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从域外与周边重新理解中国
——以丝绸之路研究的区域转向为中心
黄达远[1]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边疆转为核心区，这种空间转向与近年来史学发展变化的趋势相符：区域研究与世界体系（全球史）结合起来，这就意味着对边疆、边界、区域这些议题必须加以重新思考，中国需要自身的区域研究。近年来，笔者就“西北研究的空间转向”问题反思了以往西方单一民族主义知识体系下的“去地域化”，使得地域社会特点长期被掩埋和忽略，[2]而区域研究则能恢复地域的中心性：以草原、绿洲、农耕、森林、沙漠空间地域上的关联性视野进行观察，也就意味着避免使用早期西方的“有色透镜”进行文化解读。全球史家威廉·麦克尼尔指出，围绕跨文化这一概念，似乎存在着某种共识，这种现象使世界上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浮出水面——否则，研究单个社会或文明的历史学家看不见这些联系。因此，未被发现的联系网最终会展示以往被单独考虑的“区域”历史之间存在的“系统关系”。[3]这就需要采用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研究。
一 丝绸之路的区域转向：恢复农耕、游牧与绿洲的地缘关联
当下的丝绸之路研究依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观，且尚深陷于民族国家模式中。发源于欧洲后来又成为全世界所遵循的民族国家模式，以固化的王朝国家形态——单一中心的历史形态，将人群和地域印刻在人们的脑海中，以至于人们形成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记忆和以王朝架构为中心的认同记忆。李鸿宾教授指出，对丝绸之路的历史理解和阐释模式，“无非就是以通道的方式联结两端或中间的若干点域，但本质上仍旧是各个国家和地区自身历史的发展演变”。[4]这仍然跳不出以民族国家为预设的背景。这一问题的实质依然是单一民族主义知识体系的“去地域化”。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了“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申遗文本，体现了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三国学者对“丝绸之路”的新理解，申报文本首创了丝绸之路区域研究的范例。“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是指“丝绸之路”东段由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独特性的遗址点串联而成并具备突出普遍价值的跨国系列文化遗产，属文化线路类型。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古代中国“中原地区”和中亚区域性文明中心之一的“七河地区”之间建立起直接的、长期的联系，[5]这一区域体现出游牧与定居、东亚与中亚之间从未间断的联系，极大突破了民族国家的静态视野，以一种欧亚整体史观衡量“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与特征。四个异质性区域构成了这一路网的地理基础：中原地区（农业核心区）、河西走廊（绿洲区）、天山南北（南为绿洲，北为草原绿洲）和七河流域（草原核心区）。它们共同组成了南北跨度5000多公里，东西长度8000多公里，由33处遗产点联结起来的巨大路网。三国学者提出区域共性的一面是：持久的沿用时间、丰富的各类遗存及其相互间的内在动态关联、丰富的文化交流内容、联系和途经的多样地理环境。这清晰地展现出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在亚欧大陆上所发生的不同文化区域间的广泛互动，其中在游牧的草原文明与定居的农耕、绿洲或畜牧文明之间表现尤为明显。[6]“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文本明显采用了年鉴学派的观点，关注长时段的日常生活。
20世纪60年代，布罗代尔以及年鉴学派的“整体史”，将地理时间纳入史家的关注当中，体现了对日常生活的社会史的重视；1985年，西域史家张广达先生较早吸收了年鉴学派的观点，将山脉、沙漠、绿洲对于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纳入欧亚交通史研究当中。[7]2008年，张广达进一步指出中古“西域”是当时世界上各种宗教、信仰、文化的交集处，汉族中国的儒家与道教、南亚印度的佛教、西亚甚至欧洲的三夷教（景教、祆教、摩尼教），都在这里留下痕迹，因此也可以把它看作另一个陆上“地中海”。[8]葛兆光提出，一方面，汉文明在那里与其他各种文明互相激荡，因而使“西域”形成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历史世界”；另一方面，“西域”虽然是汉代文献中已经有的地理词，但对这一特殊地域进行考察，将其作为一个连接各国历史、语言和宗教的“历史世界”，是随着19世纪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学的兴起才得以实现的。[9]“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重建了中原、绿洲、游牧之间密不可分的区域联系，超越了西方中心观，也超越了中原中心观，呈现了世界性的区域关联，一定程度上再现了“陆上地中海”。
