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梗概

亚当·斯密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东部海岸的柯科迪。他父亲也叫亚当，是一位律师，在斯密出生前六个月就去世了。他的母亲（玛格丽特）没有再婚，在她的漫漫人生中，亚当是她挚爱的儿子，她卒于1788年，只比亚当早两年。斯密第一本传记的作者杜格尔德·斯图尔特认识斯密，掌握的信息比其他人多。这位作者说亚当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得到了母亲的悉心照料，而亚当也穷其一生尽心尽责地回报了他母亲。

他约8岁时进入当地学校读书，并从一位新来的严苛而热忱的男老师那里受益良多。斯密1737年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年仅14岁，但在那时候这个年龄上大学并非异乎寻常。他在中学期间已熟知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以至于他实际上可以免修那些初阶的拉丁语、希腊语课程。在格拉斯哥，斯密师从当时的一些知名学者。他最重要的老师是伦理学教授弗朗西斯·哈奇森。在他临终前的一封信中，斯密盛赞了哈奇森作为一名教师和哲学家的品质，尽管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公开反对哈奇森关于慈善和道德感的观点。

1740年，斯密获得斯内尔奖学金（该奖学金至今仍在），到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学习，直至1746年。他并不是因为被这个教育机会吸引而去学习的，实际上他在《国富论》中抨击了该学院的教学质量和教师水平。他似乎在那儿都是自学。自学的内容大致包括继续研究科学、培养语言技巧，继而如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所猜测的，发展到“研究与人性相关的所有领域，尤其是人类政治史”（《生平》第271页）。可以基本肯定，他那时读过大卫·休谟的《人性论》，休谟后来成为他最好的朋友。

他于1746年回到苏格兰，和母亲一起住在柯科迪，1748年搬去了爱丁堡。在爱丁堡，受恩于亨利·霍姆的帮助，他被聘请去教修辞学，后来可能还教法律、哲学等课程。亨利·霍姆后来任法官时被封为卡姆斯勋爵。斯密所教的这些课程内容现在没有记录留存下来。当时这些课深受欢迎，他受邀反复教授这些课。或许是因为授课的成功，但更关键的是伊莱伯爵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后为阿盖尔公爵）的支持，斯密于1751年回到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逻辑学教授。

阿盖尔可以对许多学术职位插上一手，他运用其任免权来激励那些倾向于使苏格兰社会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人。逻辑学教授还有另一位候选人。尽管选择斯密毫无争议，但他的竞争者（乔治·缪尔黑德）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后来成为东方语言学教授，去了格拉斯哥的人类学系。1752年斯密被聘为道德哲学教授，没有竞争对手，他在这个职位上又工作了十二年，直到他结束大学学术生涯。

斯密教过很多科目。除了哲学和法学外，他也教授历史、文学和语言。他的学生们所记的修辞学和语言学系列课堂笔记已经被发掘出来并出版了，还有两套内容广博的法学课笔记也出版了。斯密做的是口头演讲，因此这些笔记不仅相互大量重复，而且成为他主旨观点的可靠书面记录。由于他“在文学领域公认的声望，尤其是他这些年来在该校教授法学深受欢迎”，1762年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

斯密出版了两部巨著，他在格拉斯哥执教时就已播下了这两本书的种子。《道德情操论》最初现世于1759年，他一生中做了六次修订。最后一版，包括增补内容，完成于他去世的那一年（1790）。这些修改变化表明，斯密在发表他第二部巨著《国富论》（1776年出版）之时和之外，仍持之以恒地致力于道德哲学研究。尽管彼时斯密已经离开格拉斯哥，从他学生的笔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在格拉斯哥的课堂里他已经在构思书中的一些重要主题，比如劳动分工。他的学生、后来是他同事的约翰·米勒证实了这一点。据约翰·米勒回忆，斯密讲过“那些赖以谋生的行业，以及促进财富积累的行业，使法律和政府发生了相应的进步或改变”（见《生平》第275页）。

