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剑桥希思路的深邃时间
“10 000年什么也不是，”地质学家告诉我，“10 000年前几乎就是现在。”
10 000年前，英国还是一座连接着大陆的半岛；在美国，冰川不断融化，形成了五大湖：苏必利尔湖、休伦湖、密歇根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全世界只有几百万人口。如果10 000年无足轻重，那记录了从书写的演变到太空旅行和原子弹的整个人类史也无足轻重。
我开始意识到，地质学家和其他人看世界的方式略有不同。他们同时生活在两种时间里：一种是人类时间，另一种则是更大更超然的尺度——深邃时间。如果人类时间是以秒、分、时、年来计量，深邃时间的计量单位则是百万年、千万年、亿万年。仅仅是想想这个尺度，就让人眩晕。而生活在其中，是向深远处望去，是让思绪进入异样的空间。在深邃时间里，曾几何时不只是指上周、去年、过去10年，而是100万年前、5000万年前。那些跨越了成百上千万年的连绵不断的曾经，正是你生存在此时此地的原因。
*
不久前，我开始迷恋北唐斯（North Downs(1)）的明亮白垩，北唐斯就是伦敦南部郊区涌起的长长山丘。那是1月底。前一年我刚结束一段漫长的恋情，新年那天，一段不甚明确的新关系也告终。那位男子用库切小说《耻》（Disgrace）的结尾来含混地解释——这部小说我读过，但仍觉得跟这段恋情毫无瓜葛。为了换个环境，分散注意力，我买了一张火车票。
从伦敦往南，路经北唐斯，你会第一次感觉脱离了城市。坐在宽大的橡木木墩上，视线穿过荒芜坚硬的土地，看向远远的银灰色塔楼，你也许会重新思考一些事物，比如距离。
午饭后，我沿山脊往前，黏稠的棕色泥土滑入软软的白色岩石。在寇斯顿和凯特兰之间的通勤镇上，我路过一块信息板，上面写着一些简单而深刻的事实：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是早已荡然无存的史前海洋的残骸。恐龙灭绝后，海洋曾短暂消失过。不管什么时候，你只要站在白垩土上，就站在了曾经的海洋上。
为了多了解一些相关知识，我去参观了位于南肯辛顿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还有当地的一些小博物馆。小博物馆里，陈列柜上覆盖了厚厚的灰尘，里面摆着成排的标本，而打出标签的打字机则早已失灵。我又读了地质学的入门材料，向沉积学家、地层学家、古生物学家讨教。我还加入了去采石场和裸露崖壁的野外考察，了解了深邃时间的历史就写在身边和脚下的岩石里。在一块白垩中，我发现了一块奶灰色的球形海绵，跟我最小的指甲差不多大，它表面刺着数不清的小孔。有些科学家认为，海绵是从共同祖先的演化树上第一个伸出来的动物群（animal group），是所有其他动物的姐妹群（sister group）1。
*
北唐斯之旅多年后的一个夏日，在伦敦东部剑桥希思路的建筑工地上，我瞥见一排围栏。彼时刚过下午5点，工人们都下班了，留下一台挖掘机。它垂着典型的坚硬长臂，巨大的金属铲斗，停在大堆黑土上。而我感兴趣的是它挖出来的那个洞。
走在伦敦的街头，你会意识到，脚下的土地是很多层岩石，其中大部分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因为这些岩石形成的时候，甚至在它们继续被深深埋葬、消失的漫长历史中，并没有人类存在。要是想探索未知之地，不妨就去挖一挖自家的后花园，这其实跟南极探险差不多。地质学家就是阅读这些岩层，从中构建出过去的故事。每一层都代表了演化至今的过往，它们曾经存在过千百万年然后消失殆尽，过去的世界被浓缩成一层层岩石。
大部分人类都害怕回顾时间，地质学家马西娅·比约内鲁德（Marcia Bjornerud）曾写道2：“我们困惑时间去哪儿了，担心自己是不是没有好好度过时间，忧虑属于自己的时间还剩多少。地质学以一种非永恒的视角看待事物。”城中的挖掘现场，是通往过去的入口，是看向过去并重新校准的一个空间。上个月我一直在找这种挖掘场地。然后我先生乔尼从办公室发来消息说，在剑桥希斯路往利物浦大街方向去的火车上，他看到了一个挖掘工地。
