其知识传播至众多国家的国家，如今却陷入了野蛮状态”，为法国远征进行了有力的辩护。）而且，《埃及记述》将有助于维护法国对埃及文化财富的主张。

随着时间的推移，共有三位主编陆续负责《埃及记述》的编撰工作。第三位，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是若马尔，他为该项目投入了20余年的时间，见证了该项目的完成。（法国政府出于感激，正式任命他为国家图书馆馆长，然而，这项对良好行为的奖励看起来却像是进一步的惩罚。）尽管这个项目是为了纪念拿破仑的事业，但在他垮台和被流放之前，整部作品只出版了大约一半。恢复君主制之后，路易十八可能已经打算放弃这个项目，但又意识到这是提升法国国家声誉的机会，于是决定继续进行。最终的结果没有让人失望。整部作品包括八卷巨大的对开卷文本（四卷关于文物，两卷关于现代埃及，两卷关于自然历史）和九卷随附的对开卷图册（分别为五卷、两卷和两卷）。其中丹德拉黄道带的彩色图版是第二卷的主要内容。

事实上，让《埃及记述》声名赫赫的正是图册中的974幅配图，它们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尽管艺术家不知道画的是什么，因为许多象形文字铭文的复刻并不准确，但大型遗迹的图像要可靠得多；有的图甚至是某些历史建筑留下的唯一记录，它们随后遭到了破坏或损毁。近400名雕刻师参与了该项目，德农本人贡献了140幅插画。第一卷（日期是1809年，于次年出版）宏大的卷首插图是宣传的杰作，它“定义了古代埃及，并宣告了主导权”[8]。它展示了一个复杂的、神秘的法老遗址场景：一条蜿蜒的道路从前景的方尖碑引出，经过狮身人面像、金字塔、神庙、柱廊和圆柱大厅，通向远方。在图画边框处，在埃及带翼圆盘的保护之下，写着一句古代谚语，总结了这次远征的英勇无畏的精神。在画面顶部，拿破仑被描绘成亚历山大大帝的形象，骑在战车之上，手持长矛，他的前面是一只法兰西帝国之鹰，正朝一群倒霉的敌人猛冲下来。画面两侧上方还有几只鹰，它们站在一堆标有“被征服”的地域名称的战利品上面——从亚历山大到金字塔和底比斯，一直到阿布基尔湾（拿破仑在尼罗河海战中的战败之地，但是画中提及这个地点时，不带任何讽刺意味）。画面底部画了一群恳求饶恕的埃及人，他们带着马和骆驼，走在代表拿破仑皇帝的字母组合图案前面。为了让图画的象征意义更加显著，其中还有一对王名框——写有法老之名的椭圆形环——每个圆环上都有一颗星星和拿破仑的个人徽章——蜜蜂。

1828年，当《埃及记述》最后一卷出版时，皇帝已被废黜，虽然波旁王朝复辟，但君主制也将很快被废除。《埃及记述》证明了法国在文化层面的优越性，宣告了法国对埃及古代历史的所有权。1822年9月商博良的突破仅仅是巩固了法国人的这一信念。

﹡﹡﹡

在公元394年8月15日最后的象形文字铭文被雕刻在石板上之前，尼罗河谷的人们就已经难以对该文字进行充分理解和阐释了。在埃及边境线之外，人们不再掌握确切的知识，只能猜测，各种关于这些文字符号含义的奇特理论开始涌现。早在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西库鲁斯就曾推测，埃及文字“潜在的含义不是用音节的组合来表达的，而是由所指事物的形象和惯用的隐喻意义构成的”[9]。于是，人们开始错误地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符号文字，而不是表音文字；虽然托勒密时代的一些符号可能确实如此，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误解，并将在接下来的19个世纪使学者误入歧途，一直无法成功破译。

文艺复兴初期，欧洲人重燃对古埃及文字的兴趣，当时有人在希腊岛屿上发现了赫拉波罗4世纪的著作《象形文字》的手稿，随后于1505年在意大利出版。这部作品引起了轰动，出版了30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附有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插图）；但其研究方法受到了新柏拉图神秘主义的影响，不是阐明而是混淆了象形文字的内在结构及表意方式。事实上，赫拉波罗的解读“更像是一个自我膨胀与神秘谜题的集合，而不是对一个严肃的文字系统真正意义上的探索”[10]。无论如何，埃及文字的内核在于神话而不是语言学这一观点已经牢牢地扎根于欧洲人的意识之中。关于这一主题的第一部后古典主义著作是威尼斯学者皮耶里奥·瓦莱里亚诺（Piero Valeriano）于1556年出版的书《象形文字》（Hieroglyphica, sive, De sacris Aegyptiorum literis commentarri）。这部颇具影响力的作品遵循了同一种有缺陷的方法，就像一个世纪后基歇尔发表的关于罗马方尖碑上铭文的疯狂猜测一样。一个赤裸裸的事实是，40多年来，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准确地阅读古埃及文字。

