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现代社会发达的农业和商业文明

（边码1）1.1
世界经济发展和制度长期扮演的角色

如果你想充分了解工业革命在人类生活上打下的深刻烙印，则必须转向一种从经济学的视角回溯人类文明进程的长期研究。数万年以来，人类生活在一个以狩猎、捕鱼和采集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之中。这是一种不断迁徙的游牧生活，永久定居是不可能的，因为大自然所提供的资源很快就会被耗尽。洞穴是最常见的避难所，其次是可以快速建造的帐篷。人们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在20—25岁，并且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人口很难实现增长（见表1.1）。

表1.1　人口

（边码2）人口单位：100万人

数据来源：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原始数据库由格罗宁根大学（www.ggdc.net/maddison）提供（后文在表源中简称“Maddison database”）。

（边码1）人们生活在零散的小聚落中，社会组织非常简单。在许多地方，这种毫无疑问可以被定义为原始的情形，仅仅显示出微弱的演变迹象。只有少量的手工艺品制造，特别是纺织品制造被发展起来。由于严酷的气候，当人们无法裸露身体时，经常会使用兽皮遮盖住自己，这也是温暖的地方最适宜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因。流浪文明既不能实现积累，人们也无法扎根，最多只能以口头的方式传播人类的传统。

（边码3）在一些地方，特别是亚洲、欧洲、美洲和北非等气候较为温和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逐渐发展出农牧文明。人们耕种土地、饲养动物，从最初的季节性迁徙发展到后来的定居，这便是人类最早的永久性住所。公元前7000年左右，在巴勒斯坦的杰里科和中东地区发现了最早的村落遗址。再后来，中美洲、南亚和中国出现了定居点的迹象。奇波拉（Cipolla）所定义的“农业革命”从这些地方蔓延到欧洲和东方的许多地区。农牧文明展现出非凡的积累能力。城市和帝国蓬勃发展，人口增长，文化在耕种技术改良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进行传播。文字出现了——尽管并非所有的地方都出现——同时人们还产生了对知识的热爱，知识可以通过文字更容易地传播。著名的图书馆也出现了（见图1.1）。由于人类控制环境的能力有限（例如自然灾害或因城市过度拥挤暴发的流行病），还有定居后可以维持强大军队所带来的冲突倾向的加剧，人们的预期寿命与原始社会相差无几。然而，原始文明和农牧文明无论是从人口增长还是从进化能力上都毫无可比性。在原始文明不知能否活下去的地方，农牧文明很快就对新的环境产生了兴趣，正如尤利西斯（Ulysses）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尽管新环境充满风险，前路也总是无法预知的。

在诸多可怕的倒退、停滞和诸如古希腊、古罗马、阿拉伯、印度、中国、印加和阿兹特克等令人向往的文明到来之前，在知识积累所带来的进步将农牧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之前，数千年的时光流逝。在经历了大约9000年的农牧文明之后，在公元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发生了从农牧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这个新的工业文明迄今只存在了短短三个世纪，在这三个世纪中，人类的预期寿命增加了两倍，世界总人口数超过了70亿，城市化正在迅速扩张；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相对年轻的工业文明，出乎意料地拥有了比先前的文明在更短时间内实现彻底变革的能力。正是由于这种变革能力，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被形容为一场“革命”。这当然不是指它发生的时间跨度，因为它要比政治革命慢得多；在政治革命中，“革命”代表一种既彻底又迅速的政权更迭。在经济学中，所有“革命性”变革都是在长期中完成的，尽管自近代以来工业革命已加快了脚步。

图1.1　亚历山大图书馆

（边码4）正是因为这种将关注点更多放在地理和历史视角上的长期方法，我们才可以解释为什么诸如工业革命这样的事件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世界上其他许多农牧文明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那些通常被认为经济和社会都很先进的文明所具备的基本要素来展开讨论。在学者们看来，下面的这些因素十分重要：气候、地理区位、自然资源、哲学和宗教的世界观、建立了适宜制度的社会组织。研究表明，在充满活力的社会中，前三个因素十分重要。事实上，人们已经注意到，最具活力的文明位于气候温和、河渠纵横的地方，河道便利了交通、灌溉和社区生活，但也有许多这样的地方直到近代才得以开发。学者们已经确定，在世界上有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因为当地人没能抓住已有资源提供的机会或有效利用这些资源，直到外来的移民来到后，这些地方才被开发。北美地区是最典型的例子，直到16世纪这里居住的人口还十分分散，仅仅达到半游牧的文明水平。欧洲移民在16世纪抵达这里后，开始开发这片广袤的地区，这些移民在他们带来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基础上，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因此，哲学和宗教的世界观，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组织，还有后来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决定不同社会的进步程度中发挥了真正的战略性作用。如今，不仅历史学家，其他不同学科的学者，如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也采用了这种研究不同文明的制度分析方法。在这一领域，处于最前沿的是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他凭借对经济制度的历史分析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其2005年出版的书中指出：

本研究的核心关注对象，以及改善经济状况的关键，是人类为了控制他们的环境所进行的审慎的努力。因此，这里优先考虑制度的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各年龄段人口和知识存量变化的激励作用。[2]

（边码5）在阐述了“制度结构……是由正式规则、非正式的约束[3]，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所组成的”之后[4]，诺思坚持认为，产生制度及其经济决策的文化远远超出了工具理性[5]——一种手段-目的的逻辑，通常被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用在他们的模型中。用诺思的话说：

信念及其演变方式是本书理论问题的核心。除极少数重要的经济学家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思想观念在决策中的作用。理性假设在帮助经济学家解决……微观理论中的有限范围内的问题时表现十分出色，但在处理研究的核心问题上却显得有些不足。的确，对理性假设不加批判的接受对于社会科学家面对的大多数的重大问题都是毁灭性的，也是未来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障碍。[6]

（边码6）要理解有关制度的话语和决定制度的文化如何远远超出工具理性的基本原则，就必须引入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概念。这一概念由保罗·大卫（Paul David）提出，他认为许多有关技术和制度结构的解释都源于特定的历史进程，而不是普遍有效的理性经济法则[7]。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其中有一部分是随机的，但最终所有开始时的可能选项都会关闭，并将选择限定为能够结晶的构造。大部分不发达国家显然符合这一点，只有历史的惯性和故步自封于传统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其他国家都发展了而偏偏这个国家没有。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如此，哪怕出现了被证明是可行的有利的制度创新，它们仍然因循守旧于早期发展的特定形式，因此衰落随之而来。

当我们拥有了这些解释工具，便可以尝试比较晚期的主要农业文明。文化、信仰和制度，这些因素决定了这些文明在16—18世纪的不同经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