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7(复和仇虏)
复和仇虏, 使命交驰, 痛心痛心! 陈应求时通书, 极知忧国, 但未见所以济之之策。已去复召, 却又供职, 所不能晓。想数得相见。但今日所谓正人端士固有之, 惟是不知学, 不敢期望以向上事业耳。湖南缘向来有位者惠奸长恶, 养成郴贼, 共父到, 颇能明信赏罚, 上下悦之。今鄂兵集者五千人, 若措置得宜, 当数月而定。但今时一种议论, 待盗贼只知有招安, 正如待仇虏只说和一般。此贼蹂践三路, 杀掠无数, 渠魁岂可不歼焉? 特散其党与可耳。
郴、桂盗贼幸有平定次弟, 但安辑反侧, 抚存凋瘵,正惟匪易。如病痈疽, 须消尽毒气, 使血脉贯通, 方为无事。共父甚留意。偶来告有便介, 草草复附此。 (《张栻集》卷二一)
【系年】
此信当在乾道元年 ( 1165 ) 八月或稍后, 为张栻致朱熹第一书。论者或以刘珙任官委任之初为线索而系于乾道元年三月, 此是未能留意到刘珙五月方才抵湘; 或以刘珙诛杀郴乱贼首李金而系于乾道元年七月, 但信中张栻提及“渠魁岂可不歼焉? 特散其党与可耳。郴、桂盗贼幸有平定次弟, 但安辑反侧, 抚存凋瘵, 正惟匪易”, 恐指刘珙抵湘平叛且数千鄂军齐聚之后, 其时贼守李金已伏诛而余党仍在, 故系于乾道元年八月或稍后为宜。1
此信中论及三事, 其一为隆兴二年 ( 1164 ) 宋金合议, 其二为陈俊卿出处, 其三为刘珙平定郴州李金叛乱, 虽言简辞约, 但此三事对于乾淳年间理学共同体的发展皆有深远影响。
【疏证】
“复和仇虏, 使命交驰, 痛心痛心!” “复和仇虏”之“复” ,非指宋廷在绍兴和议后又于隆兴年间再启和议, 而是特指在隆兴元年 (1163) 十一月和议后, 本因张浚入朝而搁置的和议, 因张浚去职而再次启动。此事颇为曲折, 下文稍加铺陈。
孝宗即位后, 隆兴元年五月初七宋军北伐, 但于五月二十四日即遭符离之败。七月上旬, 主和派汤思退复任右仆射兼枢密使,宋金开始议合。宋廷于十一月十三日遣王之望、龙大渊为金国通问使北上议和, 并于十一月十四日召集侍从台谏官十四人集议,除胡铨一人主战, 余者基本赞成合议条款。但宋孝宗对于战、和仍有疑义, 因此召张浚入朝以为助力, 他在给张浚的手诏中说,“和议事专俟卿到, 面尽曲折, 卿宜速来”。2 张浚于十一月十九日赴行在, 十二月九日入都, 并于同月出任右仆射,3 宋孝宗此时有“专委”张浚之意, 主和派汤思退等对迁都建康等重大决策“初不与闻”, 由此之前所达成的和议内容被搁置, 宋孝宗也“止誓书、留使人”。4 所谓“留使人”, 即指原由汤思退提议的王之望、龙大渊为通命使副北上乞和一事暂缓。汤思退由此谋划倾陷张浚,他一方面借助宋高宗的权威, “请上以社稷大计奏禀上皇, 而后从事”, 另一方面建言希望张浚出外巡视江淮。5 隆兴二年三月, 张浚被迫离开朝廷巡视江淮, 而汤思退一党随即轮番对其展开攻击,最终导致张浚于四月下旬去职, 从此再未返回朝堂之上, 并于同年八月病逝。6 此后宋金再启和议。八月魏杞使金商讨和议条件,十一月隆兴和议成, 乾道元年 ( 1165 ) 正月宋使携国书北上, 四月金使携国书南来。此后直到开禧二年 ( 1206 ) 开禧北伐, 宋金关系以隆兴和议为基准。
“使命交驰”指的是隆兴二年八月魏杞使金商讨和议条件, 十一月王抃将参知政事周葵、王之望的书简送至金将仆散忠义, 十二月洪适使虏, 次年正月宋使携国书北上, 四月金使携国书南来,五月李若川使虏等。双方频频互派使臣, 故称“交驰”。此信所言“痛心痛心”, 正是因为张栻亲历其中, 深知曲折, 他曾于隆兴二年十一月上《誓不言和专务自强疏》以明心迹。
隆兴和议期间, 朱熹于隆兴元年十月十九日到临安, 十一月六日奏事垂拱殿, 反对和议, 十二月十二日离开临安。在临安时, 朱熹与张栻首次见面。虽然张浚入都距朱熹离开仅三四日, 但朱熹曾见张浚, 献计分兵进取中原。朱熹之所以能见到张浚, 或因此前他与张栻见面相谈, 张栻对朱熹的印象颇佳, 也可能是因为朱熹与当时张浚倚重的陈俊卿、刘珙等人关系密切。
