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助力共同富裕——宏观证据与案例分析

中国正处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而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推动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叶兴庆，2022）。然而，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即劳动收入受个人能力约束，财产性收入则取决于个人财富的积累。而且，个人能力差异与市场竞争会带来收入不平等，个人财富积累差异则进一步加大收入不平等（李红阳、邵敏，2017；李实，2021；易行健等，2021；邱泽奇、乔天宇，2021）。不过，由于中国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中国农民除了拥有个人资产外，还以集体成员身份拥有集体资产。如果农村集体资产良性运作、集体经济优势得到有效发挥，则可以缓解因个人能力和财富积累差异导致的收入不平等（Dollar et al.,2015；黎蔺娴等，2021）。

农村集体经济是促进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何种形式得到有效实现，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绕不开的重要议题（郭晓鸣、张耀文，2022）。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全国已建立乡、村、组三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近90万个，清查核实集体账面资产7.7万亿元。相关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底，广东全省共有村、组两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24.48万个，其中经济联合社2.22万个、经济合作社22.26万个。全省村、组两级集体资产1.1万亿元（含深圳），相比2019年增加1028亿元，同比增长10.28%。就权属主体看，村级集体资产8037.92亿元、占比72.88%，组级集体资产2990.59亿元、占比27.12%；就资产性质看，经营性资产7091.8亿元、占比64.30%，非经营性资产3936.71亿元、占比35.70%；就资产类别看，广东省农村集体资产主要以货币资金（4154.66亿元，占比37.67%）和固定资产（3398.01亿元，占比30.81%）为主。2020年，广东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1574.08亿元，年度收益900.13亿元，分别比2019年增长9.73%、9.56%；当年用于农户分配460.16亿元。有效盘活农村集体资产，培育持续性收入流，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这既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策略，也是推动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张应良等，2019；唐丽霞，2020；陈锡文，2022）。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发展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要构建农村集体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效实现形式，使农民享有更多财产性收入，实现共同富裕。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再次强调，要“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探索建立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服务体系，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径”。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在大国小农基本农情下应对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强化公共产品供给、完善乡村治理、提高农民收入等一系列挑战性问题的重要策略，更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肖红波、陈萌萌，2021）。但是，与发展需求和政策支持力度大幅增长呈现强烈反差的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础仍然普遍薄弱，严重制约着村级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型升级，导致其发展速度普遍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速度，部分村庄甚至出现“空壳化”现象（贺卫华，2020；赵德起、沈秋彤，2021）。究其表象，除了受到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土地政策以及宏观经济形势等因素的影响外（许泉等，2016），更为重要的是，在组织内部层面上，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着治理机制不健全、农民与村集体利益关联不够所带来的内部凝聚力不足、参与竞争性产业项目的能力不够等问题（仇叶，2018；郭晓鸣等，2019）。

总之，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普遍面临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和壮大集体经济两大现实难题（张浩等，2021）。究其原因在于：虽然公共资产的市场化能够带来所有成员的共同享益，但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收益、个人收益与社会成本的不对称容易导致机会主义行为，尤其是内部人控制问题（李稻葵，1995；张义博，2021）。农村集体产权运作、集体经济发展以及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关键在于委托代理条件下的激励—约束机制，以及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有效分配。产权制度为人们提供了经济活动的激励结构，并进一步决定了经济参与主体的行为及其经济绩效（North，1981；Lin，1992；Acemogluet al.,2001、2005）。因此，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被认为是盘活集体资产的重要手段。在总结既往试点经验基础上，2016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决定由点及面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因地制宜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农业农村部先后组织开展了五批改革试点，并于2021年在全国全面推开，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改革模式与经验。例如，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的“股社分离”模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的“股权交易”模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的“政经分开”模式等。

可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来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当前农村集体经济摆脱困境的关键，更是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大命题。只有解决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问题，才能根本解决我国农村经济的出路问题（朱有志、陈文胜，2010）。

一、文献评述

（一）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测度及其实现路径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不变初心和使命（洪银兴，2018；姬旭辉，2020；魏后凯，2020）。“富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表现，反映社会总财富效益；“共同”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反映全体社会成员对发展成果的占有形式（蒋永穆等，2021；万海远等，2021；程恩富等，2021；李海舰等，2021）。共同富裕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等特点（刘培林等，2021；陈丽君等，2021）。

测度共同富裕既要刻画“富裕”水平，又要反映“共同”程度，既要刻画发展，又要反映收入差距缩小，究其实质，是发展中的帕累托优化（何秀荣，2021）。但在具体指标体系的构建和选取上，学术界并未统一（厉以宁，2021）。有学者采用“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衡量共同富裕（邹克等，2021）。有学者从“收入富裕”和“经济平等”两大层面选取衡量经济富裕指标（张挺等，2018；吴方卫等，2019）。从长期看，共同富裕不仅要体现在经济和物质层面，还应表现于精神、生态等方面（申云等，2020；杨宜勇等，2021；胡鞍钢等，2021）。但是，指标相加的测度法默认了不同指标间的完全替代关系，有悖于共同富裕的多维特征；过多的衡量指标还难以满足变量间的单调性、一致性等公理化准则，可能违背共同富裕的现实逻辑（万海远等，2021）。因此，采用最被认可、最具可比性的基尼系数，并适当吸纳精神、生态等方面的相关指标来测度共同富裕，是一种较为合理的选择。

如何推动共同富裕？大部分学者认为要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郁建兴等，2021；唐任伍等，2022）；必须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有爱社会的积极作用，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陈宗胜，2020；李实，2020；黄祖辉等，2021；张占斌等，2021）；畅通流动通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万广华等，2021；刘尚希，2021；李春玲，2021；张来明等，2021）；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龙玉其，2020；彭迪云等，2021；徐丰等，2021）；促进城乡融合（孔祥智等，2022）。应按照“核心—基本—外围”的逻辑，构建“点—轴—面”三位一体的科学治理体系，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孙爽，2021）。

（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已有文献普遍认为，发展集体经济是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农村生产力“第二个飞跃”的重要动能、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的重要物质基础、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渠道，是让农民分享改革开放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必由之路（王娜等，2018；舒展等，2019；胡凌啸等，2021；肖红波等，2021；厉以宁等，2022）。因为农村集体经济在提高集体成员收入水平、平衡集体成员收入分配、提供集体成员公益性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对于缩小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生活差距具有重要意义（王思斌，2021；谢莉娟等，2021）。而且，国内外的事实证明，只有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农民才能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程恩富、张杨，2020；周立等，2021）。究其原因在于，集体经济的发展使得集体成员能够最大效率地利用资源要素，带来收入增加（吴海江，2014；楼宇杰等，2020），充分带动农户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谭智心，2012；杜秦川，2021；郑瑞强、郭如良，2021）。推进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明晰产权界定和激励机制，则可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可行方案（简新华，2020；江帆，2021；高鸣等，2021；崔超，2021）。

（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内涵特征

依据农村集体经济的历史，可将其分为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两种类型。学术界对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的认识比较一致，指的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经济。但现有政策文件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界定较少，已有研究则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从产权体系的角度来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以往人们理解的集体经济相比已发生根本变化，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集体经济实践（张弛，2020），是遵循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等现代产权制度要求的一种经济形态（韩俊，2016；崔超，2019），具体表现为产权结构清晰化、生产经营市场化、分配制度股份化和退出权利自由化（余丽娟，2021）。从要素配置和利益联结的角度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以村社成员自愿结合为基础，不仅是劳动联合，还包括资本联合，另外，收入分配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经济形态（李天姿、王宏波，2019；涂圣伟，2021；周立等，2021）。在组织形式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股份经济合作社为主（苑鹏、刘同山，2016；张红宇等，2020）。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完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选择更加多元，既有经营型、联营型、租赁型、服务型和党建型，还包括“村+公司+家庭农场”的村企统合模式（王晓飞等，2021；高鸣等，2021）。可见，已有研究都关注到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变化和新特征，但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界定更多关注于产权制度和形式层面，不够系统全面，且未关注其现实的经济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困境

