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后人：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陈苏

浙江海盐人，中国现代出版业奠基人之一，教育家。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把一个印书作坊办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

与夫人许子宜生有一子一女：女儿张树敏、儿子张树年。

张树年有一子张人凤、一女张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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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祖父把我们这些人搞到成天和书打交道。他有个《新治家格言》，是他82岁时手书的，包含他对个人修养、修身育人、治家执业等各方面的观念。

——张人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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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海盐张元济图书馆新馆建成，新老馆总占地1.1万平方米，藏书40万册。

2012年，适逢商务印书馆成立115周年，张元济诞生145周年，4月25日至27日，《张元济全集》出版座谈暨第四届张元济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张元济的故乡海盐举行；张元济纪念馆经过扩建，正式对外开放。12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专家集聚海盐，共同纪念这位中国现代出版巨子。张元济之孙张人凤应邀参加此次活动。

自1987年至今，海盐已举办六届张元济学术思想研讨会，出版四部论文集。

2012年3月7日下午，在上海市淮海中路（旧称霞飞路）上方花园24号张元济故居，张人凤接受《嘉兴日报》记者专访。多年来，他致力于收集整理祖父文集，《张元济全集》是他多年的心血凝聚。

督责严格但又爱护备至

有人称他为出版家、教育家，也有人认为可称为思想家、改革家。仁者智者各抒高见。然而，对家庭来说，他永远是一位督责严格但又爱护备至的好父亲。

——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

直到张元济去世，张人凤与祖父生活了近20年。他印象中，祖父对小辈很严厉。

张元济之子张树年在父亲身边生活52年，他在《我的父亲张元济》中回忆：“父亲最厌恶睡懒觉。在父亲的教导下，我确实养成早起的习惯。至今我6时起床，决不拖沓。”

张元济孙女张珑在《水流云在》中，回忆全家人一起吃饭：长辈没有坐下来，晚辈不可以动筷子，这是对长辈的尊敬。张人凤记得：“一次他颇严肃地对我说，餐桌上不可以用刀叉或筷子指着别人，那样不礼貌。虽是简单的一句话，却使我终身受用。”

张元济对家人关心备至。张人凤记得日伪时期，常实行“防空”“戒严”，家家熄灯，戒严令过去才能亮灯吃饭，“小孩子则又饿又恐惧。祖父摸黑来到三楼我的房间里……让我躲进壁橱，开亮壁橱里的电灯，半掩着门，再拉上厚窗帘。祖父看到我独自在壁橱里安心吃晚饭，他才放心地走下楼去”。三四岁时，张人凤到邻居家吃蛋糕，回来闹着吃，“当时正是抗战最艰难之时，祖父在朋友的启发下，卖字，刚有第一笔收入，就买了这种蛋糕给我吃”。

张珑记得幼时，芒果稀有，祖父每食一个，必将芒果剖成两半，与她分享。1947年张珑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祖父托人买了一架“雷明顿”牌打字机奖励她。她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写信提到石刻三希堂法帖，想刻拓，没想到不久就收到祖父回信，说已替她买了一部。

父亲对祖先最崇敬者，似有四位，他们的著作、言行在塑造父亲的品格中，有着很大的影响……父亲对始祖“不受权贵之饵”“以挽弱宋而奋中兴”“清明刚正，国家是急”的高尚品行，景仰备至。第二位是十一世祖张奇龄……他立下家训，世代相传：“吾家张氏，世业耕读；愿我子孙，善守勿潜；匪学何立，匪书何习；继之以勤，圣贤可及。”……父亲对大白公家训极为推崇，1914年极司菲尔路新居建成时，用隶书亲笔缮写，命人镌刻在柚木板上，镶嵌于大客厅拉门上……

——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

勤奋，是张元济给后辈的最深印象。

张树年书中记述：“父亲天不亮就起身……盥洗完毕，父亲就开始工作。开了电灯，伏在书桌上批阅公文，写信，查资料，总之写个不停。等到天亮开了百叶窗，熄了灯，继续写。”

张珑《水流云在》自述幼时印象：“从幼小的时候起，我就有一种怕时光流逝而自己什么也没有做的恐惧。这种深深植于我心灵之中的思想就是来源于祖父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自我有记忆起，总是看见祖父在辛勤地、忙碌地工作，或伏案写作，或看书，或会见客人，或出门办事，从未见他闲着。”

“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之一是严格，印象之二是非常勤奋。”张人凤有记忆时，祖父已快80岁，是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每天早晨，商务印书馆派汪师傅送文件和信过来，紧要的，祖父当时就批示。一天两次，早晨8时，下午4时，天天如此。整个上午他写回信，起草文件。吃过中饭，沙发上靠一靠，进行古籍点校。吃过晚饭，看商务印书馆的股票。父亲陪他说说话。”直到张元济1949年中风，“他能坐起来时，床上放小桌子，继续工作”。

1932年，《百衲本二十四史》编校就绪。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焚烧涵芬楼，商务印书馆百分之八十的资产，46万册藏书，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悉数被毁。伤心过后，张元济从头开始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到1937年出齐，耗时十八载，三千卷字字心血。

