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争论的来源之一：贸易总值的变化

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多数较为注重揭示政治逻辑，在选择政治分析单位、政治进程以及政治博弈方面有很大进展，但也不能忽视经济层面的变化。当今时代，政治、安全和经济等基本概念的内涵都在发生极大的改变，但现实的改变不一定能投射到理解这些现实变化的工具上，有的学科领域能开发出新工具跟上这种变化，有的则未必。国际关系学者尤其需要注意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和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曾发生过诸如国际关系学者失语的现象，一篇关于中国国际政治学者研究国际金融危机的回顾性文献指出，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危机的研究停留在主观判断层次上，并未立足于严谨的科学分析，而且只在描述的意义上使用理论工具，对相互依赖理论、国际制度理论以及“中心—边缘”理论等只是一笔带过。[23]另外一份讨论2001—2016年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美国经济研究的文献综述则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经贸摩擦类主题的文献有54篇，占所有样本文章的27.3%，其次是金融危机/次债危机、美元霸权，分别占10.6%和10.6%。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分析中美经贸关系时，常用的逻辑是互补性和相互依存，该文的一个重要判断是，“虽然经贸摩擦时有发生，但学者们对中美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的发展有很大信心。”[24]显然，这种判断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迥然不同，理解这个巨变中的世界需要革新认识工具。

从上文对贸易摩擦的论述来看，存在着两种比较典型的认识工具。一种停留在国家层面，以国家层面的关税变化来计算行业进出口损失，依据的主要是贸易总值。另一种则基于产业链，将关税的影响从实际覆盖的产品，拓展到因产品进出口来源转移或者替换而发生变更的其他生产环节。两种视角所理解的世界贸易结构、样式和逻辑，均有显著不同。为此，比较并更新对巨变中事实的理解显得很有必要。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共识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程度从不同的角度看是不一样的，从贸易增加值统计角度与从贸易总值统计角度看差异非常大，即使从贸易总值统计角度看，中美双方统计结果的差异也很大。”[25]就本文所关心的东南亚地区而言，该地区的国家参与中美贸易的深度和广度均有不同，贸易总值和增加值贸易看到的情况差异较大，对于以往得出的结论需要重新审视。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说，产业链成为审视当今全球化的一个强有力的解释变量。

中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在此过程中也伴随着双方不断调整看待贸易的统计方式。根据许宪春等学者的论述，目前中美货物贸易数据均依据国际海关组织编制的分类《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HS），采用联合国统计司制定的《国际商品贸易统计：概念和定义（2010）》所规定的“总贸易制”统计。其中中国货物贸易数据由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并发布，美国货物贸易数据由美国商务部依照海关数据编制发布。中美服务贸易数据则依据2009年IMF制定的《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BPM6）统计，中国的数据由国家外汇管理局编制发布，美国的数据由美国商务部编制发布。[26]在此之前，中国依照的标准是1993年IMF制定的BPM5版本。与BPM5相比，BPM6在加工贸易统计、转口贸易统计、直接投资统计等方面均进行了重大修订。[27]多数国际关系学者使用的贸易数据来自双方的政府部门，个别学者在分析贸易关系时所引用的文献基于企业的调查数据。因此，在阅读多数国际关系学的教科书以及理论文章时，需要注意这些文献中所引用的数据基本都是从“总贸易制”（贸易总值）角度看贸易关系。

如图1所示，按照UNCTAD提供的基于BPM6整理的数据，东南亚国家是国际贸易舞台上的重要角色。2005年，作为一个整体，东南亚的贸易额超出中国360多亿美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东南亚与日本的贸易额开始拉开较大差距，中国在贸易总量上追赶美国的速度加快。2018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首次突破5万亿美元，仅比美国少约4000亿美元。2018年，东盟对外贸易总额也达到3.5万亿美元，是日本对外贸易额的1.9倍。就数量关系而言，讨论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东南亚地区，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图1的另外一个重要结论是，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6国约占整个东南亚贸易额的98%（占比从2005年的98.2%下跌至2018年的97.0%）。因此，绝大多数文献所讨论的东南亚贸易也是基于对这6国的分析。事实上，在IMF的《世界经济展望》统计中，有单独的东盟5国的统计项，该东盟5国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按照IMF的分类，新加坡属于发达经济体。从贸易上看，2005—2018年，新加坡年均占东南亚贸易额的36.4%，但近三年占比下跌，2018年为33.6%，是2005年以来最低的一年。

