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拿起武器！

2022年3月初，我开始写这些文字时，一直密切关注着乌克兰的局势。那时，“照片墙”（Instagram）平台上一张乌克兰老奶奶持枪的照片被大量转发，照片的发布者是这位老奶奶的孙女瓦列里·乌沙乔瓦，她是基辅的一位美妆博主。当时，大部分的乌克兰女性都逃离了被轰炸的家园，她们的兄弟、父亲、儿子、恋人不得不上战场，但也有一些女性选择留下来战斗。照片上的这位老奶奶出生于1938年，她臂下夹着一支卡拉什尼科夫步枪。迪伦·卡尔夫在《解放报》上发表了关于这张照片的评论，苦涩的结尾除了表达回归和平的渴望，还表达了回归传统性别秩序的渴望：“希望有一天，玻尿酸注射器能重新替代这支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前后对比的照片上不再是那些生活被战争摧毁的人。”真是悲哀……女性可以拿枪，为什么就让人如此难以接受呢？

1792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第四年）3月25日，在小兄弟会[6]的主席台上，安妮-约瑟夫·戴洛瓦涅[7]对台下听众中的女公民喊道：“让我们拿起武器，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也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

或许您会失望——或许您会安心，这点视情况而定——因为，当时戴洛瓦涅并不是要让女性拿起武器来反抗男性，这是本性容易惊慌的反女权主义者的臆想。她是要女性和男性一样拿起武器，一起保卫祖国和大革命。戴洛瓦涅在演讲的最后还号召大家组成“亚马孙女战士”军团（参看本书第32页），在战神广场进行操练。

让我们明确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战争一触即发，开战只是时间问题。欧洲各国的王室十分担忧所谓的革命“传染病”，准备用武力让路易十六重新掌握绝对君主的权力。与此同时，法国国内战争也近在咫尺。特权已被废除，等级社会已经终结，为了保卫这些革命成果以及人的权利——其中也包括女性的权利，必须战斗。所以，许多女性像戴洛瓦涅一样，不愿意只守在家里等待参加战争保卫大革命的兄弟、父亲或丈夫。

我知道一般大家都会称呼安妮-约瑟夫·戴洛瓦涅为戴洛瓦涅·德·梅里古。实际上，这一名字中的贵族姓氏“梅里古”是反大革命报刊为她编造的，只因她曾捍卫性别平等。1791年，报界针对她发动了一场卑鄙下流的攻击，动用了所有反女权主义的惯用伎俩，把她抹黑成放荡的疯子，并且把她出生的村庄名“梅里古”作为贵族姓氏强加在她名字的后面。

其实，安妮-约瑟夫·戴洛瓦涅在一开始并没有表现出“女权主义”的立场——当时并不存在“女权主义”这个词。但是她的斗争已经开始：大革命初期她在巴黎到处奔走，经常发表主张女男平等的言论，推动成立男女混合的俱乐部。当时大部分的俱乐部都只有男性成员，他们的腰部公然别着手枪或者军刀。

然而，在性别划分明确的旧制度下（1789年前的法国），武器、战斗和制服都独属于男性。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如果要表现与现实相反的世界，版画家通常乐于描绘一个坐着的男人和一个站着的女人，男人膝盖上放着婴儿，手里拿着纺锤；女人则戴着头盔，腰上佩着剑，肩上扛着火枪。但依然还有少数女性在战斗。当丈夫不在时——或去世，或在其他战场，一些贵族女性为了保卫被围困的家园，会领导大家拿起武器抗击敌人。这样的场景一直给人一种独特、反常的感觉，但是大家还是接受了，因为参加战斗的都是贵族女性，而且这些战斗都是在防御，而不是在进攻。此外，如果说战争是男人的事，那么军队则并不完全是独属于男人的地方。旧制度下的军队包含文职人员，尤其是随军女眷。然而在混战中，偶尔也会有女性扣动扳机！还有一些年轻女人假扮成男人顺利混入了军队，只要不被发现，她们就会一直战斗下去。

然而法国大革命却排斥女人参军，反对她们使用武器。因为1789年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新观念，即军队和国家武装力量必须由男性公民构成。从那以后，公民使用武器的权利和投票箱绑在了一起，女性则被排除在这两者之外。

