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似是而非：现代形而上学的“是”
形而上学的“前世”是西方文明史的最高本质，“今生”的形而上学在文化现代性的聚变中，已化为入侵社会共同体的可塑的模具。过度化烦琐哲学、概念化动力哲学、同质化跟风哲学、空乏式平庸哲学、无能式舞台哲学等表达了现代性驱动下人类思维的自贱和自欺，加剧了知识时代大众文化的失控和精英文化的溃败。似是而非，是现代形而上学的真相。传统的形而上学是对“深度”的执着，现代形而上学是对“肤浅”的承诺。传统形而上学是肤浅的“深度”，现代形而上学是深度的“肤浅”。
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围绕“实体”展开了两千多年的争论，除了奠定“本体追问”的方法论意义之外，并未获得思想上的启蒙。到了启蒙时代，德尼·狄德罗追问灵魂所在的黑暗的洞穴、卢梭追问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使形而上学获得了新生。由于思想史不断超越的本性，本体论形而上学传统衍化出各类形而上学分支，而使后学者难就其踪而无所适从。同时，历代思想家从不同窗口对形而上学进行各种断言式阐释，但尼采的一言还是最有直击力，即当形而上学的神秘迷雾使“所有审美现象变得不透明”[26]的时候，人则变得欲进还退、欲言又止。换言之，形而上学的本质是借以对真相的遮蔽，消减人的判断力。现代形而上学则是在传统的遮蔽方法上进行现代化变形，并与现代性冲动齐头并进。
一 过度的解释
现代形而上学生长在现代社会的技术、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及大众心理的文化构建中，具有传统形而上学与现代性的双重建构，过度解释是其首要表现，即以烦琐哲学和过度思维代替直观、简洁、明晰的判断。“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27]，过度分析、过度解释、过度挖掘、过度开发、过度治疗、过度关心、过度教育、过度消费、过度透支、过度劳累、过度投资、过度增长、过度表演、过度包装、过度真实、过度崇拜、过度营销、过度竞争、过度法治、过度民主等过度行为成为现代人的文化灾难。
西方文明史从古希腊苏格拉底开始启动了过度解释的思想模式，苏格拉底提出众人都认为善是快乐，高明的人认为善是知识。然而，他又解释到知识是美的，善比知识更美。把真善美混为一谈开启了西方过度解释的先河，西方文明的霉变也以此开始。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用抽象推理方法论证基督教教义，奥古斯汀从知识之源、安瑟尔谟从上帝观念都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从此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到了近代，康德认为瞎子没有经验，所以没有知识，人类对于“物自体”就是瞎子；黑格尔把没有西方文明意识的中国人论证为“跳蚤”。可以说，这种被严格证明和深度阐释的“‘真理’比谬误和无知更富灾难性”[28]。
过度解释表明了解释者对对象的过度占有，以解释权获得话语权及其对对象的控制权，核心是最大化存在的“存在”。文化专制主义与保守主义者用专门的圈子话语模式排斥文化外来者的入侵，以话语定制维护学术霸权。恩格斯曾批判那些跟随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一群教授：“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29]尼采则洞察了整个西方政治哲学以乏味的绝对真理暴露其思想解释力的萎靡，“人应当怎样：这话在我们听来就像‘一棵树应当怎样’一样乏味”[30]。这是一种现代颓废文化的自救，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自卑的强壮。现代社会的专家主义决策一旦落入“枯燥乏味的、迂腐不堪的、夸夸其谈的圣哲手里”[31]，便失去了解释力、决断力和执行力。一些政治谄媚者以深刻阐释为名，篡改文本原意，扩大或贬低文本的内涵与意义，“我们的形而上学家就是这样来对待自然的文本的，甚至更为恶劣。为了显示他们深刻的解释，他们经常首先在这方面修整文本：也就是说，他们毁坏它”[32]。为了躲避政治审查和政治迫害，一些作者运用过度解释的技巧，通过话语变形，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恩格斯曾谈到黑格尔主义的追随者，“用来表达这些思想的晦涩的哲学语言，既把作者和读者都弄得昏头昏脑，同样也把检查官的眼睛蒙蔽了，因此‘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家便享有文坛的其他任何一个分支都不能享有的新闻出版自由”[33]。
