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观察·文化创意传承

“艺术社区”语境下社区美术馆实践的形态拓展与功能转向

李斯扬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北京100871）

【内容提要】在《“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利好下，中国的社区美术馆实践与“艺术社区”建设正在成为乡村振兴、文化新基建与数字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认为，伴随着“艺术社区”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国当代社区美术馆的实践发生了形态的拓展与功能的转向。本文第一部分从“社区艺术”到“艺术社区”的历史脉络中来定位中国当代美术馆实践的社区转向，提出艺术社区的营造是社区美术馆实践的价值目标，社区美术馆是艺术社区建设的载体、枢纽与方法。第二部分以上海和长三角地区为例，分析了位于城市与乡村艺术社区中的社区美术馆的特点，以及其向流动于城乡之间的社区美术馆发展的形态拓展。第三部分论述了艺术社区语境下社区美术馆实践所体现出的共主体性、社区动员与自组织，以及微介入与微更新的功能转向。

【关键词】艺术社区；社区美术馆；形态拓展；功能转向；社区建设

Morphological Expansion and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ty Art Museum Practice in the Context of “Art Commun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bstract：Under a series of favorable policies represented by China’s Cultural Develop ment Plan for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2021—2025），the practice of community art museu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rt community” in China are becoming an important par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new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and digital culture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holds tha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rt community”，the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community art museum in China has undergone a morphological expansion and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The first part of the article locates the community turn in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museums from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ommunity art” to “art community” and propos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rt community is the value goal of community art museum practice，and community art museum is the foundation and method of art community construction. The second part，taking Shanghai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s examples，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art museums located in urban and rural art communities，as well as their morphological expansion towards community art museums that flow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third part discusses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subjectivity，community mobilization and self-organization，as well as the micro-intervention and micro-renewal embodied in the practice of community art mu seum in the context of art community.

Keywords：art community；community art museum；form expansion；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community construction

近年来，在中国城市更新与乡村建设的大背景下，艺术项目走进城乡社区已经成为一股潮流。2018至2022年，关于艺术社区与社区美术馆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在国内涌现。在作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创新体系组成部分的“社区美术馆”刚刚起步的情况下，“美术馆实践的社区转向”呼吁我们从中国现实语境出发对艺术社区与社区美术馆的相关问题展开理论探讨。

一、从“社区艺术”到“艺术社区”：美术馆实践的社区转向

（一）新博物馆学运动中的社区艺术

起源于欧美的“社区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是与社区美术馆相关的重要实践，它通常被放置在有“第二次博物馆革命”之称的新博物馆学（New Museology）运动的视域下来理解。事实上，新博物馆学正是建立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二者共同促成了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发端与发展。博物馆实践和博物馆学理论在20世纪60至80年代欧美社会运动浪潮中的革新是新博物馆学诞生的重要背景。博物馆作为文化载体和具有“书写”艺术史功能的机构被推到革命的前沿。新博物馆学对经典博物馆模式展开反思与批判，尤其质疑传统博物馆对价值、意义、控制、解释、权威性和真实性等议题的研究方式；它将博物馆视为具有政治议程的社会机构，强调博物馆在教育和社会角色上的转变，反对精英主义的博物馆，主张博物馆与其代表和服务的多元文化社群之间更紧密联系，关注社区的需求与发展，提倡大众化与民主化的价值。

1971年，法国学者雨果·戴瓦兰（Hugues de Varine）首次提出“生态博物馆”（eco-museum）的概念，来说明一种区别于传统博物馆关注具体物件与物品，对地方文化遗产进行整体解释的新思想。生态博物馆的“生态”既指自然生态，也指人文和社会生态，呼应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保护主义热潮和平权运动，强调地方社区的全面参与，旨在提高社区的福利和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在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之前，生态博物馆的实践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便已在瑞典、德国、法国等地区开展。总而言之，生态博物馆学的核心议题体现在社会史运动、地方价值发现、传统博物馆反思和生态环境议题等几个方面，表现出将地方“博物馆化”的理念与方法。

在里维埃对生态博物馆学的阐释中，有以下几点尤其值得注意：其一，对于地方居民而言，生态博物馆提供了作为“镜子”和“窗子”的功能——促进人们的自我认知（self-cognition）与自我教育（self-education），思考与该地方的联系，从而更好地理解自身与所处的环境。这是博物馆作为一个让人们得以“看见”自己与他人的媒介的作用。其二，生态博物馆是时间与空间的表达。这说明了它对在地性的强调。其三，生态博物馆具有实验室、储藏室和教育机构的功能。这提示了博物馆在传统的收藏、研究、展示与教育职能外，也能够作为新文化的发生场域。其四，生态博物馆重新激活地方文化，促进其多元性的发展与传递。在生态博物馆的意识与话语中，“在地性”的理念首次出现在博物馆机构的自我建构中。如里维埃所言，“新博物馆学运动是一种立场”。总体而言，在20世纪60至80年代的历史发展中，以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为代表的新博物馆学体现出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去中心化和文化民主化、重视博物馆的社会参与性成为其重要的价值旨归。

