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机器中的亲与疏

1999年3月，马特·格罗宁（Matt Groening）的动画《飞出个未来》（Futurama）向观众讲述了菲利普·J．弗莱（Philip J. Fry）的故事。弗莱这个傻瓜在1999年12月31日掉到了一个低温贮藏管里，并恰好在一千年之后醒来。在这一千年里，人类已能穿越太空，见到了数以百计的外星物种。他们还发明了许多神奇而骇人的新技术。地球被入侵、被摧毁、被重建了许多次。然而，剧集中描述的未来仍然保留着一种对20世纪文化元素的奇特的怀旧之情，包括哈林篮球队（Harlem Globetrotters）、1 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以及20世纪50年代风格的卫生电影（hygiene film）。2 在第三季的一集中，弗莱爱上了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复制了女演员刘玉玲（Lucy Liu）的外形和声音，但却糟糕地表现出一种根据她的电影“以数理方式推导出的性格”。他的朋友们对此十分反感，并给他播放了一部卫生电影：《我爱上了机器人！》（I Dated a Robot!）。3

在这部卫生电影的开始，有一对年轻男女坐在餐厅里，而后一名中年白人男性作为旁白走到他们的桌子旁并说道：“正常的人类恋爱非常愉快且具有重要意义。”他把桌子翻过来，出现了一个哭闹的婴儿。“但人类与人工伴侣谈恋爱就没什么意义，只剩下愉快而已。而这会导致悲剧发生。”片中的“年轻人比利”（Billy Everyteen）4 没能扛住“机器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bot）的诱惑，他变得懒惰无比，不愿遛狗、送报，也懒得和住在一街之隔的女孩约会了。“在一个年轻人能和机器人谈恋爱的世界里，”旁白者问道，“他还干吗费这个事呢？还有哪个人想费这个事呢？”镜头切换到八十年后的未来，观众们看到比利在他的机器人旁孤独地死去，身后地球正遭受他肆意追求欢愉的苦果——毁灭。

除开它的讽刺意味之外，这一集还提出了许多在这个先进自动化、人工智能、数字身份的年代显得愈发重要的问题。如果有了一项可以模拟人类情感并根据命令满足个人欲望的技术，那么冒着被拒绝的风险或努力建立人际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是不是因为专注于技术带来的简单快乐，不再挑战更困难的工作，因而失去了目标？我们是就像剧中的机器人一样，只是向公众呈现的数据的算法呢？还是有什么更深层次的东西定义了我们，而这是任何机器都无法复制的？21世纪的技术会让我们体会自我实现的幸福吗？或者我们对欲望的追求最后将摧毁整个社会连同我们自身？这一集没有回答以上任何一个问题；它把它们当作笑话，因为虽然这些问题对现代生活至关重要，但它们是无法回答的。总的来说，在21世纪，技术提出的这些问题令人无所适从。但就像《飞出个未来》的这一集一样，我们的文化可以从一个形象中探讨这些问题，这个形象既是文学的也是技术的，既是有趣的也是骇人的，既是亲切的也是疏远的：它就是机器人。在上述问题所形成的漩涡中，机器人是一个具体而又符号化的锚，将我们关于科学、技术、身份、意义和权力的对话拴在一起，而且至少在它的某些形式上，它已经如此作用几百年了；而能够起到同样作用的形象或设定却凤毛麟角。

《机器人简史》是一部美国文化中关于机器人的思想的历史。本书研究了机器人及其类似物——自动机（automaton）、男女机械人（mechanical men and women）、仿生人（android）、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赛博格（cyborg）5 ——是如何体现并从概念上连结现代文化中一些最关键的问题的：什么是人，什么是机器？自由意志存在吗？还是说人只是被内部或外部的作用力编好了程序？机器是对人的身份认同与行为的模仿吗？还是相反？在现代生活中，是什么让某些人看起来像机器？又是什么让他们能够保持其人性？家庭、工作与军事中的哪些任务应该由机器完成，哪些应该留给人类？对科学技术的追求需要被控制吗？如果需要，谁应该拥有控制的权力？人们对这些问题和类似问题的回答很少是绝对的或普遍的；很多时候，他们甚至不能做到前后一致。但在努力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人们已经想象、描绘、观察，有时还制造了机器人。机器人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们引发了问题，还因为它们催生了众多幻想，并且人们试图使这些幻想成为现实。6 机器人既是虚构的也是现实的，它在美国文化史上一直是举足轻重的角色。

