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旅游实践引发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的多维空间生产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流动性的加速、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推进和国家宏观政策的战略性导向，中国江南地区的社区型文化古镇旅游空间实践进入了发展起步阶段（郭文，2016）。从业态发生的起点观察，江南 [1] 社区型文化古镇旅游开发始于周庄 [2] 。1989年4月，周庄古镇第一个景点沈厅 [3] 开门迎宾，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古镇旅游类型的开端，而且从此成为江南其他社区型文化古镇陆续开发旅游业的参照范例。以此为时间分界点，江南地区其他具备旅游开发条件的社区型文化古镇，凭借各自悠久的历史、古朴的建筑、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独特的水乡风貌，先后步入了旅游经济发展之路，不断吸引着海内外游客前往观光与休闲体验。

从综合实践效能分析，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如火如荼的旅游开发，体现了旅游空间生产的积极作用。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角度看，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空间的旅游化实践，把一切有利于空间生成的要素，如权力、资本（经济投入）、知识（规划、科技）和居民日常生活纳入旅游空间实践体系，这无疑推动了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旅游消费空间的生产和旅游经济收益的提升，甚至成为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形态倡导和转型的支柱产业。从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视角来看，旅游的空间实践带动了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以及物理—地理空间、经济—社会空间和文化—心理空间的生产，不仅推动了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空间组织要素的变化，还支配着古镇新的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活空间的形成，进而带来了区别于古镇传统的社会交往和依赖关系。从旅游效能的角度分析，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使地方国际化程度得到提高，不同层次和类型空间的涌现也满足了消费时代人们对新消费形式的基本诉求，在微观层面上也带来了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日常生活空间的旅游化，并成为古镇原住民日常生活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旅游空间生产在另一方面也凸显出了狭隘性。空间生产带来了尺度重组，改变了传统古镇社区物理—地理空间、经济—社会空间和文化—心理空间的生产，以及日常生活空间的多重边界划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持续深化，一些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在旅游开发中过分强调旅游业是一个产业，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旅游开发的社会事业属性。以旅游为媒介的要素介入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古镇多维空间的资本化，资本在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原则下又对古镇多维空间进行重构，又在一定程度上 出现了古镇旅游开发中的属地化运动、商业主义倾向和商品属性的空间改造、粗放式发展、景观同质化营造、旅游空间高价消费等现象。与此同时，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旅游空间的资本化发展方式渗透到了古镇多维空间并影响了空间格局的生产，导致诸如古镇的“去生活化”景象、优秀文化异化转向、传统仪式从民俗到商业景观的变迁、旅游地空间中“人”的权能的非均衡发展、旅游空间区隔现象带来的空间关系再生产及其造成的“中心—外围”困局、旅游社会空间关系的杂化和再生产、原住民权能的相对剥夺感，以及古镇社区社会冲突等空间问题。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旅游空间生产引发的空间问题，证明了在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旅游资源配置中，不仅生产出了新的景观空间，具有物理—地理空间的生产性质，还生产出了复杂的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具有经济—社会空间和文化—心理空间的社会性生产性质。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多维空间的生产，改变了古镇原有的地方意义和价值体系，成为亟须关注和解决的社会问题。

本研究认为，健康发展的旅游业是一个国家、地区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更是衡量人们幸福指数的产业。客观地讲，在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旅游发展进程中，空间资本化是资本创新场景的必然结果，这是必要的，但是对其发展定位需要驾驭资本，防止出现空间的资本异化现象。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旅游空间生产在本质上意味着空间由“被支配”到“被利用”的转变，是使用价值具有优先性的新型旅游空间实践方式。面对新时期旅游空间实践出现的新问题，需要更多重视旅游空间生产的社会性，倡导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在理论上对其产生的社会化问题进行关照，转变对旅游空间实践的理念认识，协调“资本”与“人本”的关系，注重利益主体在旅游空间实践中的权利、机会和结果的平等性，促进旅游空间正义和空间生态文明，实现旅游利益共生、旅游空间共享。

二、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旅游空间生产亟须新理论阐释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空间原本是最普通、最常见、最熟悉的现象。但是，在以往生产水平相对低下和地方自给自足相对孤立的背景下，空间问题还无法进入人们的理论视野。20世纪之前，人们出于对时间的优先性偏爱而表现出对空间不经意的遮蔽和忽视，空间概念的主流解释具有形而上学性质。亚里士多德（Aristotélēs）的“有限空间”、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的“力学绝对空间”和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纯直观形式空间”是其典型代表，空间的实质在以往被看作是死亡、刻板和静止的东西（Foucault，1980）。近代以来，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前期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等思想家也把时间性看作体现人的本质的东西（冯雷，2008）。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现代性问题的日益凸显及理论界对其反思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现代理论过于偏重时间，降低了对空间复杂性问题的解释力度，也意识到空间问题在社会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和核心性，“空间转向”思潮的出现及异军突起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和政治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李春敏，2012）。其中，极具代表性且影响深远的有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的生产”、戴维·哈维的“资本循环和时空压缩”，以及爱德华·W. 苏贾（Edward W. Soja）的“第三空间”理论。这些论述及其倡导的思想，不仅对启蒙运动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笛卡尔式空间概念与康德哲学的空间概念发起了挑战，也因其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翻转为历史辩证法的“空间化”而改变了西方批判理论的阐述视野。