同样，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在追求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民主化，以及行动主义艺术兴起的语境下，被视为社会边缘群体发声方式的社区艺术（Community Art）实践也滥觞于欧美。社区艺术通常指基于社区环境，以社区和基层为导向的艺术活动，特点是与社区互动和对话，通常涉及专业艺术家与社区居民的合作，倡导通过艺术促进建设性的社会变革。社区博物馆便是当时社区艺术运动中的代表性样态。成立于1967年的美国安那考斯蒂亚邻里博物馆（Anacostia Neighborhood Museum）是世界上第一个社区博物馆。这座位于华盛顿东南部的非裔美国人社区博物馆由美国史密森学会与安那考斯蒂亚社区合作创立。它开发了一系列关注非裔美国人历史与当地历史及文化艺术遗产的展览与公共教育项目，在社区赋权的理念下探讨社区的历史与问题，注重社区民众的共同参与，其关于社区博物馆的理念与实践很快在欧美各地引起反响与效仿。较之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较少涉及自然环境与自然遗产方面，而是着力解决人与社区和社会之间的问题（如住房、失业、教育、吸毒和犯罪）。“社区博物馆是从底层产生，而不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它关心当地的、当下的社区，代表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展示社区文化，注重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20世纪80至9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社区博物馆迅速发展，从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扩展至南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

进入21世纪，无论是政府还是研究者，对博物馆与社区关系的探索越来越重视。这从国际博物馆日主题的变化便可管窥：2001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即为“博物馆：建设社区”，2018年为“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2019年的主题解释为：博物馆在保持其原始使命——收藏、保护、交流、研究和展览的同时，也在逐步增加新的功能，使自己与所在社区保持更加紧密的联系。博物馆与社区、未来的关系得到强调。

（二）新类型公共艺术中的社区艺术

“新类型公共艺术”（New Genre Public Art）的概念由美国艺术家与教育家苏珊娜·莱西（Suzanne Lacy）在1991年提出。这类公共艺术区别于放置在公共空间中的雕塑那样的传统公共艺术，它是一种行动主义的、通常发生于体制结构之外的公共艺术，它使用各种传统与非传统的媒介，关注和处理紧迫的社会及政治问题，重视艺术家与多元化公众的直接接触和互动。公众参与策略是其美学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学界在理论上与“新类型公共艺术”形成呼应与参照的还有法国批评家尼古拉斯·伯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提出的“关系艺术”、美国批评家及艺术史学家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的“参与式艺术”及美国理论家格兰特·凯斯特（Grant Kester）的“对话式艺术”和“合作式艺术”等。与“社区艺术”相似，新类型公共艺术的实践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发展起来，并在当下保持着动态的活力与开放的可能性。从注重物理方面的艺术作品场域特定性，到注重地方与社区历史、社会和生态层面的“在地性”，从关注美学改造到关注社会改良。

简而言之，无论是“社区艺术”，还是“新型公共艺术”等，它们在历史中都是实践先行的，并且在当下仍然处于变化着的运动状态中，因此其作为理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并不具有严格的定义。但它们都属于社会参与性艺术实践（socially en gaged art practice），体现了当代艺术的社会转向（social turn）。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旨在“以艺术之名而达社会变革之实的激进文化运动”，体现了左翼激进意识在当代文化艺术实践中的影响。

（三）从社区艺术到艺术社区：美术馆实践的社区转向

从中国社会参与性艺术脉络来看，本文所讨论的“艺术社区”是近年来继“艺术乡建”社会实践后突显出来的又一艺术介入实践类型。它既是对以往“艺术乡建”实践的反思与总结，也是现实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艺术社区语境下的社区美术馆不同于已经有着较长一段实践历史的，通常由政府主导的在城市中建立艺术区、艺术节和艺术展会，或是对特定城市空间（如老城区）进行艺术美化改造的模式。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美术馆的社区转向，应从新美术馆学视角下美术馆与社区之间的新关系来理解。

其一，对“艺术社区”的理解。自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 nnies）之后，现代社会学理论为“社区”提供了十分多元的界定，但其中有一个要素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即联结社区成员的纽带。正因为这一纽带的存在，社区才能算是拥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生活共同体。“艺术社区”概念所涉及的“社区”，既不属于基层行政范畴的管理区划，也不是建立在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基础上纯粹的艺术家群落。它是一种与社区成员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塑造其高品质生活与归属感的“小家园”（little homeland）。“艺术社区”不是行政管理意义的社区，但“艺术社区”可以植根于行政社区；虽然艺术社区不是单纯的艺术家群落，但艺术家群落却可以推进“艺术社区”的建构。根据中国“艺术社区”理念提出者王南溟的观点，“艺术社区”是对那些在社区的公共文化生活与艺术项目互动后所形成的社区形态的指称。“艺术社区”是一种以艺术的方式营造社区的努力实践。正因为社区的多种多样，社会工作的多种多样，“艺术社区”必然也是多种多样的。“艺术社区”更像是一种关系性的时空，它可以存在于城市街区与乡村聚落的各个地方，可以以地域为依托，也可以不以地理条件为限而建构于各类行政组织或现代职业社区基础之上。