很多女性对此不以为然。要知道，在当时那个年代，变革无论是以武力形式进行，还是以投票方式进行，都很常见，甚至大家对前者的感受更真实、更强烈。大革命时期的大多数女战士，要求获得的是武器而不是投票权。1790年后，法国各地都成立了亚马孙女战士俱乐部，拿着武器、穿着制服——尽管是短裙——的女性四处游行。就在安妮-约瑟夫·戴洛瓦涅发表演讲的几天前，一位山岳派[8]革命家、巧克力商贩波利娜·莱昂在国民议会的主席台上宣读了一份有320位女性签名的请愿书，她们要求使用“标枪、手枪、军刀（有能力使用步枪的女性可以使用步枪）”。这些倡议虽然是面对一触即发的战争而产生的爱国主义及革命反应，但其实也关乎两性权利平等问题。证据就是，3月25日戴洛瓦涅的演讲和莱昂的请愿书一样，表达的都是关乎解放和权利平等的诉求。

事实上，战争爆发后，顺利参军的女性比旧制度时期要多得多，有些是乔装成男人，但也有一些并没有乔装打扮，就以女兵身份出现。1793年春天，玛丽·莫雷尔加入军队后这样说道：“我要把纺纱棒和纺锤留给那些只想待在家里的胆小鬼，我要拿起他的枪、他的军刀，替他上沙场。”军官们则在报告里抱怨道：“营地里到处都是女人。”

对于女性的这些诉求和创举，男性的反应意味深长：他们明确赞扬这些革命女性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又坚称佩带武器是男性的特权，必须保持这种传统。议员安托万·德奥西·德·罗贝库尔发出这样的警告：“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打乱这种自然秩序。自然创造女性不是为了让她们去杀戮，她们柔嫩的双手从来不是为了使用武器而生的。”1793年4月30日，为了明确这一点，国民公会投票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所有对军队事务无用的女性必须离开军营”。所谓“无用的女性”指女兵，所谓“有用的女性”指洗衣女工、女厨子，也就是那些性别化的角色。这一法令的影响在好几年后才会显现。

大革命时期的女性再次发起行动。1793年5月，波利娜·莱昂创立的女性俱乐部“共和与革命女公民协会”强烈要求女男平等，尤其是在军队中。1793年秋，历经艰难险阻，她们终于争取到了佩戴三色花配饰——公民士兵身份的象征——的权利。对国民公会的议员们来说，这一切实在太过了，他们到处散播消息：女人们要剪短头发，要穿裤子，很快，更可怕的事发生了，她们要求使用手枪和步枪！在一场声势浩大的演讲中，法布雷·德·埃格朗蒂纳在演讲台上大肆渲染女性使用武器的危险性，他把她们描述成“女投弹手”。同一天，在一家小酒馆，有客人担心一旦女人可以使用武器，她们就会杀害男人——正如前文所言，这是老掉牙的臆想！第二天，国民公会通过了《阿马尔法令》[9]，剥夺了女性结社的权利。

整个19世纪，女性武装的问题被不断提出，首先是革命斗争中的武器配备问题。1830年或1840年，一些女性宣称自己有参加战争的权利，只是她们常常穿着男装。1870年至1871年冬天，巴黎被普鲁士士兵包围，再次有女性要求参加都城保卫战，还未等到具体的答复，她们就开始同国民自卫军并肩作战了——路易丝·米歇尔是戴洛瓦涅最有名的追随者。巴黎公社时期，同样的问题再次被提出。国际工人协会驻巴黎代表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夫成立了“保卫巴黎和照顾伤员妇女联盟”。她们既是战士，也是救护人员！1871年4月12日，在报刊《社会变革》上刊登的一篇题为《所有女人与所有男人》的文章中，女作家、记者安德烈·莱奥（笔名是莱奥迪尔·贝拉）呼吁让女性志愿者负责军队事务：“如果女儿、妻子、母亲陪伴在自己的父亲、丈夫、儿子身边，那么巴黎拥有的不仅仅是对自由的热情，更是对自由的狂热。”女性的武装再一次被视为捍卫大革命的本能反应，但更与争取解放的斗争密切相关。女性受到了普通男兵的欢迎，却被男军官排挤。和1793年的法令一样，巴黎公社有一项法令规定：女性不可以进入战场。安德烈·莱奥在报刊《社会变革》上对此表示愤慨：“难道有人觉得没有女人也可以搞革命？八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争取，但是依然没有实现我们的目标。”奇怪的是，在“五月流血周”的紧急状态中，许多女人牺牲时手里都拿着武器。20世纪初，马德莱娜·佩尔蒂埃[10]，一位专业的精神科医师、坚定的女权主义斗士，接过了这百年斗争的接力棒。1908年，在杂志《参政权扩大论者》的一篇文章中，她要求女性以“士兵”的身份进入军队服役，这立刻引起了公愤！作为反军国主义人士、和平主义人士，马德莱娜·佩尔蒂埃怎么能要求女性参军？她不仅受到了反女权主义者的攻击，而且受到了她所在阵营的和平主义者的攻击。事实证明，当时的和平主义者依然深受性别歧视的影响。社会主义者及和平主义者古斯塔夫·埃尔韦驳斥了马德莱娜·佩尔蒂埃的要求：“如果女人们都去参军了，男人就得在家做饭、带孩子。”显然，他还深受男主外女主内观点的束缚！佩尔蒂埃以自己女权主义的立场进行了辩护：她当然反对军队和战争，但是只要军队和战争存在，就不可以把女性排除在外！20世纪20年代，女斗士埃莱娜·布里翁和阿里亚·利都表示支持马德莱娜·佩尔蒂埃，她们两位也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其他一些人，比如记者玛格丽特·迪朗[11]，希望女性承担一些辅助性的军队工作。小学教师玛丽亚·韦罗娜则认为，战争时期只征召男性入伍，表现了一种“违背民主制度的不公平”。