组织程度低是导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陷入发展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由于过度强调个体“分”的一面，集体“统”的作用和功能因乡村社会缺乏组织基础而被弱化（郑有贵，2017）。同时，农民社会生活原子化与小农社会化的张力迫使农民越发理性化与功利化，使他们丧失合作的意愿与能力（梁昊，2016）。在此情况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尤其需要建立一个社区性、综合性的乡村合作组织将农民组织起来（杨团，2018）。此外，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历程也表明，要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须以较高的组织化程度为根本前提。

除了组织能力弱化导致集体经济发展困难重重之外，农村相关发展要素的缺失也是导致农村集体经济变得较为脆弱的重要原因。诸多研究者从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戴青兰，2018）、经济发展水平差和经营性收入低（张忠根、李华敏，2007）、自然资源先天不足（梁昊，2016）、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专业人才缺失（王文斌，2018）以及代理人村干部的机会主义行为问题（Langley et al.,2013；王钰文等，2022）等层面探讨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此外，村庄文化状况（郑风田、杨慧莲，2019），乡村精英群体特质（吴家虎，2018），乡村内部关系网络（郭珍、刘法威，2018），以城市为主、以乡村为宾的不合理城乡关系（仝志辉、陈淑龙，2018）等因素也会制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同时，如何有效界定农村集体经济成员资格（许明月、孙凌云，2022），并有力保障成员利益，是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谭秋成，2018）。上述研究主要是从各种资源要素的视角切入解释，尽管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这种列举式的探讨显得过于庞杂和细碎，涉及成果多数零散分布于相关主题研究中，瞄准精度不足，而且各个问题之间都是相互独立的，缺少对问题背后原因进行逻辑分析，对集体经济可持续、稳定和长效发展机制的深入研究也较为缺乏。

（五）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

农村集体经济是以集体产权为基础，而集体产权又是由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相叠加形成的产权共同体（徐勇、赵德健，2015），可见，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取决于产权结构与利益结构的组合（邓大才，2014）。只有明确农民在集体经济管理中的决策权和财产权，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明晰集体经济的产权，才能多层次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冯道杰、汪婷，2010）。基于产权为集体所有的核心特征，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并不局限于一种，而是随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产生多种实现形式。

从纵向发展历程看，“集体”内涵的分化变动引申出了集体所有制实现方式的动态调整（高帆，2019）。学者们根据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发展，进一步将其划分为统一劳动经营和政社合一的集体经济、家庭经营基础上统分结合的集体经济、以家庭承包权为基础的合作经营的集体经济三个阶段（徐勇、赵德健，2015；刘冠军、惠建国，2021）。从横向发展历程看，学者们在研究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时，阐明了具有代表性的有效实现形式，包括合作制经济、股份合作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合作社等（黄延信，2015；谢地、李雪松，2019；张义博，2020）。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苏南地区出现的集资入股社队企业，到20世纪90年代广东南海开始的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再到四川崇州的农业共营制，都是集体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此外，在农村优质劳动力外流情况下，吸引农村能人投身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的重要条件（黄振华，2015）。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仍然比较滞后，无法有效满足农村改革发展的需要（高强、孔祥智，2020）。

（六）简要评述

已有研究较系统地分析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特征、困境和形式等，在研究重点上，论证农村集体经济及其实现形式发展必要性的相对较多，而有关如何促进集体经济尤其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多样化发展的则稍显不足。此外，对于如何结合农业农村新的发展变化，在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探索和发展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稳定和长效发展机制，学者们尚在研究之中，目前仍未形成较为全面的研究成果。由此，本研究将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基于宏观统计数据，用事实证明新型农村产权改革以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为农村共同富裕发挥了重要作用；分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基于多个典型案例，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助力共同富裕提供证据；对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助力农村共同富裕

（一）扭转“空壳村”趋势，壮大集体可支配财力

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效实现形式，有利于农民享有更多财产性收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只有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农民才能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程恩富、张杨，2020；周立等，2021）。究其原因，在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围绕清产核资、成员界定、股权量化等手段，构建产权明晰、成员边界清晰、股份权能完整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仅具备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制度运行机制，并且形成合理的治理机制与利益分享机制，使得集体成员能够最大效率地盘活与利用资源要素，扭转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空壳村”趋势（楼宇杰等，2020），壮大集体可支配财力。

如表1所示，2011—2014年，无经营性收入的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的村数不断增加，截至2014年，全国“空壳村”数量高达32.3万个，占总村数比例为55.3%。2014年后，全国“空壳村”数量和占比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尤其自2016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来，全国“空壳村”数量由2016年的28.7万个下降至2020年的12.1万个，占比由51.5%下降至22.5%，比例下降了29.0%；同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为5万元以上的村数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由2016年的14.1万个增加到2020年的29.4万个，增长了108.5%。这反映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效显著，能盘活并利用集体闲置资产，扩大有效投资。

（二）拓宽增收渠道，提升农民收入水平

一是推动非农就业，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首先，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产业发展为农民提供了更多就近工作岗位或机会，使其获得一次收入分配，拓宽农民收入来源渠道；其次，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让相当部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或者非农产业转移，增加外出务工机会，使农民收入显著增加（杨博文、牟欣欣，2020；胡凌啸、周力，2021）。

二是提升经营能力，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一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升农业生产能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土地等资源要素向更有能力的经营主体流转，并通过生产专业化、规模化、绿色化等多种方式，有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产业融合。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围绕当地的特色资源要素，通过延伸产业链、创新体制、渗透技术等方式，大力发展技术加工、旅游观光、社会化服务等新业态，实现资源要素、资本与技术的跨界集约化配置，有效构建农业与工业、服务业交叉融合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实现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郭晓鸣、张耀文，2022）。

三是盘活闲置集体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集体资产是农民作为集体成员的主要财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集体资产的使用权与经营权确权到户、折股量化到人，并通过资源整合和要素聚集等规模效应，促进农村“沉睡”集体资产的有效盘活与利用，实现由资源向资产、资金向股金、农民向股民转变。因而，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有利于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合法权益，还能有效地提高集体收益分配等财产性收入（丁忠兵、苑鹏，2022；王庆、王震，2022）。

如表2所示，2011—2020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收入与收益不断增长。截至2020年，全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高达6330.2亿元，较2011年增加2965.3亿元，增长88.1%；同时，总收益为2137.8亿元，较2011年增加1103.1亿元，增长106.6%。更值得关注的是，2016年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收入与收益均呈现高增长态势。无论是经营性收入，还是总收入，抑或是总收益，2017—2020年的增长率均大于5%，侧面表明农民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获得了更多的二次收入分配，实现了财产性收入增长。同时，《2020年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数据表明，自2016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全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累计分红总额高达4084.9亿元，其中成员分红金额为3353.5亿元，占比高达82.1%；2020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分红金额高达703.8亿元。可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实在在地提高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三）增强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农民福利水平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仅能发挥在初次分配环节与二次分配环节的经济效应，有效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因个人能力、财富积累导致的收入差距，带领农民走向共同富裕；还可以发挥在二次分配环节的社会福利效应，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建设，构筑农村齐步迈向共同富裕的公平底线。根本原因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经济性与社会性二重属性，为村庄与集体组织成员提供公共服务是其发展目的，同时也是其本质属性（赵一夫等，2022）。在大量老人与儿童留守农村、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巨大的现实背景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挥二次分配的福利效应，既推动农村水利、电力、厕所、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又加大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投入，还增加用于集体福利、文教等福利费用，大力发展公益性事业，不仅有效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农村内部农民的生活质量，而且缩小村落之间、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促进农村共同富裕。

表3数据表明，2015—2020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社会福利投入的增长均较为明显。以2019年为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村级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投入金额高达1641.2亿元，较2015年（1158.9亿元）增长41.6%；其中，村级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金额1424.4亿元，公共服务费用金额216.8亿元，分别较2015年增长38.1%与70.0%。相较于2019年，2020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虽在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下降33.7%，但在公共服务的投入增加18%；同时，2020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取377.1亿元应付福利费，较2015年增长38.0%。可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补齐农村社会福利短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夯实产业载体，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构成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与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的经济基础之一。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在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前提下，通过充分盘活乡村资源要素、招贤纳士等措施，大力发展绿色乡村产业，加大对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投入，提高集体组织“统”的能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全面保障，进而推动农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崔超、杜志雄，2022）。