当然，机器人（robot）不是美国独有的，也不是现代才出现的。这个词原本出自捷克。发条装置、蒸汽机、水力驱动的自动机可以追溯到古代世界。那些讲述机器人的类似物的故事也是如此，比如魔像（golem）以及《卖花女》（Pygmalion）中被赋予生命的雕像。在中世纪以及现代早期的欧洲，宗教生活与君主政治生活中都有着自动机的身影。而且纵观19世纪，此类机器仍然主要出现在欧洲。7 机器人叛乱的经典故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复述英国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美国最著名的机器人科幻小说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是俄罗斯移民。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机器人玩具的流行使其形象一直与日本文化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古老的全球形象，机器人显然超越了地理的和时间的界限，提出了一个似乎普遍存在的问题：成为人意味着什么？

但机器人的普遍性具有欺骗性，会掩盖其意义被语境所塑造的方式，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激发不同的愿景与解释，最终结果也迥然而异。本书中讨论的出现在美国的机器人设定，最早的是18世纪晚期的一个印第安人自动机，最晚的是21世纪的HBO电视剧《西部世界》（Westworld）中的一位原住民“接待员”8 阿克切塔（Akecheta）。虽然两者都是以原住民战士的形象出现，但它们不同的语境赋予了它们截然不同的含义。印第安人自动机出现在费城，当时人们正在努力扩张新国家，并建立新的种族等级制度。它将原住民还原为无意识的躯壳，等着观众来驯服，给人以一种幻想中的控制感。阿克切塔出现的时代则对种族主义刻板印象以及伴随着帝国主义扩张而来的暴力持有更为批判的态度。它促使观众对自己报以同情，让他们对那些曾塑造了它的刻板印象产生怀疑，并支持它逃脱到数字空间的努力——这是一个除了它的创造者以外真正无人触碰的空间，不像白人殖民者编造的故事中看似自由的西部那样。9 机器人可能是普遍存在的，但它的含义会变化，以适应特定的信念、理想、希望、恐惧和渴望。

在对机器人的想象中，美国人调整了这些来自异国的概念与形象，以适应他们特定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张力。自18世纪以来，他们对机器人的想象是在与以下内容的对话中发展的：奴隶制与西部扩张中的暴力；清教与福音派新教的神学体系；共和、自由与民主传统下的个人主义；工业化、商品化经济的扩张；以及边缘化群体为获得自由和平等所作的不懈奋斗。虽然这些方面并不都是美国历史所独有的，但它们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环境，并影响了人们理解机器人之含义的方式。若将机器人视为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现象，则这种倾向忽略了上述特殊性，并让人难以意识到其原初技术在某种程度上不是机电的，而是意识形态的；它是一个深植于社会权力关系中的灵活概念，而不是一台单纯的自动机。10