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景观丰富多样，农耕区、游牧区与绿洲区构成了核心的环境支撑。公元前2世纪，汉朝出使西域的张骞在大宛一带，看到既有“行国”，也有“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的农耕民。[10]一直到17世纪末的布哈拉文献资料中，还记载农村、冬营地和草原居民之间的区别，也即定居农民、半游牧民和游牧民之间的区别。[11]可见，从日常生活看，尽管族群发生迁移变化，但是在“千年”的尺度下，中亚的环境和人群的生计方式并没有变化。要将丝绸之路置于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关系中理解，“自然现象的重要性各不相同，唯有对人类影响最大的那些地理现象才是最重要的”。[12]游牧与农耕两大类型的出现，与人类对地理环境的适应以及对资源与能源的使用是分不开的。世界史名家吴于廑教授指出，“自人类由食物采集者发展成为食物生产者之后，这两个世界必然并列形成”，一方面农耕与游牧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13]另一方面形成相互对立的关系，表现在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内部阶层分化而发生矛盾。“游牧世界诸部族向农耕世界的几次大冲击，必须从超越地区和国别的广度，来考察它们在历史之所以成为世界史这个漫长过程中的意义以及这种意义的限度。”[14]这就超越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分期，提出了欧亚古代世界体系的问题。特别是吴于廑先生提出从“食物采集者”到“食物生产者”的转变，按照人与环境的类型可以划分出农民、游牧民、绿洲民、森林民等。对于游牧民而言，苏联学者哈扎诺夫提出，“将牧民游牧定义为食物生产经济的一个特殊形式，依据的应该是那些经济特性的总和，就是在这些经济特性上，牧民游牧与其他性质、形式甚至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有所不同”。同时，“还要基于数世纪以来牧民自己的传统观念和标准”。[15]可见，文化也是一条重要的标准。
那么，绿洲是否也能构成一种食物生产经济的特殊形式呢？长期以来，在农耕与游牧的两大力量之间，绿洲“能量级”较小，长期从属于游牧形态或农耕形态，是依附性的存在。不过，绿洲具有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意义。随着西方的地理大发现，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绿洲作为“通道”的意义才受到重视。张广达先生深刻阐述了绿洲在“通道”环境下呈现的能量：草原游牧民族也好，农耕定居民族也好，都因为崇山峻岭和浩瀚沙漠之间存在着绿洲而获得了莫大便利。绿洲是广阔沙漠之中的绿色生命“岛屿”，这些“岛屿”的存在打破了流沙世界的“生物真空”。[16]绿洲的能量不能以宜农或宜牧的环境为尺度衡量，而应在沙漠尺度下体现其生物能量的意义和价值，由此也可以划定以绿洲为生计方式的“绿洲民”。
20世纪上半叶，随着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中、苏、日等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缘竞争中高度重视中亚与新疆的地缘价值。绿洲作为“通道”与“枢纽”的双重性质被拉铁摩尔、松田寿男等学者引入中国史与世界史之中。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逐步缓和后，苏联的中亚地区与中国新疆地区的丝绸之路再次受到关注。民族学家谷苞先生提出西汉王朝将河西走廊绿洲改造为农耕区后，形成了与天山绿洲桥的连接，并进而与帕米尔高原以西的绿洲打通，共同促成丝绸之路开通，对中国史与世界史产生重大影响。绿洲具有作为历史空间单位的意义。