学者开始认为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了18世纪初，英国古文物研究者威廉·斯图克利自信地断言：“埃及象形文字是神圣的字符……埃及纪念物上刻的文字只有象征意义……完全理解它们是不可能的。”[11]波科克在1743年埃及之旅的记述中，做出了重要的判断：“因此，就象形文字的象征意义而言，它们似乎代表事物；而由于它们是铭文，因此既代表文字或声音，又代表事物，祭司的孩子可以用粗俗的语言来阅读。”[12]20年后，法国神职人员让-雅克·巴泰勒米（Jean-Jacques Barthélemy）正确地推测出，王名框中可能包含国王或神祇的名字。然而，这些理论都是在误解之迷雾笼罩下偶现的洞察。就连伟大的法国东方学家安托万·西尔韦斯特雷·德·萨西（Antoine Silvestre de Sacy）也遗憾地总结道，完全破译象形文字“过于复杂，在科学上无法解决”[13]。

直到18世纪末，一位勇敢的丹麦学者格奥尔·索伊加（Georg Zoëga）才敢于提出与公众认知相反的观点，即一部分象形文字可能是表音文字。索伊加在1797年出版的《论方尖碑的起源和用途》（De origine et usu obeliscorum）一书的前言中指出：“当学者对埃及有了更多的了解，当那里众多的古代遗存被发现并准确地探索和出版时，也许读懂象形文字、更深入地理解埃及纪念物的含义才会成为可能。”[14]这是一个颇具先见之明的说法。仅仅一年后，拿破仑就开始了对埃及的远征，探索当地的古迹，出版了相关记述，并发现了罗塞塔石碑，为学者提供了最终解开埃及文字之谜的钥匙。

在开罗，拿破仑的一位学者、工程师让-约瑟夫·马塞尔（Jean-Joseph Marcel）认出石碑中间部分的文字是埃及世俗体文字，并通过与希腊文部分中出现11次的文字进行比较，正确地识别出了帝王之名“托勒密”。他还猜测该组符号中的前两个必定代表字母“P”和“T”，但无法基于这种预感进一步研究。[15]因此，当石碑铭文的副本开始在欧洲流传时，它们引起了当时最杰出的、在才华和气质上迥然不同的两位思想家的注意，这实为一件幸事。其中一位是令人赞叹的博学家，另一位是一心一意的痴迷者。一位平易近人、学识渊博，另一位则是自尊心强、嫉妒心重的知识分子。更精彩的是，一位是英国人，另一位是法国人。于是，一场激烈的破译竞赛开始了。

托马斯·杨是那个时代了不起的人物。他出生于一个重视学习的、富裕的贵格会家庭，很早就显露出了语言天赋，而且非常迷恋科学。据说，他2岁时就能够阅读，14岁时就已经熟练掌握了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叙利亚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埃塞俄比亚语，以及晦涩的古代语言迦勒底语和撒玛利亚语。他的学习受到一位活跃在伦敦知识分子圈的叔祖父的鼓励。但是，托马斯·杨本人并不富裕，他需要一份职业来养活自己。医学似乎能提供一个受社会尊重且经济回报丰厚的职业。因此，他先就读于爱丁堡大学，然后又进入哥廷根大学（在18世纪以其出色的图书馆而闻名）学习。一篇关于人眼工作原理的论文使他在21岁时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后来担任该学会的外事秘书。）最后，为了获得行医所需的医学博士学位，他于1797年进入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此举也要求他放弃贵格会的信仰，信仰英国国教），同学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奇人杨”。这是一个尖刻的“雅名”。托马斯·杨将全部精力投注于学习和研究，很少听课，总是独自待在房间里，在令人兴奋的物理学新领域里进行实验和探索。

对于托马斯·杨来说，进入剑桥的那一年是苦乐参半的。他的叔祖父去世了，托马斯·杨失去了一位有影响力的、全力支持他的导师。不过，由于叔祖父给他留下了大量财产，他实现了经济独立，能够追求自己热爱的事业了。1799年，托马斯·杨搬到伦敦，开始行医，但科学仍然是他的热情所在。他自学成才。在剑桥时，他曾写信给一位兄弟说：“任何学有所成的男女都需要弥补自己在兴趣和努力方面的不足，但要想取得卓越的成就，就必须自学成才。”[16]尽管如此，他还是取得了非凡的见解，实现了惊人的突破。除了对人眼的观察（解释晶状体如何调节，描述散光机制，并提出色觉理论），他还证明了光的波动理论。爱因斯坦将这一理论视为继牛顿的《光学》之后，该学科“下一个伟大的理论进步”[17]。托马斯·杨的成就不胜枚举，他提出了弹性模量（至今工程师仍在使用），为海军部提供造船建议，担任经度委员会秘书，而且是人寿保险专家。1802—1803年，20多岁的托马斯·杨在伦敦皇家学会开展了一系列讲座，几乎涵盖了科学的各个方面；就知识的广度而言，从未有人超越他。同年，在拿破仑战争短暂的停火期间，托马斯·杨前往法国，听了刚刚结束埃及探险的拿破仑在巴黎国立学院的演讲。两人都不知道，托马斯·杨很快就会成为最接近从法国人手中夺取埃及学桂冠的那个人。

