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国际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专注于对地域建筑、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源流及其影响的研究。特别是濒于失传的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2009年“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截至2014年国务院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传统技艺方向共273项。其中，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为32项，而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早在第一批（2006年）已榜上有名。[1]香山帮作为江南地区最主要的建筑帮派之一，它的活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苏州，而是扩展到太湖流域，在江南其他地域亦发生辐射和蔓延。香山帮木作营造技艺对江南地区传统建筑产生了极大影响，素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的说法。香山帮是以木匠（主要是大木作工匠）领衔，集木匠、泥水匠（砖瓦匠）、漆匠、堆灰匠（堆塑）、雕塑匠（木雕、砖雕、石雕）、叠山匠（假山）等古典建筑中全部工种于一体的建筑工匠群体。[2]木作在香山帮营造技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木作营造技艺主要包括木构架的设计体系（平面形制、构架样式、构件细部、模数关系等）、营造习俗、材料工具及装饰艺术等。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可分为九大部分工程，主要包括：大木构架工程营造技艺、地基与基础工程营造技艺、屋面工程营造技艺、地面与楼面工程营造技艺、墙垣工程营造技艺、装折工程技艺、雕塑工程技艺、油漆技艺、彩画技艺。[3]其中，大木构架工程营造技艺占有主导地位。目前，对香山帮的研究多集中于香山匠人、香山帮的形成与发展、香山帮匠作系统、香山帮建筑营造技艺等领域。针对香山帮发展源流的研究已有一些，但关于香山帮木作营造技艺在江南地区的发展渊源与变迁研究还不够完善。[4]

自古以来，我国对江南地区的区域划分时有变化，江南地区指的并不是一个明确的省份或地域范围。余同元在《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上发表的《明清江南战略地位与地缘结构的变化——兼论文化江南的空间范围》一文中提到了“三江江南”概念。江南范围有大（文化江南）、中（经济江南）、小（核心江南）三说，实为江南区域之一体三相。李伯重则指出江南地区地域范围包括明清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以及从苏州府析出的太仓州）。[5]大体上相当于唐宋时期的两浙西路地区，也与上述的核心江南相吻合，本书中所提到的江南地区主要指八府一州，即核心江南一带。谈到香山帮木作营造技艺在江南地区的渊源与变迁，就不得不提到“吴地”与“吴文化”这两个相关概念。所谓吴地，是指从商末泰伯奔吴并建立“勾吴”开始所确定和扩展的疆域，又有广义的吴地与狭义的吴地之说。广义的吴地范围以西周春秋时期的吴国疆域为主，即“以长江下游三角洲的中心地带，形象地说是以太湖为腹心，上海、南京就作首尾，苏州、常州、无锡、镇江、杭州、嘉兴、湖州为节肢，旁及南通、扬州的一个地域整体。”而狭义的吴地则指吴地文化的“核心区”苏州、无锡和常州。[6]吴地是吴文化的孕育之地，吴文化则是中国地域文化的代表。吴文化泛指吴地区域人群自泰伯立国“勾吴”以来，在这一区域创造出的与自然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物质的、精神的成果总和。[7]吴地民风“主柔”“重情”“善思”，水、柔、文、融、雅构成了多彩的吴文化天地。[8]从自然环境、历史渊源、行政区划、经济水平和文化特征等多方面综合考察，今天的吴地应以太湖为中心，大致包括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市，浙江省的嘉兴、湖州两市，以及杭州的个别地区、镇江丹阳以东地区，这一带正是明清江南的核心地区。虽然扬州属于长江下游以北，因其位于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与香山帮有一定渊源，故亦将扬州包含在本研究的地域范围之内。苏州、无锡等地是吴文化的发源地，上海与苏州、嘉兴紧邻，杭州、湖州、嘉兴等地不仅受吴文化，更受越文化的影响，而南京、扬州、镇江为南北交融之地，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并重。本研究中的江南地区主要指长江下游太湖之滨的江南水乡，区域包括今日的苏、锡、常、宁、镇、扬、杭、嘉、湖及上海市。为研究方便起见，本书将江南地区分为以下五大片区：苏州片区、上海片区、无锡与常州片区、宁镇扬片区及杭嘉湖片区[9]。