其二，对“社区美术馆”的认识。社区美术馆的功能不是直接将现成的展览放到社区里，也不是简单的“名家进社区”，更不是指艺术家居住在社区。从公共文化服务的角度来看，社区美术馆更加强调当下性，并因地制宜地挖掘空间进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上的创新；它不是单方面的专业输出，而是通过社会组织、社会动员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让社区拥有“家门口”的文化艺术生活。社区美术馆指向了区域特征上的而非行政级别上的社区治理。

其三，“艺术社区”与“社区美术馆”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社区美术馆在中国早已有之，依据是美术馆存在于社区区域中并成为社区的一个实体项目。这种观点的基础是“老美术馆学”的美术馆主体，它不同于以社区作为主体来建设社区美术馆的新属性。在老美术馆学的语境下，美术馆的公共职能主张通过一个区域的大型美术馆的配置带动所属社区，表现出地标式美术馆中心主义、文化等级制的特点。美术馆与社区的关系实际上是“美术馆在社区中”。在新美术馆学视域下，社区美术馆恰恰基于对上述关系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真正发展出“美术馆与社区之间原本就是一体的”和美术馆去中心化、去等级制的观念。在这种视角下，“美术馆进入社区”是一种行为，突破了艺术自身的领域，在社区之中和不同社区之间引发艺术之外的非艺术的社会关联。因此，社区美术馆的理论与实践也体现了新美术馆学提倡的美术馆的空间精神与自我批判精神。这种空间精神指向了包括物理场所、社会心理、精神形态、文化标志等多向度的“公共空间”，以及对空间权力的反思。自我批判精神则是对美术馆体制和体制化的抗争。

中国当下“艺术社区”构想的提出有其可行性前提。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耿敬指出，伴随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构建高品质的生活社区不仅是人民群众的切实需求，也是国家建设与发展的目标。因此，如何构建更符合个体实际生活的社区，如何营造社区认同感、培养社区共同意识构建独特的社区文化，已成为社区治理的主题。在此背景下，可以通过社区的艺术实践与社区治理实践相结合，借助行政力量和组织资源，推进“艺术社区”的建构。当代艺术的发展使得艺术与社会生活、普通民众的结合成为可能，艺术的去中心化要求使艺术进一步获得了走入社区的可能。另外，社区自治的发展使得居民不仅被动员成为被改变的艺术主体，而且还成为“艺术社区”的推动者；社会力量在艺术融入社区的实践中也提供了不少具有可行性的经验与路径。

“艺术社区”概念的提出基于这样一种现实期待：艺术作为一种社会联结的纽带，能够促进人与人、人与社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结；推动“接地气”的艺术形式进入社区，给普通民众提供各种可能与机会，去参与并融入艺术之中，并让民众在参与和融入的过程中得以表达个体的情感、体味生活的愉悦。艺术社区与社区美术馆呼应了“大家的美术馆”“社会现场就是美术馆”和“有社区就是艺术”等具有当下性的新美术馆学理念。“如果我们用社会学的‘助人自助’原则来引申的话，社区美术馆是‘助社区自助’式的美术馆。它打破了美术馆与社区的边界，用“日常人类学”的方式催生出‘艺术社区’，在其功能和运作的实践工作中，‘艺术社区’为‘社区美术馆’提供了最好的注脚。”美术馆的社区文化建设是社区文化走出“白盒子”到社区后与美术馆的联动。社区文化根据美术馆的理念及自身特点展开。社区美术馆既是一种以社区为主体的项目，同时也是“美术馆+”的一种运营方式。这类实践的功能是双重性的：社区进入美术馆，美术馆进入社区；艺术家作品进入社区，社区的非艺术家作品进入美术馆。“它既把美术馆社区化，也把社区美术馆化”。可以说，艺术社区的营造是社区美术馆实践的价值目标，社区美术馆是艺术社区建设的载体、枢纽与方法。

二、“艺术社区”与社区美术馆的形态拓展

2018年以来，以“社区枢纽站”为代表的一系列社区美术馆被规划、被实践，并在上海的闵行区、浦东新区、宝山区等城市社区，以及上海周边的罗泾镇、浙江横渡镇等长三角乡村社区发展起来。根据不同社区的特点，建立起展览、工作坊、艺术节、公共教育活动等形态多元的在地项目。下文以其中的代表性项目为例，分析位于城市与乡村艺术社区中的社区美术馆的特点，以及流向城乡之间的社区美术馆的形态拓展趋势。