在过度解释的机制下，过度治疗是现代社会最为显著的意志退却。从历史意识看，现代教育的优越感树立了数据论证和现代科学的权威，使公众从专家提供的大量案例中相信早诊断、早治疗、深度诊断、深度治疗对身体健康和疾病治疗一定是有利的。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医生和医疗机构创造了一个绝对命题：早诊断、早治疗、加量诊断、加量治疗会使病患减少病痛和住院时间，从而带来健康和延长寿命。但被医学专家和公众都忽略的事实是，早诊断、早治疗、加量检查、加量用药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甚至是严重的后果：过度诊断的不良指标会使部分人产生“自己是病人”的暗示，而使他们心理变得焦虑和怀疑；在身体不健康的提示下，大部分“患者”会主动去积极治疗，由此引发的过度治疗而产生的各种对身体的损害，可能是仪器检查触碰、药物副作用或心理紊乱等对身体器质的影响。“更多的诊断、应运而生的‘流行病’以及那些宣称可以挽救生命的检查，让公众也期望寻求更多的诊断。”[34]过度追求健康、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产生额外疾病的“健康—疾病强化回路”日益成为现代社会公众健康的死循环。
日益变化与复杂的过度解释、过度治疗等过度意识和行为是现代社会强者与弱者对抗的结果。过度文化的动力是自我价值的最大化，在尼采看来，现代性催生的“更高价值的过度增长。哲学为之颓废。道德为之颓废。宗教为之颓废。艺术为之颓废。政治为之颓废”[35]。过度解释的本质是对真相的偏离和接受者的更加疲惫。
二 概念的运动
概念是人类把握世界和解释世界的重要方法，也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独特之处。但概念的前提是现实的客观对象，事物的质变引发概念的变化或运动。然而，历史上一些“智者”试图走出一条脱离现实的从概念到概念的独立运动，以名不副实的概念变革代替事物变革。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说：“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36]马克思揭示了柏拉图主义者及其继承者解释世界和变革世界的一般方法——从范畴到范畴。国家存在时期，国家间、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间、市民社会内部等需要一个合法的、名义上的概念，在无法实现实际利益的时候或利益折中的过程中，各利益主体“智慧”地以概念代替实际生活。这个历史时期被马克思称为人尚未获得独立的对物依赖的阶段，是由于人对对象的把握和占有不足所造成的。
以范畴为动力的概念运动在古代已经有之，宗教统治人们的精神世界实际上是宗教创设的概念控制信徒的思想，支配其子概念和思维路线。在历史的每个时期，不同利益群体都会有各自的概念世界，以此来实现其利益目的。群体越大，其概念则越抽象和普遍，概念越普遍则会制造更多的幻觉。柏拉图就曾说过：“当前我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乃是铸造出一个幸福国家的模型来，但不是支离破碎地铸造一个为少数人幸福的国家，而是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37]可以说以抽象、普遍、完美、终结的概念为核心的柏拉图主义是整个西方政治统治的秘密。
若希望在现代社会纷繁的话语与信息世界中获得一份自我意识的独立，则必须拥有获认可的最为简洁的概念体系，这也是现代人把握对象与外部世界的基本方法。现代主导国家正是运用概念运动的“理性”掌握政治秩序的主导权，在概念的掩盖下，转移实际利益，特别是谋求概念支持的国家或地区愿意沉浸在这种自欺欺人的概念游戏之中。马克思说：“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8]日益现代化的世界也是日益平庸化的时代，从利维坦的怪兽国家到个体的人对单独改变世界的影响力日益下降，直观自身的自我意识使得现代国家与现代人觉得在世界历史中更加无足轻重，但其欲望并未因此而降低，反而在更加繁荣的世界中膨胀，所以他们不仅使他们的精神欲望与精神支配力相分离二重化，同时也使他们在现实关系中以虚假的概念与真实的目的和行动二重化。同时，现代社会话语的发展有更多的概念选择用来制造更多的二重化。