“陈应求时通书” 。陈应求即陈俊卿 ( 1113—1186 ) , 福建人,少年得志, 不及三十即中榜眼。7 孝宗即位后, 陈俊卿即与张浚整饬边备, 隆兴元年 (1163) 张浚建都督府, 陈俊卿则为参赞军事。二年四月下旬张浚去职, 五月陈俊卿也随之被贬。六至七月, 汤思退为求和议, 主动撤出唐、邓、海、泗驻军; 不料十月, 二十万金军渡淮南侵, 边境震动, 十一月, 汤思退由此被贬永州, 并死于途中。随后, 孝宗重新启用陈俊卿, 乾道元年 ( 1165 ) , 陈俊卿除礼部侍郎, 寻兼侍读, 同修国史, 但同年七月又因奏论钱端礼一事而出知建宁。陈俊卿在建宁任职一年, 至乾道三年方被召回,任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此后陈俊卿与朱熹在具体政治事件上虽有不同看法, 如对于魏元履的起用与贬抑, 但整体上陈俊卿仍然是朱熹的支持者, 彼此之间的交游颇能体现理学家与高层官僚的合作关系。
所谓“时通书”, 当指陈俊卿任职建宁期间, 张栻应与陈俊卿时有书信往来。陈俊卿是当时的关键人物之一, 朱熹、张栻都与之有所往来, 只是相关书信今多不存。8
“已去复召, 却又供职, 所不能晓。” “已去”指的是隆兴二年五月陈俊卿离朝赴泉州任, 后改为祠禄官。 “复召”指的是隆兴二年底汤思退贬死后, 宋孝宗召陈俊卿赴阙。 “却又供职”指陈俊卿在朝仅半年, 乾道元年七月又除宝文阁直学士、出知建宁府, 任职于外。 “所不能晓”, 指的是张栻不解孝宗为何如此反复, 既已召回陈俊卿, 却又很快加以贬抑。杨世文以为“已去复召, 却又供职”指陈俊卿以宝文阁待制出知泉州, 改提举太平兴国宫, 乾道元年正月被召回京, 除吏部侍郎兼侍读, 同修国史。9
“湖南缘向来有位者惠奸长恶, 养成郴贼, 共父到, 颇能明信赏罚, 上下悦之。今鄂兵集者五千人, 若措置得宜, 当数月而定。” “湖南有位者”不知所指何人。所谓“郴贼” , 指隆兴二年李金在郴州为乱, 聚众数万, 杀掠万人。 “共父”即刘珙 ( 1122—1178) , 福建人, 与朱熹少年即相熟。朱熹早年丧父, 朱父临终前即命朱熹从刘子羽、刘子翚、刘勉之、胡宪问学, 其中刘子羽“尤以收恤孤穷为己任”。10 刘珙、刘玶兄弟, 即为刘子羽之子,与魏元履、朱熹四人自小相熟, 后来在政治上彼此支持, 但刘珙在仕途上最为畅达, 而刘玶、魏元履和朱熹则仕途多有阻隔。观朱熹与各级官员、学者讨论时局, 朱熹最为真实的态度, 多见于与刘珙、刘玶和魏元履的信中, 其次则是与张栻、陈俊卿等人之书信, 至于与留正等人书信中文字, 未必皆能代表朱熹真实态度。
“共父到”指因郴州李金为乱, 乾道元年三月, 刘珙除敷文阁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 同年五月, 刘珙入湘平乱。隆兴年间, 刘珙曾为张浚所荐, 但随着政局变化, 隆兴元年冬, 刘珙除集英殿修撰、知泉州, 次年改衢州, 此时因郴州之乱才得以再被启用。
“今鄂兵集者五千人”, 当指七月鄂军入湘。当时湖南地方军疲弱, 刘珙向京西制置使沈介求援, 请调湖北前线正规军, 六月,沈介所遣游奕军统制田宝率千人至, 数日后鄂州水军统制杨钦率一千五百人至, 七月, 鄂将谷青、王翌各率二千人至。11
“若措置得宜, 当数月而定”, 李金伏诛是在八月, 论者多由此认为此信作于刘珙谋划戡乱而未有实际举措之时, 故由八月倒推数月, 此说或可商榷, 详下。
“渠魁岂可不歼焉? 特散其党与可耳。”李金作为匪首八月受诛, 而刘珙对其余党采取宽恩政策。论者多以李金受诛为平叛彻底结束, 但李金受诛后, “其支党胁从者尚众, 皆窜入山谷间”,当时刘珙令杨钦等收兵, 而使人招降李金余党, 并予宽待, 甚至恢复其原有田宅, 至乾道元年底才真正完成平乱, 即朱熹所言“岁尽师还”。12 张栻信中所言“当数月而定”, 并非指刘珙任官或者入湘至八月李金受诛之间的数月, 而是在李金受诛后, 如何招降余党、不致再生叛乱, 需要“措置得宜”, 要有“平定次弟”, “抚存凋瘵, 正惟匪易。如病痈疽, 须消尽毒气, 使血脉贯通, 方为无事”。张栻虽然认同刘珙的平叛策略, 但他格外提出一点, “但今时一种议论, 待盗贼只知有招安, 正如待仇虏只说和一般”。在张栻看来, 无论平叛还是对金国策, 都不能一味退让。