图1 中美日以及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额

注：图中6国包括新加坡、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资料来源：UNCTAD。

图2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一）中国与东盟贸易

如图2所示，自2019年1月起东盟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当月中国东盟贸易额为517亿美元，中美贸易额为457亿美元。这更进一步证明了需要深入讨论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东南亚。2018年，中国东盟贸易额月均达到493亿美元，2019年1—9月上升至月均502亿美元。图2还表明，2019年9月，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已接近与欧盟的贸易额，差额仅为33亿美元，而该月中国东盟贸易额超过中美贸易额103亿美元。鉴于中国与欧盟的贸易从7月回落，而中国与东盟的贸易自6月以来一直持续扩张，有理由预期2020年东盟很可能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不仅与欧盟的贸易额下跌了，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额自7月开始也在下降，延续了2018年9月以来的势头。总的来说，在世界经济增长态势趋缓、中国外贸环境转差的情况下，2019年7月以来中国东盟的贸易增长已成为非常突出的亮点。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与越南、马来西亚的贸易增速。2016年1—7月，中越双边贸易额达到522亿美元，超过马来西亚成为中国在东南亚的最大贸易伙伴。[28]在中国与东南亚贸易中，长期以来中国是顺差国地位。根据IMF数据，2014—2017年，中国与东盟贸易的月度顺差均值为56.6亿美元。2018年中国对东盟的月度贸易顺差缩小为39.6亿美元。[29]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19年1—9月，中国对东盟的月度贸易顺差扩大到65.5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大量增加了对东盟的出口。

如图3所示，自越南超过马来西亚之后，中越贸易的月均增速明显快于其他东南亚国家，中越双边贸易于2017年8月超过100亿美元，2018年9月接近150亿美元，2019年9月再创新高达到152亿美元。另外，近年来中马贸易也处于上升态势，特别是2019年初达到历史新高，自2019年5月起更是月均超过100亿美元。显然，这一结果否定了世界银行2018年10月的研究预测。[30]需要格外重视的是，中国东盟贸易增加主要来自中国与越南的贸易增量。2019年1—9月，中国与越南的月均顺差为29.1亿美元，不到中国东盟平均贸易顺差的一半。特别是2019年9月，中国对越南的顺差缩小到6.2亿美元。而在此之前，2014—2017年中越贸易的月顺差均值为27.7亿美元，2018年月顺差均值为16.7亿美元，显著小于东盟平均水平。因此，中国不仅增加了对越南的出口，而且极大地提高了自越南的进口。这意味着中越贸易的内容和结构正在发生迅速改变，如果中美贸易摩擦继续深化，可以预判这种变化还将持续下去，甚至出现中国自越南进口超出对越南出口的情况。

图3 中国与东南亚6国的贸易

资料来源：2014—2018年数据来自IMF，2019年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

（二）美国与东盟贸易

从美国方面来看，东盟是美国的第五大货物出口市场，仅次于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如图4所示，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东盟月均货物贸易为231亿美元，2019年1—9月，美国东盟月均货物贸易为246亿美元。图4还表明，2019年1月，墨西哥超过中国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9年2月，加拿大超过中国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月以后，中美贸易额虽有所上升，但截至2019年9月，中国仍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在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中，中美贸易经历了巨大的波动，而其他贸易伙伴相对稳定，显然这主要是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图4还表明，2018年1月—2019年9月，美国与欧盟、东盟的贸易额稳步上升，与加拿大、墨西哥的贸易额在2019年前后有较大波动，后者则涉及北美自由贸易区被《美墨加协定》替代的新变化。2018年11月30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阿根廷出席G20领导人会议期间签署了《美墨加协定》。协定的内容主要是美国农产品获得更多加拿大市场准入，另外是数字经济及汽车产业的变化，新版协定要求汽车40%的零部件在时薪不低于16美元的地区生产，这对墨西哥不太有利。但是，面对美国的压力，墨西哥参议院还是于2019年6月率先批准该协定。[31]