说到《涵芬楼烬余书录》定稿，张人凤对祖父的付出感受尤深：“被烧之后不久，他着手搞这个工作，当时不敢出版。抗战胜利后，他继续编撰。1948年，基本定稿。1949年中风后，他身体稍好，就开始最后审定。他用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完成他最后的典籍著作，1951年正式出版。

“他是个读书人，对国，对家，对事业，对自己怎么考虑，上对祖宗，下对小辈，都有规范，他严于律己、清廉，非常严格。究其根源，当然有来自祖训，更高的是来自儒家的哲学。”

1936年，蔡元培、胡适、王云五发起，征集论文，刊行纪念册，献给这位学者与学术界功臣，作为他70岁生日的寿礼。《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收录22位名人、学者论文，他们尊称张元济为“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赞誉他“兼有学者和事业家的特长”。

无书不成其为家

书更是无所不在。在大客厅、小客厅、小书房、楼梯间，楼上祖父的工作室、卧室里，以及后来在上方花园住宅的上上下下，无处不是书。似乎无书就不成其为家了。文化的熏陶需要一种气氛，祖父以他渊博的学识，自然而然地在家里营造起一种文化氛围，使晚辈们得以自幼沐浴其中。

——张珑《忆祖父》

“父亲从欧洲带回不少玩具，其中一盒积木我特别喜欢……我和姊姊都不会搭……这盒积木，我的儿女珑儿、长儿都玩过，外孙女清清与孙女玮玮、璟璟也玩过。可说是我们家传代的玩具了。”张树年曾详细描述这套父亲赴欧洲考察时带回来的传家玩具。

张元济一女一子，继室许夫人所生。1889年张元济中举，娶同乡吾乃昌之女为妻。三年后，张元济中进士，吾氏夫人病故。1895年，娶已故军机大臣、兵部尚书许庚身之女许子宜为妻。两人相濡以沫，直到1934年夫人病故。

女儿张树敏，1903年生，自幼延聘家庭教师。抗战胜利后，随夫去香港地区，后旅居法国，20世纪80年代病逝。有三个女儿，长女孙以恒和三女孙以茂是老师。

张树年是张元济唯一的儿子，1907年生，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业。“我父亲大学毕业后想进商务（印书馆），但祖父不同意：‘你不能进商务（印书馆），对你不利，对我不利，对公司也不利。’”张树年1931年留美入纽约大学，学工商管理，回国后，进了银行。“父亲一生算不上坎坷，但他留美时，商务（印书馆）被炸，家境困难；留学回来，赶上日本侵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学的那套资本主义经济不能用，只能在储蓄所工作。他一生很单调，虽没戴‘帽子’，但也很压抑。不过，总算平稳度过。”家被抄过，资料尽毁，包括张元济1926年到1949年的20多本日记和一些书、信。张树年晚年编撰《张元济年谱》。1997年，他90岁时写作《我的父亲张元济》。

张树年有一子一女。女儿张珑1929年生，195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毕业。1951年夏，接马寅初亲自签署的聘书，到北京大学西语系教英文，直到1969年与爱人李瑞骅（我国金属结构设计研究工作的先行者和带头人），被“下放”到湘西“干校”。后来，回建设部做翻译，同时担任《中国建筑》英文版主编。退休后，她写了自述体回忆录《水流云在》。张珑之女李清，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20世纪90年代初旅美，后在纽约做电脑软件。

儿子张人凤，1940年生，1958年高中毕业，受姑母在国外影响，只能勉强入读上海师范大学数学专科。毕业后，从事职工业余教育，杨浦区业余大学任教，后任校长，曾任杨浦区政协副主席、杨浦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人大代表。

退休后，张人凤集中整理编撰祖父资料。早在张树年编《张元济年谱》时，他已开始帮忙。“《张元济全集》现已出版10卷，2007年到2010年出完。出版后又发现约十万字新资料：一部分是上海图书馆开放了盛宣怀档案，有张元济写给盛宣怀的书信和工作报告；另一部分是上图新开放的张元济商务印书馆工作日记，夹有很多纸条，有信稿、批示、文稿等。”（张人凤不断收集整理张元济的遗文佚札40余万字，目前《张元济全集补编》已完稿，商务印书馆编辑工作正在进展中。）

2007年，出版社向张人凤约稿，他与柳和城合作编撰《张元济年谱长编》。2011年1月，《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册）正式出版。

张人凤学数学，编撰资料，难度很大。“都是文言文，没有标点，毛笔字的信稿非常（潦）草，资料散失，很难找。”但长达20年的研究，他逐步积累、掌握了一些考证方法。

张人凤有两个女儿。张玮1969年生，同济大学环境监测专业毕业，现在新加坡国家公用事业局从事自来水质分析。张璟1978年生，纽约圣约翰大学读硕，学税务，后任职于纽约一家保险公司。