[17]20世纪90年代，历史地理学家黄盛璋先生发表《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一文，认为绿洲作为一种专门的食物生产经济类型是存在的，要将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两个层面结合起来研究，倡导将“绿洲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18]21世纪初，谷苞先生撰文指出，西北地区文化有三个重要的体系：一是以蒙、藏、哈为代表的游牧文化；二是以维吾尔族为代表的绿洲农业文化（包括河西走廊地区）；三是以汉族为代表的黄土高原中西部的旱作农业文化。他明确将绿洲作为与游牧、农耕并立的三种文化之一。[19]2011年，人类学家崔延虎教授则提出绿洲生态人类学研究需要重视一个小型生态区域的生态环境过程，同时需要揭示相关小型社会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以及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式提出社会学、人类学范畴下的“绿洲社区研究”。
绿洲作为历史空间单位被学界逐渐认可。美国史家芮乐伟·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一书则提供了“绿洲史”研究的范例。从长安到撒马尔罕沿线不同的绿洲如吐鲁番、敦煌、和田等，出土了多语文献和实物，由此恢复了丝绸之路上“走卒商贩”等最普通人群的衣食住行、情感以及地方市场网络。这些看似烦琐细小的“日常生活”，其实反映了“丝绸之路”除商业贸易外，还有绿洲人群的存在，他们本应是历史在场者，可是过去史家重点关注的是“物”，这些普通人则被埋没了。[20]在全球史家纳扬·昌达看来，世界全球化从未停止，普通人如商人、传教士、冒险家和武夫是几千年来四种对全球化起重要推动作用的人群，是他们把世界联系到一起。[21]芮乐伟·韩森重视绿洲在丝绸之路时空中的节点作用，重视绿洲的日常生活，使该书获得较大的社会声誉。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文本提出了对该区域性质的共性理解：中原、草原、绿洲三大异质性区域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区域叠加，而是整体意义超过其所有组成部分的个体相加之和。在“长时段”视角下，形成这一区域的关键动力在于区域之间或地缘空间上的“共生互补”关系。[22]这体现了丝绸之路区域研究与内陆欧亚区域研究之间的问题意识基本是同质的：关注点不在于国别、单一文明区域的独特性，而在于重视异文化群体的跨文化联动、交通与比较。[23]在欧亚历史的叙述框架中，超越“内陆欧亚”“东亚”这种传统的区域范畴。丝绸之路区域研究力图摆脱旧有史观的束缚，将问题意识转向草原、农耕、绿洲、森林、渔猎、采集等多元社会形态的整合、互动，强调异质性文明之间的共生，形成以地缘关系、地缘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视角。
二 绿洲与丝绸之路：从区域史连接世界史与国别史
全球史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指出：“最好是把‘地区研究’或‘区域研究’看作通往规模较大的世界历史观念道路上的一个阶段，看作是一种把那些相互有关的研究单位中的历史知识组织起来的实际手段。”其意义在于“这些地区研究或区域研究补充了国别史的研究成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国别史的错误”。[24]有学者发现：在晚清，面对来自海洋帝国的“冲击”，时人不仅发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感叹，而且也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过程即加入世界万国之林的过程（持此观点者以梁启超最具代表性）；自觉不自觉地将中国史视为世界史之外的历史进程。这种历史观的转变，实际上将传统中国史内含的“世界史”及其书写的主体性让渡出去了，同时将现代西方变成了一个近似“绝对他者”的角色。[25]现有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知识体系进而形成了“中国史+外国史=世界史”或“中国史+世界史”的学科模式，这是早期的欧洲中心观与西方社会科学体系影响的后果，忽略了“中国”本来就是世界体系的一部分。
区域史研究是联系世界史与国别史的重要纽带，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不得不让学界重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丝绸之路”作为国际化的路网、广义层面的“西域”“陆上地中海”，说明历史中国始终是世界性文化空间的重要一维。过去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观照下，“丝绸之路：长安—天山的廊道路网”提供了一个实证性的文化遗产网络，体现了“周边与域外”曾经与“中国”共享一个历史空间的意义，围绕丝绸之路的“陆上地中海”展开。近代以来帝制中国的落后与崩溃趋势，不仅导致了日本对于中国东北、俄人对于中国蒙古与新疆、英人对于中国西藏的领土要求，也特别容易促成人们对于“中国”的重新界定。[26]这种话语权的丧失导致我们在叙述“域外”和“周边”的时候不得不采取“外国史”的立场，这无疑是退回到“欧洲中心观”中。我们不得不将中国历史研究的空间范围局限在主权国家边界内，形成“边疆史”或“民族史”，而“边界外”则成为中亚史、南亚史等，成为“外国史”和“世界史”的研究范畴；中亚、南亚各民族成为世界民族的研究范畴。这就难以反映他们与中国历史曾经拥有共享的历史空间与历史过程。