本研究中的江南地区东临大海，北濒长江，南面为杭州湾和钱塘江，西面是皖浙山地的边缘，处于北亚热带。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为15.6℃，光线充足、雨量充沛，河流密布，素有“水乡泽国”之称。自古以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对江南地区的影响深远。夏商时期，江南地区文化发生了逆转，春秋后期，吴、越两国的崛起使得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更加迅猛，直到吴、越两国灭亡，江南地区的发展再度停滞。但苏州一带人口较为集中，经济一直处于繁荣状态。两汉前期，吴王刘濞利用优渥的自然资源，大力发展社会经济，使得江南地区以富庶著称。六朝时期，经济开发加快了速度，北方地区西晋的永嘉之乱［西晋永嘉元年至永嘉六年（307—312）］造成了中国史上人口大量南迁，使得江南地区经济发展更加迅猛。隋唐时期，天下一统，江南运河开通，更加促进了经济的大繁荣。唐中叶的安史之乱［唐天宝十四年至宝应二年（755—763）］，再度引起大的移民潮。南宋的宋室南迁，北方大量的士大夫阶层、匠人等随着南宋政权的建立涌入江南地区，更加促进了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建筑营造业达到了鼎盛。以《营造法式》（以下简称《法式》）在苏州再度刊印、杭州南宋宫室的营建为契机，北方建筑文化对江南地区的冲击势不可挡，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江南地区存在大量南北建筑风格交融现象的重要原因。

香山帮是吴地传统建筑的主要营建者，是以苏州为发源地，以太湖流域为主要活动区域，对江南地区乃至北方官式建筑均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建筑帮派。明清时期是香山帮建筑的发展成熟期，但其建筑营造技艺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早。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除本地区卓越的匠人传承发展之外，还与苏州片区的文人墨客有着密切关联。特别是在园林营建过程中，借以抒发情感、讴歌自然，参与总结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与艺术成就的文人墨客不在少数。如明代撰写风靡海内外的造园技艺总结《园冶》的计成、撰写《长物志》的文徵明之曾孙文震亨等，对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造园、传统建筑营造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与总结，这些成就对于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有关时尚和雅俗的苏州标准，迅速得到了他地他人的响应和认可，各地纷纷效仿，但与苏州相比仍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对此，明末清初的山阴人张岱就曾感慨道：“吾浙人极无主见，苏人所尚，极力模仿。如一巾帻，忽高忽低，如一袍袖，忽大忽小，苏人巾高袖大，浙人效之。俗尚未遍，而苏人巾又变低，袖又变小矣。故苏人常笑吾浙人为‘赶不着’。”苏州人立意制定标准，且不断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善于将各种优势发挥到极致，旨在开宗立派，师承有自，倾向于互相帮衬、互为声援，弘扬地域团体之风，扩大影响，更在经济发展、文化创造、人文势力等方面绝对居于全国前列，是以始终能够造就时势，创造时尚，引领方向，推动生活时尚不断前进。[10]江南地区共用太湖水系，而苏州不仅位于太湖水系的中央位置，还处于江南运河的中段。江南古时船行速度，货船为40里/日，客船为80～90里/日，因此，对于以水上运输为主要交通方式的古时来说，苏州香山帮匠人往来于江南各城镇不是一件难事。香山帮木作营造技艺在江南地区的源流及其影响，主要体现为“线”与“面”的交织。所谓“线”可以看作为香山帮原生木作营造技艺的纵向发展渊源（即时间轴）；“面”则主要指香山帮原生木作营造技艺由发源地（苏州片区）向江南其他地域传播的轨迹。

关于香山帮木作营造技艺在江南地区的发展渊源与变迁研究，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完成：其一为建筑遗构的田野调查，其二为匠人访谈，其三为地方志阅读，其四为建筑史料解读。建筑遗构可以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表象；匠人访谈主要为口述史的运用，可以弥补田野调查所涉及不到的人文信息或更多营造技术细节；地方志阅读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各个历史时期所研究地域的地理、社会、经济、文化等现象。以上三种途径均有夹杂后世痕迹及个人主观意识的嫌疑。而建筑史料相比建筑遗构来讲具有更强的“原真性”，相比匠师访谈具有更多的“客观性”，相比地方志又具有更直接的“专业性”。因此，通过建筑史料解读，能为我们厘清建筑帮派木作营造技艺的发展渊源与变迁提供更好的借鉴。