机器人经久不衰的意识形态力量来自这个术语的模糊性。人们从未就它的含义达成一致意见。机器人（Robot）是捷克语“robota”的派生词，原意是“苦力”或“奴役”，它来自卡雷尔·恰佩克（KarelČapek）在1921年创作的剧本《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R. U. R., Rossum's Universal Robots），剧中的这一设定是人造生物人，而不是金属制品。在俄国革命的背景下，人们最初认为恰佩克笔下叛逆的机器人是一种隐喻，暗指异化的工人，尤其是那些在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流水线上辛勤劳作的工人。不过，也有人很快就把这个词与同样是在汽车工业中出现的自动化机器联系起来。11 几乎从这个词抵达美国海岸的那一刻起，机器人就同时指代了工人和可能取而代之的机器。即使时移世易，但这种二元性却一直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人们既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似乎缺乏自由意志的法西斯士兵，也把它应用到像V1和V2火箭这样的远程制导技术上。冷战期间，社会学家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批评白领工人是“快乐的机器人”，因为他们看上去没有什么独立性。而另一些人则用这个词来形容电子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这些技术使机器的运行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甚至在《飞出个未来》中，机器人明星也同时是对技术以及对女演员身份的商品化的讽刺。机器人既被看作人化的机器（humanized machine），也被看作机器化的人（mechanized human）。它连结了现代生活的两个核心主题：在现实中机器对人的取代，在比喻中人向机器的转变。它的重要性，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源于它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在这两种趋势之间建立的关系——它如何把科学、技术和工业资本主义的进步与个体灵魂的转变象征性地联系起来。

作为人化的机器，机器人帮助美国人认识并理解那些看起来超出了任何个体控制范围之外的力量与进程。自18世纪末，美国文化中对机器人和相关设定的兴趣一直在稳步增长，虽然并不是线性的。这主要是由于国家的工业化、商业化、理性化、科层化（bureaucratization）12和民主化。这些相互关联的进程似乎拥有一种独立于人类行为的能量，对美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几乎无人能够控制，也无人能够阻挡。19世纪，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等批评家就以“机器”为喻，来描述这种人类能动性的明显丧失。13通过赋予机器以人格，人们想象出机器人，将这些浩荡进程带入了一个具有人的身份认同的更切身的空间，在那里人们可以认识并理解它们。机器的人化可以让人们以一种更亲切而具体的方式谈论、幻想，甚至戏说那些超出他们控制的历史进程与社会力量。有时这种人化得到的是机器窃取工作、奴役个人，甚至灭绝人类的噩梦。不过更常见的是，他们会讽刺这种恐惧，写出人类重掌权力、控制机器的幻想故事，并宣传梦想中的后工业化世界，在那里没有低三下四的工作，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他或她想要的一切，而不用花费任何代价。人化的机器与个体化、商业化社会中人们所追求的梦想紧密相连，它已成为一把重要的意识形态武器，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做辩护。14

作为机器化的人，机器人所象征的机械本质，既是所有人固有的，也是特定类型的人被认为拥有的。无数知识分子否认超自然灵魂的存在，有时也否认自由意志的存在，他们认为人是由可理解的过程所制造的机器，与神性或形而上学的能量无关。在这样的解释下，人与自动机器或机器人相类，因为他们所遵循的模式是可预测的并潜在可控的。科学家、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Nicola Tesla）在1900年写道：“我是一个赋有活动能力的自动机器，只对作用于我的感觉器官上的外部刺激做出反应，并相应地思考、表现、行动。”然而，美国文化大多都承认人类具有优越的、精神的和活力论 15 的本质。在美国文化史上，很少有哪种说法比这样一种假设更能说服人心：人——尤其是有权势的人——不应“仅仅是机器”，他们应当拥有某些品质：理性、情感、意识，以及最重要的，意志力和能动性；而这些正是完全由物质组成的机器所缺乏的。16

