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铜鼓的分布及渊源

如果我们从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来分析铜鼓与铜鼓舞，就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即无论我们如何界定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不可避免地要碰到物质文化遗产与技艺之间的关系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或物这样的有形物质之间的关联，因而我们有必要再次重申铜鼓与铜鼓舞之间的关系。正如苑利等人分析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时指出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即任何文化遗产——大到教堂，小到羹匙，都是由‘物质’（教堂、羹匙等）的一面与 ‘非物质’（教堂、羹匙等的建造、制作技术）的一面共同构成的。它们就像是一个人的肉体与精神一样，相互依凭”[4]。他们继而做出了如此的界定：“所谓‘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指艺人匠人制作出的那些成品；而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指那些深存于艺人或匠人头脑中的，用于表演或是制作某种物品的技能与技艺。任何一种物质文化遗产，都蕴含有‘非物质’的一面；而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都具有‘物质’的一面。纯粹的‘物质文化遗产’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5]那么，要谈论铜鼓舞这个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舞蹈之前，就有必要对在舞蹈中不可或缺的作为物质文化载体的铜鼓有基本的了解。

一 铜鼓的分布

铜鼓作为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曾经在中国及东南亚各国的诸多民族中被广泛使用。东盟十国中，除了菲律宾还没发现铜鼓、文莱的情况不太清楚之外，中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及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8个国家都曾经铸造或使用过铜鼓，有的国家、有些民族至今仍在使用铜鼓。[6]中国的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四川和重庆南部、湖南西部，以及越南北部和中部偏北一带，是铜鼓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在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只是零星发现铜鼓。[7] 铜鼓是这些国家和民族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通过各种形式的交往与融合形成的共同文化载体。

铜鼓是民族的礼仪重器，又是权威和财富的象征，因此历史上中国南方的几十个民族，如“百越”“百濮”“一苗”“九黎”“诸僚”“昆明”“滇”“氐羌族南支”“劳浸”“糜莫”“夜郎”“句町”“鸟浒”“俚”等，都曾使用过铜鼓；经过几千年融合后，彝、白、佤、布朗、德昂、拉祜、傣、壮、水、侗、布依、仡佬、毛南、黎、苗、瑶以及土家等民族至今仍在使用铜鼓或都有过使用铜鼓的历史。[8]

云南是铜鼓的发祥地，滇池周围是古老铜鼓最集中的地区[9]。公元前7世纪左右，最原始的铜鼓出现于云南西部地区[10]。滇池以西、洱海以东、元江以北、金沙江以南地区，被公认为铜鼓文化的发祥地。[11]随后作为一种特殊用器，铜鼓沿着河川，自云南向外传播，形成向东、向南两条最有影响的路线：云南往东，由南盘江流经贵州和广西交界地区，与北盘江汇合后流入广西，称红水河即古时的牂牁江，横穿广西，直下广东入海；向南有发源于云南、广西交界的右江，横贯广西，到桂平与红水河汇流，在这两条大河流域发现铜鼓最多。云南往南，由元江（红河）奔腾而下，穿过越南北部平原，直入南海。在这里，早期铜鼓顺流而下，传播到越南北部地区。[12]

而位于云南省东南部，南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东接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傍红河州，北连曲靖市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是我国南方铜鼓分布和使用的重点地区。文山铜鼓数量多、分布广、类型全，到目前为止，全州登记在册的铜鼓有138面，还有部分传世铜鼓待查。这些铜鼓包括目前学术界公认的8个类型，其中，万家坝型6面、石寨山型6面、冷水冲型6面、遵义型40面、麻江型74面、北流型3面、灵山型1面、西盟型2面。[13]从资料上可以发现，虽然铜鼓在文山各县都有分布，但还是以广南县和富宁县居多，而从使用的族属上来区分，尤以广大的壮族及彝族倮支系为主。

二 铜鼓的渊源

历史上，文山壮族和彝族的先民就将铜鼓当作权力的象征、驱邪祈福的神器及娱人娱神的乐器。约在春秋时期，在以广南县为中心的滇、桂、黔三边地带活跃着一支句町[14]（壮语：九亭）濮僚（今壮族先民，《华阳国志》既称濮又称僚）群体，属西瓯骆越（越、濮、僚同源）的一支。迄今，在句町濮人生活的地区已发掘了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几何印纹陶（片）、渔网坠等文物，与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越文化关系密切。