在中国古代建筑历史长河中，由于匠人之间的经验传授主要为口传心授及匠不入史的历史局限，保存至今的建筑史料寥寥无几。其中，作为官方颁布刊行的建筑典籍，当首推宋代崇宁二年（1103）李诫著的《法式》和清代雍正十二年（1734）允礼等编著的《工程做法则例》（以下简称《则例》）。宋朝都城南移，特别是南宋绍兴年间《法式》在苏州的重刊，对香山帮木作营造技艺的形成与完善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明清时期香山帮匠人应征赴南京、北京参加都城营建，特别是香山帮代表人物蒯祥由于娴熟的技艺和卓越的贡献，最终官至工部左侍郎，对都城营建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统领地位，我们从《则例》相关记载内容中也可看出若干香山帮建筑营造技艺的痕迹。姚承祖原著、张至刚增编、刘敦桢校阅的《营造法原》（以下简称《法原》），更是根据世代相传的苏州地区香山帮工匠传统技艺，从明清至民国逐渐发展完善记录而成。该文献独树一帜，被誉为“南方中国建筑之唯一宝典”。《园冶》则是我国乃至世界一部关于造园技术与艺术的奠基式专著，其中亦有关于建筑营造的记载内容，对于我们了解明代江南私家园林中的建筑营造技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这方面内容与香山帮营造技术发展源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鲁班经》版本众多，影响范围更广，尽管涉及风水较多，但也不乏建筑营造方面的内容。因此，本书不仅将《法式》《则例》《法原》《园冶》《鲁班经》中所记载的相关内容与江南地区各片区木作营造技艺进行比较，融合贯穿于各章节相关内容中，还将《法原》和《园冶》中记载的木作营造技艺分别作为独立一章进行了专门讨论。

本书主要由三部分内容构成。

第一部分为与香山帮木作营造技艺最为相关的建筑史料解读。考虑与香山帮的关联及影响地域等因素，本书重点选取了《法原》和《园冶》中的木作营造技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由于《法原》为香山帮代表性匠人姚承祖关于本匠帮营造技术的总结性文献，因此，第1章即为“《营造法原》中记载的木作营造技艺”。首先，从其编撰原委、构成及特点入手，对《法原》进行概述。其次，为更好地深入分析香山帮木作营造技艺，选取了《法原》中记载的主要建筑类型——殿庭、厅堂及亭，并从记述特点、平面形制、大木构架类型及构件细部等方面进行阐述。最后，依据《法原》对苏州香山帮木作营造技艺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第2章为“《园冶》中记载的木作营造技艺”。建筑是造园四大要素之一，《园冶》中也不乏关于建筑的精彩论述。尽管《园冶》关注的重点为造园技术，有关木作营造技艺的记载不如《法原》那么直接、细致，但从其中着墨不多的园林建筑记述中，仍可看到其与香山帮木作营造技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本章节亦对《园冶》的编撰原委、构成及特点进行概述。随之，对《园冶》中记载的建筑类型、平面形制、构架样式及构件细部等内容进行梳理，以明确其木作营造技艺特征。以上两章节为本书的第二部分研究内容进行了铺垫。