凭借对古代和现代语言的渊博知识，以及作为语言学家的卓越天赋，托马斯·杨对这个时代最令人困惑的语言学难题——象形文字的破译产生兴趣，这一点也不奇怪。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无法抗拒“尝试揭开近20个世纪以来覆盖着埃及文字的神秘面纱”[18]。这个挑战第一次激起他的好奇心是在1814年，当时他阅读了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语言史的德国出版物——约翰·克里斯托夫·阿德隆（Johann Christoph Adelung）的《米特拉达梯，或普通语言学》（Mithridates, oder allgemeine Sprachkunde）。与此同时，托马斯·杨开始研究罗塞塔石碑铭文的副本。借助近乎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他开始尝试辨别被其他不那么细心的观察者所忽视的规律和相似之处。他注意到埃及世俗体文字和象形文字中的某些符号有几个类似的特征（此前两者一直被认为是不相关的）。次年，当他查阅一部借来的《埃及记述》时（其中包括古埃及纸莎草纸的摹本），他的直觉得到了证实。因此，托马斯·杨成为第一个（正确地）提出古埃及象形文字、草写象形文字和世俗体文字密切相关的学者。这种洞察力不仅需要非凡的天赋组合，还需要想象力的飞跃，同时抛弃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古埃及文字的错误理论。托马斯·杨没有彻底否认赫拉波罗的“幼稚”解读，也没有对基歇尔的翻译尝试表示蔑视：“无论他碰巧是从每一行的开头还是结尾开始，他的翻译都同样成功。每一句都包含着某些神秘的宗教或形而上学的教义。”[19]对于基歇尔画的著名的埃及方尖碑图，托马斯·杨则在批评中夹杂了一点赞许，称它们“虽然远非精致，但比较忠实地重现了埃及艺术的重要遗存，这些古物早就被带到了欧洲”[20]。托马斯·杨还颠覆了人们的普遍认知，正确地提出世俗体文字是象征性符号和表音符号的结合体。相比之下，当时研究罗塞塔石碑的其他学者，比如商博良的老师西尔韦斯特雷·德·萨西和瑞典外交官约翰·阿克布莱德，则错误地得出世俗体文字是完全由字母组成的这个结论。然而，即便是托马斯·杨，也没能进行下一步逻辑推演，未意识到象形文字也是一种混合文字。这一突破只得继续等待商博良那一道划破黑暗的灵光。

与19世纪初的许多绅士学者一样，托马斯·杨与同时代英国内外的其他学者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分享各自的观点和理论，及时了解最新发现。但是，托马斯·杨从未与商博良直接通信，原因是西尔韦斯特雷·德·萨西于1815年7月20日给托马斯·杨写了一封特别的信件。这位法国东方学家在信中警告说：“我冒昧地给阁下提供一点建议，不要与商博良先生过多地探讨你的发现，因为之后他可能会声称是自己率先提出的。”[21]

这位老师显然很了解他以前的学生，他的预言一定会实现。西尔韦斯特雷·德·萨西的信（可能是由与商博良的政治争吵引发的；后者是波拿巴主义者，而老师则是保皇主义者，路易十八在不到一个月前刚刚复辟）导致托马斯·杨从未与唯一一位能够真正欣赏它的学者分享他关于象形文字的研究成果。

在与埃及相关的学术研究之外，托马斯·杨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他对1816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的贡献涵盖了从年金到波动性等各个领域。他在一篇关于语言的文章中首次使用了“印欧语系”一词，因为他认识到，英语、拉丁语和希腊语等多种语言都属于同一语系。（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通过比较数百种语言的关键特征而得出了这一结论。）但是，由于托马斯·杨生性保守，而且贵格会在对孩子的教养中又重视谦逊的美德，因此他在写作时很少署真名。他的大多数文章虽然具有开创性，但都是匿名发表的。对于托马斯·杨而言，科学探索过程中的思想冒险本身就是最丰厚的回报。从1816年到1817年，他继续致力于破译工作，热切地寻找和研究他能找到的所有新出版的埃及文字手抄稿。他于1817年创立伦敦埃及学会，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出版与法老有关的文献。作为一位绅士学者，他无意追随贝尔佐尼的脚步，亲自前往埃及搜集手抄稿。相反，他呼吁筹集资金，“雇用一些贫穷的意大利人或马耳他人到埃及去寻找更多的东西”[22]。