现代社会概念的加速运动，表明了现代社会深刻的社会矛盾，反映利益主体试图改变但又无能和无力的本质。也就是说，行动上的无能使得概念运动成为行动的轴心，用概念运动转移矛盾。行动者愈无能概念运动愈加快。资本主义政治以及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双边或多边活动正成为政治家在世界面前“表现他们不自觉的滑稽丑态和他们思想与行动上的无能的舞台”[39]。尼采认为，西方文明世界已垂垂老矣，充满活力的原始人在文明化城市和西方中心化民主的舞台上渐渐堕落，正如爱因斯坦所言：“我相信，欧洲政治上的破产将会继道德沦丧而来。这在很多方面同一千五百多年以前的情况相似。还不明白，为什么文明总是从它内部往外烂。”[40]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著名的正义两个原则，其中把第二原则解释为“虽然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无法做到平等，但它必须合乎每个人的利益”[41]。撇开分配，如何做到合乎每个人的利益？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如何规定？这种以逻辑启蒙与概念（必须合乎每个人的利益）的运动演绎着逻辑和内容的虚假性，这正如爱因斯坦对康德形而上学的批判“只要您一旦对他的先验的综合判断的存在让了步，您就落入了圈套”[42]。“一切皆是缘分”“一切皆有可能”这类看似“绝对正确”的命题透露了与真相的绝缘。
英国作家威尔·赛尔夫在齐泽克最新著作《无望的勇气》（The Courage of Hopelessness）发表后，第一时间在英国《卫报》撰写书评，认为阅读齐泽克这种陈词滥调是一种浪费，他“是那些从理论百宝箱里，左手掏出一把辩证法扳手，右手操着弗洛伊德主义（加了一点‘拉康主义’的改良）螺丝刀的人……理论大话说完之后，他的东西就显得既肤浅又不切实际”[43]。以齐泽克为代表的当代西方思想家或政治家，无论左翼或右翼，都是以空洞、标新立异的各种范畴为动力，摇滚在“革命”“批判”“论证”下的康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者。为其加冕的是一群奴隶般的乌合之众式的追随者。
现代化概念运动比传统概念绝对化更具活力和慰藉普众，其活动空间也更为广阔，成长沃土也更为丰厚。现代化概念运动不仅肆意于哲学界和学术研究领域，而且已经弥漫在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它不仅置学术研究于死地，也使整个理论和国家权威、个人意志失去尊严。被此渗透的政治、经济、法律、国际关系和社会制度，成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概念动力世界。
三 平庸的模仿
模仿是动物学习的主要方法，人作为高级类动物也把模仿当作人类提高与外部世界进行物质交换能力的基本途径。儿童成长史、人类进化史都可以说是一部模仿史。在人类尚未形成语言的远古时期，人类是依靠行为进行思维，也是通过行为的模仿进行交流与部落认同。语言形成后，在尚未存在其他任何文化时期，语言就占据了人的精神的全部并伴随着各个民族的兴衰。“智力活动与语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44]，因此，模仿一种语言就是模仿一种思维和智力。一个民族的整体性是其通过后代对前代行为、语言与符号的模仿，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有机体。现代社会的原始创新也是在跟踪模仿、综合集成的基础上实现的，因此说，没有模仿就没有创新、没有超越。人类把这种自己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模仿行为称为学习型模仿。
与学习型模仿不同的是，平庸的模仿是以粗暴拙劣的不折不扣的抄袭、以模仿为终结阶段和模仿直接为了获利为基本特点。被马克思称为“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45]曾经具有明智的个性，因外在的压力和自我的迷失而变得优柔寡断，最终沦落到节节败退而穷途末路，但私欲又鼓起他们平庸的模仿和直接抄袭的勇气。马克思在批判德国资产阶级时谈道，他们利己主义者“毫无毅力，到处剽窃；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46]。后马克思时代，这些以模仿代替思想、用抄袭代替首创的平庸主义不仅没有匿迹，有时更甚。有一家电视节目抄袭别国电视节目，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连主持人所在房间地板的条纹都一模一样，正是“一场模仿丑剧开始，仍将以一场模仿丑剧告终”[47]。