从考古发现和历代典籍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对铜鼓及铜鼓文化的描述。青铜器时代，句町濮人制造使用铜鼓的场景在大量出土的青铜器中可见一斑。自有文字史以来，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铜鼓的记载也非常丰富。《魏书》卷三百六十九的《獠传》曾记载：“俚獠制铜鼓”[15]，又有“獠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爨。既薄且轻，易于熟食”[16]。由此可见，铜鼓最初是被当作炊具使用的。有关古代越人使用铜鼓的记载，罗香林曾在《古代百越文化考》中提到，“古代越族文化之最令人注意者，为铜鼓之制作与使用。而越族制作铜鼓，又以骆越为最盛，故又称骆铜鼓”[17]。又称，“古代越人铸造铜鼓之用意，……大要皆谓其为首领所拥以示其有号召群众之方，并与为赛会娱神驱疾逐鬼祈福之用者”[18]。铜鼓的功能也逐渐扩大到或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或作为礼器使用，兼具多种功能。

古代官吏或文人对铜鼓的关注始于后汉[19]，铸造铜鼓的意义在于显示尊贵的地位[20]。有关铜鼓铸造和使用的描述除了出现在正史、野史中，我们在诗词歌赋中也可以找到相关的记载。温庭筠的《河渎神·铜鼓寨神籴》中有“铜鼓赛神来，满庭幡盖徘徊”[21]，孙光宪的《普萨蛮》中也有“木棉花映丛祠小，越禽声里春光晓。铜鼓与蛮歌，南人祈赛多”[22]。

大量的记载还见诸明清以后的地方志中。[23]一些文人也有关于铜鼓的诗作。乾隆年间，广南人陈龙章有诗云：“咚咚铜鼓响曾修，祭赛六郎信有求，夜静人家声寂寂，恐惊车马待神游。”[24]此诗记录了壮族举行祭鼓仪式的场景，以祭杨六郎为名，实为祭侬智高。道光年间，两位广南知府董国华、李熙龄分别以《广南杂咏》[25]《铜鼓遗珍》[26]赞颂当地壮族珍视铜鼓的习俗。透过这些记载，不仅可以追溯铜鼓的来龙去脉，也可以知道铜鼓的大致分布范围以及使用铜鼓的民族的经济、文化面貌。[27]

而在早期仅由地方传统宗教人士在民间传承保留下来，后来经过壮族文化精英整理出版的民族文物古籍文献——《摩荷泰》[28]中也有《故谷董》的内容，文献细致描述了壮族先民冶铜的历史。“故谷董”是壮语记音，意为“铜源篇”，“谷”是根的意思，“董”是铜的意思。该篇讲述了先民们发现并学会炼铜、用铜技术的过程。文献中介绍了原来人们对铜一无所知，还用铜矿石来铺路和建鸡舍，后来用木炭将铜矿石烧化成铜水，又用铜水铸成各种工具，才发现铜的作用巨大，人们做出了风箱，建成了炼铜炉，铸造了请神用的铜铃、僚皇佩带的宝刀、大王和寨主使用的铜鼓，还有祭祀用的铜男铜女，以及社会生活中常用的刀、斧和铜鼓。诗中关于制作铜鼓的叙述，印证了汉文史籍中关于骆越和俚僚地区大量生产和使用铜鼓的记载。[29]贵马村壮族布麽传世的壮语经书《麽荷泰》[30]中也有冶炼铜矿、铸造铜鼓的记述（见图1、图2、图3）。

图1-1 贵马铜鼓经1

部分学者对于彝族是否为较早使用铜鼓的民族这一问题是有争议的。[31]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县万家坝发掘的春秋战国时期的70余座古墓，以及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内和黔西北彝族聚居的乌蒙山区都有出土的铜鼓可以说明彝族铸造和使用铜鼓的历史。[32]虽然在地方志书中鲜见有关铜鼓风俗的记录，在文山的彝族民间却流传着许多有关铜鼓神造和视铜鼓如神灵的传说故事。李贵恩、刘德荣根据“腊摩”在祭祀时演唱的铜鼓歌整理出版的《铜鼓王——彝族英雄史诗》[33]，通过梦鼓、铸鼓、争鼓、迁鼓、赞鼓、传鼓、跳鼓、祭鼓、卜鼓、诈鼓、祈鼓、卫鼓、赠鼓、借鼓、追鼓、分鼓、哭鼓、盗鼓、换鼓、承鼓20个段落叙述彝族先祖波罗和罗丽芬夫妻俩发现青铜、创造铜鼓并将铜鼓作为乐器、战鼓、炊具、占卜器的全过程。波罗和罗丽芬夫妻俩被彝族民间尊奉为“铜鼓王”。每当跳铜鼓舞时，表演者就要唱铜鼓歌，这习俗目前仍普遍流传于滇桂交界以及中越接壤的彝族倮支系各村寨。

图1-2 贵马铜鼓经2

图1-3 贵马铜鼓经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