一是盘活闲置资源，充分发挥资源聚集效应，促进产业振兴。一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清算、整合区域资源，盘活闲置或潜在的土地、文化、生态、旅游资源，充分利用农民空余房源、宅基地等，通过资源开发、物业租赁等多样化方式，实现由资源向资产转变，为进一步大力发展农业、工业、服务业提供经济支持，推动农创文旅、农耕体验等多产业融合发展，从而实现产业兴旺（郭晓鸣、张耀文，2022；张新文、杜永康，2022）；另一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挥资源优化配置产生的聚集效应，推动产业规模化发展，实现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益最大化，有效促进产业振兴（周娟，2020）。

二是吸引并培育乡村能人，促进人才振兴。当前，中国正处于农业农村发展的新阶段，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需要大量会经营、善管理的高素质人才。因此，一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加强对内部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全面提升农民素养，实现人力资源优势向人才优势转变，为全面振兴储备乡村能人；另一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三大产业快速发展，吸引大学生、在外能人、企业家等高素质人才返乡就业创业，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提供人才资源（杨洋，2020）。

三是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一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加大对文化礼堂、文化广场、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建设的投入，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善于结合当地文化特色，以文物古迹为载体，依托乡土文化，探寻集体经济与文旅相结合的发展方式，既加强农民对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也增加集体组织成员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归属感，促进农村文化繁荣发展（陈继，2021）。同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助于营造集体成员间互惠互助的良好氛围，增强集体成员与组织的利益联结，强化农民的集体意识。

四是依托特色自然资源发展，推动乡村生态振兴。一方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将以往不被作为生产要素的农村生态资源视为“生态资本”，立足绿色经济观念，开发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项目，推动乡村生态可持续发展（刘金龙等，2018）。例如，资源开发型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依托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发展开发增收项目；村庄经营型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依托优美人居环境，发展特色景区、农家乐、民宿等乡村特色生态产业。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促进乡村绿色发展的同时，激励农民加强乡村生态保护，进而有效推动生态振兴。另一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机械化、规模化发展能有效实现化肥减量，减少农业农村环境污染来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还为农村环境整治提供资金保障，推进村庄环境建设。

五是提高组织“统”的能力，推动组织振兴。村级基层组织体系是乡村治理有效的关键，也是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传统集体经济由于产权不明晰、资产不明确、缺乏激励机制等原因，导致“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强调“分”的层面，过分注重以家庭为主的分散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集体组织“统”的职能，忽视以集体为主的统一经营，不利于集体组织的发展（王海南，2021）。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利用集体资源要素，通过合作、联合等统一经营方式，达到降低成本与交易风险、实现规模化增收效果，进而提升集体成员参与的积极性，有效激发集体组织活力，增强“统”的能力（宁夏财政厅课题组等，2022）。

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全国已建立乡、村、组三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近90万个，清查核实集体账面资产7.7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3.5万亿元，呈现出组织数量多、资产总量大的特点，取得一定成效，但也面临许多问题与挑战。

（一）地区发展不平衡，呈现“强者恒强”的发展趋势

虽然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是受到地理环境、区位禀赋、交通基础设施和劳动力资源禀赋等多个因素的影响，表现出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征。

一是在集体资产总额上，东部地区集体资产规模较大。东部地区集体资产总额高达5.0万亿元，占全国集体资产总额的65.5%；中、西部地区的集体资产总额仅为1.4万亿元、1.3万亿元，分别占全国集体资产总额的17.6%、16.9%。其中，广东、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6个省级行政区的平均集体资产高达5000亿元，集体资产总额为4.3万亿元，占全国集体资产总额的55.8%，呈现两极化趋势。

二是在集体资产性质上，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经营性资产与公益性资产占比存在差异。不同于经营性资产可以产生直接收益，公益性资产不仅不能产生直接收益，还需投入更多维护费用，因而，经营性资产是决定集体经济发展实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指标。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经营性集体资产占集体资产总额的比例为56.4%，具备较强的发展实力；而中、西部地区则是公益性资产占比更高，比例分别高达73.5%与76.1%，经营性资产占比仅为26.5%与23.9%，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能力存在较大地区差异。

三是在集体收入上，东部地区集体收入是西部地区的3.5倍。截至2020年，东、中、西部地区村均集体收入分别为183.5万元、83.7万元和52.3万元，集体收入差距过大，呈现“强者恒强”的发展趋势。

（二）经营能力与投资能力有限，对补助收入依赖性强

一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占比不高，投资收益比例过低。当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经营性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收入渠道较为单一，且收益较低。如表4所示，2015—2020年，全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性收入由1425.8亿元增至1935.8亿元，增加了510亿元，但其占总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仍处于较低水平；投资收益总额虽在逐年增加，2020年的投资收益增幅最大，但其占总收入的比例仅4.1%，表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能力与投资能力十分受限。究其原因主要有：①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非经营性资产为主，可利用资源相对有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基础普遍薄弱，缺乏可用于获取经营收入、投资收益或发包租赁的资源，综合竞争能力明显不足，难以实现招商引资（李韬等，2021）。②经营性收入渠道较为单一。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村庄调查问卷分析表明，生产经营性收入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中占比高达90%以上，生态资源未能有效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价值，难以实现增收（肖华堂等，2022）。③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较低。当前，大部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仍局限于农业规模化种植养殖，未形成农业产业化，更未能促进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难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二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补助收入依赖程度高，缺乏可持续性。2015—2020年，全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补助收入由866.7亿元上涨至1731.3亿元，补助收入占比由21.1%不断提高至27.4%。2020年的补助收入是发包及上交收入、投资收益的1.83倍、6.7倍，仅较经营性收入低204.5亿元。可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补助收入的依赖程度逐渐增加。然而，补助收入不具备可持续性特征，因此，提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能力与投资能力，降低对补助收入的依赖程度，并合理运用补助收入实现可持续性创收，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难题。

（三）能人效用未有效激活，存在乡村人才不足难题

一是村干部管理人才不足。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基层治理主体的能力强弱紧密相连（张洪振等，2022）。社会治理重心的下移、城乡关系的发展和集体经济的发展，对村干部管理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面对政策、资金的下达，需要村干部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和学习能力，以适应新环境。然而，当前较多农村地区村干部的能力与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要求仍存在差距，主要表现在村干部业务能力和致富能力缺失，同时，部分村干部仍存在机会主义问题（王钰文、王茂福，2022），使得村基层组织没有真正发挥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成为制约村集体经济的一大痛点。

二是高素质农民不足。在以分散经营为主的“小农经济”下，农民往往只具备生产技术能力，未拥有市场经营能力。而随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呈现规模化、专业化发展，农村不仅需要懂农业，更需要善管理、懂市场的高素质人才提供人力支持，从而增加对农业经理人的需求。农业经理人是指具备一定专业素质与职业能力，并以经营管理作为长期职业，掌握企业经营权的人才。其善于整合土地、金融、科技等资源要素，推进农村农业向品牌化、高质量发展。当前，高素质农民存在三大问题：①供给不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19年发布的《新职业——农业经理人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下称《报告》）强调，当前农业经理人从业人员预估近286万人（按每个经营主体配置1人测算），预计未来五年我国对农业经理人的需求总量将达到150万左右，数量缺口较大，难以满足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人才需求。②质量参差不齐。《报告》显示，仅14%的受访农业经理人的学历水平为本科及以上，超半数（52%）受访者的学历水平为高中及以下。③激励不足。《报告》指出，受访农业经理人年收入水平较低，27.7%的受访者年收入为4万元以下，28.2%的受访者年收入为5万～6万元，年收入为10万元以上的受访者仅占18.8%。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难以吸引并留住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经营效益的提升。

