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家庭效用最大化与农民的乡城迁移

经济学家发现，户是很有用的研究单位。在一户内，资源被集中起来，收入被共同使用，户内成年人共同决策。在新家庭经济学中，农户家庭被视为一个基本的生产单位。家庭使用购入的物品和自有的劳动，加上家庭的资源，生产出具有消费效用的最终使用价值，而且，家庭生产所追求的是家庭效用最大化（艾利思，2006）。农户家庭效用理论把农户家庭视作基本的决策单元。其理论基础是贝克尔在1974年和1981年提出的家庭中的“利他主义”模型。贝克尔假定，家庭内有一个或多个利他主义者，其效用等同于“家庭效用”函数，该效用以家庭总收入为约束条件。贝克尔（1998）指出，一个利他主义的丈夫总是避免向这样的地区迁移——在这里他的收入有所提高而他的妻子的收入有更大的下降；反之，若他的妻子的收入有所下降而他的收入却有更大的提高，他就会乐意进行这一迁移。从其妻子的角度，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的妻子，显然在迁移时也会有类似的考虑。可以进一步认为，家庭中每个成员都具有很强的利他性，所有家庭成员的活动目的就是最大化家庭总收入，存在多个利他主义者的“一个利他主义者的家庭，可以被看作是存在着一个家庭的效用函数，全体家庭成员不管收入如何分配，都自愿地使这一效用函数最大化”。

与西方相比，中国人受几千年的家族观念与思想影响，有更浓厚的家庭观念，个人行为决策也更多地受到家庭或家族的利益驱动，即具有更多的利他性。这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尤为明显。考虑中国农户兼业经营、土地流转和土地退出的问题，无论是让部分年龄较大成员或女性成员留守农村（务农），还是把部分或全部土地流转出去，全家迁移至城市，抑或是通过各种渠道永久放弃一部分或全部农村土地，都是所有家庭成员为了最大化家庭收入而做出的理性决策。同时，由于在家庭内部，信息交流几乎无成本且十分充分。可以认为户主或者家里的主事人，在做出农村土地退出决策时，都代表了其家庭的立场，是农户层面的决定。总之，假定“农户是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的一个基本决策单位”，这对于中国当前的农村情况而言，具有很强的现实合理性。

农户退出农村土地，本质上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所引发的“人地关系”调整。农户从农村向城镇迁移，从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变，要求农村的资源资产可处置，从而实现“带资进城”。自英国学者莱温斯坦（E. Ravenstein）在19世纪80年代提出著名的“人口迁移之规律”以来，政治经济学、人口学和后来的发展经济学等不同学科都不断丰富人口迁移理论。古典经济学的人口迁移理论认为，个体在不同地域间流动的根本动机是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如果减去各种成本后的迁移净预期收益大于零，理性的个人就会选择迁移。根据现代社会心理学之父勒温（K. Lewin）提出的行为公式，一个人的迁移行为（B）取决于个人（P）及其所在环境（E），即B=F（P，E）。在个人禀赋一定时，农民是否放弃农村土地，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或者说完成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将取决于其在不同环境中的收益情况，如果退出土地迁入城镇能够提高个人的预期总收益，迁移将是更优决策。

巴格内（D. J. Bagne）和李（E. S. Lee）在莱温斯坦的基础上，系统提出并完善了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指出人口流动的根本动机是追求更好的生活，迁出地和迁入地同时存在大小不同的推力和拉力，个人的迁移决策是“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来看，Lee（1966）将影响迁移行为的因素概况为四个：个人禀赋、迁出地因素、迁入地因素和各种流动障碍。因此，基于推拉理论，在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的国家，人口迁移行为公式可以细化为B=F（P，EO，ED），其中EO是迁出地的环境，ED是迁入地的环境，关于迁移中的各种障碍，则可以由函数F来反映。推拉理论是人口学中最重要的宏观理论，但该理论缺乏对推拉力的明确定义，而且忽略了家庭在迁移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家庭经济迁移理论强调家庭在人口迁移中的作用，认为个人的预期收益并不能完全解释人口迁移，家庭作为一个利益单位在人口迁移决策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朱明芬，2009）。而刘易斯和托达罗等人的劳动力城乡流动模型也表明，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时，即使向城市迁移的净预期收益为零，家庭也会因劳动力迁出后人均产出的增加而受益；如果城市部门的净预期收益为正，则农民家庭和迁移者个人的福利都将提高（德布拉吉·瑞，2002）。与西方相比，中国人受几千年的家族观念与思想影响，有更浓厚的家庭观念，个人行为决策也更多地受到家庭或家族的利益驱动。[2]新家庭经济迁移理论和托达罗模型在解释中国农村人口迁移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现实意义。

为了突出家庭在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可以从推拉理论的迁移行为公式中把构成个人所在农村环境（EO）的最重要部分——家庭因素（H）分离出来。如此一来，新家庭经济迁移理论和推拉理论被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得到新的人口迁移行为公式：B=F（P，H，EO，ED），其中B为农民的城镇迁移行为或偏好，F为迁移决策函数，P为个人特征，H为家庭特征，EO为农户及其家庭与乡村的联系，ED为融入城市生活的难易程度。于是，在上述综合分析框架下，农户是否愿意退出农村土地，完成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不仅取决于个人禀赋，而且取决于家庭特征及反映城镇和农村推拉力的各种经济社会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