“空间转向”传递了人们对空间内涵的重新认知，其倡导的新理念可以表述为：第一，空间不再是给定的、固定的、封闭的概念，而是社会运行的物质载体，是社会生产与互动的平台。第二，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结晶。第三，空间对社会产生反作用。一方面，空间生产伴随着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空间生产是特定社会形态延续的关键；另一方面，空间的调整必将带来社会关系的调整，引发社会变革。概言之，人们认为空间生产的重心在于物质资料呈现出来的空间形态和空间关系，这一认识突破了人们以前仅仅把空间当作社会事件发生和运作的背景的传统认识，把空间要素融入到社会过程研究视阈，探析空间实践背后以资本、权力、社会形态、利益等要素带来的新的物理—地理空间、经济—社会空间、文化—心理空间，以及日常生活之间的博弈、角逐和张力，更能够使人们对空间的认识实现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的统一、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统一。

20世纪90年代后，“空间转向”系列思想引入中国学术界，这股思潮首先在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汪民安，2006a；胡大平，2009；庄友刚，2012）、社会学（何雪松，2006）、文化（陆扬，2004）、地理学（吴启焰，2011）等研究领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学者，并为学者们分析中国不同尺度空间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近十几年来，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旨趣正在由自然支配的环境的变化演变为人类支配的环境的变化，空间动态研究和驱动力分析成为研究热点。“空间转向”带来的思想冲击力和方法论，正因其直面具体空间生产问题的独特性和解释力，逐渐成为中国地理空间实践最合适的借鉴和分析工具。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江南社区型文化古 镇的旅游发展，因其作为特殊空间生产行为嵌套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受到了同西方学者分析的权力、经济和阶层等因素的结构性影响，且不同程度地凸显了这些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国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旅游开发进入空间生产集聚时代，重新认知、理解和解析空间的社会化结构、社会的空间性关系形成过程，以及日常生活空间异化需要借鉴重要前沿理论，西方社会研究中的空间化转向成果为探索日益复杂的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旅游空间实践背后的多维生产和日常生活变迁，提供了较为合适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导向。

三、空间平衡生产是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未来发展取向

不平衡地理发展既是贯穿人类历史进程的普遍现象，更是资本主义的标志性特征，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新一轮深刻的地理和空间重组中，它作为最显著的景观之一再度引起批判理论的强烈关注（戴维·哈维，2010）。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空间的旅游化实践对其物理—地理空间、经济—社会空间、文化—心理空间以及日常生活带来的空间问题，凸显了结构性要素对古镇空间的不平衡塑造。从表层结构分析，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旅游发展中多维空间生产和日常生产方式变迁，凸显了地方社会文化异化、空间非均衡发展、社会经济空间区隔等问题，是流动性背景下旅游介入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带来的社会生活方式变迁的反映。从深层结构分析，上述现象更是不同尺度体系中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其内部空间要素之间的相互矛盾和相互影响，进而塑造了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空间的结构，本质上是拥有不同目标和诉求的利益群体冲突和协商的空间过程。这些问题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当古镇空间变为多元性、异质性和杂合性 [4] 的空间时，更需要关注空间的全要素协调发展，实践和研究需要从关注“空间外壳”过渡到“空间里的空间”，从“表象空间”过渡到富含意义的“深层次空间”，在经济广泛增长的基础上，关注原住民利益友善的增长和共享式增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发展归根结底应该是人的发展（孙正聿，2012）。从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经济理性和可持续发展角度讲，包容性发展并非通过牺牲旅游经济效率去追求古镇社区的社会公平，其实质是提倡古镇所有利益相关者能均衡分享旅游经济、社会等发展机会，并获取发展成果，促进空间的平衡生产。由此可以推断，在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空间的旅游化实践过程中，衡量其好或坏的标准就在于古镇社区发展为社区原住民日常生活全面发展创造了怎样的社会质量 [5] ，以旅游为媒介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构建是一个高质量社区，还是一个低质量社区。

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空间的旅游化实践及其带来的空间的异化，促使我们产生了对古镇空间重塑的探索，古镇空间维度中的现代政治经济现状需要我们对古镇的不平衡地理发展作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践阐释。近年来，中国政府及相关部门也多次提出关于“旅游作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旅游可持续发展”“让大众享受到旅游开发带来的成果”等各类表述，落实上述精神的关键是在旅游空间实践中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以及社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平衡关系。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旅游的空间化实践，在本质上意味着空间由“被支配”到“被利用”的转变，是使用价值具有优先性的新型旅游空间实践方式。无论在何种类型或层次的古镇旅游开发中，不仅需要更多考虑古镇旅游空间实践“为了谁”的本源问题，而且需要重视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旅游空间生产中空间的社会性和包容性。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提出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空间的旅游化实践需要从空间理性和空间的平衡生产出发，注重古镇社区发展的可持续性、包容性与平衡性增长。与之前的理念相比，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寻求的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以及对日常生活空间的重新找回，其核心内涵可表述为“让更多的人享受发展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让日常生活更加理性”，该理念因与传统发展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异而受到越来越多的人重视。从客观角度讲，发展中的古镇空间不平衡及不同尺度的空间异化现象，本质上是以牺牲古镇社区原住民平等的权利和价值为代价的结果，这将进一步强化空间生产中的排斥甚至驱逐行为。所以，从空间发展伦理和路径角度讲，江南社区型文化古镇需要倡导包容性理念，重视发展中的“空间的平衡生产问题”，以此创造一个高质量的且具有积极意义的古镇旅游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