通过区域史研究，我们或可打通世界史与中国史的内部关联。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是区域研究的大师，他研究的“边疆”不是限定在主权国家边界内，而是广义的，具有“内亚”形态的中国利益边界一直延伸到欧亚腹地的黑海。[27]从政治地理的态势上看，中国内陆“边疆”与“边界”的定义并不重合，影响边疆的事件本身更远远溢出了现代国家边界。18世纪和19世纪中叶至少在黑海区域发生了若干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重大事件。其一是18世纪中叶在黑海附近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俄国征调土尔扈特部众为其征讨土耳其，引发不满。在伏尔加河流域游牧的土尔扈特部在首领渥巴锡带领下回归中国，并引起了欧亚草原的地缘形势的连锁反应：俄国与哈萨克对土尔扈特的围追堵截以及势力范围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欧亚腹地的地缘格局和民族分布。其二是19世纪中叶黑海地区的鞑靼新兴工商阶层发起的近代革新运动“扎吉德运动”，对于中亚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近代中国内陆边疆的问题源头不追溯到黑海附近欧亚大陆的博弈，那么仅靠国别史将无法深刻理解这些问题。其三是俄国与之后的苏联在其欧亚腹地开展的现代化进程，如铁路的修建、现代城市的建设、现代教育与现代社会阶层的形成等，对于中国内陆边疆地区形成了地缘空间优势和影响力，中国不得不被迫调整政策予以回应，这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的疆域形态。这些影响中国近代史的重大事件，必须在欧亚史的区域视野中才能予以发现。
拉铁摩尔总结出“亚洲内陆研究法”：“在研究整个中国社会全部所及区域发展和社会自身各阶段的演进过程中，我们将会发现，在地理单元的大小和占有并利用它的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平衡。”[28]这种以“亚洲内陆”为单位的“区域研究法”借鉴了物理学和生态学的概念，是一种能量守恒状态：一个系统总能量的改变只能等于传入或者传出该系统的能量的多少。拉铁摩尔使用“平衡”一词，将其转化到以欧亚历史为背景的中国历史的观察中，这种共时性研究就带有了强烈社会科学的含义，不过，拉氏的研究范式中也蕴含着强烈的“结构-功能论”的意义。这种区域研究法，已经有了一种社会科学的意义。借助于上述研究视角，清代乾隆时期天山北麓“伊犁九城”，古城—乌鲁木齐城镇群，巴里坤的满、汉双城的开发体现了地缘空间的剧烈变化，表达了双重的意义——这不仅是中国史的重大事件，而且是欧亚史的重大事件。如果按照拉铁摩尔区域研究法的“平衡”原则，从中国史看，伊犁河谷的绿洲资源匮乏不能保障和维持数万驻防将士及其家属的巨大开支，只有通过北京调剂江南的财赋“协饷”输送才能维持军政费用，而当地军民也必须进行屯田贸易以补充财政费用，这就导致了“长城—天山走廊”的出现。[29]从八旗驻防捍卫主权、威慑中亚的意义看，天朝“惠泽远方”的天下秩序观，更体现在伊犁将军的驻防之城——号称“小北京”的惠远城。这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对冲和平衡俄国在欧亚腹地扩张的影响。正是因为清朝打败了准噶尔，才使得在黑海附近伏尔加河流域游牧的土尔扈特部进一步坚定了东归的决心。
哈佛大学傅礼初（Joseph Fleteher）教授的遗作《整体史（Integrative History）：早期近代的平行现象与相互联系（1500～1800）》是以欧亚史为背景展开的，认为相对于此前各地区的独立性历史进程而言，欧亚大陆在16～18世纪的早期近代阶段终于具有了共同的一体化历史，而中国也在其中。他总结出内陆亚洲这一区域的相互联系性自16世纪以来明显加强，以新兴城市为基础的定居国家实力的愈加强大使以往由定居世界和游牧力量维持的势力均衡遭到破坏，传统的游牧人也越来越多地向定居化过渡。[30]傅氏提出的“异地共生”概念引起学界极大兴趣。