更重要的是，马德莱娜·佩尔蒂埃捍卫的是女性及女权主义者自我保护的权利。她写道：“女性在夜晚外出或者乡间散步时应该习惯带上手枪。手枪不仅可以在危急关头派上用场，而且可以让女性内心更加强大。仅仅感觉到它在身边，就可以让女性更加勇敢。”（佩尔蒂埃可是一位精神科医师！）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兰西共和国才同意女性可以佩带枪支。1914年至1918年，女性及女权主义者要求成立女性辅兵部队，但是这一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一旦涉及女性武装问题，引发的就不仅是女性“男性化”的性别刻板印象，还有关于女性参军可能会影响民族持续发展、导致出生率下降等问题的讨论。然而，男性参军导致的生育率下降问题却从未引发大家的讨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的自由军（FFL）同意组成一支女性志愿军部队（CVF）。自由军大约有5.9万名士兵，其中包括430名女性，但她们都被刻意排除在战斗之外，被禁止携带武器。一开始还有人教她们怎样射击……但之后却剥夺了她们的武器，只让她们负责通信、文秘、护理和做饭等工作。值得注意的是，1941年决定成立女性志愿军部队的法令表明，只要是“不改变”女性性别属性的工作——包括战争中的此类工作，女性就可以替代擅长打仗的男性。

但是，游击队、抵抗运动给予了女性更多的位置。诚然，工作的划分依然是根据性别决定的，女性主要承担情报及其他后勤工作，如掩护、送信、做饭等，但还是有一些女性参加了作战。拿着枪的西蒙娜·塞古安的照片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这也是女性参加抵抗运动的象征。塞古安是一位法国女兵，参加了法国狙击队与游击队组织（FTPF），是参加巷战的少数女性之一。

这些先驱者参加战斗的事迹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仅被大家忽视，还受到诸多批评：她们之所以要进入这个男性世界，无非是因为她们都是性欲亢进者、同性恋或者无性人。

战后一系列与女兵相关的法律条文都表明女性很难被纳入正式的军队组织，她们被编入军队的日期一推再推，且从来不会收到明确的解释。1957年，瑟堡的一位读者就当地一份报纸提出的女性参军问题做出了如下回答：“女兵是一种没有性别特征的混杂物，与家庭中的天使女性形象差别甚大……女人最美好的角色难道不就是为人妻、为人母吗？……请您待在您自己该在的位置上，拿枪打仗这种事就留给您的儿子和丈夫吧。”

由此可以看出，社会的偏见是多么根深蒂固。

如今，哪怕军队人员中有百分之十二的士兵为女性，哪怕她们被派往前线，还是很少有人觉得穿着军装的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战斗。1971年以来——是的，从这一年才开始，每年的7月14日，女兵都会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与男兵一起列队行进。这个时候，电视上就会评点她们的裙子长度、妆容或者步伐是否整齐。

然而，罗贾瓦[12]库尔德军队中的女兵组成了女兵纵队[13]，她们似乎对一两百年前的戴洛瓦涅、莱昂、米歇尔和莱奥等女性做出了回应：“我们自己领导自己的武装力量与政治力量。我们不站在男人的影子里进行革命。”