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之路：清远市多案例剖析

（一）清远市石岐村：以“村委—合作社—村民”模式发展特色产业

1.石岐村概况

石岐村坐落于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南部。作为传统农业村，尽管其地理位置优越，毗邻美林湖、碧桂园、万科、广清产业园，物产资源丰富，位于号称“鱼米之乡”“三鸟之乡”的石角镇境内，但由于内生动力不强、集体经济空壳化，外加缺乏统一管理和规范引导，石岐村人均收入偏低，人居环境较差，呈现出“民房破旧、鸡鸭满地走、垃圾污水遍地淌”的衰败景象。石岐村根据本村实际，通过党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的联动，以党旗作引领、以集体经济为依托，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立足实际、统筹谋划、创新举措，带领下辖12个村民小组取得了一系列不俗成绩。该村整合土地、资金、人才等多方资源，着力促进产业兴旺。一方面，结合本地特色发展规模种植养殖业，另一方面，借助地域和生态优势开发乡村旅游业，共同促进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集体经济和人均收入得到较大提升。摒弃生态短视行为，发展绿色产业，助力生态宜居。通过整合专项资金用于垃圾分类、污水处理、厕所革命，三管齐下，石岐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下辖12个村民小组全部完成美丽乡村建设。坚持基层党组织带头、集体经济组织助力、村民参与，三方联动提升社会治理成效，在全面实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的同时，利用各类文化载体，丰富百姓文化生活，引领乡风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2017年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现如今，石岐村的村民小组年收入达500万元、村集体年收入达32万元、人均年收入近4万元；耕地面积达2820亩、鱼塘面积达1111亩。作为远近闻名的示范村，“生态优美、物产丰富、民风淳朴”已成为石岐村乃至清远村落的耀眼名片。

2.石岐村做法

一是依托地域优势、整合土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最初，石岐村面临土地分散和原始积累少两大难题。以石岐村下辖的白沙村民小组为例，其土地分散、人均耕地少，难以发挥效益。而当地土地又以难以耕作的低洼地为主，导致村民种地积极性不高，弃荒抛荒情况普遍存在，每年的村集体收入仅为13万元左右。为此，村委深入每家每户做思想工作，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鼓励农民以转包、出租、转让和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促进土地向种植能手、专业大户集中，着力引进和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发挥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规模化经营、专业化生产和特色化发展。白沙村集体收入增长近4倍，达到61万元，人均收入增至8000元。

面对资金难题，为弥补石岐村薄弱的经济基础，村书记、党员主动出外“招贤引资”，整合多方资源。一方面，积极申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贷款，另一方面，发动乡贤返乡创业投资，当地由乡贤投资建设的岐西纺织品公司，年产值达500万元，每年可为石岐村创收50万～60万元。同时，恰逢石角镇开展“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特色产业发展规划，石岐村积极行动，大力发展本村特色种植养殖业，推动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形成了占地1090亩的波记蔬菜基地、690亩的葡丰生态园以及400亩的金花茶场等大型特色农业基地。其中，以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波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为突出代表，通过立足当地特色蔬菜产业，利用统一规划、集中生产、对外销售、人才培养等手段，实现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2019年基地生产蔬菜3200吨，年产值约682万元。近年来，石岐村通过“村委—合作社—村民”的链条模式，将分散的个体组织起来，盘活集体资源，相继发展出众多以当地特色为主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既解决了村中大量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又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

为增强村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近年来，石岐村还积极探索、实践多元化发展途径，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空间领域、选择范围。石岐村依托当地绿水青山发展乡村旅游业，做大“集体经济蛋糕”，借助毗邻五大楼盘、摩天轮旅游商业区的地理优势，规划建设环村绿道连接各类种植基地，沿途建设特色民宿，带动沿线村落经济发展。同时，打造党建、武术主题等各类文化馆及乡村振兴展示馆，配套展示村中优质农产品、特色文化及旅游项目，促进各类项目形成合力，致力将石岐村打造成为清城区田园综合体示范项目。现如今，石岐村的集体经济，从仅仅依靠土地租赁及传统的种植养殖业，逐步向家庭农场、旅游观光农业等方向拓展，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迈进。

二是把握群众视角，因地制宜，建设生态宜居村落。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石岐村按照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的要求，坚持群众视角，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真正做到从农村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一方面，对传统建筑景观和乡土文化载体等开展挖掘和保护工作，将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融入乡村建设，注重原始乡土味道和乡村风貌的保留。另一方面，发挥党员带头示范作用，例如，在农房管控风貌提升工作中，村、组两级党员干部主动自清自拆，并挨家挨户说服群众，发动村民主动配合这一工作。此外，还利用示范村带动全村域整体发展，白沙村民小组作为率先致富的村民小组，在收入不断提高的同时，村民要求改善生活环境的呼声日渐强烈。为此，村两委班子成员多次深入农户做好思想工作，最终取得村民同意无偿拆除废弃杂屋。白沙村还整合种粮直补等涉农资金、村集体收入及社会捐赠等各类资金用于美丽乡村建设。随着白沙村美丽乡村的建成，石岐村在全村域大力推广“白沙经验”，利用以点带面、连片打造的方式带动下辖所有村落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三是坚持党员带头，用心用情，共建和谐幸福乡村。石岐村党组织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建设，做到联系群众在一线、发现问题在一线、服务民众在一线，实现以党建促进乡村振兴发展，以党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在涉及资金使用、工程建设等重大决策事项上，作为主体的各村民小组党组织和合作社，主动让群众提出各自见解，做到“说事、议事、评事、办事”全过程参与。同时，为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为农村集体经济事业提供组织保障，石岐村党总支部对村级党建阵地进行全面的规范化建设，开展头雁工程、学历提升及党校教育培训活动等，加强班子建设，培养坚强的党员队伍；利用青苗培育和百村千组等人才工程，为组织培育坚实的后备力量；落实“三会一课”和“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坚持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此外，还打造了石岐村党建文化馆和乡村振兴展示馆，增设农产品展陈、乡村旅游展示等功能，民生、民主两手抓，助推乡村振兴走向深入发展。

另外，共同富裕是让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均富裕。石岐村党组织始终坚持“党员带头、联系群众，用心服务、用情感化”，坚持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用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带动乡风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破除陈规陋习，做好移风易俗工作，让淳朴民风、文明乡风沁入百姓家。

3.石岐村变化

一是产业兴旺、日子红火，集体及人均收入显著提高。2021年底，石岐村经过整合后的耕地共有2820多亩，包含以各类当地特色为主的种植养殖基地和以集水果种植、观光和休闲为一体的葡丰生态园为代表的农业产业园。石岐村有种植养殖合作社20个：种植合作社10个，主要种植蔬菜、葡萄、金花茶等丰富的特色农产品；养殖合作社10个、家庭农场8家，其中桂花鱼、麻鸡、乌鬃鹅的产值分别达到1000多万元、1500多万元、6000多万元。这些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帮助村内绝大部分劳动力（近4000名）解决了就业问题，还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促进石岐村集体经济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二是生态、人居环境两手抓，实现全村域创建美丽乡村。2015—2020年，石岐村整合各项资金共计投入3400多万元，确保运动场、环村绿道、休闲公园、星级公厕、亮化工程等项目相继完成，基础设施得到不断完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百姓生活幸福感和满足感得到巨大提升。

三是“三好”风气（乡风文明、民风淳朴、家风良好）盛行。在乡风建设方面，石岐村始终坚持“村事村议”制度，让村民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中，成为乡村振兴工作的助力，致力于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事不出组、小事不出村的石岐村，九年间未出现一宗越级上访事件。在民风建设方面，石岐村始终坚持与当地特色文化相结合。例如，白沙村的文化纪念馆，以当地历史悠久的舞狮文化为载体，被打造为国术醒狮团的教学点，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爱好者前来拜访学习，不仅实现了额外创收，还能弘扬武学精神、打造文化招牌。此外，石岐村还通过建设文娱广场、兴办文化节、组织爱心志愿服务队、设立大学生奖励机制等，为精神文明建设搭台铺路。尤其是面积达3000平方米的墙体彩绘工程，主题丰富，涵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家风、扫黑除恶、移风易俗等，让石岐村美丽乡村建设的颜值更高、内涵更深。