（一）城市与乡村艺术社区中的社区美术馆

“粟上海·公共艺术与社区营造计划”是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在2018年发起的城市更新和社区营造项目，倡导“社区美术馆不是冰冷的艺术展示空间，而是通过艺术和互动的方式呈现、述说、传递更有温度的社区历史、城市精神及人文关怀”，致力于将艺术植入上海城区的街巷里弄，通过空间改造、艺术创作、创意延展、社区互动的有机融合，提升社区品质，完善城市功能。“粟上海”艺术社区营造计划先后打造了位于愚园路的愚园美术馆、江川路的红园美术馆、黄兴路的控江美术馆三个社区美术馆，以及“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委托策划的曹阳新村桂巷坊“桂巷菜场美术馆和艺术夜校”项目、上海市文旅局“社会大美育计划”项目之一的华阳路街道艺术项目等艺术社区项目。“粟上海”通过与专业美术馆、艺术与设计院校、建筑事务所、商业地产公司、文化管理部门、居委会、中小学等多元合作方的联动，围绕社区的地缘、业缘、趣缘构建人群关系，联结场景空间，链接情感关系，发展出在社区当地招募素人策展人、本地艺术家担任社区美术馆轮值馆长、友邻在地调研与创新提案等创新形式。

2021年启动的上海陆家嘴老旧社区“艺术动员：当社区成为作品”项目，由深耕社区实践的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与浦东艺仓美术馆合作搭建，吸引美术馆出资在基金会设立专项基金，推动陆家嘴社区的公共艺术教育，激活社区素养。该项目的艺术社区实践包括以居民关心的话题为主题讲授亲子公共艺术课堂的课程，不定期组织居民前往上海大学博物馆等具有合作关系的美术馆观展，针对社区多毛巾厂、纺织厂退休工人的特点组织居民前往上海纺织博物馆参观专题展览，或是与美术馆合作在社区空间举办展览，等等。

“粟上海”与“艺术动员”的系列实践在社区介入、社区动员、资源整合等方面为城市艺术社区营造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思路。它们以各种形态的“社区美术馆”建设和运营为载体，打破既有的美术馆场馆教育的边界，拓展外延，将美术馆汇聚的艺术资源通过有机转化，植入城乡建设和社会美育之中，探索艺术在城乡更新过程中的促进作用，发觉每一处在地属性，肯定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活动在社区营建中的积极意义，以期在全民美育体系构建中形成一种新的公共艺术教育范式。

在乡村艺术社区的实践中，社区枢纽站于2020年发起的“社会学艺术节|横渡乡村”项目值得关注。根据王南溟的观点，中国的艺术乡建在从2010到2020年的10年发展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艺术乡建的学术议题也经历了3步发展所致：第一步是艺术人群在乡村景观和空间中的注入；第二步是在乡村美术馆展示当代作品以构成传统与当代的对话，并通过美术馆公共教育发展出乡村艺术助学这一核心内容；第三步是通过社会力量形成的综合能量在乡村进行艺术社区的营造。艺术家先行，各个专业的人士陆续加盟形成专家型志愿者群体，使艺术乡建的系统性建构越来越成熟。横渡的乡村艺术社区实践诞生于从第二步走向第三步的背景之下。“横渡乡村”的首次落地实践是2021年在浙江三门县横渡镇落成的乡村美术馆及首届“横渡之春|社会学艺术节”。此次艺术节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耿敬与王南溟共同策划，主要活动包括横渡美术馆的开馆展“富了怎么办：费孝通图片展”和“我眼中的美丽乡村：村民手机摄影展”，在横渡镇中心小学举办的艺术家驻留创造和艺术家公共教育活动，以及“社会学艺术节|横渡乡村”论坛和“新文科在横渡|学生论坛”。

来自同济大学的设计团队配合论坛开展了“乡土花园节”活动：在横渡的普通农家庭院里，创造一个能让老乡们把家里养的花草盆栽进行展示的场所。这个看似简单的展览设计其实是对乡村景观精神的一次反思与重构。在既往的乡村艺术景观构建中，存在着照搬城市市政绿化模式的问题。村民往往也认为自己所生活的地方缺乏景观。“似乎农村没有什么好看的乡土植物，村民也不关注景观植物，但真实情况是我们能看出他们是有盆栽和园林情趣的。”因此，通过村民自己的园艺盆栽展览引导他们发现自身对景观的积极态度，进一步展示并调动村民对乡土景观植物的热情，成为“乡土花园节”景观场景的价值导向。