洞的一边有三层不同的岩石，像粉黄白的天使蛋糕一样，一层层整齐地叠在一起。精准的岩层向我们展示了地质学教科书里那些地层插图的实际样貌。最上面一层大概1米，是暗淡偏灰的棕色土壤，混着碎裂的橙色和灰粉色的砖块、黑色沥青团、现代的水泥块。地质学家称之为“人造地面”，也就是被一代代的城市居民循环利用、重新改造的那种地面。人造地面也是人类历史，就像街对面的童年博物馆（父母有时会在潮湿的周六下午带年幼的我去玩）里的人工制品。如果——也许应该说“当”——我们从这颗星球上消失，人造地面就是我们的一种遗迹。仿佛一个脚印，又仿佛是一块写着“我们在这里”的牌子。
人造地面的下一层是潮湿的沙砾，是黄色的海绵蛋糕浸到茶里的颜色。这一层要比人造地面古老一些。17世纪的丹麦医生尼尔斯·斯坦森（Niels Stensen），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尼古拉斯·斯坦诺（Nicolaus Steno），他研究了沉积岩（sedimentary rocks，伦敦的地下就是）的形成过程。沉积岩（通常是在水下）由更古老的岩石或化石遗骸的小碎片沉积而成，或在海水蒸发等化学作用中形成。斯坦诺观察到，必须先有一层稳固的沉积物作为基础，才能继续生成新的沉积物，早期的沉积岩层肯定是在新层之下。
沙砾离表层不远。当你看到高峰时段巴士缓慢驶过的地面，或是火车拱门下贴着“龙舌兰和野格，全天供应，只要2.5磅！”的酒吧广告，再往下1米，就是沙砾。但这一层里并没有人类存在的痕迹。建筑工地的工人们持续往下挖，他们会从舒适、熟悉的人类时间，逐渐旅行至深邃时间。这也是演化生物学家史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所谓的地质学家“对人类思维最杰出、最有启发性的贡献”3。
*
剑桥希思路挖掘工地的沙砾层，是200万年前沉积下来的。那时是更新世，泰晤士河的流向比现在偏北一点，就这样穿过如今的贝斯纳绿地。望着湿沙砾，我开始想象200万年前的场景。这个数字写起来很容易，但是很难切身感受。
“最大的挑战是让人们理解我们面对的时间的宏伟和庞大。”一位地质学讲师朋友告诉我。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份报告说，深邃时间是“深刻理解我们生命起源和分化的基础”，是理解地质学、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学的一个关键概念4。如果我们要了解周围的世界，理解漫长的演化，以及气候变化导致的迅速而复杂的生存危机（我们自以为了解），就必须研究深邃时间。没有这种视角，我们都不能回答“我在哪儿”“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
在深邃时间里，沙砾层沉积的200万年并不长。最早的脊椎动物生活在5亿年前。光合作用可能在30亿年前就开始了。面对这种百万年、亿万年，大脑都罢工了，不愿意认真去想——也许这是一种心理防卫机制。在英国，人的平均期待寿命是81岁；美国短一点点，79岁；日本略长一点，84岁5。超过五代——自身加上前两代、后两代的生活——我们就很难感同身受。关于地质时代，1802年苏格兰科学家和数学家约翰·普莱费尔（John Playfair）曾写道：“人类的想象是有限的，通过理性能到达的地方，比人能想象到的要远得多。6”
儿童博物馆有一座玩具屋，是17世纪在荷兰建造的，也差不多是斯坦诺系统地阐述他的沉积岩理论的时候。还有一个迷你厨房，里面有代夫特瓷砖、锡盘、精致的果冻模具。这大概不是为孩子准备的，而是为某位富裕的女子。
她是谁呢？没有记录。3个世纪过去，时间已经够长，足以让一位女性的名字消失。从深邃时间的角度来看，这位无名荷兰女子和我，以及剩下的人类历史，本质上存在于同样的时间。
*