4.难题与破解

作为示范村，石岐村在乡村建设中已取得一系列不俗成绩。过往，石岐村靠着节约、整合土地资源，助推产业融合升级，实现了人均和集体收入的大幅增加。但是，石岐村集体经济发展也面临至少两大难题：

一是可用建设用地不足。土地资源尤其是建设用地资源不足，是当前石岐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约束。宅基地资源的整合利用是破题关键，旧城改造、农民上楼是解决途径。村两委通过整合下辖村民小组的宅基地资源，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引领带头作用，采取招商引资的方式兴建厂房和物流等配套设施，依托石岐村现有产业和环境，进一步打造田园式商业中心。该商业中心将成为农产品销售、乡村旅游项目及特色农家乐展示中心，促进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同时，利用市重点项目建设返还的300亩左右建设用地建设居民区，落实旧城改造农民上楼政策。

二是农产品销售受阻。受疫情影响，石岐村的各大农业专业合作社出现了农产品滞销的困境。例如，2020年初正值疫情肆虐初期，石岐村有约2万斤春菜销路受阻，积压情况严重，当地农户收益与上一年同期相比下降约六成。同时，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无法返社，劳动力缺口逐渐扩大。疫情环境下实体经济面临发展难题，坚持线上线下双管齐下、电商兴农是关键。重点是借助“互联网+”开辟特色新路子，通过“电商+”带动农产品产业发展，推动产供销一体化。为此，村委积极推进互联网技能培训，支持并引导农业专业合作社利用电商开展农产品销售业务；建立和完善农村电商及配送综合服务网络。此外，村委还着力培育本村互联网特色产品品牌，扩大农产品和特色产品网上销售规模。

（二）清远市新桥村：“党建+”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1.新桥村概况

新桥村坐落于清远市清城区东城街道，距清远市区8千米，总占地面积约10平方千米，共有21个村民小组、1132个家庭户、4586人，有水田3981亩、旱地2940亩、林地3500亩左右。设富强和振兴两个党支部，富强支部党员43名，振兴支部党员39名。新桥村现有示范村（小组）3个、生态村（小组）2个、特色村（小组）2个，其余为整洁村（小组）。2020年，新桥村集体经济年收入提高到50.4万元。

新桥村属于劳务输出村，三分之二的人口选择到村周边各地务工，村里留下的人口多为老人和小孩，劳动力流失严重，日益呈现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状况，土地租赁分红、外出务工是主要的收入来源。随着党的惠农政策越来越好，2012年，村党组织开始谋划村庄发展，新桥村自此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自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对于提高农民收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有：①新桥村将水电站发包出去，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提供基础。②新桥村区位优势明显，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便利。新桥村位于牛鱼嘴原始生态风景区、黄腾峡风景区、金鸡岩名胜古迹风景区这三个知名成熟景区的三角中心位置，与广东省职业教育城一河相连，背靠天然氧吧大帽山，依山傍水、环境优美，为发展乡村旅游、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增加了优势条件。③新桥村依托政策条件，为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省、市、区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如创建“全省农村基层党建示范先行区”、进行“三村一居”项目建设、创建“广东省全域旅游示范区”等。新桥村以此为契机，积极响应，充分挖掘乡村资源禀赋，改善村庄人居环境，开展土地整合，发展优势产业。

2.新桥村做法

新桥村坚持“党建+”的基本原则，依靠政府扶持和组织引领协同发展，主要通过资源盘活、村庄经营和规模发展三条路径，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一是资源盘活。新桥村通过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成村集体资产清查、成员身份确认、资产量化等工作，强化农村集体的统筹能力，有效盘活农村资源，发展壮大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对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使更多农村居民勤劳致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新桥村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对村集体的水电站、土地及村民闲置的房屋等资源进行有效盘活，实现资源向资产转变：①将祖辈留下的水电站发包出去，村集体每年收入30万元。②经村集体协调，将大部分土地进行整合流转，承包给大户或者企业，按照签订的合同每亩地收取固定的租金，以获得村集体收入。③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大水坑村为示范，盘活村民闲置房屋资源，发展乡村民宿项目，实现了村集体经济的稳定增长。新桥村下辖的大水坑村曾经只有15间泥砖危房，为改变村里的贫困现状，2012年，在村党组织发动下，该村用10年不分红的方式积累资金，并争取上级党委政府扶持每户2.8万元的危房改造补助，进行整村拆旧。大水坑村以可持续眼光进行设计新建，每栋房子设计两个出入口，既满足自住需求，又可出租，为发展民宿奠定基础。2020年之前，大水坑村已经成为备受旅游爱好者追捧的“网红民宿村”。

二是村庄经营。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推进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逐渐成为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亮点与经营村庄的新方向。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新桥村全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乡村，开展土地整合，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推动美丽乡村转化为美丽经济，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在新桥村党支部带领下，村民积极参与改造自有闲置房屋，发展特色民宿及农村特色饮食小店，更好、更快地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村民纷纷返乡就业创业。其中，大水坑村村组经济收入从10年前的1万元提升到2020年的70万元。同时，村集体利用政策扶持，进一步拓宽集体经济发展空间。主要表现有：①新桥村党支部充分利用美丽乡村建设成果，向政府相关部门申报设立新桥村旅游综合服务中心，获得省级扶持资金300万元、街道办事处配套约50万元支持，并利用区委宣传部下拨的10万元扶持资金和群众自筹募捐的6万元资金，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偿为民宿提供配套服务，拓宽集体经济发展的空间。②新桥村和清远国际酒店建立战略合作，试点推行“酒店+村集体+乡村民宿”发展模式，形成了村民自主经营、村集体整合协调、酒店指导的“7+2+1”利益分配机制，即民宿收入村民占70%、村集体占20%、酒店占10%。在大水坑村民宿的示范作用下，新桥村民宿已建成38间，每间民宿平均年收入13万元，经营较好的民宿年收入可达30万元，有效促进了村集体和村民持续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③为改变各间民宿单打独斗的局面，从长久的经营管理出发，由新桥村党支部牵头，村里民宿老板联合成立了乡农乡村民宿专业合作社，共同打造民宿行业品牌，提升民宿经营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④为了进一步提高乡村民宿的知名度，新桥村举办乡村美食节，使游客在住民宿享受酒店级服务的同时，可以品尝清远当地的特色美味，并积极探索“旅游+住宿+餐饮+采摘”产业链，丰富乡村业态，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力求打造高品质的乡村特色旅游模式，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三是规模发展。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村集体通过组织农民和对乡村资源进行整合，能有力推动乡村产业的发展。新桥村在促进产业发展中增加村集体经济的收入，主要表现有：①新桥村党支部带领下辖土岭村群众前往外地考察，动员乡贤投资2000万元搭建170亩高标准温棚，建成阳光玫瑰葡萄园，解决了20余名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使土岭村民小组集体增收30万元。②吸引产业进驻新桥村，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如大雾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大雾山生态农业公园，流转了新桥村下辖计山村村民小组土地668亩，直接增加了该村民小组集体收入90多万元。

3.难题与破解

（1）存在的难题。

一是预留资金不足，村集体寻求经济发展机会受限。新桥村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的租金和其他固定资产的经营性收入完全下发给村民，村集体预留的发展资金不足，可获得的前期资金投入少，限制了村集体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一方面，村民从个体利益出发，更愿意将分配所得全部收入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愿意留一部分资金在村集体以备发展，有一种发展全靠政府补贴的错误想法，在利益分配上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不统一。另一方面，村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无法令村民放心留下一部分资金供村集体统一投资使用，致使村集体在寻求投资机会、发展村集体产业、优化村庄基础设施以谋求长期发展时，缺乏启动资金，存在长期利益和阶段性利益的不统一。