正如王宁指出的，艺术社区在乡村的建设要特别强调人的自立，不是从外部给乡民强加一个“艺术”的东西或品位，而是要让乡民自己意识到艺术能力的培养和艺术品牌的提升。通过艺术的建设，让村民参与到艺术当中，让他们意识到农民也可以有艺术体验非常重要，让阶层的区隔在艺术面前被克服掉，从而超越偏狭的本地意识。上述在横渡村民自家院子里举办的、发动村民自行组织与深度参与的展览可以被视为一种乡土美术馆与社区策展的新尝试。它并不需要在一个白盒子式的、庞大、中规中矩的现代美术馆建筑中进行艺术展示，而是将乡村里边边角角的生动的“现场”转化为日常展厅，在乡村里探索“生活现场就是美术馆”的可能。这既能培养当地村民“以我为主”的景观意识与文化自信，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身边的、日常的在地乡土田园景观资源的美好，也能引导村民从“被景观化”向“自我景观化与自我呈现”转变，还能促进社会美育在乡村艺术社区的落实。这种“农家院子作为美术馆”和“家门口的展览”的模式，成为与横渡美术馆并行且互补发展的社区美术馆形式。

（二）流动于城乡艺术社区之间的社区美术馆

“边跑边艺术”是一个始于上海宝山区罗泾镇红花村的艺术社区项目，由批评家、策展人王南溟创办的“社区枢纽站”组织发起，缘起是社区枢纽站与宝山区“美丽乡村徒步赛”在2018年的合作。在社区枢纽站的建议下，徒步赛主办方邀请艺术家志愿者在徒步赛4.5公里行程所途径的罗泾镇草坪等公共空间，创作相关公共艺术作品。参与徒步赛的市民得以边运动边欣赏艺术作品并与之互动。“边跑边艺术”由此得名，并逐步发展为一个常态的艺术小组，成为上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意中的参与者和实践者。

“边跑边艺术”中的公共艺术作品与项目的创作、接受与传播体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作品全部基于艺术家志愿者对罗泾镇乡村的实地考察，强调地方性、针对性与原创性。譬如，上海美院雕塑系研究生于翔在罗泾考察时发现白鹭重现上海乡村的生态优化现象，因此使用环保材料创作了环保主旨的纸鸟雕塑。二是作品从主题、媒材到参与创作的人、创作的过程都与本地发生直接的关系。例如，罗泾镇花红村的非遗工艺“十字挑花”在艺术家梁海声的纸艺装置中得到转化；艺术家老羊的《长江蟹》则使用了当地的废旧钢铁与新鲜稻草来展现乡村经济风貌。三是不局限和停留在乡村现场进行“一次性”的作品创作与展示，而是通过美术馆公共活动等形式持续推动城乡文化与经济互动。例如，2020年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举办的“档案视角：海上非遗摄影展”与“边跑边艺术”成果相结合，展示了花红村“十字挑花”的非遗摄影作品，创建了“十字挑花”传人工作坊。这促进了将上海城市人流与艺术生产力引入罗泾镇乡村，也将当地非遗带到上海市中心的美术馆的双向交流。

2019至2020年，“边跑边艺术”小组相继参与社区枢纽站在上海宝山区月浦镇、庙行镇和高境镇举办的艺术社区活动，逐步形成驻留创作、工作坊、论坛等相结合的综合型艺术活动。“边跑边艺术”不仅将艺术和自然引入市民体育活动中，为市民参与大地、人文和艺术的价值活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而且在艺术介入社区的过程中，将社会美育落地，开创了文体结合的新模式，实践了一种“艺术社区”在乡村现场与城市现场之间双向互动反馈的流动模式。不同于许村、石节子、羊蹬等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偏远乡村展开的艺术乡建项目，“边跑边艺术”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周边探索了“身边的乡村与艺术乡建”的可能。

三、“艺术社区”与社区美术馆的功能转向

（一）共主体性、社区动员与自组织

1.多元主体与互为主体

近年来，上海地区的艺术社区实践诞生了“社工策展人”“社工艺术家”等新的角色，体现出艺术社区建设中的共主体性特点与艺术社会学转向。

王南溟提出，当前艺术社区建设对于社区主体性的理解，要从思维上克服社区主体自闭症和排他症，即要打破那种过于简单的居民主体论调，要看到复杂的主体间的关系，认识到主体不是一个自我封闭者，也不是一个唯我而排他者。居民、社会组织、政府、社工、艺术家、景观设计师、建筑设计师、社会学学者等相关专业人士和合作方，构成了艺术社区建设中的多元主体。他们之间是一种互为主体的关系。也就是说，艺术社区实践中的主体是以艺术媒介的方式组合成交流性的互为主体。这种互为主体，才是社区主体的当代话语。