图4 美国的主要货物贸易伙伴

资料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从进出口总额来看，图4显示的数据并不能体现出东盟受到多大的影响，进一步分成进口和出口来看，近两年美国与东盟的贸易则表现出新变化。如图5所示，2018年1月以来，美国对东盟的出口实际上比较稳定，月度波动不超过10亿美元。但在进口方面，尤其是2019年6月以来，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018年1—6月，美国从东盟进口月均153亿美元，7—12月的平均进口额上升至165亿美元。2019年1—6月，美国从东盟进口月均达到167亿美元。2019年7—9月，美国从东盟的月均进口额接近190亿美元。从进出口数据来看，美国与东盟的贸易主要得益于美国的进口增长。

图5 美国与东盟的进出口

资料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根据美方提供的年度数据，较大的变化源自越南及机电产品。图6显示，越南是美国进口中增速最大的东南亚国家，从2018年1月的月均40亿美元，增至近期的月均70亿美元，而其他5个东南亚贸易国都比较稳定。而且，从图6中观察到，越南对美出口增长的起点是2018年7月。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与东盟的贸易总额为3030亿美元，其中向东盟出口1110亿美元，进口1920亿美元。2018年，双边货物贸易额为2720亿美元，向东盟出口货物862亿美元，进口1858亿美元。从货物和服务贸易比重看，美国与东盟的贸易90%以上为货物贸易。2018年，就美国的出口目的地而言，东盟国家中新加坡列第一位（331亿美元），其后依次是马来西亚（129亿美元）、泰国（126亿美元）、越南（97亿美元）和菲律宾（87亿美元）。美国自东盟的进口依次是越南（492亿美元）、马来西亚（394亿美元）、泰国（319亿美元）、新加坡（273亿美元）和印度尼西亚（208亿美元）。从分类产品来看，美国向东盟出口主要是电机（163亿美元）、机械（102亿美元）、飞机（90亿美元）、矿物燃料（68亿美元）、光学和医疗器械（55亿美元），进口则主要是电机（529亿美元）、机械（233亿美元）、针织服装（128亿美元）、梭织服装（87亿美元）和鞋类（83亿美元）。[32]

图6 美国从东南亚6国的进口

资料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东南亚国家是增加了对中国的依赖，还是继续维持了对美国的依赖？如果中国的产业转移到了东南亚，通过东南亚向美国出口，那么从理论上说，东南亚仍然没有改变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将继续增强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因而，需要更加翔实的数据以及不同的理论视角，分析到底是中美贸易摩擦改变了传统的三角贸易关系，还是东南亚在此之前就改变了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已经改变了东南亚的贸易结构和模式，而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仅仅只是趋势当中的一个重要变量。从前文罗列的数据看，依据总量贸易视角，在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后，尽管东盟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东南亚与中国贸易额的上升幅度并未高于东南亚与美国贸易额的上升幅度。2018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月均493亿美元，2019年1—9月达到月均502亿美元，月均增幅不到10亿美元。2018年美国与东盟货物贸易额月均231亿美元，2019年1—9月上升至月均246美元，月均增幅约15亿美元。考虑到东盟与美国的服务贸易只占双方总贸易额的10%，即便计入双边服务贸易，下述判断仍然成立，即东南亚对中国的依赖高于美国，但贸易摩擦爆发后这种依赖并未进一步深化，反而发生了向美国进一步靠拢的微弱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