二是引进企业经营行为短期化，无法和村庄保持长期深度合作。新桥村以出租形式将土地流转给企业，企业一次性支付租金，两者之间只是短期的租赁关系，并无深度合作。企业若经营效益优良则继续租，经营效益差则马上撤，无法长期扎根，导致村中企业更迭较快，无法可持续发展并形成龙头企业。

三是制约因素较多，发展动力不足。主要表现在：①房屋、土地等农村集体资产大都分包出去，没有更多资产可供利用；而且，为了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管控越来越严格，集体经济组织可利用的资源较少，规模较小，在村集体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对各种资源进行整合，就难以充分发挥其作用。②乡农乡村民宿专业合作社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发掘。村党支部看到了成立民宿合作社的潜在利益，自上而下地推动民宿合作社的成立，但民宿经营者并没有真实感受到合作社带来的好处，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不高，本质上还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经营。③村集体收入普遍提高，但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新桥村集体经济收入中各级财政补助、集体资产出租等收入占较大比例，经营性收入所占比例虽然在逐步提升，但是由于新冠疫情等现实原因波动较大，后续动力不足。例如，受疫情影响，旅游业受到较大冲击，新桥村民宿客流量不稳定，直接影响村集体经济的收入。

（2）破解的方式。

新桥村积极破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拟从以下方面进一步推动该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一是努力完善村集体经济管理体系。重点是化解村民对预留部分资金安全的顾虑，破解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资金约束，增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能力。主要表现有：①进一步厘清村级产权结构，以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与农民增收，达到经济利益最大化。②健全农村财务管理条例，及时公布财务收支信息，做到公开透明。③明确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方式、分配时间和分配比例等，为集体经济发展预留部分资金，让村庄资金流动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是加强多方合作，寻求长期发展。鼓励集体经济组织采取独立或与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合作入股、合作经营等多种方式，实行市场化运作，拓展资本来源渠道。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自然环境，村集体通过入股的方式与企业开展深度合作，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密切联结的共同体，不断壮大集体经济。

三是激活人才要素。主要表现有：①加大对村民进行专业化培训的力度，提升村民的集体参与度。新桥村与广东省职业教育城相距甚近，两地之间交通尤为便利，积极开展合作，尝试“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本地人才，将村内有一定文化基础、学习欲望强烈的村民，送往广东省职业教育城的院校接受专业技能培训，使培养出来的管理、技术、财会等方面的人才回村参与村集体经济各个环节，充实集体经济建设的主体队伍，为新桥村内生性发展注入活力。②建立健全外出就业村民返乡创业的多元激励机制。外出就业的村民通常是在经济较为发达、各方面发展较为先进的地区务工，其通过在外务工见多识广，吸收了一些先进的发展理念和技术，通过返乡创业，将这些理念和技术进行实践和推广，进一步激活人才要素，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三）清远市江？村：资源整合发展特色产业，助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1.江埗村概况

江埗村位于清远市清城区东城街道，辖区总面积13.33平方千米，耕地约5000亩，林地25000亩。下辖村民小组21个，户籍994户，总人口约5137人。全村党员59名，江埗村委会从2013年3月改制后共成立3个党支部（江埗村第一党支部、江埗村第二党支部、江埗村第三党支部）、1个经济联社和20个村民理事会。村内建有江埗希望小学、老年人活动中心、文化活动中心、村卫生站等。美丽乡村已建成特色村（小组）1个、整洁村（小组）15个、人居环境村（小组）2个。

江埗村是个旅游大村，主要产业以农业为主，并依靠农业带动旅游业的发展。其旅游资源丰富，辖区内有占地3000多亩的牛鱼嘴风景区、160亩的兴隆寺、100余亩的市禾雀花基地、132亩的“十九香”水稻无人农场、200多亩集农业、观光、采摘于一体的醇葡乡村、150余亩的桑果园、250余亩的大丰龙眼场及百果采摘园，村内村民自办农庄15个、民宿5个。丰富的生态优势和旅游资源，为江埗集体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内生动力。

2.江埗村做法

一是盘活土地资源，增强自我造血功能，推动集体产业转型升级。江埗村土地资源丰富，土地租赁收入和外出务工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由于青壮年大多在外务工，因此常住人口仅2800余人，仍有不少土地闲置。为盘活土地资源，增强自我造血功能，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自2021年始，村委会整合并提供土地，出租给供销社，租金收入归农民所有，供销社采用“无人农场”模式进行耕种。在已流转150余亩土地的基础上，继续以“租金+分红”的模式流转1800亩土地（江埗1000亩、新桥800亩），村委会另外收取土地管理费用。

二是坚持以农兴村，持续推进乡村旅游业升级。牛鱼嘴原始生态风景区是清远地区旅游闲情山水的主要代表景区之一，获得“中国十大生态景区”“广东省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广东省生态旅游示范基地”等荣誉。以“绿色+健康+乐趣”为经营理念，整个风景区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岭南第一溪”景点，展现自然风光之美；第二部分是“牛鱼湖”，主题为休闲娱乐度假。除此之外，还有历史悠久的兴隆古寺。该古寺坐落于大帽山的群山环抱之中，历经坎坷，数次重建，为历史悠久的岭南古刹。修复后的兴隆古寺香火不断，捐资者谨立芳名榜，流传千古。牛鱼嘴风景区的生态文化和兴隆古寺现有的佛教特色文化相结合，成为省内外闻名的佛教文化风景区。此外，采摘园也是江埗的乡村旅游特色之一，生态景区与采摘业的兴盛带动了农庄、民宿的发展，吸引人才返乡创业。

3.难题与破解

（1）存在的难题。

第一，土地分散，增加流转成本。集体经济的原则是以成员的意愿为主，国家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属于农民，确保了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利益。但是当地村民愿意出租的土地分散，增加了耕种成本，降低了大规模耕种的效率，为村企联合带来了困难。

第二，建设用地不明，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无论是继续引进采摘园，还是继续发展原生态经济，相关的建设用地都需要集体资产确权完成。同时，农村规划未明确，无法向上报建，否则将面临违建被处罚等问题。经济发展与政策不明确的矛盾，给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带来了阻碍。

第三，治理效率低，依赖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在农民分化的背景下，个人的集体意识减弱，忙于自身生计，无暇关心村庄的集体活动和整体的发展，农村的公共性面临挑战。村庄基层组织干部难以有效动员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村庄治理效率低、难度大，村庄面临公共性消解的困境。江埗村委会成员仅6人，一人身兼多职，在新冠疫情反复的情况下，更是分身乏术。江埗村委会的收入主要依赖于物业租赁和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距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破解的方式。

面对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江？村拟从以下方面进行破解：

一是多方筹资建设配套大米加工厂。为给大量稻谷提供晾晒场所并降低成本，江埗村建有一个占地约15亩、可辐射8000亩的集水稻烘干、碾米、包装于一体的大米加工厂。该加工厂由供销社提供设备支持，乡村振兴局提供资金扶持厂房建设，同时引入企业参与合作经营。村委会将加工厂以出租的形式打包给供销社经营，借由企业开拓农产品的销售渠道，还能为村民提供工作岗位，实现村集体增收。

二是统筹集中建设用地，推进项目发展。将各个村民小组分散的建设用地指标集中起来，积极争取上级相关部门的支持，集中规划建设，为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发展提供配套支持，在促进本地乡村旅游产业升级的同时，为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增添可能。

五、集体经济转型升级之路：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经验

（一）基本情况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辖区内共有38家股份合作公司，其中一级（行政村级）股份合作公司6家、二级（自然村级）股份合作公司32家，工商备案在册股东人数合计7065人。

截至2022年5月30日，全街道股份合作公司总资产为164.67亿元，总负债为56.63亿元，净资产为108.04亿元，平均资产为4.33亿元，股东人均资产为233.07万元。其中，一级公司总资产为158.89亿元，二级公司总资产为5.79亿元。总资产在10亿元以上的公司共4家（分别为怀德、凤凰、白石厦、兴围），总资产在1亿～10亿元的公司共2家（分别为福围、福星），均为一级股份合作公司。二级公司资产规模均在1亿元以下，呈现数量多、规模小的特点。总资产规模最大的公司是深圳市怀德股份合作公司，总资产达91.81亿元。38家股份合作公司2022年1—5月总收入为7.17亿元，其中，物业出租收入6.57亿元，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91.63%；净利润为7.04亿元。