斯密1764年离开格拉斯哥大学，但他并非从此与该校断了联系，1787年他被选为该校的荣誉校长。在致谢信中，他声称记忆中的执教生涯是“人生中迄今最有益，也是最快乐、最荣耀的时期”（《书信集》第309页）。斯密离开格拉斯哥是因为他应聘去了薪资更高的职位，给18岁的巴克卢公爵当家庭教师兼同伴。他是通过公爵的继父查尔斯·汤森德获得这一职位的。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将年轻的公爵带到法国，他们住在图卢兹，但他们在那度过的时光鲜为人知。可知的是，他们还在日内瓦住过一阵子。斯密在那儿遇见了最有名的法国作家弗朗索瓦·马里·阿鲁埃（伏尔泰），他住在附近的弗尼，斯密对他评价很高。斯密还到访过巴黎，经引荐，与许多法国启蒙运动的文化人士交际往来，其中有些是女士。在这些人中，他遇到了经济学家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和弗朗索瓦·魁奈。后来他曾感谢魁奈帮助他获得有关法国税务的信息（《书信集》第286页）。魁奈是一个思想家团体（重农学派）的领袖，其主要观点是农业是经济稳定的基石。斯密十分熟悉重农学派的观点。魁奈送给斯密一本他所著的《重农主义》（1767）的影印本，斯密在《国富论》里评价他是一位“别出心裁而又深刻的作者”（《国富论》第672页）。但是，斯密深为反对他们的理论体系。要说这些会面、信件对构建斯密自己的研究分析具有决定性作用，是夸大其词了。

由于和他们一起住在法国的他学生的兄弟于1766年不幸去世，斯密的家庭教师工作因此中断。尽管家教生涯短暂，但斯密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补偿（300英镑），这使他不必再忧心于生计。他回到苏格兰，重新回到他母亲在柯科迪的家中，在那里，斯密1780年回忆时说道，他利用那段安静祥和的时光写成了《国富论》。1777年，他搬到爱丁堡（带着他母亲一起），再次在巴克卢的帮助下成为一名海关专员。这一职位薪水颇丰，斯密得以在一所牢固的房子里安家落户，尽管这房子不在时髦的新城区（休谟已经搬到了这里），而是在老城区的修士门地区。这份工作不是一份闲差，斯密过于认真负责地履行职责，以至于他认为这份工作妨碍了他创作“文学作品”，尽管说这话可能有点违心（《书信集》第253页）。

这些作品包括《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修订版。此时，他还试图完成另外两部手稿。其中一部内容是“关于不同类别文学、哲学、诗歌和修辞法的哲学史”，另一部是“关于法律和政府的理论和历史”（《书信集》第287页）。最终他放弃了。这些手稿的内容已不为人知。斯密要求他的遗嘱执行人毁掉他的纸稿。然而，他也的确允许过出版其中的一小部分，即1795年他去世后出版的《哲学论文集》。

虽然丢失了一些素材，但他已出版的著作至今仍广为流传，足以用来对斯密这位作者进行评价。但评价斯密这个人就不敢这么放言了。他不是个勤于写信的人，评价他的人品主要得靠他人的说辞。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所著的《生平》里写得最多。斯图尔特观察认为，可以打包票说斯密的“个人价值观”是“信任、尊敬和爱戴，他与一生中所有亲朋好友相处时均如此”。他有“许多怪癖”，言外之意，可能是有些不讨喜，只有他的“知心朋友”才能欣赏到“他言语中无以言表的魅力”，以及“他毫不做作的质朴内心”（《生平》第329页）。

随着斯图尔特的进一步描述，一幅画像徐徐展开：这是一个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男人，在公共场合往往心不在焉、缄口无言。至于他的外表，斯图尔特只能说“没什么不寻常”，但专门加上了一句，说詹姆斯·塔西制作的侧像圆牌“传神地表现出他的外形”（《生平》第329页）。斯密从未坐着让人画像（这本身在他的朋友中就不常见），除去塔西的作品外，现存只有一幅约翰·凯所作的程式化的纪念版画（见图1）。格拉斯哥大学的雕塑是19世纪“凭想象制作的”，现在爱丁堡的这座（2008）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