社区枢纽站团队在2018年与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艺仓美术馆合作开设了“社工策展人”课题，将社会学中的“社工”专业与美术馆策展专业结合起来，旨在培养能够从社区治理角度来运作专业艺术项目的跨学科人才。社工策展人和社工艺术家首先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社区建设，这是对“社工”的基本要求，也是不同主体之间地位平等的要求。在艺术进入社区之后，如何让它扎根，原本是社会学家和从事社工服务的人应该探索的工作，而现在社工策展人和社工艺术家的角色也志在打通艺术学与社会学专业，兼顾艺术创意设计与社工行政。“只有懂艺术的人做社工才能在艺术社区的工作中带来专业性，他知道什么是专业的方向，找什么专家是合适的，怎样与市民和行政管理者解释才不会偏离艺术。而社工策展人也要求有专业美术馆的背景，只有这样，他才可以成为社区美术馆的专业主持人。”社工化的策展人应当从公共文化服务的角度出发来寻找美术馆与社区的连接点，通过跨学科的策划为社区提供专业艺术内容和教育项目，并用尽可能通俗易懂和具有针对性的方式与市民进行互动分享。正如耿敬提出的，艺术家参与社区自治需要扮演双重角色，一是艺术家的角色，即以艺术家的身份为普通民众提供艺术作品，推动民众艺术欣赏水平的提升；二是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即能动员社区成员参与公共艺术创作活动，引导其从一个被动的艺术观赏者转变成一个主动的艺术活动参与者，让艺术及生活常留社区。这正是社工专业所倡导的“助人自助”的原则。如果艺术家能形成社工角色意识并能加以实践，一方面将逐步改变人们的某种误解：即“艺术下乡”只是艺术家将画板换成大地的单纯艺术行为；另一方面兼具社会改造意识的艺术家活动，对于丰富“后小康”时代中国人精神文化生活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城市艺术社区建设探索前行的同时，经过多年实践的中国艺术乡建行动已经打开了乡村艺术社区建设中艺术家与村民的双重演进机制。艺术家进入乡村不只是将当代艺术和公共教育带到乡村，也是在乡村现场不断激活历史意识与当代意识。乡村美术馆的建构在文化信息和交流上使村民获得平等的权利。艺术家参与乡建亦越来越注重文化和地域平等意识在作品中的注入。如严俊所言，艺术乡建是一个实践中的“双向文化自觉”：作为行动者的村民，需要在艺术家的启发与参与活动中了解自己，明确未来的方向；作为行动者的艺术家，也需要真正成为整体文化中的一员和村民站在一起，反思自己的价值与方法的意义。“艺术乡建”乃至“乡村建设”，最终目标不是实现对传统的简单延续，而是要在互动中共同创造新的文化。

2.社区动员与自组织

社区建设不是抽象的名词，它体现了一批人所发生的地缘关系和互助合作关系。这关系社区的基本功能，也关系如何提高城市建设“人文关怀”的水平。本文认为，艺术社区是一个各方持续参与和协商、具有共主体性的现场。在这里，艺术不是作为对象，而是途径和方法，是一种“动员”的机制。它鼓励和启迪多元主体自发地为特定社区的改变而付出努力、做出行动。艺术社区文化不是坐等来的，而是需要通过不断互动，寻找各种各样的生长点，将共识发展成新的出发点。其中，社区动员与社区自组织正在成为城乡艺术社区建设中的有效机制。

社区枢纽站与上海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在2020年提出了“艺术动员：当社区成为作品”的艺术社区营造思路。与上文所述的共主体性相呼应，“艺术动员”主张艺术在社区营造中起发动机的引擎作用，发挥对多元主体的吸纳、发动和协同作用。这种动员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连续性的，不是从外部植入的而是从内部的自组织工作开始的。在艺术社区建设中，社区动员可以分为外部动员与内部动员。外部动员主要指动员社区周边的商业实体、企业、社会组织等力量；内部动员则是针对社区“围墙”内部的人进行动员。当下，内部动员正在成为艺术社区建设中愈加重要的力量。激发内部力量的行动便是“自组织”机制的培育。自组织通常是没有正式注册的社会组织，由数量不等的社区成员组成。费孝通认为，社区成员通过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在各种协商和合作中找到合情合理的优化方案。这种互相协调的过程是社区的一个功能；这种自理的要求也是构成社区组织的新的因素。它能够从最基本的层面促进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优化合理的社会生活。而要促进这种自我管理，需要找到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从艺术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的关系来看，社区美术馆等实践中的自组织机制正是一种促进社区自我管理的组织形式。正如费孝通所言，“居民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参与社区管理”关键要靠文化认同，“在价值观、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上找到同一的感觉”。自组织体现了社区建设对参与的强调。它重在通过建构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社区认同，激发社群成员自愿参与和自主选择所形成的内在动力，而不是来自强制性和约束性的外部压力。因此，它是社区能够持续建设、持续有活力的最重要的机制。自组织的培育也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需要寻找相关的核心参与者，组织一系列的活动，才有可能产生黏性并被激活。在具体的实践中，不同社区依据自身特点及具体项目的特点，发展出多样的社区动员与自组织方法。譬如2021年，社区枢纽站团队在陆家嘴社区东昌大楼打造了“楼道美术馆”。东昌大楼在20世纪80年代是陆家嘴的制高点，曾作为东昌消防队的瞭望塔使用。在东园一村居委会社工谭嘉声眼中，30年来，“从24米高的消防瞭望塔到632米高的上海中心大厦，一道跳跃的弧线掠过时空，宛如重温浦东开放以来的华丽转身”，将这个50平方米左右的楼道空间改造为楼道美术馆的灵感正是基于东昌大楼内外的世纪变迁。居委会通过展出当时的消防瞭望兵所拍摄的老照片及口述史料等，反映了浦东的发展，唤起本地居民的共同记忆。这个另类美术馆成功构建起一种有温度的活态公共空间和社区价值认同。它也吸引了在大楼居住了20多年、年近七旬的老居民叶芝英主动请缨担当美术馆的“在地馆长”。