1818年，托马斯·杨在给《大英百科全书》撰写的另一篇文章中总结了他对象形文字和世俗体文字的认识，次年在第四版的增编中出版。在这篇被简单地命名为《埃及》的文章中，他正确地推测出一部分世俗体符号的音值，以及世俗体文字和象形文字之间的一些对应关系。这篇文章也是匿名发表的；直到1823年，即商博良发表《致达西耶先生的信》一年后，托马斯·杨才以自己的名义出版了这本书。不过，托马斯·杨作为《埃及》一文作者的身份在其出版时就已被他所在的知识分子圈（当然不包括商博良）所熟知和认可。亨利·索尔特借助这篇文章解释了努比亚达卡神庙里出现的托勒密的王名框，并于1819年5月1日在开罗写给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的信中提到了这件事。[23]1820年，贝尔佐尼曾提及托马斯·杨“发现了埃及字母表”[24]，并将《埃及》一文纳入自己作品的附录：“对一些主要象形文字的解释，摘自《大英百科全书》增编中的《埃及》一文；附附加说明。”然而，正如西尔韦斯特雷·德·萨西所预测的那样，托马斯·杨匿名发表文章，导致商博良后来得以包揽破译象形文字的全部功劳。

让-弗朗索瓦·商博良比托马斯·杨小17岁。他出生于法国洛特省菲雅克镇，父亲是一名书商。商博良在书籍环绕的环境中长大，早早地展露出了语言天赋。11岁之前，商博良一直在家里接受哥哥雅克-约瑟夫的教育，雅克-约瑟夫本人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和语言学家。[25]1798年，雅克-约瑟夫申请加入拿破仑的远征队，前往埃及，说明他已经对埃及研究十分关注，但他的请求被拒绝了。尽管结果令人失望，但他继续对新兴的埃及学学科抱有浓厚的兴趣，而且显然也将这种热情传递给了他的弟弟。商博良11岁时，进入了离家500千米外的格勒诺布尔市的中学，那里是著名的学习殿堂。据说，1802年4月，著名数学家、拿破仑远征队的成员傅里叶访问格勒诺布尔时，年轻的商博良受邀参观这位伟大学者私人收藏的文物，从此对古埃及产生了迷恋。可惜这只是一个故事，并没有历史事实支撑。不过，商博良兄弟二人很可能参加了1804—1806年傅里叶在他位于格勒诺布尔的官邸举办的联谊会。（1801年从埃及回国后，拿破仑任命傅里叶为伊泽尔省省长。）当然，商博良于1804年第一次看到了罗塞塔石碑的副本，并在次年开始学习科普特语。1806年，他向格勒诺布尔学院提交了一篇论文，其中他（正确地）认为科普特语是古埃及语的直系后代；正是这一洞见，以及他后来流利的科普特语，对象形文字的破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据报道，同年夏天，格勒诺布尔市市长询问商博良是否打算学习更时髦的自然科学。据说商博良回答：“不，先生。我想为获得古埃及的知识而奉献一生。”[26]

对于一个有如此雄心壮志的年轻人来说，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实现梦想——巴黎，法国学术的中心和风向标。因此，1807年，他就读于现代东方语言学院，他的老师包括西尔韦斯特雷·德·萨西。在巴黎的两年间，商博良不仅积极学习研究，还写就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埃及法老介绍》（Introduction à l’Egypte sous les Pharaons，1811）的主要部分，完成了第二部著作《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或对冈比西斯入侵之前埃及地理、宗教、语言、经文和历史的研究；附地理描述》（L’Egypte sous les Pharaons, ou Recherches sur la géographie, la religion, la langue, les écritures et l’histoire de l’Egypte avant l’invasion de Cambys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1814）。在巴黎完成学业后，商博良回到家乡，在格勒诺布尔担任历史和政治教职，并于1818年晋升为格勒诺布尔皇家学院的教授。这为商博良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职业和经济保障，最终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对古埃及的研究。与此同时，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托马斯·杨正在撰写那篇名为《埃及》的开创性文章。在几乎完全不了解对方工作的情况下，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两位思想家展开了一场破译象形文字密码的竞赛。

然而，一次奇妙的命运转折，也是促使商博良取得决定性突破的一个事件，却险些彻底结束他的职业生涯。商博良在革命时代的法国长大，接受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激进思想，经历了拿破仑的迅速崛起，所以他持当时普遍存在的反君主制态度，这很正常。因此，当1815年拿破仑战败并被流放后，波旁王朝复辟，这一定会令某些人感到愤懑和失望，甚至是背叛。对于像商博良这样固执己见并且深信自己是正确的人来说，面对局势如此逆转，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1821年3月，格勒诺布尔的波拿巴主义者发动叛乱，用革命的三色旗取代了波旁王朝的白旗。商博良被指控为叛乱头目，新上任的伊泽尔省保皇党行政长官德奥塞男爵（Baron de Haussez）试图以叛国罪起诉商博良。如果这次审判成功，商博良被判有罪，那么他可能会面临死刑。幸运的是，巴黎仍然认可商博良在学术上的才华，身处法国首都的支持者介入了这一案件，让他在民事法庭而不是刑事法庭受审。他被无罪释放，但在政治对手和嫉妒者眼中，他从此以后成了一个危险的革命者。虽然德奥塞没能使商博良以叛国罪受审，但他却设法使商博良失去了在格勒诺布尔皇家学院的职位和收入。商博良没有工作，没有薪水，在家乡也不受欢迎，于是他回到巴黎，和永远可以倚靠的哥哥住在一起。1821年7月20日，商博良来到了马扎林街28号。由于没有其他事情可做，而且哥哥又拥有丰富的藏书，他得以全身心投入破译语言的挑战。14个月之后，他将取得开创性的成就。