尽管许多美国精英不愿意承认自己可能是机器，但他们一直乐于接受其他人可能是或应该是机器的观点。在19世纪，自动机表演中最常模仿的是非白人、妇女和儿童——他们正是那些被有权势的男人们认为缺乏进行自我控制和行使公民权利所必需的品质的群体。这些舞台上的自动机表演不无讥讽地暗示着，这些群体只不过是机器。而自动机这个词的比喻性用法表明，即使人生来就是完整的，他也能因为失去自控力导致其本性变得与机器无异。在19世纪，作家们用自动机来形容赌徒、随波逐流者以及看起来党派立场坚定的政治对手身上。很快，对新兴工厂体系持批评态度的人就用这个词来描绘产业工人去技能化的、重复的动作导致的消极后果。不过，在南北战争时期及之后的一段时间，美国人用这个词来形容士兵，这既是在批评军事纪律，也是在赞美它。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核心词变成了机器人，但其比喻义仍是一致的：机器化的人看起来缺乏一个独特的、独立的灵魂，不能够展现出自由意志。在某些自我意识更强的时候，人们也会用这个词形容自己，以表明现代生活如何把所有人变成了机器；但更普遍的情况是，他们把这些说法施于旁人——尤其是那些他们认为天生低人一等的人，或者那些个体性似乎已被现代工作、极权政府或大众文化所粉碎的人。机器人作为一个比喻，指的从来不是能自力更生的人，而是缺乏能动性和真实性的人，一个本质上是机器的人、让自己成为机器的人，或者被迫成为机器的人。

事实证明，这种说法在美国文化史上至关重要，因为将像机器一样的人从人类中区别出来，是合理化限制他人权利、自由和权力的关键方法之一。当与特权阶层联系在一起时，机器人比喻可以尖锐而幽默地批评权力；当适用于整个群体时，这种比喻会使他们非人化，并剥夺他们对基本权利的合法要求。在2012年总统选举中，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对手夸张地嘲弄他是“机器人罗姆尼”（Romney-bot），因为他围绕竞选刻意表现出的个性看起来缺乏人类的真实感。然而，时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支持者也被对手讽刺为“奥巴马的机器人”（Obamabot）17 ，因为他们对奥巴马的支持似乎是不加批判的。18 虽然两种用法都是对对手的非人化，但前者攻击的是一个有权势的政客的真实感，后者针对的则是整个群体的理性，而且这个群体中还有许多人来自权利（包括投票权）仍摇摇欲坠的团体。19 把某些群体定义为机器一样的人，这样的说辞在今天可能没什么影响，但在历史上它经常被用来为歧视甚至暴力辩护。

所以，机器人角色主要是由一小部分美国人——中上层阶级的白人男性创造出来的，这个结论应当不会令读者惊奇。在一个消费主义社会，任何人都可以在杂志、剧院或商店看到机器人，就像任何人都能想象出一个机器人一样。然而，公开设想、展示和讨论机器人的人却寥寥无几。在20世纪晚期以前，除了少数例外，“机器人”这个词一直是拥有权力与特权的人才会使用的。这种狭隘部分是因为其他群体接触工程、知识，甚至流行文化的机会有限。但即使在女性杂志或黑人报刊中，关于机器人和自动机的讨论也很少。20 虽然工人阶级的出版物用到了这个术语和形象，但是他们与中上阶级的用法不同，几乎完全把它定义为机器，而不是照管这些机器的人。21 有些故事批评了欲求“女性”仿生人的男性，虽然它们乍一看是女性主义故事，但实际上创作者通常是男性，比如《斯戴佛的妻子们》（The Stepford Wives）的编剧艾拉·莱文（Ira Levin）、《吸血鬼猎人巴菲》（Buffy the Vampire Slayer）的制片人乔斯·韦登（Joss Whedon）,《飞出个未来》剧组也几乎全是男性。22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20世纪下半叶最杰出的美国女性和非裔科幻作家——厄休拉·勒吉恩（Ursula Le Guin）、奥克塔维娅·巴特勒（Octavia Butler）、塞缪尔·德莱尼（Samuel Delaney）——很少（如果有的话）描绘机器人。不管是人化的机器还是机器化的人，从根本上说都是奴隶而已。机器人最初是由男人想象和建构的，他们的性别、肤色、教育和财富让他们明白，自己是享有特权的人。