从人类行为学看，从古代的图腾崇拜、神崇拜到今天的权力崇拜、资本崇拜、明星崇拜，都是无力者或弱者对强者的一种借力，而平庸的模仿则是借力的实现方法。文化形态学表明，平庸的模仿的形成，是因为在层次凌乱的现代化城市里，多元文化元素的混杂、对立与冲撞，人们失去了文化的整体感、原初感和认定感，个体都生活在借来的文化秩序里，生产者的精神依赖因文化自身的支离破碎而变得漂泊无依。
这种文化的破碎性和自我价值的二重性，从传播学来看，后现代主义学者布尔迪厄曾以电视为例做过专门的分析，在他看来，各电视台极尽犬儒主义之能事，通过奇特的事件，以紧迫性与快速思维将社会生活化为一堆流言蜚语，将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非政治化的社会问题上。各家电视节目“为了抢先一步，先别人而行，或采取与别人不同的做法，他们在手段上又相互仿效，所以最终又做同一件事，那就是追求排他性”[48]。平庸的观众让电视制作者发现脱口秀、真人生活片段、暴露、偷窥、惺惺作态、笑料有更高的收视率，因此，在排斥平庸、模仿的动因下，实现了节目内容和排他手段双重模仿的结果。这种千篇一律的平庸，构成了现代文化生产的“模仿大循环”。
从现实生活的胚芽出发，平庸的模仿由于成本低、获利快的优势，符合资本的逻辑，具有极强的社会基础和生命力。现代社会利益分配均差的加大、信息交换的加快、成功学意识形态的深化，使得平庸的模仿快速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生活、娱乐等各个方面。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是法的原则和法的精神。因为个人的幸福和群体的秩序是基于法的公正和透明。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如果治国理政的人懂得如何发号施令，使得听命于他的人在遵命时获得新的愉悦，这个世界的人将是幸福的人。然而，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并不能制止平庸的模仿，并不是治国理政的人不懂得如何发号施令，而是现代西方国家不仅确立了孟德斯鸠法的精神，也继承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如马克思对德国的批判：“德国现状是旧制度的公开的完成，而旧制度是现代国家的隐蔽的缺陷。”[49]
这种隐蔽的文明缺陷，或许在伟大的历史创造者身上更为强烈。被称为现代科学之父并与孟德斯鸠同时代的牛顿，由于缺乏与人民魂魄相通的开阔胸怀，晚年堕落为权力的寄生者，平庸地模仿世俗者对权力和荣誉的膜拜，除了与莱布尼兹争夺微积分发明权，与胡克争夺万有引力发明权，又与天文台长争夺反射望远镜的发明权外，还担任造币局局长，出任国会议员，并为上帝正名，以至于1705年63岁时被英国女皇封为爵士，彻底地成为英国皇权的奴隶，从此由科学圣人和科学巨匠变节为没有节制的利己主义者和平庸之辈。
政治人物或娱乐名人等公众人物犯了法律上或道德上的过错，就会有一个面向公众的道歉，其他犯错的人也会模仿这种具有仪式感的忏悔性解释，公众似乎也满足这种平庸的“深刻的悔意”。尼采说，“我们向另一个人忏悔以后就忘记了自己的过失”[50]，这样，忏悔式道歉创造了一种无过错的“正义”幻觉。现代社会通过无处不在的平庸的模仿使形而上学从传统的“形而后学”进入“形式上学”的历史新阶段。形式上学在现代政治、社会生活中表现为形式主义。形式主义的运行机制是用形式替代内容，以小成本博大回报。马克思指出：“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51]然而，形式主义并没有因为“没有任何价值”而休止。
四 异己的外观
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式的现代问题时，指出德国是国民经济学对国民的统治，并以狡猾的理论向最无情的实践过渡。马克思说：“现代德国制度是时代错乱，它公然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它向全世界展示旧制度毫不中用”[52]，“如果它真的相信自己的本质，难道它还会用一个异己本质的外观来掩盖自己的本质，并且求助于伪善和诡辩吗？”[53]马克思揭示狡猾的德国以伪善与诡辩扎根在现代文明国家。现代社会以虚张声势、装腔作势、虚构、造假、吹捧等手段展示与内容和本质相“异己的外观”的表里不一、自相矛盾的普遍性。