赵世瑜教授将“整体史”理论与中国研究做了重要尝试，他重新考察了明朝历史上的“北虏南倭”与隆万年间的族群关系问题：在明代的南部山区、西南地区，以及西部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族群关系的动荡，其动因与前者是大体相同的，甚至是相互关联的。明朝隆万之际的主政者或许是被动地触摸到时代变化的脉搏，所以尽管是短暂的，他们仍采取了积极应对的策略，使此时期的国家边略具有了时代性和整体性。[31]这一成果意味着将“整体史”视野纳入明史研究，不同的异质性边疆、不同的族群关系和全球史、东亚史时空联系起来，寻求这一时期不规则的历史脉动，这是王朝史、区域史、民族史、全球史的融通之作，将边疆研究和民族研究的“边缘”视角转到全球史和中国史的“中心”视角，极大丰富了中国北方社会史的内容，是一次将边疆“内外”整合的极佳研究案例。正如作者在另一篇文献中解释了他的研究旨趣：与只关注游牧政权和王朝政权不同，他更关注游牧与农耕政权是如何营造出一个（也许是多个）位于他们之间的地域社会，关注这个由两大力量板块“夹击”而成的地域社会是如何形成，或者说“结构”的。[32]实际上，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中亚两河流域的绿洲都是在游牧与农耕两大板块力量的夹击下形成的，绿洲或是游牧力量占主导，或是农耕占主导，或是半农半牧的形态。绿洲因腹地的狭窄，物资的补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远距离转运贸易，形成复合型的空间形态，也形成自己的特色。[33]
丝绸之路区域研究反映了全球史、整体史与区域史的关系，既是游牧与农耕关系的世界史（全球史）的一部分，又有相对独立的“整体史”或“专门史”的意义：丝绸之路汇聚了古老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波斯-阿拉伯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中亚文明以及其后的诸多文明，沟通了亚欧大陆上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促成了人类历史上多元文化的发展。[34]同时其也作为彼此关联的国别史的一部分，具有相对主体性的问题意识和区域意识，其中与欧洲史最具差异的部分就是绿洲史，丝绸之路区域特色就是草原、绿洲与农耕的交互性。
近代中国学术界在学习西方民族国家经验、按照西方社会科学体系构建中国民族国家史的时候，开始进行学科分类，“陆上地中海”从“历史世界”逐步变为主权国家的区域和边界，这就要重新划定时间、空间和社会，将其纳入主权国家可识别的时空范畴。这与历史书写、建构有关。从连续的时间长河中按照特定标准切出一段加以研究，是分期史的做法，例如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以及以王朝为单位的断代史等；将互相紧密联系的人类社会按照特定标准分类研究，是专门史的做法；在绵延的地球表面上按照特定标准划出一定范围进行研究，是分区史的做法。[35]“陆上地中海”的“历史世界”被切割到不同学科的研究范畴中，仅仅是在历史学中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研究的就有边疆史、民族史以及中亚史；超越“民族国家”研究单位之外的跨文化、跨社会、跨国家研究的有丝绸之路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边疆史和民族史从时间上又分成不同的断代史：汉代边疆史、唐代边疆史、清代边疆史等；从研究内涵上又分为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这些历史分析方法大多借助于西方的学科体系，没有兼顾历史的整体性。如果从“陆上地中海”的整体性和历史延续性看，其实无论汉、唐、元、清朝是否在场，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在农耕、游牧、绿洲的区域关系史中，“中国”一直都在那里，从未离开。对这一整体史的把握、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经体现在学者们对不同层次空间关系的关注中。由于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影响，以往的中国作为世界体系的一个重要维度，其重要性被淡忘了。如美国学者近期关注清朝在欧亚腹地投入的大量白银、茶叶和丝绸对周边区域经济的深刻影响，认为这是带动中亚区域经济市场的重要动力。[36]
采用区域视角研究边疆，并不是说国别史下的边疆研究不重要，而是说跳出线性的时空框架，以丰富和补充国别史视野下的边疆研究，形成更精细化的研究视角。诚如学者的反思，“在中国边疆史研究中，不能仅仅局限在边疆区域史范围来研究边疆史，更不能以静态的、粗放的方式来对待边疆史”。[37]研究者需要考虑早期西方社会科学体系的适用性，比如“绿洲”作为特殊的历史空间单位，并没有受到重视。
三 丝绸之路区域研究与社会科学视野的创新