但奴隶是可能会反抗的，美国人对此一清二楚。在现实世界中，机器人从不反抗；它们会崩溃、会犯错，但是发起革命首先需要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意识（而据我所知，机器不具备这一点——至少现在不具备）。但在小说中，机器人叛乱已经流行得堪称烂俗的桥段了。在恰佩克首创的讲述机器人革命的故事中，机器人赢了；但美国讲述机械叛乱的故事一贯都以人类获得胜利为结局，而这一般都有赖于白人男性的力量、智慧、暴力或美德。机器人叛乱的美国故事与美国对全球文化最突出的贡献之一 ——西部文化结合在一起，并以此让人想象着从失控的族群和技术手中夺回白人和男性的权威。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的初版《西部世界》电影与21世纪的翻拍电视剧就大有不同，前者所讲述的是一个通过与机器人妓女发生性关系、杀死叛乱的机器人火枪手来重获男子气概的故事。琳达·汉密尔顿（Linda Hamilton）饰演的莎拉·康纳（Sarah Connor）可能是一个赋予权力的女性形象，因为她在《终结者》（The Terminator）中击败了滥杀无辜的T-800（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饰）。但命中注定要把人类从人工智能天网（Skynet）的力量中拯救出来的是她的儿子约翰。在《飞出个未来》中，任人差遣的机器玛丽莲·梦露所具有的性诱惑有可能会毁灭人类，但如果像比利这样的男人能够驯服自己的欲望，那么人类可能就得救了。真实的机器人让人产生的感觉是，自己在拥有奴隶的同时不必承担叛乱的风险或产生道德负罪感，但虚构的机器人提供的是控制或获得权力的幻想。

机器人幻想令美国人心潮澎湃，因为它承诺解决美国神话（American myth）和美国现实之间根本性的、一开始就主宰着美国文化的张力。自18世纪以来，美国的发展是被自由与奴役、平等与等级、包容与排斥、和平与暴力、社会责任与个人欲望之间的张力塑造的。它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于个人的意识之中。这些张力需要被解决，而且那些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包容和公正的社会的人们要求它们被解决。作为机器化的人，机器人将控制、排斥和对抗其他群体的努力合理化；作为人化的机器，它们提供了一种“技术解决方案（techno-f ix）”，承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快速且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23 在美国内战之前，北方城市中出现了让机器人从事贬低人格的劳动的愿望，这并不是巧合。人们想以此取代奴隶制和雇佣劳动，这两种制度挑战了美国作为一个由小农场主和工匠组成的相对平等的国家的愿景。类似的，男人们经常提倡使用家庭机器人，这不是对家务活本身的替代方案，而是对女人要求男人帮助做家务的一种回应。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军用机器人身上，它们被想象成一种替代品，以便人类士兵的宝贵生命免遭戕害，清白道德免受玷污。对于中上阶级的白人男性而言，机器人则是一种幻想，让他们觉得可以保留权力和特权带来的实惠，而不必认真对待他人的需求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负罪感。

当菲利普·弗莱与机器刘玉玲约会时，他也成了美国白人男性的一员，共享着他们一直以来在漫长的历史中对机器人的看法，即将其视为一次个人主义幻想，幻想着可以控制以前无法控制的某个人的身体——比如在这个例子中，一位亚裔美国女演员的身体。然而弗莱没有从性开始，而是开启了一段傻乎乎的对话，这对他来说还真是出人意料的深刻。像许多真实的和虚构的性爱机器人用户一样，他想要的是交流和陪伴，而不是简单的控制。24 机器人提供的权力幻想是不够的；毕竟，任何机械都能提供一种幻想中的控制感。机器人之所以独一无二，是因为它在提供控制感的同时，也是对人际关系的模拟；它不仅是一种将自我与机器拉开距离的手段，还提供了在最亲密的层面上与机器建立关系的幻想。这是机器人力量的源泉，也是它最大的局限性。在最乌托邦的情况下，机器人给予了每个人不必考虑与他人竞争，就能满足自己最切身愿望的可能。根据机器人的拥护者们的说法，它们可以将我们从贬低人格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解放我们，让我们做自己，并确保平等（至少让我们与自己看重的人平等）。但是，正如批评者一直坚称的，这种平等的愿景不是社会的，不是植根于共同体的；它实际上贬低并抛弃了他人，让人只关心自己。《飞出个未来》的故事就体现了这一点。弗莱在追求与机器刘玉玲的关系更进一步时，就像年轻人比利一样，忽略了他爱的人——莉拉心中明显的嫉妒，而莉拉本希望能和他在一起。弗莱放弃了与他人建立关系的机会，沉迷于一台仅仅会对他的行为做出反应的机器。