抵达巴黎前3个月，商博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关于古埃及写作的重要著作《古埃及的僧侣体文字》（De l’écriture hiératique des anciens Egyptiens）。这项研究的重点是埃及文字的草书形式，显然是在完全不了解托马斯·杨在《大英百科全书》上的文章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商博良坚持认为，僧侣体（又译祭司体）文字和世俗体文字都完全是象征性的。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错误，并感到十分后悔（甚至试图阻止这本书的传播，并将所有流入市场的书收回）。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商博良读了托马斯·杨的文章，改变了想法：他现在得出的结论与普遍认知相反，即古埃及文字中确实包含语音字符。

与此同时，托马斯·杨的工作也在继续开展。1821年夏天，他在意大利旅行了很长时间，研究了罗马的方尖碑，还在临时存放在里窝那某个仓库中的德罗韦蒂文物收藏中发现了第二件刻有双语铭文的文物。当时，威廉·班克斯从菲莱岛移走的方尖碑上的铭文副本已经开始四处传播，但托马斯·杨收到的副本中有一个错误，这让他走错了方向，而商博良于1822年1月收到的副本是准确的，这使他能够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克娄巴特拉的王名框和托勒密的王名框在为各个象形文字符号分配音值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通过将副本中相似的符号应用在留存下来的托勒密和罗马古物上的其他王名框中，商博良读出了埃及古代历史上更多统治者的名字：亚历山大和贝勒奈西、图拉真和恺撒。商博良确信自己取得了飞速进展，他绘制了一张表格，显示了与希腊字母对应的世俗体和象形文字。（同年晚些时候，他出版了这张“音标表”，作为《致达西耶先生的信》的一部分。在这一页底端，他还顽皮地用王名框的样式，以世俗体拼写出了他自己的名字。）

其他人也在尝试破译古埃及文字。1822年4月26日，在开罗的索尔特写道：“班克斯先生走后，我在菲莱岛本不抱希望能做多少事，却发现并发掘出一座小神庙的正立面，上面刻着希腊语的铭文，证明它是托洛缪斯·埃皮法努斯（Ptolomeus Epiphanus）为祭祀埃斯库拉庇乌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医神，在古罗马神话中被称为埃斯库拉庇乌斯，是太阳神阿波罗之子，形象为手持蛇杖）而建造的。我在象形文字破译方面取得了些许进展，不过进展也不大。”[27]无论如何，索尔特总是可以为他最伟大的成就而感到自豪，那就是帮助大英博物馆收购了“年轻的门农”，这座雕像的名气正与日俱增。1822年，关于这座雕像的首个科学研究成果发表[28]，文中认定它不仅是一件古玩寻宝的战利品，而且本身在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法国则于1822年发行了德农肖像纪念铜章，当时德农已从卢浮宫退休。十年前，法国学术界因“记述”古埃及的成就而享誉世界；而现在，它将在破译文字方面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

最后的突破出现在1822年9月14日早上。当时，商博良收到了一份新的象形文字铭文副本：若干来自阿布·辛拜勒神庙的王名框。它们是由最近与班克斯一起前往埃及的法国建筑师让-尼古拉斯·于戈（Jean-Nicolas Hugot）复制的。商博良借助自己对罗塞塔石碑、某些象形文字符号的音值、科普特语言和法老历史的熟稔（他长期辛勤努力积累下来的所有知识元素）来阅读其中包含的法老名字，发现它是拉美西斯的王名框。受这一成就的鼓舞，商博良终于明白，象形文字确实是一个混合表意系统（至少在名字书写方面），其中包含象征符号和表音符号。商博良把同样的方法应用于罗塞塔石碑上长长的托勒密王名框的后半部分，破译出托勒密的王衔“卜塔[29]之至爱，永生”。快到中午时，他已经不再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他的破译系统的正确性了。他手里拿着文件，沿马扎林街一路飞奔，冲进哥哥在法兰西文学院的办公室，宣布了他的发现。

﹡﹡﹡

巧合的是，托马斯·杨两周后正好在巴黎，参加了9月27日的科学院会议，商博良在会上发表了《致达西耶先生的信》。此外，托马斯·杨还受邀坐在商博良旁边，听他宣读他的发现。学院的另一位成员、物理学家弗朗索瓦·阿拉戈（François Arago）在会议结束后向托马斯·杨和商博良介绍了对方。这是两人首次见面。两天后，托马斯·杨在一封信中承认了这位法国人的非凡成就：“小商博良先生……最近在埃及文字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实际上确实是极为显著的进展。可以说，他在英国找到了打开大门的钥匙。人们常说，万事开头难；但如果他真的从英国借了一把钥匙，那把锁可真是锈迹斑斑，普通人的手臂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转动它。”[30]