虚张声势就是用异己的强大外观掩饰自己内在的空虚和击退质疑者的围攻，正如尼采所言：“都是把一种虚假实在性强加给一种虚构，仿佛发生的事件都蕴含着某种服从。”[54]虚张声势的放纵不是在理想国的城邦里展示自己高人一等的理智，而是在认真的历史中挣扎和暴露自己纯粹的空想。现代社会的理性悖论暗示，竭力希望获得更多认同会更平庸，以至于带着细腻的面具的生活会使人更容易接近自己的目标，尼采认为：“人们应该要么隐藏自己的见解，要么隐藏在自己的见解背后。”[55]在其看来，持续取得丰富成果的人都有深藏不露的诡计，始终只把他们自己的缺点和弱点显示为他们的优点。反之，成果平平、缺乏自信的人更热衷于华丽的头衔和称号，或者说，名声越大对个人思想的品质损害越大。因此，更急切想出名的人比别人更长久地停留在咄咄逼人的稚气阶段。
因此，一些人以造假和欺骗来实现自己的急切。人们以为造假仅存在于今天的大众生活和低端学者之中，其实，现代科学史上学术欺骗的各种手段和参与者的身份令人战栗。受到德国物理学家威廉·康拉德·伦琴1895年11月8日发现了X射线的激励，1903年，法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布朗洛突然宣布他发现了N射线。这种被称为“开创性”的发现引起世界物理学界的巨大震动。在英国物理学家伍德的建议下，《科学评论》编辑部设计了一个实验证明了布朗洛和法国科学院的集体造假。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荣誉资本的巨大诱惑鼓励着造假者从欧洲到亚洲，从19世纪、20世纪到21世纪，从学术领地扩张到政治、社会和生活的每一个毛细血管。真假难分的时代，是思想叛变的时代，亦是精神残缺难以愈合的时代。
异己的外观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被所有人所认识，毛泽东曾以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代表汪精卫被日本帝国主义吓疯而跪在日本人面前签订卖国条约，以及张国焘被国民党吓倒而惊慌失措等例子说明中国革命战争中有一部分人被气势汹汹的外观恐吓而丧失自己。新中国成立后，对于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武力威胁和经济封锁，毛泽东同样看到了美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异己的外观，“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56]。对于党内一些人用生吞活剥的马克思主义去吓唬群众，借空话连篇的党八股装腔作势吓人，毛泽东还指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57]真实总是以质朴的面孔展现它最高的精神财富。
“前世”的形而上学，来自人类对自我命运的追寻，是科学的源头。因为有了形而上学，人类才真正把经验世界和理性世界分离。传统的形而上学表达了经验中的世界万象背后不可解读的“后世界”的秘密。它从诞生后，经历了从尊崇到失落，再复兴再衰弱的波谷衰减状的历史轨迹。但是，近代以来，形而上学不再留恋于超感的“后世界”黑洞，而是在经验世界展示出宽阔的光谱。
过度的解释从事物“度”的释放上转移了事物的质；概念的运动以思维代替实在而克服事物的质；平庸的模仿是把形式上学从起点坚持到终点而拒绝了事物的质；异己的外观是以外在的变异远离事物的质。概念的运动是对概念过度的解释，过度的解释也是概念的过度运动。异己的外观诱惑平庸的模仿，平庸的模仿贯穿于异己的外观。平庸的模仿也是平庸的过度运动，异己的外观也是对外观的过度解释。从过度的解释、概念的运动、平庸的模仿到异己的外观，共同以外在奢华的“是”述说内在的“非”，即与事实为敌。这个事实不仅是一个物体或事件，更是唯物史观。反之，唯物史观，也是通过解构形而上学才最后完成。
现代形而上学是在现代性深度化发展后，人类在无法越过高度发达、以资本为动力的政治系统和文化建构的壁垒时，面对贪欲与能力的冲突，一种利益自我保护与扩张模式。人类行为的伸缩性和灵活性在经验意识、反思意识、论证意识、实践意识和无意识中不断扩大，使其具有实践的时空性和超时空性。衰落的本能与社会理想的召唤，使现代人更愿意过名不副实的“虚假的生活”。现代形而上学是“经济规律的和谐在整个世界上表现为不和谐”[58]的提示，是人类在经验世界的最后一次反动，是人类尚未真正解放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