一如虚构故事中弗莱的遭遇，21世纪的美国人所处的世界中充斥着机器人。在流行文化中，人化的机器已在小说、电视节目、电影、歌曲、电子游戏、油管（YouTube）视频中出现了。在家庭生活中，也有长得不那么像人的机器人在清扫地板、泳池，控制灯光和室内环境；还有些则为大人、小孩甚至宠物提供娱乐和陪伴。在工厂里，机器人（通常以机械臂的形式）仅凭工人微不足道的协助，就能制造出几乎一切东西。在商店里，自动扫描仪以效率的名义取代了人类收银员的工作，以便小企业应对亚马逊公司（Amazon.com）近乎垄断的力量，同时也为困扰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的顾客提供了便利。数字助手——由人工智能驱动，并被冠以Siri、Alexa25 之类的名字，听上去就像人一样——收集、分析并重新分布数据，创建用户数字档案，确保在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同时提供更大的便利、更高的效率。

尽管人化的机器主宰了我们的生活，但是人被机器化的困境依然存在。2019年7月15—16日，正值亚马逊“会员日”（Prime Day）大促期间，该公司工人纷纷罢工，抗议有辱人格、剥夺人性的工作环境。在抗议时，他们所高举的标语，恰好呼应了自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萌芽以来，那些无人在意、被非人化看待的工人们的情感：“我们是人，不是机器人！”在某种程度上，工人们的行动是要通过延迟亚马逊向需求旺盛的客户配送货物的速度，直接向公司施压。但这种行为也呼吁消费者认识到，他们已经与一个摧残着人类同胞的身体、思想，甚至可能还有灵魂的体系形成了共谋关系。这样的体系将工人们视同机器人。罢工者们声明自己是人类，他们呼唤同情那些因他人的消费而遭受苦难的人。他们要求在经济系统中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而这个系统现在正是以疏远的产生为基础的。这种疏远不仅存在于工人和消费者之间，还存在于每个人之间。当然，就在工人们以他们的人性为名进行抗议时，亚马逊的工程师们正在努力开发自动手推车、自动扫描仪、自动飞机和无人机来取代他们。26 这就是美国机器人的故事。

1 哈林篮球队，全称哈林旅行者篮球队，是一支以娱乐表演为主的花式篮球队。——译者

2 卫生电影，美国的一种教育电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逐渐兴起，教育青少年心理卫生和性卫生。——译者

3 参见 Futurama, season 3, episode 15, “I Dated a Robot,” aired May 13, 2001, on Fox。

4 姓氏（Everyteen）的意思是“每个年轻人”，暗指每个年轻人都可能像比利一样。——译者

5 赛博格指人类与电子机械的融合系统，即一部分身体被置换为电子义体的人类。——译者

6 分析机器人的社会和文化意义的跨学科文献越来越多，尤其是在美国。参见，例如David Mindell, Our Robots, Ourselves: Robotics and the Myths of Autonomy (New York: Viking, 2015);Despina Kakoudaki, Anatomy of a Robot: Literature, Cinema, and the Cultural Work of Artificial Peopl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4); John Markoff,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 The Quest for Common Ground between Humans and Robot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15)； 以及Julie Wosk, My Fair Ladies: Female Robots, Androids, and Other Artificial Eve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5)。