20世纪60年代，欧美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一次从“汉学”到“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一次重大“范式”转换。从重视语言文献考据的汉学转向了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区域研究——中国研究。区域研究是一种文化翻译，即“一种谋求通过一个跨学科的透镜来了解、分析和阐释外国文化的事业”。这首先要求外来的研究者努力理解另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假设、含义、结构和动态，但也为他们创造了机会，去扩展甚至挑战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的理解。“跨学科的透镜”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任何单一的学科都无法充分理解另一种社会或文化。[38]长期以来中国在西方的知识体系中属于被研究的对象，这是一个从属关系，不是一个平等意义上的关系。[39]丝绸之路区域研究很大程度上突破了静态的历史地理学和近代欧洲对于这片区域的定义：中亚、南亚的观念是一种僵化封闭的空间地理观念，“这种历史地理学和东方专制主义观念一起，塑造了作为正统印度史学基石的印度文明观念”。[40]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使中国开始成为现代化的发动者，是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追求的是沿线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构成了新一轮开放的基本特征。实现五通之一的“民心相通”，就要破除欧洲中心观与中原中心观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区域的知识遮蔽，该理论完全将其视为静态的地理空间，将域外和周边视为“外国”；或者将域外和周边视为“野蛮”“边缘”之地。早期以西方民族国家为背景形成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对于周边与域外采取博物学、民族志的划分以安顿其世界秩序，这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安排，具有淡化和切断与中国的共时性联系的特征。[41]而从地缘关联性和地域社会的特征看，中国历史与周边、域外的影响持久而深远。因此，不能陷入近代欧洲区域研究陷阱中。区域研究不过是“东方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深含着西方的扩张“话语”。不管多么强调中国中心观，历史学家始终无法摆脱局外人的立场。[42]因此，需要以新的社会科学视野进行丝绸之路区域研究。
第一，考虑以当代的社会科学体系为基础，以中国与周边、域外共商、共建、共享的视野重建丝绸之路的社会科学体系。与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视角的将“丝绸之路”视为单一的自然区域和统一而封闭的文明区域不同，我们应将“绿洲”“游牧”作为历史研究的空间单位，以农耕、游牧与绿洲的关系重新释放“通道”“走廊”的意义，将“丝绸之路”建构为一个开放和多元的地理和历史空间。自史前至现代，不同的路网和通道以纵横交错的机动地带将亚欧大陆的东部和中部、西部等异质性区域联结在一起，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区域的活力和内在的有机联系。
日本学者应地利明在耕种与畜牧关系中论述欧亚的生态、生存方式和民族的兴亡。其背景是“从网络建构原理的角度来看，沙漠与海洋甚至是同一类型，一个是广漠的沙砾世界，而另一个则是浩渺的水世界，都是人类不能居住的广袤空间”。绿洲和港口散落各地，连接绿洲与绿洲之间的线路是商路，连接港口与港口之间的线路是航线：“此构造是把绿洲和港口作为点，把商路和航线作为边的网络。‘沙漠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均属于‘由点和边构成的网络和网络流量’构造，显示了百分之百的同型性。”[43]区域比较研究是跨文化解读的重要方法。
第二，重视不同层面的关联，特别是日常生活的空间关联。丝绸之路只是一个跨区域交往的贸易网络代名词，其实还有茶叶之路、大黄之路、瓷器之路、布匹之路等关系沿线民众日常生活的贸易往来；除了贸易之外，与日常生活连接的还有“医药之路”“植物之路”“动物之路”等。如从唐代开始，回回先民对香药推广应用颇多贡献，如用香药防治疾病、熏洗衣物、化妆美容、调味食品、祛邪防腐等。到唐末五代时，最负盛名的回回医药家李珣（人称李波斯）著有一本独具风格的药学著作《海药本草》，其所收录的药物多来自海外。[44]中医采用的芳香型药物用药方法大多是从古代丝绸之路的中亚和波斯传入的。