截至2022年5月30日，福永街道股份合作公司拥有的工业厂房、配套宿舍等物业总面积共656.9万平方米，其中，公共建筑7.54万平方米，居住建筑50.09万平方米，工业建筑355.51万平方米，商业建筑116.35万平方米，用地96.48万平方米，其他建筑30.93万平方米。工业园区共31个，全公司管理的土地面积共1218.56万平方米，其中，耕（林、绿）地共383.71万平方米，商业用地共110.13万平方米，工业用地共354.35万平方米，住宅用地共151.18万平方米，公共事业用地共145.75万平方米，其他用地共73.44万平方米。怀德社区集体经济自改革开放40多年来翻了2100多倍，引入了益田假日等高档商业业态和法雷奥、顺丰、德劲、易力声等100多家企业；开发管理的怀德公元、怀德峰景已成为深圳西部的标志性住宅小区。

（二）做法与经验

1.坚持党建引领，推动集体经济发展

始终坚持党委对股份合作公司的领导是福永街道走好集体经济道路、跑好高质量发展征程的动力引擎。辖区38家股份合作公司均单独成立党支部，不断提高公司党组织书记、董事长“一肩挑”比例。38家公司董事长中，中共党员14人，入党积极分子2人，入党申请人2人，现有7名董事长党员兼任公司党组织书记（均为一级股份合作公司）。狠抓党建嵌入股份合作公司治理结构，26家股份合作公司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提升党组织书记、董事长“一肩挑”比例。同时，全力推动党建标准化建设，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引导股份合作公司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支部党员积极参与股份合作公司经营活动；建立机关事业单位、社区党支部“一对一”挂点联系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工作机制，开展结对共动，推进股份合作公司项目开展、招商引资。同时，在党的领导下，26家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完成改革，集体股权分置、流转和退出机制更加科学；打造基层“三资”交易监管平台，搭建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体系，重点监管社区“三重一大”事项，制定股份合作公司领导班子绩效考评制度，充分发挥监事会、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财政专项审计作用，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有抓手。成立全市首个股份合作公司发展促进会，建立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发展联盟，搭建社区股份合作公司交流平台，推动企业资源共享、团结合作。

其中，福围社区的福围股份合作公司坚持以党建促股份合作公司改革。由于福围社区辖区可利用土地稀少，经济发展十分受限，为打破土地发展桎梏，福围股份合作公司党支部勇挑重担，借助全面深化股份合作公司改革的历史机遇，主动向区里申请改革试点。遵循“渐进式改革、包容式发展、协商式推进”的路径，以修订股份合作公司章程为突破口，公司党支部书记带头，通过分组入户走访股民，面对面收集股民对股权改革的意见、建议，并牵头召集股份合作公司董事会成员、股改专家、律师团队联合组成股权改革专班小组，召开股改议案宣讲会15场，面向股东答疑解惑。经过多方努力，福围股份合作公司以92.69%的股东得票率通过股权配售议案，成为福永街道首个完成股改的股份合作公司。改革后，福围股份合作公司集体股、合作股人均分红均大幅提升，其中合作股人均分红提升了48%，试点经验得到区委充分肯定，成为宝安区改革试点先行示范单位。

2.紧抓土地要素，破解产业发展难题

坚持“以集体土地资源保值增值为核心，逐步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向现代化企业演变，最终走上资产资源资本化的多元化发展道路”，通过留住土地、储备土地、用好土地，带来了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

凤凰社区面临经济高速发展和可用土地短缺的矛盾，凤凰股份合作公司积极利用土地政策，将社区闲置土地整合上市挂牌出让，成为宝安区、深圳市乃至全国的“探路人”。2013年，公司抓住政策契机，开展了全国农地入市第一拍项目——合一凤凰智慧港，将原农村集体工业用地以1.16亿元的价格公开出让给深圳市方格精密器件有限公司，走出一条集体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与产业升级的融合发展新路。凤凰社区的农地入市项目是继1987年深圳首创国有土地拍卖后的又一次历史性改革破冰之举，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关于“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最好阐释，对于激活农村巨大的集体用地资产、推动深圳市乡村振兴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怀德村则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力发展工业，村委以借贷、集资等多种方式筹款，还顶住压力将作为“第一桶金”的第一期机场征地的集资统筹款投入村里首个工业园的厂房建设，并通过钱生钱、利滚利，用10余年的时间相继兴建了3个工业区共38万平方米物业，引入了超过百家企业，其中不乏顺丰、法雷奥等国际名企。另外，当大多数村集体卖地分红、卖地建厂房时，怀德除引入上市公司鸿兴印刷外，没有卖过一块地，反而买了17块地共20万平方米，并陆续回收居民宅基地50多块、房屋400多栋。随着深圳飞速发展，土地由“黄泥变黄金”，怀德也成了“黄金拥有者”。据统计，怀德通过与其他土地所有者合作等方式取得土地300多亩，全部集中连片开发，用于厂房建设与商业发展。如今当各社区都为“土地瓶颈”而发愁时，怀德却还保留有100多万平方米的待开发用地。

3.坚定规划先行，瞄准重点项目

20世纪末期，大量务工人员涌入深圳，大批农民房“握手楼”拔地而起，怀德社区在这个时候制定了新村规，其中一条就是“旧村范围内不能自行拆建旧房”，宣传“拆建走不远，城市更新才有未来”的理念，全村范围内没有一栋自行拆建。同时，为了满足村民住房需求，公司建设了统建楼，有住房更新需求的村民可以旧房“一对一”置换统建楼，以此怀德旧村保持了1.5左右的低容积率。2004年，怀德旧村改造成为宝安区启动城市更新改造工作的首批项目之一。

在留住发展资源的同时，怀德抓住资本运作和城市化发展规律，将自身发展融入宝安甚至深圳的城市发展。2010年，怀德自主出资90万元，聘请交通、规划、设计等领域专家编制了《怀德整体规划（2010年至2025年）》，这是深圳市第一个由股份合作公司完全自主编制的专项规划，得到市、区规划国土部门高度认可。该规划把股份合作公司的发展和社区建设有机统一起来，提出用15年的时间，通过集体筹资、连片改造、分段开发，整体规划利用1平方千米的土地，在空港新城东北部建设一座集航空物流业、商贸服务业、临空先进制造业和生活居住功能于一体的“怀德城”。2021年8月18日，怀德旧村城市更新项目正式动工，该项目连接地铁12号线，地上地下总建筑面积约190万平方米。怀德现有可开发土地估值已从前几年的20亿元变为现在的上百亿元。

白石厦社区的白石厦股份合作公司，积极落实宝安区委、区政府关于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部署，按照“政府领导小组+国企+社区股份公司”运作模式，在龙王庙工业区引入了深圳先进电子材料国际创新研究院（简称“电子材料院”）、深圳市宝安产投园区运营有限公司，与区属国企宝安产业集团共同打造宝安区“散乱污危”工业园区综合整治样板。龙王庙项目打造成功后，将充分发挥其先进电子封装材料技术研发与转移转化平台的优势，科学统筹龙王庙工业区及周边的产业空间，以电子材料院为依托，以引进电子封装材料产业上下游企业为导向，采取科研与产业化结合的双螺旋战略，进一步打造百亿元规模的先进电子材料产业园区，带动社区飞跃式发展。