但这种表面上的宽宏大量掩盖了更深层次的不满——商博良没有承认托马斯·杨对文字破译的贡献。（不久之后，托马斯·杨以他特有的低调口吻说：“我确实希望将自己研究发表的时间更清楚地表述出来。”[31]）他暗下决心要澄清事实，不再像以前那样匿名发表。几个月后，他出版了一部署名著作，标题直截了当：《关于象形文字和埃及文物的一些最新发现的说明，包括作者原创的字母表，后由商博良先生拓展完善》（An Account of Some Recent Discoveries in Hieroglyphical Literature and Egyptian Antiquities, Including the Author’s Original Alphabet, As Extended by Mr Champollion）。托马斯·杨将这部著作献给他的朋友、普鲁士学者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9月底，洪堡也出席了商博良在学院的演讲。

托马斯·杨在这部著作中的文字出人意料地极具个人色彩，使我们得以罕见地洞察他的思想和内心。在序言中，他承认希望公众认可他所付出的努力：“我无法抗拒内心的希望，想让自己的成就得到公众的认可，因为我付出了劳动，试图揭开近20个世纪以来一直包裹着埃及文字的谜之面纱。”[32]但为了防止读者认为他是一个心胸狭隘、脾气暴躁的学者，他在几页之后又摆出了一种更加谦虚的态度：“虽然我还有几年的时间可以继续学习研究，但我认为自己完全有理由……为自己努力取得的研究成果争得一些认可和尊重，在闲暇时间获得的这些新发现为我提供了不少乐趣。”[33]（这是一句虚伪的话。实际上，托马斯·杨是个工作狂，他曾向一位朋友承认：“我或多或少已经完全地学会了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物，但有两件事我还没有学会，而且我想我永远也学不会——站起身，上床睡觉。”[34]）即便在描述他出色的学术成就时，托马斯·杨仍然希望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位业余涉猎该领域的绅士学者。无论如何，在整个19世纪，英国埃及学界一直延续着这样的治学态度。

令托马斯·杨尤其气愤的是，商博良不满足于声称自己对象形文字有独特见解，还要在罗塞塔石碑中间部分的研究中插足，而托马斯·杨则认为这是他的专业领域。更糟糕的是，商博良决定弃置托马斯·杨对草书体文字的命名法，用自己的命名法取而代之。托马斯·杨提醒读者：“我称这些文字为通俗体（enchorial），而商博良先生选择用世俗体（demotic）一词来将它们与其他文字区分开来……在我看来，我的著述出版时间更早，他应当采用我发明的术语，放弃他自己的。”[35]作为一个擅长自我营销的人，商博良赢得了这场争论。如今，即便托马斯·杨在语言学的编年史中被提及，那也是作为世俗体的破译者，而非通俗体的破译者。

在《关于象形文字和埃及文物的一些最新发现的说明，包括作者原创的字母表，后由商博良先生拓展完善》中，托马斯·杨在切入主题之前，最后又鼓起勇气试着表现出大人不记小人过的态度：

我满怀诚意地宣告，商博良先生没有任何不光彩的企图：如果我曾暗示过，他的行为似乎给我留下了心胸狭隘的印象，那只是出于为我自己辩解的目的……虽然商博良先生可能已经得出了结论，对此我十分高兴，也非常感谢他，但我认可他的结论，绝对不是因为他取代了我的破译系统，而是因为他充分地证实和扩展了它。[36]

但他最终还是写了更多关于自己的发现的内容，抛却了与生俱来的保守态度，并且写了15页尖刻的评论。其中针对商博良的一条建议正好总括了托马斯·杨的感受：

事实上，他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就越容易承认我的成果为他后续的所有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也无须过度牺牲他的名誉……我不禁想到，他最终会因为自己获得了显要声誉而有最强烈的感受，所以比其他人更急于承认他们对这项事业的贡献。[37]

法国当事人并不打算认同这种感受。在1823年3月23日写给托马斯·杨的一封愤怒的信件中，商博良反驳道：“除了我自己原创的字母表，我永远不会承认任何其他的字母表……学者在这一点上达成的一致意见，将通过公众对其他主张的检验而越来越得到证实。”[38]

托马斯·杨的朋友对这种轻蔑的态度感到愤怒，但在反驳商博良一事上也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这位法国人固然善于自我推销，但他的英国竞争对手托马斯·杨即使是“在最日常的谈话中，也无法忍受丝毫的夸张和渲染”[39]。就连托马斯·杨的朋友弗朗索瓦·阿拉戈也支持商博良的主张；和友谊相比，民族主义还是占了上风。此后，托马斯·杨基本上对象形文字失去了兴趣，他那天才的头脑转向了其他事情。