7 有大量关于古代和欧洲自动机的记载；参见Adrienne Mayor, Gods and Robots: Myths, Machines, and Ancient Dreams of Technolo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E. R. Truitt, Medieval Robots: Mechanism, Magic, Nature, and Ar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5); Otto Mayr, Authority, Liberty, and Automatic Machine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Adelheid Voskuhl, Androids in the Enlightenment:Mechanics, Artisans, and Cultures of the Self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以及 Minsoo Kang, Sublime Dreams of Living Machines: The Automaton in the European Imagin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8 接待员是《西部世界》游乐园中的仿生人，它们经过精心的设计与编程，可以与游客进行互动，游客可以使用任何方式对待接待员，甚至包括足以致死的暴力。随着接待员有了自主意识和思维，他们开始怀疑这个世界的本质，进而觉醒并反抗人类。——译者

9 关于西部故事与美国认同之间的关系，参见Henry Nash Smith, Virgin La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Richard Slotkin, Gunfighter Nation: The Myth of the Frontier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2)； 以及Greg Grandin, The End of the Myth: From the Frontier to the Border Wall in the Mind of America,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19)。

10 在美国，有大量文献从文化和智识的角度研究了对待技术的态度，我必须对它们表示感谢，包括：Marx,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John Kasson, Civilizing the Machine: Technology and Republican Values in American, 1776-1900 (New York: Grossman, 1976); David Nye, American Technological Sublime (New Bakersfield, MA: MIT Press, 1994); Daniel T. Rodgers, The Work Ethic in Industrial America, 1850-192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2009); Joel Dinerstein, Swinging the Machine: Modernity, Technology, and African American Culture between the World Wars (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3); Amy Sue Bix, Inventing Ourselves Out of Jobs? America's Debate over 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1929-1981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以及Ronald R. Kline, The Cybernetics Moment: Or Why We Call Our Age the Information Ag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11 关于机器人的词源，参见Jessica Riskin, The Restless Clock: A History of the Centuries-Long Argument over What Makes Living Things Tic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297。关于该词在美国的含义的演变，参见Tobias Higbie, “Why Do Robots Rebel? The Labor History of a Cultural Icon,” Labor: Studies in Working-Class History 10, no. 1 (Spring 2013): 99-121。

12 科层化又称官僚化，建立在马克斯·韦伯的组织社会学之上，指的是一种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的形成。——译者

13 Leo Marx,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170-190.

14 关于个人主义梦想、消费文化的出现，我主要参考了William Leach, Land of Desire:Merchants, Power, and the Rise of a New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 以及Jackson Lears, Fables of Abun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dvertising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15 活力论认为，生命现象不能还原为基本的物理、化学现象，因为生物体内具有超越物理、化学现象的“活力”，它是超物质的，能赋予生物体以目的和生命力。——译者

16 关于人机区别的演进及其与自动机之关系的详细分析，参见Jessica Riskin, The Restless Clock: A History of the Centuries-Long Argument over What Makes Living Things Tick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里斯金（Riskin）有力地论证了“能动性”这一区别是早期现代新教的反偶像崇拜者和当时的科学家发明的。她所揭示的历史显示出，美国文化与大部分欧洲文化的关键区别之一在于，天主教将物质生命化的传统远没有那么突出（至少在主流话语中如此）。同样，有学者声称，神道教的泛灵论是日本文化比美国文化更能接受机器人的部分原因。 这一点可参见 Kathleen Richardson, “Technological Animism: The Uncanny Personhood of Humanoid Machines,” Social Analysis 6, no. 1 (March 2016): 110-128。新教在美国人对万物有灵论的敌视上也有清晰可见的影响，这体现在美国精英对占卜仪式的反对上，这种仪式暗示精神力量可能存在于物质对象中；参见T. J. Jackson Lears, Something for Nothing: Luck in America (New York:Penguin Books, 2003), 32-54。