4.创新资本运营，激发集体经济内生发展动力

怀德股份合作公司创新社区集体经济资本运营，于2016年入股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简称“农商行”），占股5.15%，成为农商行第一大股东，年均分红7190万元。随着农商行快速扩张并持续优化股权结构，到2021年底，怀德股份合作公司作为第二大股东合计持有股份6.15%。创建社区—优质企业厂房类物业需求库，促成9家优质企业与社区股份合作公司通过单一来源方式新租厂房，新租面积近17万平方米，13家企业续租大宗物业，面积超11万平方米。盘活集体物业厂房，明确“一社区一转型”任务，推进城市更新项目，清退园区“二房东”，腾挪产业面积6万平方米。出台鼓励和引导股份合作公司转型发展“一揽子”政策，对主动腾退“二房东”和“低价长租”物业、成功招引优质企业、积极推进自主开发项目等成效显著之举，给予专项资金补贴和领导班子绩效考核加分。

在土地开发中，怀德大力开发高端土地项目，其旗下的怀德公元、怀德峰景、怀德国际、怀德旧村改造四大土地自主开发项目均已成为福永片区的标杆。同时，怀德不忘坚守实体经济底线，在107国道两侧改造建设现代航空物流园，重点发展航空物流、智能仓储、供应链管理，打造临空经济示范园区；新建高新科技产业园，通过“产权换股权”模式，引入5家上市企业、100家高新科技企业，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打造300亿元产值规模的专业化园区。

近年来，怀德努力推动资产资源资本化，唤醒每年分红沉淀下的大量资本，参股优质科技企业，甚至打包分拆上市，实现从集团公司向控股投资公司的三度进阶。截至2021年底，与怀德达成全面深度合作的企业已达20余家。与知名品牌合作成为怀德做好市场化运营、实现快速跃升的又一重要途径。怀德股份合作公司与华润合作，将华润万象汇引入怀德旧村城市更新项目，预计将在2025年正式开业；与希尔顿合作，引入四星级的希尔顿花园酒店，落地怀德国际项目，2022年9月底正式开业。

另外，怀德社区为解决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突破怀德发展瓶颈，决定走现代化企业经营之路，聘请职业经理人，直接向董事会负责，实行集团化运作，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充分给予能干的人干事创业的空间，创造的价值由股东共享。2008年，怀德在充分保障股民利益的前提下，避开股份合作公司股权体制影响，通过成立全资子公司，聘请职业经理人和专业团队参与运营，吸引高层次人才参与土地和物业相关业务，引入的人才根据绩效考核获得期权和非股份分红。截至2021年底，公司拥有职业经理人和专业工程师等各类人才172名，各子公司员工中原居民比例不超过5%，难以调和的股权矛盾和外部人才进入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按照现代企业经营发展要求和市场需求，怀德已先后成立房地产、物业管理、商业管理、酒店管理等相关的6家全资子公司，构建起以怀德股份合作公司为总公司，各下属公司专门负责、专项经营、专业管理的准集团化架构，形成物业出租、地产开发、资产管理、商业管理、资本投资五大板块业务。

福永社区的福星股份合作公司，则积极发挥物业管理作用，推动辖区工业园区发展。主动引进深圳市智美汇志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深圳市招商福永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将智美·汇志产业园区、福永意库打造成时尚网红打卡区，成为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的5G应用标杆。同时，主动参与社区治理，完善辖区环境建设。主要表现有：①推动旧村城市更新项目，解决旧村城市更新项目限高问题，完成旧屋村范围认定、土地信息核查及房屋土地确权等工作。②协助街道完成永和路拆迁谈判事宜，推动社区总体环境改善更新。

5.参与基层治理，尽显集体经济的社会性

我国的农村集体经济是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归村民集体所有的经济形式，是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形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是以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以乡村区域为范围，以管理土地和集体资产为主要功能的经济组织。核心是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充分体现集体成员的平等、享益和福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代表农民集体行使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是农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的主体，负有管理集体资产、开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服务集体成员等职责。福永社区党委统筹全局，股份合作公司在物业管理、环境整治、治安消防、疫情防控、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利用集体股完善社区基础设施、提升社区市容环境质量；成立物业公司，组建保安队伍，负责社区小区的日常巡逻、值守，成为基层治安治理群防群治体系的重要一环。疫情防控期间组织368名党员群众成立支援抗疫队伍，配合社区党委参与后勤物资保障等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为抗疫一线工作人员捐赠饮用水、口罩、酒精等物资价值约162.85万元，捐赠防疫款项161万元；实行“减一缓五”政策援企助企，16家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累计为企业减租3817万元，惠及租户926家。助力乡村振兴，对口帮扶、牵头结对河源龙川上坪镇，粤桂协作结对帮扶广西都安保安乡，结对帮扶深汕特别合作区赤石村等项目，帮扶资金累计441.4万元。

六、健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的机制

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不等同于同时富裕、同步富裕，更不是均等富裕，不仅要聚焦经济发展，追求做大“蛋糕”，更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实现分好“蛋糕”，确保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罗明忠、邱海兰，2021）。在新时代，一方面，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促进了农村股份制合作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经过脱贫攻坚战及驻镇帮镇扶村的帮扶，在一些镇、村建立了一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了一定数量的农村集体资产。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如何在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保值增值的基础上，确保在推动农民农村走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得以实现，需要构建多种实现机制。

（一）盘活整合资源，增强集体造血功能

一是充分盘活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资源要素，克服弱小发展。当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呈现资源总量大、种类多的特点，但较多资源未得到充分开发。一方面，继续鼓励对集体闲置的土地、厂房、祠堂等资产，通过承包经营、公开拍卖、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进行有效盘活；另一方面，重视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引导农民发展生态种植、生态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民宿经济，实现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二是突破地域限制，整合优势资源，增强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由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呈现区域发展不平衡局面，部分集体经济受地域类型或资源要素的瓶颈制约，难以实现快速发展。因此，提倡采取“飞地抱团”发展模式，将村与村之间的资源、人才、市场与技术等优势资源有效整合，通过“强强联合”或“以强带弱”方式，实现生产要素由强村向弱村流动，最终达到强村带动弱村、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许泉等，2016）。

（二）多措并举，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首先，针对以农业经营为主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既要推动生产模式向集约化、规模化、绿色化发展，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大力发展农业品牌，形成“一村一品”“一镇一特”“一县一业”的良好发展格局，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也要继续促进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鼓励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推进由单一的农业产业向非农产业转变，加强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扩大农产品加工、社会化服务等产业发展，提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非农经营能力，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增收。其次，针对以非农产业为主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依托当地特色资源要素，融合现代市场理念、金融支持、人才支持与科技支持，积极探索多种发展经营模式。例如，鼓励资源开发型集体经济依靠绿水青山等特色自然环境，开发增收项目；引导物业经营型集体经济改造升级标准厂房等基础设施，获得稳定、可持续的租赁收入；扶持生产服务型集体经济创办经营性服务实体，通过为农民提供生产资料、机械化服务、技术咨询等购销服务，建立长效增收机制，逐渐降低对补助收入的依赖程度。

（三）多元引育，壮大农村人才队伍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壮大，离不开人才的支持，人力水平的提高可以推动集体经济实现规模报酬递增。首先，通过考察、选拔、培训等方式，挖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带头人；同时，加强村干部的农业相关知识培训，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效应。其次，充分利用国家“三支一扶”等相关政策，积极吸引有丰富非农就业经历的劳动力返乡，特别是既能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初期资本，又具备丰富市场经营经验的返乡企业家。再次，注重本地能人的作用，例如，加强对本地返乡创业大学生、退伍军人和具有务工经历群体的帮扶，解决其社保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消除其后顾之忧，确保其能够长久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服务。最后，积极引导本地优势农业相关企业与集体组织建立联系，发挥农业企业的外部带动效应，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

（四）健全体制机制，提升集体组织能力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行民主管理，具有明晰的产权关系和利益分配机制，其组织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集体经济的发展。因此，一要引导村干部转变发展思路，学习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树立市场意识，积极向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学习宝贵经验，为集体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二要积极调整集体组织的形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在明确主要职责的基础上，紧抓集体经济发展，构建村与农民、村与企业等多方利益联合机制。同时，建立健全集体成员的监督机制，确保其权利得以实现，提高集体成员参与集体事务的积极性。三要完善激励考核机制，敢于打破常规，让具有更高能力的村干部在村集体经济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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