第三，重视人类学方法，开展海外民族志调查。丝绸之路区域研究面临的问题，一是持续的民族群体迁徙使这一地区历史发展轨迹曲折复杂，社会组织形态多样且缺乏稳定形态；二是语言文字文化多样起源和不均衡发展导致该地区缺乏统一持久的历史记忆和区域认同；三是各种宗教信仰以及相关文化传承的互渗并存使内亚地区各民族群体间价值体系保持着非常突出的异质性。[45]以文化人类学的社区调查方法来理解中亚、周边与域外的各民族群体、宗教群体的异质性，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不过，除了专业的人类学训练之外，因为丝绸之路沿线的绿洲社会异质性极强，而且族群宗教群体相当复杂，所以还要辅以语言文化研究人才的储备。
第四，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的综合。我们所构筑的基于整体理解的中亚人类学框架与路径，必须与西方既有研究中的殖民学术色彩划清界限，与此同时，又必须汲取东方学认知中的合理要素，并整合既有的历史学、民族学资源，从而形成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中国的“中亚人类学+”的研究路径与分析框架。[46]中国学者组织的“中亚游牧考古”率先取得了重大进展。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的游牧人群的生活状态是“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的普遍认识，直接影响到考古实践，导致考古学主要进行墓葬的发掘与研究，忽视了居住遗迹和聚落遗址的存在及岩画与聚落遗址的共存关系。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团队在长期考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对古代游牧文化遗存的基本要素——居住遗迹、墓葬、岩画进行“三位一体”的综合研究，极大丰富了古代游牧文化考古研究的内容，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国际领先水平。[47]提到游牧就要提到农耕与绿洲，因为单独的游牧是无法生存的，而这种共生互补的区域特色也是丝绸之路得以长期延续的基本经验。
丝绸之路区域研究需要超越线性的民族国家观念，把世界性的眼光重新寻找回来，认识到中国是内在于世界体系的单元，由此丰富对中国自身的认识，同时也要认识到中国的国家建构过程与欧亚体系其他国家相比亦有特殊性的一面。要建设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体系，就要重建历史-文化和空间视野，必须考虑不同弹性的区域尺度和历史空间单位，并以此重新思考周边、域外与中国的关系。“在任何一个区域建立历史关联，都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以是区域性的，我们应该在不同的区域历史过程中发现尺度不一的历史关联，以充满弹性的方式来对待全球性或者区域性。”[48]
总之，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只有加强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区域研究，对异质性社会形成新的理解，才可以更好地认识自身。“西北的非边疆化与中心化”这一命题包含着重新释放游牧、农耕和绿洲在中国史以及欧亚史中地位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以历史上汉唐为中心书写的内陆“中国”与近代史上以西方为中心参照的海洋“中国”影像并不一致，今天如果将二者“重叠”为现代中国，就必须将知识视野放宽到欧亚腹地，而非局限在现代国家的边界之内，这就必须超越“中国史+世界史”的知识体系。这就要求中国具有自身主体性的区域研究，成为“一带一路”的研究大国和知识大国，才能更有效获得沿线国家内部各民族各群体的支持与认同，以“民心相通”来更好地“筑路”，这有助于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感谢新疆师范大学崔延虎教授的绿洲社会研究与陕西师范大学李如东副研究员的中亚人类学调查的启发。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2期
[1] 黄达远，陕西师范大学西北跨境民族与边疆安全研究中心（国家民委基地）/“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河西学院“祁连学者”特聘教授。
[2] 参见黄达远《欧亚时空视野中的西北：论“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地缘区位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3] William McNeill，“The Changing Shape of World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34，1995，p.14.