第二部分以江南地区各片区为研究地域，探讨香山帮木作营造技艺及其发展源流（第3章，苏州片区）、各片区与香山帮的关联及其木作营造技艺（第4章至第7章，上海片区、无锡与常州片区、宁镇扬片区、杭嘉湖片区）。第3章为“苏州片区香山帮木作营造技艺及其发展源流”。首先，解析苏州片区的地域特征；其次，以苏州片区中的主要建筑类型——殿庭、厅堂、亭为研究对象，对其木作营造技艺进行详细阐述；最后，以殿庭为例，对香山帮木作营造技艺发展的源流进行分析。在第4章“上海片区与香山帮的关联及其木作营造技艺”、第5章“无锡、常州片区与香山帮的关联及其木作营造技艺”、第6章“宁镇扬片区与香山帮的关联及其木作营造技艺”、第7章“杭嘉湖片区与香山帮的关联及其木作营造技艺”中，先分别对各片区的地域特征进行分析。然后从香山帮与各片区的渊源，香山帮在各片区的发展分期、营造活动及特点等视角，阐述各片区与香山帮的关联。最后根据各片区的地域特点，以厅堂、殿庭等作为研究对象，总结各片区的木作营造技艺，并由此探讨香山帮木作营造技艺在江南地区的源流与变迁。

第三部分则为本研究的拓展。第8章“中国传统样式清真寺礼拜大殿木作营造技艺”，以江南地区中国传统样式清真寺礼拜大殿为研究对象，对清真寺的总平面布局、礼拜大殿平面形制及其木作营造技艺进行探讨。江南地区各片区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由此在中国传统样式清真寺礼拜大殿大木构架的样式、组合及构件细部等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在实地调研中，我们尽管极力探询各清真寺最初的营造者（或参与改建及修缮的匠人），却收效甚微，有几处清真寺可确定为西域匠人参与了营建。但通过对清真寺中礼拜大殿大木构架样式、构成及构件细部的分析，似可以推测活跃在江南地区的各建筑帮派，如香山帮、徽州帮、宁绍帮[11]、东阳帮等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营建活动，且香山帮居于主导地位。[12]不论营造者是谁，中国传统样式清真寺礼拜大殿在满足自身使用功能的基础上，更多地展现了香山帮的营造技艺特点，并与江南地区自然与社会因素及伊斯兰建筑文化进行了巧妙地结合。[13]第9章则以轩[14]为例，总结“香山帮木作营造技艺在江南地区的渊源与变迁”。以江南地区代表性厅堂或殿庭中的轩为研究对象，将苏州片区建筑中轩的种类、位置、应用频率，以及轩椽、轩梁及其他细部构件等，与江南地区其他片区进行比较，以探究香山帮木作营造技艺在江南地区的源流及变迁。

本书所研究的建筑类型主要为殿庭、厅堂及亭。[15]其中，殿庭主要为宗教建筑中的大殿；厅堂存在范围则比较广泛，如民居及园林中的主要建筑均可为厅堂；而亭则主要存在于园林中，是园林中的主要建筑类型之一。中国古代将位置居中、功能重要、等级高、体量大的建筑称为殿，《法式》《则例》中均记述了“殿堂（殿阁）”这一特定建筑类型，《法原》则称殿堂为殿庭。随着时代和地域不同，厅堂的含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仓颉篇》中：“殿，大堂也。”《说文》中：“堂，殿也。”可见，殿、堂概念相同。《法式》中，将建筑分为宫、阙、殿（堂）、楼、亭、台榭、城。殿、堂虽属同类，但仍有所区别。潘谷西、何建中的《〈营造法式〉解读》中，将宋代官式建筑木构架分为三类：柱梁作、殿阁式、厅堂式。[16]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至少至宋代，厅堂的结构概念已经明确。《则例》中，规定厅堂的屋架檩数为4～9根，屋顶形式为硬山、悬山或卷篷，至此厅堂规模也有所限定。[17]《法原》中，厅堂（楼厅）介于殿庭、平房（楼房）之间，称其“较高而深，前必有轩，规模装修较平房复杂华丽”。厅堂在江南地区明清民居（园林）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能够集中反映各片区营造水平和文化审美内涵。亭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上溯到周代，那时的亭出于实用需要，一般作为军事单位建于边防要地上。[18]随着时代的发展，亭的含义越来越丰富，其功能形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广泛应用于园林及风景区中，被誉为“园林的眼睛”。本书通过解读各片区代表性殿堂、厅堂及亭木作营造技艺，并将之与香山帮原生木作营造技艺进行比较，结合各片区与香山帮的关联探讨，从而挖掘香山帮木作营造技艺在江南地区的渊源与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