参考资料

这篇文章主要建立在多米妮克·戈尔迪诺[14]所作的重要研究的基础上，包括关于纺织女工的书，以及《从女战士到女公民：旧制度时期和法国大革命中的持枪问题》（《克利俄：历史、女性与社会》2004年第20期，该期刊的副标题后来改成了“女性、性别与历史”）。我也从马夏尔·普瓦尔松主编的《女战士：西方女性暴力史》（瑟伊出版社，2020）中获得了很多启发。关于巴黎公社时期的女战士，埃迪特·托马撰写的《纵火的女人》一书（第一版出版于1963年）带给我愉悦的阅读体验。博客“性别与战争”（hypotheses.org）提供了大量关于这些问题的珍贵资料。我也阅读了埃洛迪·若诺关于20世纪女兵的一系列研究论文。本节最后一句话引用自对指挥官狄罗万·科巴尼（Dilovan Kobani）的一篇采访（阿尔贝托·西利尼撰写的《西方梦寐以求的武装女性主义》，纳沙泰尔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院网站，2017年12月19日）。

武装自己的权利

1792年3月25日（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第四年），安妮-约瑟夫·戴洛瓦涅在小兄弟会上的讲话。

在演讲的开始，戴洛瓦涅介绍了当时大革命较为紧张的局势，既有内战与外国入侵的危险，又有反革命的威胁。之后她发表了以下讲话：

女公民们，我们可以通过慷慨的奉献精神戳破这些阴谋诡计。让我们拿起武器，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也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让男人们看看，我们并不比他们差，无论是品德还是勇气都不输给他们；让全欧洲的人看看，我们法国女人深知自己的权利，我们的思想可与18世纪的启蒙思想比肩。让那些偏见见鬼去吧，它们荒谬且不道德，它们把我们的美德视为罪行，正因如此，才说它们是偏见。政府为了重获公众信任所作的努力只不过是陷阱，我们要抵抗到底，因为只要我们的行为方式与法律不一致，他们就会挑我们的刺，把我们再次囚禁起来。很简单，你们要保持警惕。为了阻碍我们，他们会派出谩骂者，收买蹩脚的记者，用嘲笑和诽谤作武器，使出一切无耻的男人们为了扼杀柔弱的灵魂所具有的爱国主义热情而惯常使用的卑劣手段。

但是，女同胞们，现在，启蒙时代的进步思想要求你们思考，请把我们如今所处的地位与我们在社会秩序中应有的地位比较一下。要了解我们的权利和义务，就必须倚赖国家的仲裁，在它的引导下，我们才可以将公平与不公平区分开来。倘若我们完全可以变得更好，而且应该变得更好，那么又有什么能妨碍、阻止我们变得更好呢？我们要拿起武器，因为我们时刻准备着捍卫自己的权利，保卫自己的家园。如果我们在被奴役状态下沾染的怯懦依然在极大地阻碍我们变得更加强大，那么我们对自己就是不公正的，同时我们对祖国也没有尽到责任。

女同胞们，我要重申这一点：让我们奋起反抗我们的命运，打破我们身上的枷锁！女性是时候从可耻的被奴役状态中走出来了，长久以来，男性的无知、傲慢与不公将我们困于其中。让我们回到我们母辈的时代，即高卢女性和骄傲的日耳曼女性的时代，她们在公共集会上磋商大事，与自己的丈夫共同作战，赶走共和国的敌人。女同胞们，我们的身体里流着同样的鲜血。10月5日、6日，我们在凡尔赛所做的事，以及在其他众多重要、关键的场合所做的事，都证明了我们对崇高的情感并不陌生。因此，让我们振奋精神！因为，我们若想保卫自己的自由，就必须准备好做最为崇高的事。当下，由于社会风气败坏，这些事对我们而言似乎极其特别，甚至似乎很难实现。但是，不久之后，随着民众精神的发展以及启蒙思想的传播，这些事对我们而言将变得简单而容易。女公民们，为什么我们不和男人们一争高下？难道是因为他们声称只有男人拥有获得光荣的权利？不，不……我们也一样，我们也想要赢得公民王冠，也想要拥有为自由而死的荣誉。或许，自由之于我们更为珍贵，因为专制的暴虐更多地落在我们的头上，而不是他们的。是的，宽厚的女公民们，所有听到我讲话的姐妹们，让我们拿起武器，让我们每星期去香榭丽舍大街或者战神广场操练两三次，让我们打开法国亚马孙女战士的名册，希望所有真正热爱祖国的女人们都能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将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讨建立军营的方法，比如可以参照学生营、老人营或者底比斯圣军的做法。最后，请允许我向圣安托万郊区的女公民们献上一面三色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