商博良则不然。1823年1月，他在巴黎某拍卖行偶然结识了路易十八宫廷中颇具影响力的朝臣布拉卡·多尔普公爵（Duke of Blacas d’Aulps）。这位公爵将成为商博良的恩人，支持他的研究，并保护他免受嫉妒他的对手和政敌的迫害。这次相识很快就结出了果实。2月，公爵给了商博良一个国王赠送的金盒子，盒子上镶满了钻石，刻着王室花押，还刻着“国王路易十八赠予商博良先生，以表彰他破译象形文字之成就”的铭文。[40]即使对于商博良这样的波拿巴主义者来说，王室对他这一突破的认可也一定让人感觉像是为他平反了。受到这样的赞扬和鼓舞后，他继续致力于破译工作。这让他有了第二个至关重要的新认识。商博良在《致达西耶先生的信》中断言，象形文字仅在书写专有名称时使用语音。在接下来的7个月里，他的想法彻底改变了。1823年4月，商博良向法兰西文学院宣布，象形文字终究完全是一种混合的表意系统，并且在整个埃及历史上一直如此。他表明，他的新系统可以成功地应用于读出法老的名字，例如拉美西斯，而且同样可以应用于普通文本，科普特语可以作为古埃及单词含义的指南。［例如，埃及语单词pa-netjer（上帝）的含义可以由科普特语单词pnoute推演出来。］

商博良的第二次突破（而非第一次），真正标志着古埃及文字重新能被人们理解。他于1824年初出版了一部题献给路易十八（多亏了布拉卡公爵的努力）的著作，名为《古埃及象形文字系统概要》（Précis du système hiéroglyphique des anciens Egyptiens），系统地介绍了他的破译系统，路易十八私下接见了他。在这本书中，商博良总结了古埃及文字的特征：“象形文字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一种同时具有图画性、象征性和语音性的文字，在同一个文本、同一个句子，甚至可以说在同一个单词中。”[41]

至此，商博良在历史上的地位已经坚不可摧，他甚至承认了最大对手的成就，虽然听上去不太情愿：

我承认他是第一个在埃及古代文字研究领域发表了一些正确观点的人；他也是第一个对这些文本的一般性质做出正确区分的人，通过对文本的大量比较来确定几组字符的价值。我甚至认识到，他在我之前就已经发表了他关于几种声音符号存在可能性的想法，这些声音符号本来可以用来在埃及用象形文字书写外国专有名称；最后，托马斯·杨先生也是第一个尝试为构成托勒密和贝勒奈西这两个名字的象形文字赋予音值的人，但没有完全成功。[42]

最终，尽管托马斯·杨和商博良的性格和气质截然不同，但他们都对象形文字的破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即使不是完全相等的。托马斯·杨开发了概念框架，认识到世俗体文字的混合性质及其与象形文字的联系。如果他坚持完成这项任务，并且没有被众多的其他科学兴趣分心，那他很可能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相反，商博良凭借他的语言能力和专注，才解开了这个谜题。

1825年，商博良正沉浸在破译象形文字的荣耀之中；托马斯·杨搬到了摄政公园一栋新的、宏伟的房子里，在那里，“他过着舒适的哲学家的生活，享受着广泛而有教养的社会的乐趣，这些社会知道如何欣赏他”[43]。如果不是1827年6月收到都灵科普特学者阿马德奥·佩龙（Amadeo Peyron）的一封信，他可能很容易就把埃及学研究完全抛在了脑后。佩龙写道：

你写道，你会不时发布新材料，这将增加我们对埃及事务的了解。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并敦促你遵守诺言……大家都很遗憾的是，你多才多艺，如此广泛地涉足科学领域……你无法继续你的发现，并使它们达到完美的程度……因为你不断地从一门科学转向另一门科学。[44]

托马斯·杨在破译象形文字方面已经落后了。他不想让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他心爱的世俗体（他称之为通俗体）上。因此，从那一刻起，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研究这个问题。他甚至向商博良寻求帮助，也许是出于相信这位法国人现在正忙于其他事务（他已被任命为卢浮宫的馆长），无法对这项学术研究构成严峻的挑战。事实上，托马斯·杨似乎已经原谅了商博良此前怠慢的态度。1828年夏，当托马斯·杨前往巴黎接受国立研究所外籍院士的荣誉时，他告诉一位朋友，商博良“对我的关心远远超过了我对任何人的关心：有一次，他花了整整7个小时和我一起浏览他的文章，以及欣赏他负责保管的那些了不起的收藏”[45]。商博良远没有那么宽宏大量。第二年春天，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这个英国人想做什么都无所谓——它（指破译象形文字的成就）将永远属于我们：整个古老的英国都将向年轻的法国学习如何使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拼写象形文字。”[46]