沙砾之下，泥土继续变化。我认出下一层是伦敦黏土（London Clay）。又厚又黏，沉郁的深棕色，有些地方甚至是紫色，就像很多岩石历经地质作用或深邃时间的磨炼（这次是沉积和掩埋），以慢到人类根本看不见的速度逐渐形成。要看到伦敦黏土长出1米，你需要的不仅是时间机器，还需要一架强有力的延时相机，用来记录成百上千年来从史前海床上收集来的沉积物。
在深邃时间里，事情发展得非常缓慢，但会持续很久，因此仍然影响深远。这里一种新岩石结构的形成，那里一部分海底上升变成了山脉。珠穆朗玛峰也曾是一片海洋。如今在伦敦贝斯纳绿地的黏土意味着，5500万年前，这片土地上是温暖的热带海。如果你能穿越到那里，你会发现，附近一条丰饶的海岸线的气候与现今印度尼西亚的气候相似。像狐狸那么大的始祖马，现代马的祖先，它们在棕榈科的红树植物水椰和蜡瓣木兰（一种花瓣是蜡质的木兰）之间吃草。
去皮卡迪利拜访伦敦地质学会总部时，图书管理员和诗人迈克尔·麦肯金（Michael McKimm）告诉我：“跟地质学家去出野外，最有趣的就是他们的想象力。你们都站在海滩上，地质学家们在想象为什么会形成特定的岩石构造，远古的土地如何一路演变至今。7”19世纪杰出的地质学家查尔斯·莱伊尔（Charles Lyell）爵士是这么说的：“我们可以在想象中重现已消失古大陆的形成过程。8”
这是科学中的一种珍贵品质：训练自己在头脑中搭建词汇，然后用描述性语言呈现给他人。我有过文学出版经验，深知人们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在遣词造句上。而地质学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我就有一种美国作家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描述过的冲动，他在1981年的书《盆地与山脉》（Basin and Range）中第一次使用了“深邃时间”这个词，用于描述他早年初识地质学，深感。“这件事确实好像有一种比人性多一点的东西：地质学家们沟通用英语，而他们却能用一种让你起鸡皮疙瘩的方式给事物命名。9”他写道，“岩基、捕虏体、漠境砾幕、新月形沙丘的滑落面。”
在一本著名的地质学教科书《英国与爱尔兰地质史》（Geological History of Britain and Irland）的引言中，作者伍德科克（Woodcock）和斯特罗恩（Strachan）写道：“在描述地质学家的工作和思考时，科学哲学家会很为难。物理学依靠其客观性、可预测性和精确性被定义为典型科学，代表性地衡量了其他学科。地质学因此只是被看作一种物理学不精确的衍生品10。”在科学的等级中，理论物理学家可以俯视实验物理学家，他们又都俯视地质学家。“地质学还能鄙视谁呢？”我问了我的讲师朋友，他说：“地理学家。”
伍德科克和斯特罗恩还写道：“地质学和纯粹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它的历史感。地质记录难免会复杂、残缺，要破解这种记录，需要一种跟推理人类历史一样的思维方式。11”
正如另一位地质学家所描述的，地质学需要“灰数据技能”，即从不完整且缺失的碎片化数据中拼合成一个故事，运用想象去构造未完成的图景，或者像另一个人说的：基本上，就是夏洛克·福尔摩斯那套技能。
几年前，地质学会举办了一个诗歌和地质学庆祝活动，麦肯金跟我说：“据我所知，完全因成员的热爱来举办一个诗歌日的，科学学会里就我们一个。”学会会长布莱恩·洛弗尔（Bryan Lovell）读了一段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悼念集》的选段。这首诗完成时（1849年）正好是地质学会成立40周年——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地质组织。从诗的字里行间能看到深邃时间的不断变换，正好被维多利亚时期的“地质学家”展现出来：
山丘是影子，它们游荡，
从形态到模样，万物皆无永恒；