与楼道美术馆在展览完成后吸引居民自发参与日常管理不同，横渡镇的“社会学艺术节”则将重点放在“作品”的生成过程中的动员参与上。艺术家李秀勤和策展人王南溟在实地考察后，决定将被随意摆放在横渡美术馆前的一棵千年沉木大树干做成一件雕塑与行为相结合的作品。他们策划发动了100位横渡村民共同抬动这棵大树，实施过程中担任指挥的村民站在树干上，其余村民在他的号子下一点点将树干抬到计划的位置。“百位村民抬树干的这个过程和行为，且不说从视觉上非常壮观，能够发动100位村民来抬这棵树干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棵树干有千年的历史，它本身就很有价值；这棵树干已经不是普通的树干，村民的行为也不仅是抬树干的行为。整个过程已经变成了这次‘社会学艺术节’的行为过程的作品，它的意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在王南溟看来，这件行为作品也是横渡美术馆的村民劳动气质的体现。这里的重点在于行动本身，而非输出特定形式的作品。重要的是多元主体在社区中共同策划、共同参与、共同行动的过程；重要的不是具体的“艺术”，而是通过艺术的发动机制推动社群获得自己行动起来的平台、意愿与能力。

（二）微介入与微更新

1.微介入

艺术社区营建中的“微介入”主要体现了以下特点：一是让社区居民发挥更大的自主性与更充分的参与性，减弱艺术家、策展人等专业人士的主导作用。二是在尊重和保护原有生态与原有景观的基础上进行轻量化的艺术介入，通过微介入激发社区成员“重新发现自身”的目光与心态，将外部介入转化为内部生长。三是注重介入的持续性、长期性，重视介入效果的循序渐进与点滴积累，反对速成式、入侵式的介入。

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团队在横渡乡村的田园实验为例。在设计师董楠楠看来，乡村艺术社区建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乡村并不需要城市意义上的园林绿化景观营造，山水农田本身即乡村主导性的“景观”。这种“非正规景观”视角下的田园景观为塑造乡村特定的景观空间提供了可能。具体而言，这种微介入思路主张“做减法”的基本设计原则，“让乡村原有的一切尽量都保留在那里，尽可能轻量化地去介入，且所有使用的材料都不能影响耕地和农田；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在这里用塑料的设施，也不能在这上面喷漆，更不能在这里做钢管”。在横渡镇村口的农家院子里，设计师发现从这里看出去的景致似乎包含了所有应有的乡村景观：山水、农田、道路、民居。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在院子里做一个新景观？我们只要把这些美景引进来就可以了。”《背影花园》便基于这种“不是造一个新的景观，而是引入原有的本土景观”的观念而诞生：在院子外的路旁立起一个形似拱门的圆圈，人们站在拱门前向远方望去，视线便会被引导到那片集合了横渡生产、生活、生态的基本要素的田园风光。《背影花园》的材料来自村里的竹与木。细节的设计与具体的制作则由村里的竹匠、瓦工等工艺达人来实现。这样，不仅是乡村中原本被忽视的“景观”被重新看到，那些似乎司空见惯的本地技艺也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我们希望村民能通过这个作品，换个视角看他们身边的乡村——这山、这田、这路和那远处的村屋。我们更希望村民能透过它看到这乡村中逐渐淡去的手艺，这些手艺仍然能为生活创造美好的能量。”进一步看，这种微介入原则下的艺术社区营造，也有助于在横渡镇推动乡风与历史文脉传承场景建设，发展深入农家的深度体验游和短期游赏相结合的旅游发展模式。例如，打造可供游客体验打卡的乡村竹艺、花卉DIY等手工艺工作坊。

2.微更新

艺术社区的“微更新”之“微”，一方面指资金规模的小，一方面指老旧社区中可供更新的空间的小，以及更新规模与程度的小。2018年以来，在艺术社区建设与上海老旧社区改造结合的实践中，提出了对于微更新的进一步思考与推进。