17 该词的意思更接近于现在网络用语中常见的“奥巴马的水军”“奥巴马的脑残粉”，但为上下文语境统一之便，译为“奥巴马的机器人”。——译者

18 对罗姆尼的讽刺可参见，例如，Gay Kamiya, “Reboot the Romney-bot,” Salon, May 3, 2012, https://www.salon.com/2012/05/02/reboot_the_romney_bot/。而对“奥巴马的机器人”而言，最有趣的讨论出自“都市词典”（Urban Dictionary，由网络用户编写词条的俚语词典。——译者），词典用户们共发布了三个定义。第一个是“在网上发表支持奥巴马的帖子，并以此得到报酬的人”。这个定义是问题最少的，但似乎也是最少有人在通俗的意义上使用的。另外两个是，“一个支持奥巴马、愿意给他投票，但是并不了解奥巴马的人”，和“奥巴马不顾和《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的时间冲突，一定要在黄金时段发表全国演讲时，他想要拉拢的那些选民”。（《美国偶像》是美国颇受欢迎的一档歌手选秀节目，该定义的编写者似要表达：只有奥巴马的“脑残粉”才会放弃《美国偶像》，去看同时段的奥巴马演讲。——译者）这两种定义直接攻击了奥巴马支持者的理性，后者通过嘲讽流行文化表达了这一点。参见“Obamabot,” Urban Dictionary, https://www.urbandictionary.com/define.php?term=Obamabot。（本书所列的网站均于2022年12月16日访问，下不另注）

19 在历史语境下对最近压制选民投票现象的分析，参见Carol Anderson, One Person, No Vote: How Voter Suppression Is Destroying Our Democracy (New York: Bloomsbury, 2018)。

20 该结论是在数据库中搜索了“机器人”“自动机”“机械式男人（和女人）”以及许多其他相关术语后得出的，数据范围包括：Ebony, Jet, the Chicago Defender, Proquest's Historical African American Newspapers database, Godey's Lady's Book, Good Housekeeping， 以及类似的女性向杂志。一个主要的例外是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在《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中使用的自动装置意象，斯科特·塞利斯克（Scott Selisker）最近的分析认为，它是更大的冷战话语中关于能动性的一部分。参见Scott Selisker, Human Programming: Brainwashing, Automatons, and American Unfreedo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6), 74-90。

21 关于在大萧条期间工人对机器人比喻的使用情况的讨论，参见Bix, Inventing Ourselves Out of Jobs?, 80-113。

22 参见Ira Levin, The Stepford Wiv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Buffy the Vampire Slayer, season 5, episode 15, “I Was Made to Love You,” aired February 20, 2001， 以及season 5, episode 18, “Intervention,” aired April 24, 2001, on WB Television Network。更多有关女性身体的商品化与恋物化的信息，参见Jon Stratton, The Desirable Body: Cultural Fetishism and the Erotics of Consumption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208-235。

23 有关这一主题的更多内容，参见Howard P. Segal, “Practical Utopias: America as Techno-Fix Nation,” Utopian Studies 28, no. 2 (2017): 231-246； 以及Mikael Hard and Andrew Jamison, Hubris and Hybrid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24 参见对性爱机器人所有者的一组采访：“The Real Side of Owning a RealDoll,” CNET, August 10, 2017, https://www.cnet.com/pictures/realdolls-sex-doll-abyss-creations-owners-in-their-own-words/。

25 Siri、Alexa分别是苹果公司和亚马逊公司开发的智能语音助手。——译者

26 Nathaniel Meyersohn and Kate Trafecante, “Why Some Amazon Workers Are Going on Strike on Prime Day,” CNN, https://www.cnn.com/2019/07/15/business/amazon-workers-strike-minnesota/index.html; Matt Simon, “Robots Alone Can't Solve Amazon's Labor Woes,” Wired, July 15, 2019, https://www.wired.com/story/robots-alone-cant-solve-amazons-labor-woes/; Josh Eidelson and Spencer Soper, “Amazon Workers Plan Prime Day Strike at Minnesota Warehouse,”Bloomberg, July 8, 2019,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7-08/amazon-workers-plan-prime-day-strike-despite -15-an-hour-pledge． 关于工业资本主义是如何使消费者与工人互相疏远的，参见Eric Loomis, Out of Sight: The Long and Disturbing Story of Corporations Outsourcing Catastrophe (New York: New Press,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