谈及祖父对家族影响，张人凤说：“把我们这些人搞到成天和书打交道。”张元济晚年曾撰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张元济爱书、藏书，终身与书打交道，深深影响后人。同时，他对昆曲的喜好，也代代传递。

更多的是潜移默化，“他有个《新治家格言》，是他82岁时手书的，包含他对个人修养、修身育人、治家执业等各方面的观念”。2011年12月，《新治家格言》上了海盐县张元济图书馆新馆的墙。

【对话】

“为中华文化长流加一块砖”

记者：您写《智民之师张元济》，是否认为祖父在启迪民智上贡献最大？

张人凤：祖父成就很多。首先，中国近现代出版业，他是奠基人之一，商务（印书馆）培养大批出版人才，商务（印书馆）出版样式、管理模式是当时出版业楷模。其次，对教育贡献很大，主持编写中小学教科书，影响很大。最后，古籍研究、出版有突出贡献，他用商务（印书馆）的力量，雄厚的资金，加之他学术的专业，编辑《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等，这在民国时期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方面有代表性，对中国传统文化保存、流传、普及的作用不可小看。（《智民之师张元济》经张人凤修改后，改为《我的祖父张元济》，2020年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记者：20年来，您跨学科、花精力做有关祖父的资料收集、出版，主要是为什么？

张人凤：祖父的东西难能可贵，能流传下来，也是为中华文化长流加一块砖。很多资料分散在各地，不去整理，也就散了。别的研究者收集资料可能会更困难，我花点时间，对别人的研究也很有用。

当然也有客观条件：父亲曾指导过我，有些关系可以联络，方便收集资料；因为商务（印书馆）的关系，全集这样的大部头，也能出版。我也感兴趣，虽然跨学科，但学理也有好处，逻辑思维和考证的严密性对研究有帮助。

记者：您大概有多少研究成果？

张人凤：大概编撰700万字，写作50万字。《张元济全集》550万字，《张元济年谱长编》180万字，还有台湾版《张菊生先生年谱》。我写了《智民之师张元济》，16万字。2007年，收集了此前发表过的张元济研究文章，大约30万字，出版了《张元济研究文集》。

现在，我每天去图书馆，不断发现新东西，希望全集再继续补遗。

补记：2012年至今的十余年，张人凤的研究成果硕果累累。他把2007年至2018年张元济研究文章收集起来，2019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整理张元济重要的版本目录学著作《涵芬楼烬余书录》，2022年精装繁体字排印本出版，增加手迹图片、后辈学者的研究文章和索引等。这本书于195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线装本，以后收入《张元济全集》，此外再没出版过单行本。

2022年，为了纪念祖父张元济的155周年诞辰，82岁的张人凤和93岁的姐姐张珑，与张元济图书馆、张元济研究会合作编辑的《海盐张氏涉园丛刻全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11年和1928年，张元济收集海盐张氏历代祖先遗著编成《涉园丛刻》和《涉园丛刻续编》，此次合编再版，制作十分精良。

与上海交通大学档案文博管理中心合作完成16万字的《张元济与交通大学档案史料汇编》编辑工作，今年（2012）可望出版。此书收集张元济1899年至1902年这四年间在南洋公学工作期间的文牍、书札，以及此后数十年间与交大有关人士的交往资料。

眼下，张人凤正在做《张元济年谱长编》的增订工作，此书在2011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他又发现不少史料，同时发现几处错误，张人凤打算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再出版一部增订本。

记者：您的子女了解曾祖父吗？

张人凤：都知道，但他们对整理材料不感兴趣。我整理出来的东西，他们都有。至少让他们知道，曾祖父曾经做过什么。

记者：张氏后人从事教育的特别多，这与祖父重视教育有关吗？

张人凤：并不完全受祖父影响。

记者：您多年从事教育，怎么看祖父的教育思想？

张人凤：祖父的教育思想、观念很了不起。他到商务（印书馆）的出发点，在于普及教育，启发民智，提高国民素质，强国富民。他很看重普及教育，觉得文化教育停留在少数人身上不行。民众没有文化，这个民族肯定会被人家抛下。

记者：是什么成就了您祖父？

张人凤：他是大学问家，又是实干家。他勤奋肯干，与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从基础抓起。他适应时代发展，也抓住时代机遇，利用自己与知识文化的接触，成就事业，使得教育观、指导思想得以实现，同时也为教育做了贡献。

记者：您的祖父致力于中小学教科书编写。老课本一度很热，《读库》张立宪曾力推老课本，第一套就是商务（印书馆）《共和国教科书》，您如何看？

张人凤：老课本很有意义，对现代教材编写有启发。我做《张元济全集》时，也曾想把祖父编写的或参与编写的教科书放进去。一是反映祖父的思想观点；二是反映他在教育方面做的事情；三是尽可能把他的文字留下来。但出版社没同意，那是2005年。

我编全集，不考虑重不重要，也不考虑观点对错，只要是他的文字，全放进去，不修改，后人要批评也可以，我想还历史真实面貌，包括对教科书也是如此。

（2012年4月27日首发，2023年7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