[4] 李鸿宾：《从全球史语境看唐史研究新范式出现的可能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5]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中国文物报》2014年6月25日。
[6] 王建新：《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遗产》2015年第1～2期。
[7] 张广达：《古代欧亚的内陆交通》，载氏著《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8] 张广达：《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自序。
[9] 葛兆光：《从“西域”到“东海”：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问题》，《文史哲》2010年第1期。
[10] 《史记·大宛列传》。
[11] 〔俄〕巴托尔德：《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上编，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第467页。
[12] 〔英〕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地理与世界霸权》，胡坚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第8页。
[13] 谷苞：《论正确阐明古代匈奴游牧社会的历史地位》，载中国民族学会编《民族学研究》第8辑，1986，第179页。
[14] 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15] 〔苏〕阿纳托利·M.哈札诺夫：《游牧及牧业的基本形式》，贾衣肯译，朱新审校，《西域研究》2015年第3期。
[16] 张广达：《古代欧亚的内陆交通》，载氏著《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第381～382页。
[17] 谷苞：《论正确阐明古代匈奴游牧社会的历史地位》，载中国民族学会编《民族学研究》第8辑，第173页。
[18] 黄盛璋：《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载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辑。
[19] 谷苞：《关于西北历史文化的特点》，《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20] 〔美〕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张湛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21] 〔美〕纳杨·昌达：《绑在一起：商人、传教士、冒险家、武夫是如何促成全球化的》，刘波译，中信出版社，2008。
[22]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中国文物报》2014年6月25日。
[23] 孙昊：《从“内陆欧亚”到“东部欧亚”——区域视域与契丹-辽史研究》，载魏志江等《欧亚区域史研究与丝绸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第16页。
[24]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239～242页。
[25] 李如东：《民族国家与地方知识》，见《拉铁摩尔会议：边疆议题、知识焦虑与中国方案》，http：//www.sohu.com/a/145448683_467440，2017年6月2日。
[26] 葛兆光：《从“西域”到“东海”：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问题》，《文史哲》2010年第1期。
[27] 〔美〕拉铁摩尔：《历史的疆域》，载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第373页。
[28] 〔美〕拉铁摩尔：《历史的疆域》，载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第407页。
[29] 黄达远：《“长城—天山走廊”上的国家记忆》，《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2017年12月29日。
[30] 〔美〕傅礼初：《整体史（Integrative History）：早期近代的平行现象与相互联系（1500～1800）》，载于沛主编《清史译丛》第11辑，商务印书馆，2013。
[31] 赵世瑜：《明朝隆万之际的族群关系与帝国边略》，《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32] 赵世瑜：《如何深化中国北方的区域社会史研究》，载赵世瑜主编《长城内外：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群与区域开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3] 黄达远、王鹏：《多重复合的绿洲空间：区域视野下的“内陆边疆城市”》，《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34]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中国文物报》2014年6月25日。
[35] 董少新：《从“东亚”到“东亚海域”——历史世界的构建及其利弊》，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全球史、区域史与国别史——复旦、东大、普林斯顿三校合作会议论文集》，中华书局，2016，第33页。
[36] 赵佳文、张莉：《评Borderland Capitalism：Turkestan Produce，Qing Silver and the Birth of an Eastern Market （By KWANGMIN KI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6卷第2期，2018年。
[37] 田澍：《互动与融通：新时代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客观要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
[38] 〔美〕D.L.桑顿：《美国区域研究的起源、性质和挑战》，耕香摘译，《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39] 昝涛：《一带一路、丝路学与区域研究》，载魏志江等《欧亚区域史研究与丝绸之路》，第18页。
[40] 王立新：《从历史文明到历史空间：新印度史学的历史地理学转向》，《世界历史》2017年第4期。
[41] 黄达远：《从鞑靼利亚到亚洲俄罗斯与中亚：17～20世纪初的东方主义、地理考察与空间建构》，《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
[42] Benjamin I.Schwartz，Area Studies as a Critical Disciplin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98-113.
[43] 〔日〕饭岛涉：《窪田顺平〈中央欧亚环境史〉》，欧文东译，《当代日本中国研究》2014年第2期。
[44] 潘伯荣、刘文江、束成杰、张丹：《古丝绸之路对我国民族医药学的影响》，《中国野生植物资源》2016年第5期。
[45] 王建新：《丝路发展视域下的内陆亚洲社会文化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46] 袁剑：《固化与流动——中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背景、演变与范式转型》，《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
[47] 王建新、席琳：《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考古》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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