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三部曲：中国与太平洋

15世纪下半叶，白银之路连接了全球。中国与太平洋的关系，主要是通过明代中国的白银货币化与海商集团的崛起体现出来的。

白银成为完全形态的货币是在明朝时期。15世纪下半叶，中国产生了对于白银的巨大需求，这一需求催生出了蓬勃发展的私人海外贸易。此时，中国再一次走向海洋，主体从官方转移到了民间。晚明时期，中国实现了白银货币化的转型，国内巨大的白银需求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使一条连接全球的白银之路逐渐成形。白银货币化在全球发展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

德国学者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对中国的白银货币化有一定的研究，但他引用的史料以第二手资料居多，缺乏对中国白银的实证研究。[26]洪武至成化年间427件徽州土地买卖契约文书，即大宗土地交易文书，证明100多年间几乎所有的土地买卖清一色使用了白银作为交易货币，印证了白银自下而上货币化的发展历程，即白银崛起于民间市场，不是国家法令推行的结果。民间社会大量使用白银进行交易，使得中国产生了巨大的白银需求，也使得明朝政府自上而下地开始“赋役折银”，以满足国家对白银交易的需求。明朝以前王朝都掌握铸币权，也就意味着掌握货币垄断权，而白银崛起于市场，表明国家不能掌握货币的垄断权，打破了这一古代赋役国家的特征。白银使得明朝发生了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合流的变革，各个阶层对白银的巨大需求推动了中国产生大量的私人海外贸易，从国内市场走向世界市场。

由于国内矿产资源的不足，海外商品交换所得到的白银成了中国白银货币的主要来源。美国学者提出，1571年西班牙人征服菲律宾，构建了从马尼拉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再到欧洲的航线，即形成了著名的大三角贸易，这是白银之路的起始。必须注意到的是，这个贸易的最早推动力源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开端中，是中国的白银需求和海外贸易推动了全球第一个经济贸易体系的建立。

中国白银的来源还有日本。日本最初也用中国铜钱，并自铸铜钱。中国白银货币化浪潮下巨大的白银需求直接推动了日本银矿大开发。16世纪40年代，日本的银开采量激增。大量白银在日本的银矿开发后源源不断地流到了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哥伦布到达美洲时，欧洲需要的是黄金，白银并不是殖民者的首选，因此美洲银矿的开发时间略微延后。后来美洲银矿的大开发与中国有着直接关系——中国存在巨大的白银需求，而西班牙人嗅到了白银贸易的巨大利益，由此展开了中国与太平洋的关系。

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左右的地方赋役改革后，白银货币化基本奠定，明代中国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张居正改革。古代中国唯一存留下来的财政会计总册——《万历会计录》，就是张居正改革的产物，而这仅仅是明朝户部掌控的会计总册。经笔者研究，明朝此时实际上已经将白银作为统一的计量单位和征税形态。笔者与数学教授徐英凯合作十余年，对《万历会计录》进行了整理，通过研究分析明代户部掌控的财政主体的规模、结构和货币化比例，[27]发现张居正改革的核心是财政改革。这标志着传统以实物和力役为主的财政体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近代财政体系的全面转型，无疑是中国两千年来的重大转变，是迈入近代发展进程的重要一步。财政体系由赋役向赋税的转型更是一种社会的转型、国家的转型。白银货币化印证了中国走向世界有着强劲的内部驱动力。中国是当时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白银结算提升了白银在国际通用结算方式中的影响力，这是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证据之一。[28]

日本银矿大开发和中国海外私人贸易的兴起，引起了嘉靖年间海上国际贸易争夺战并引发了倭寇的再度出现。嘉靖年间平息倭乱后，明朝的海外政策发生巨大的转变。官方朝贡贸易模式衰退，两种新的海外贸易模式开启：一是在福建漳州开海，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二是在澳门开埠，允许外商入华经营海外贸易。前者标志着中国海外贸易的合法化，从而孕育了海商集团的迅速崛起；后者推动了葡萄牙人入居经营及其合法化，以澳门为广州外港，开辟了多条国际贸易航线。贸易模式的转变，使得新的东西洋贸易网络正式开始运行。

在全球化兴起的初始阶段，海洋是国际贸易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国与西方力量的博弈首先是海上力量的竞争。从整体上来看，明代中国再度走向海洋时，海上贸易的主体由官方向民间转移，海商力量迅速崛起。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郑氏海商集团。明末郑芝龙接受了明朝政府的招安，完成了从海寇到明朝官员的身份转换，并作为海商集团的代表跻身于明朝政治之中，成为统治层中海商的政治首领。海商在政治领域中重新塑造自己的角色，表明明朝官方对海商的认可和海商对国家的认同。[29]中国海外贸易的兴盛助推了中国海商集团的产生，加强了中国的海洋实力。明朝先后在澳门开埠、在漳州开海，在太平洋上，中国在与西方的博弈中不落下风，甚至在17世纪中国的海洋力量还一度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全球化开端于海上的历史大背景下，晚明中国以白银需求为引擎处于近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直接促发了日本银矿的大开发，又间接促发了美洲银矿的大开发，内外动因结合，太平洋海上贸易日趋繁盛。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和对付西方扩张的需要，维护海上安全的要求变得越来越迫切，郑氏海商集团应运而生。郑氏海商集团的快速发展，是在郑芝龙接受明朝招安以后。从游击到总兵，借助明廷给予的名号和权力，郑氏拥兵海上。崇祯初年，明朝重新整治了海上秩序，制定了海洋政策，即“内平海盗，外逐红夷”。这里的“红夷”指的就是荷兰人。官、商、民通力合作，整合海上力量，平息了东南海乱，实现了海上秩序的重建。明朝灭亡后，郑芝龙等迎接唐王朱聿键建立了南明隆武朝廷，声威显赫。后来郑芝龙降清，其子郑成功于海上起义抗清，锐意拓展海上贸易活动，进而“独有南海之利”，开始了在明清之际垄断东南沿海乃至东亚、东南亚海上贸易、称雄太平洋的历程。[30]作为中国海上力量的代表，郑成功在世界融为一体的全球化开端时，在中国海上力量与西方海上势力的正面交锋中，迎击并挫败了西方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这一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当时的西方并未能独霸太平洋。

17世纪是中国海上力量发展的黄金时期。这里还应该提到明末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发生在崇祯十年（1637）的英国威德尔船队闯入虎门事件。这是中英的第一次正面碰撞。笔者根据中、葡、英三方档案和英国亲历者的日记，证实当时英国以武力打入中国的企图完全以失败告终，最后英国人承诺“永不再来”。[31]这说明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前的英国相比于明朝中国处于弱势地位，也体现了明朝中国对海洋的控制能力，印证了17世纪中西海上实力对比中，中国具有的明显优势。

要言之，明朝时中国从郑和到郑成功，两度走向海洋。从西洋凸显到东洋凸显，中国人为从印度洋时代到太平洋时代的转型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