坚实土地，如雾消融流淌，
亦如云，变幻自己，去往远方。12
洛弗尔对聚集过来的观众说：“诗人和地质学家有一个共同点：寻找合适的语言，帮助我们理解自身所为。”
第一次拜访后又过了一些年，我回到了剑桥希思路。那个被挖出的洞变成了6层楼的酒店。在里面的酒吧，过大的灯泡露出灯管，墙壁管道也暴露在外，里面还有“周一按摩”的活动，每个房间都有浓缩咖啡机。我喝了杯姜汁汽水，一对西班牙夫妇在手机上划来划去，欧洲投资银行的运动和文化俱乐部成员围着一堆相同的肩背运动包转来转去。路对面，一群学生穿着统一的明黄色背心，两两一组，在博物馆门口排着队。
我们脚下是两层地下室，再往下就是伦敦黏土的世界。从伦敦黏土层到下一层，回到3000万年前，你会发现一片巨大的海洋，长下颚的鱼龙，靠鳍脚游动的蛇颈龙，还有牙齿似刀片、鼻子圆又钝的鲨鱼就在里面游荡。回到5000万年前，你会站在干燥的地面上：一面是陡峭的山，丘陵边缘是热带森林，还有湖泊和沼泽，里面有闪亮的史前泥土里晒太阳的远古鳄鱼。这个世界的下面是另一层世界，和再另一层世界，几百万年叠在几百万年之上，像一副洗好的扑克牌。
如果所有的深邃时间叠起来——像一部延时电影——我们会看到高温干燥的沙漠变成茂密的丛林，再隆起成崎岖的山脉，又逐渐磨损成矮矮的山丘。真是一幅不断变化、起伏流动的地图。在深邃时间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暂时的：骨头变成岩石，沙变成高山，海洋变成城市。
如此无边无际的时间维度的意识和所有这些奇迹般的巨大变化，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注定是非常短暂的——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物种。有个朋友上过一堂周末陶艺课，成品是一只可怕的棕色的又粗粗笨笨的花瓶。陶艺老师眼睛放光地告诉这些做了花瓶的学生：“想想哦，你完成的作品，可能比你自己活得更久！”我的朋友盯着东倒西歪的陶土，吓呆了。这就是一切的归宿？
我们天生有“留作纪念”的本能：把照片和证书框起来，建造墓碑，在画廊墙上或者演讲厅里印上自己的名字（如果很宽裕的话），在高速公路的地下隧道里和公共厕所的门上涂鸦上自己的名字。而时光无视人类，它侵蚀一切地席卷而过，使这种本能很难实现，甚至我们对未来的询问也充满挑战：我们会留下什么？什么会比我们存在得更久？
*
有一段反复出现的童年记忆，不知道是否真的发生过，就像一块海绵化石嵌在软塌塌的白垩块上。众所周知，记忆并不可靠，当时也没有别人看到发生了什么，而且我年纪太小，记忆如梦似幻，并不准确。
在记忆中，父母、哥哥和我走在费尔丘（Firehills），那是南部海岸靠近黑斯廷斯（Hastings）的长满金雀花的悬崖顶。我在最前面，跑向沙地上的一个岔路口，完全没注意到“禁止步行”的牌子，就跑上了右边那条通往悬崖边的路。在一次次地回顾这个故事时，场景是这样：那条路有一点坡度，所以我看不到前面，坡的另一边应该是一块刚刚塌掉的悬崖。我记得世界突然延展，视线猛然开阔。阳光闪耀的宽阔悬崖，镉黄色的金雀花散发出温暖的椰子香，再往下看，是遥远的闪闪发亮的海。我离悬崖边只差几步的距离，必须立刻停下。
这段记忆——或者这不是记忆而是一段头脑中重现的画面——没有任何恐惧，只是突然强烈地感受到个人身体的渺小和世界的无垠。那是一种不稳定但又非常令人振奋的感觉，就像凝视着流星在银河中划出弧线，或者思索着马里亚纳海沟的深度，或是深邃时间有多广阔——所有曾经的世界，都在我们的视野之外盘旋，被“当下”的川流不息短暂地掠过，等待着再次步入光明。
(1) Downs，英国南部的一种独特的白垩丘陵。按照惯例，也为了与其他强调白垩作为一种材料的内容相区别，这里采用音译。如无特别标注，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尾注均为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