一是对“硬微更新”和“软微更新”的区分。根据王南溟的观点，“硬微更新”是指通常与传统的建筑景观设计结合在一起的，以设计师的景观设计意图为主导的，有形的、外观上的更新；“软微更新”则侧重艺术进社区以后“艺术社区”内容与精神的更新，更多是非外观、非表面、非速效的。“软微更新”不能停留于景观设计层面的变化，而是首先从非景观层面来思考社区内部结构与内部生活空间的重新设计。“软微更新”是从社区内部生长出来的，包含了社区互动的内容，因此也是“参与式社区规划”和公民意识培育的关键机制。“软微更新”并非对“硬微更新”的替代，而是互渗与互补。强调“软微更新”，有助于改变社区更新中只有或只注重“硬微更新”的问题，从程序上实现“从软微更新开始，再到硬微更新”“从软微更新中自然生长出来的硬微更新”。

二是微更新的主体变化。与软微更新的提出相适应，社区更新的参与主体从原本的主管、设计师、包工头转变为由市民主导的专业艺术家（艺术家型设计师）与居民的合作。“也许‘硬微更新’是艺术家的一件社区作品，能让市民参与其中，而‘软微更新’则让艺术家成为市民的助手。”此外，微更新倡导不同社会力量的进入与共生，形成一种跨学科的实践。用社会学、美术馆学、景观设计学等多学科的横向拉通，激发不同专业人士的共同参与。

三是从微更新到再微更新。社区微更新机制包括了社区动员的工作。“再微更新”便是在社区动员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民主化，让微更新真正落实到社区自治的环节中，推动“参与式社区规划”。因此，再微更新也是在上述过程中不断推进的一种层层累加的、循序渐进的、软硬结合的微更新运作方式。

四是微更新景观从艺术设计景观到人类学和社会学景观转变。这意味着“艺术社区”的建设并不只是“艺术进社区”的简单形式，也是社区治理功能生成的一种方式。

在社区枢纽站发起的“艺术动员：当社区成为作品”社区规划中，陆家嘴东昌新村原本的垃圾堆放处被更新为多功能停车棚便是微更新机制的具体案例。东昌社区紧邻陆家嘴金融区环球金融中心等大型地标建筑，夜间高楼建筑的明亮灯光与老社区的面貌形成了鲜明反差，因此居民将这一停车棚命名为“星梦停车棚”。通过与上海大学博物馆的合作，该车棚被设计为兼有展陈功能的展厅，并在2021年借助博物馆的学术资源举办了“三星堆：人与神的世界”特展。这次微更新的挑战在于将一个明显不具备展览条件的地方转变为展厅，凸显了在社区更新中打破常规设计思路的必要性。上海博物馆的展陈设计合作方通过定制展架与车棚挡板的结合、展架内置照明形成车棚内的共同光效、展览视频制成投影在车棚内播放等巧妙设计，首次探索了居民停车棚作为展厅兼用的可能性。

艺术社区中的微介入与微更新，体现的不仅有“介入”观念的转变，也有“设计”观念的转变。“艺术介入”从一种外部干预的“挪置”或“放置”模式，转变为催生内部生发的“种植”模式。“艺术设计”从狭义的艺术作品设计，拓展为对社区文化形态、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的艺术驱动式的整体设计。

四、结语

在今天，“艺术”已成为一个共享的、全面开发的、不受地理位置和知识背景所局限的过程。而美术馆也已经成为跨越学科与专业限制的文化载体，成为参与和推动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政策制定、公共行政创新的重要力量。对社会治理的认识扩大了社区美术馆在中国当代文化历史活动中的参与性，也加强了人们对美术馆功能的认识。美术馆进入社区一定是先在当代艺术打破边界的自我批判中进行的。它让公共项目、社区调查、社会舞剧等诸层面都能通过社区美术馆的发起而展开，成为美术馆的公共艺术教育内容。美术馆在其中成了一个枢纽。

社区美术馆与艺术社区的建设，促使我们从一个特定的视角继续思考费孝通先生提出的问题：在信息时代和数字化时代，社区的意义是什么？社区建设的意义是什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什么不同？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有什么变化？中国当下的“艺术社区”是一个无法被固定描述的动态关系，是一项致力于平等的行动。它以一种可能性的态度在声明——文化不存在行政级别，文化自身的创新价值决定一切。社区的不同状况决定了美术馆社区化在内容和方法上的不同。但无论如何，社区美术馆要有分析社区的能力，能够针对不同社区的不同脉络进行学术思考，才不至于使美术馆的社区化流于表面，或者与现有的社区不合拍。这样一种艺术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并不是假想或空想，而真正是田野调查式的规划与行动。正如王南溟指出的，艺术社区和社区美术馆是在中国的现场出现的概念和命题，要了解它的问题出发点在哪里，内容和范围是如何组成的，指向是什么。由此，我们会看到，一种艺术社区视域下的社区美术馆，以及艺术推动社区建设的新路径，正在当代中国的城乡大地上以本土在地性和原创性的姿态蓬勃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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