郴州平乱对于刘珙本人仕途有着关键影响, 孝宗对刘珙此次平叛评价极高, 嘉叹再三, 召为敷文阁直学士, 并赐玺书, 随后刘珙也成为孝宗极为倚重之人。在给刘珙的玺书中, 孝宗提到了反面例子, 即“近世书生但务清谈, 经纶实才盖未之见”,13 在孝宗心目中, 类似朱熹等理学家或许便是清谈无用之书生, 而刘珙虽然与朱熹相熟, 但在孝宗心目中却非清谈之人。乾道二年四月,朝臣“进呈刘珙等以措置李金贼徒了毕推赏”, 孝宗回复“朕已批与刘珙, 近时儒者多高谈无实用, 卿则不然, 能为朝廷了事, 诚可赏也”。14 孝宗的这种用人导向, 既区别具备实务能力的理学型官僚和更为纯粹的理学家, 也决定了朱熹等理学家在孝宗朝中前期的基本命运。
1 杨世文: 《张栻朱熹书信编年考证》, 蔡方鹿主编: 《张栻与理学》, 人民出版社, 2015年, 第200页。
2 朱熹撰, 刘永翔、朱幼文校点:《朱文公文集》卷九五下,《朱子全书》(修订本) 第25册, 第4431页。
3 隆兴元年冬, 孝宗曾想直接以张浚为左相 (首席宰相), 而高宗则说“汤思退元是左相, 张浚元是右相, 只仍其旧可也”。于是原居战和之间的陈康伯辞任左仆射,“思退虽 (进位) 为左仆射, 而公 (张浚) 恩遇独隆,每逢事, 上辄留公与语”。参洪迈撰, 孔凡礼点校: 《容斋随笔·五笔》卷一〇, 中华书局, 2005 年, 第953—954 页; 徐自明撰, 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七, 中华书局, 1986年, 第1167页。
4 汪圣铎点校: 《宋史全文》卷二四上, 中华书局, 2016 年, 第1991 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七, 第1166页。
5 《朱文公文集》卷九五下, 《朱子全书》 (修订本) 第25 册, 第4433—4434页; 李心传撰, 徐规点校: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〇“癸未甲申战和本末”条, 中华书局, 2000年, 第462—471页。
6 张浚之罢职, 细节仍然有难以确知之处, 何以当时汤思退等人“纵迹诡秘”不过数日, 就有旨令张浚按视江淮, 而且“趣行之旨屡下”。如此催促张浚出外, 或非孝宗本意, 而有来自高宗的压力, 并且以巡视江淮前线的理由迫使张浚去朝也颇具手腕。张浚之罢职, 当有极寒人心处,当时汤思退一党中尹穑“连疏诋公愈力”, 张浚本人也知罢职无可挽回,其间“致仕之章已八上”, 而孝宗也有无能为力之处, 所谓孝宗“察公诚恳, 欲全其去”, 恐是无可奈何之举。张浚外放江淮前线后也颇受掣肘,“宣谕司及统领司磨治都督府文书钱物, 吹毛求疵, 卒不可得, 乃已”, 所以当时故旧门生劝张浚消极应对, “当勿复问时事, 后虽有诏命, 亦无庸起”。参《朱文公文集》卷九五下, 《朱子全书》 (修订本)第25册, 第4434页、 4436页。
7 《朝野杂记》甲集卷九, 第182—182页。
8 当时朱熹和陈俊卿往来书信中最有代表性的, 当属朱熹作于乾道元年的《与陈侍郎书》, 此信颇能体现朱熹对于当时政局的基本看法: 即对讲和之计、(人君) 独断之言、国是之说的反对。参《朱文公文集》卷二四,《朱子全书》 (修订本) 第21 册, 第1084—1088 页。信中提及陈俊卿、刘珙, 皆为朱熹最重要的政治支持者。朱熹生平所作纪念文字中, 篇幅最长者为张浚行状, 《朱文公文集》卷九五上、下皆是; 其次为陈俊卿行状,《朱文公文集》卷九六皆是; 再次当为刘珙行状, 见《朱文公文集》卷九七。
9 杨世文: 《张栻朱熹书信编年考证》 , 第200页。
10 《朱文公文集》卷九〇, 《朱子全书》 (修订本) 第24册, 第4168页。
11 《朱文公文集》卷九七, 《朱子全书》 (修订本) 第25 册, 第4490—4491页; 黄宽重: 《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年, 第86页。
12 《朱文公文集》卷九七, 《朱子全书》 (修订本) 第25 册, 第4491—4492页。
13 《宋史》卷三八六, 中华书局, 1985年, 第11850页。
14 《宋史全文》卷二四下, 第2031—20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