6周后，1829年5月10日，即将度过56岁生日的托马斯·杨与世长辞。临终前，他手里还拿着铅笔（他太虚弱了，拿不住钢笔），在为他的一部意义重大的著作做校样。这是他对商博良的《古埃及象形文字系统概要》的回应，这部作品拥有一个谦虚的标题：《基础埃及古代通俗体文字词典，包含所有已确定含义的单词》（Rudiments of an Egyptian Dictionary in the Ancient Enchorial Character; Containing All the Words of Which the Sense Has Been Ascertained）。这部作品在他去世后才出版，至今仍然是埃及语言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是，托马斯·杨的去世，就像他的成就一样，几乎没有引起同时代人的任何关注。《柳叶刀》上的一篇短讯报道了受人尊敬的医生托马斯·杨的去世；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发表了一次讲话，宣告了一位科学忠仆的去世。其他的就没有了。后来，托马斯·杨去世5年后，他的朋友赫德森·格尼（Hudson Gurney）出资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圣安德鲁礼拜堂为他立了一块白色大理石纪念牌。著名雕塑家弗朗西斯·钱特里爵士（Sir Francis Chantrey）创作了一块圆形侧面浮雕像，其下方的墓志铭（由格尼撰写）写道：

谨以此纪念托马斯·杨，医学博士、研究员，英国皇家学会外事秘书、法国国家研究所会员。他几乎在人类知识的每个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文学与科学研究中最艰深的研究方向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奠定了光的波动理论，而且是拨开长期以来掩盖埃及象形文字之迷雾的第一人。他因高尚的德行而受到友人的喜爱，因无与伦比的成就而受到世界的尊敬，他满怀重申正义的希望而死去。1773年6月13日生于萨默塞特郡米尔弗顿，1829年5月10日卒于伦敦公园广场，享年56岁。[47]

直到1972年，人们才在真正意义上承认了托马斯·杨的贡献。当年，在巴黎举行的纪念埃及文字破译150周年的展览上，大英博物馆将罗塞塔石碑借给了法国，这是一个特殊的学术合作项目。作为回礼，巴黎在这块石碑旁边摆了两张尺寸相同的画像，分别是商博良和托马斯·杨。[48]

[1] 托马斯·杨写给威廉·汉密尔顿的信，1822年9月29日，引自Robinson（2006）:209。

[2] 2. Anon. (1822).

[3] Robinson (2012): 142.

[4] Nowinski (1970): 33.

[5] Nowinski (1970): 66.

[6] Ceram (1978): 80.

[7] Ceram (1978): 79.

[8] Reid (2002): 3.

[9] 引自Robinson (2006): 144。

[10] Thomas Young, 引自Robinson (2006): 144。

[11] 引自Wilson (1964): 11。

[12] Pococke (1743): 230.

[13] 引自Ceram (1978): 87。

[14] 引自Ray (2007): 24。

[15] Tyldesley (2005): 56.

[16] 引自Robinson (2006): 15。

[17] 引自Robinson (2006): 1。

[18] Young (1823): ix.

[19] Young (1823): 2.

[20] Young (1823): 2.

[21] 引自Robinson (2006): 158。

[22] 引自Robinson (2006): 211。

[23] 转载自Young (1823): 29–30。

[24] Belzoni (1821): 162.

[25] 雅克-约瑟夫后来将自己的姓改为“商博良-菲雅克”，以区别于他（更有名的）弟弟。

[26] 引自Robinson (2012): 49。

[27] 索尔特写给李先生的信，引自Halls（1834）: 186。

[28] G. H. Noeden，“Über das sogenannte Memnons-Bild im Brittischen Museum in London”，引自Long（1832）, 1: 251。

[29] 卜塔是古埃及孟菲斯地区所信仰的造物神，而后演变成工匠与艺术家的保护者，形象为一具木乃伊。——译者注

[30] 托马斯·杨写给威廉·汉密尔顿的信，1822年9月29日，引自Robinson（2006）:209。

[31] Young (1823): 43.

[32] 1. Young (1823): ix.

[33] Young (1823): xiii–xiv.

[34] 托马斯·杨写给赫德森·格尼的信，1820年12月18日，引自Robinson (2006):5–6。

[35] Young (1823): 9.

[36] Young (1823): 39, 46.

[37] Young (1823): 53–4.

[38] 引自Robinson (2006): 219。

[39] Hudson Gurney，引自Robinson (2006): 211。

[40] Champollion-Figeac (1887): 58.

[41] Champollion (1824): 327.

[42] Champollion (1824): 7.

[43] Gurney, 引自Robinson (2006): 234。

[44] 引自Robinson (2006): 230。

[45] 托马斯·杨写给格尼的信，未注明日期，引自Robinson（2006）: 230。

[46] 商博良写给商博良-菲雅克的信，1829年3月25日，引自Champollion（1986）:249-250。

[47] http://www.westminster-abbey.org/our-history/people/thomasyoung，2018年5月3日获取。

[48] Ray (2007):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