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性与自由

韦伯将现代性的特征称为理性化，他对理性化的现代性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运行的构成，也更加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理性”与“自由”这对天平两端的砝码的“博弈”与“沉浮”。韦伯认为理性化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工业革命开启了一扇门并通过技术进步释放出两种能量：一是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二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等行为将原本的追求理性与自由变为用理性扼制自由。

确认理性化作为现代性特征的地位，首先，从伦理层面或者从意识形态方面将旧教伦理转换为新教伦理，即由“信神”转移向“拜物”，或者说是从宗教伦理转向世俗伦理。就像富兰克林的名句——“时间就是金钱”，资产阶级认为人的天职就是为职责而努力工作，通过主动劳动完成灵魂的救赎，将敬业精神作为新的责任，而非中世纪培养的吃饭、睡觉、念经、禁欲苦修等意识，默认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化层级管理行为，这种管理行为模式通过三重行为方式进行。

经济行为的理性化：簿记方式

政治行为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和制度化

文化行为的理性化：世界的“祛魅”过程，即世俗化过程

由此可见，韦伯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是指在新教伦理与理性主义影响下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意识与行为方式，也就是现代性。通过解除原有的禁欲意识等障碍，证明劳动分工的正确性，打破了对获利的束缚。为了促进消费，通过消耗生产力来提高生产量，人口生产再次成为被关注的核心话题，禁欲的目的之一也是促进人口生产，快速扩充生产者和消费者阶层。

经济行为、政治行为、文化行为的理性化表现为经济理性化、政治与社会理性化和文化理性化。经济理性化以计算为基础（即量化），以市场交换，货币的普遍使用，生产劳动的组织与工厂纪律、制度、技术等为主要内容，对技术的发展更加依赖，同时也促进了技术的强势地位。政治与社会的理性化表现为规范、严密的权能系统，使运作具有可预测性，它推动现代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系统越来越复杂，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诞生了很多新专业。以专业知识发展和构建的专家系统成为具有话语权的阶层，行政管理越是专门化，官僚制就越非个人化。文化理性化的过程如下所示。

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性的冲突主要表现为“文化合理化剥夺了意义，社会合理化窒息了自由”，形式的合理性与理性的实质产生冲突，“合理性”是韦伯在方法上借以把握行为性质的一个“关系概念”（也是“评价性概念”），即行为与目的的因果关系有效则合理，行为与信仰关联的逻辑关系一致则合理。日趋严格的行为系统被逐渐完善，其管理的先进性与功效原则的日益量化严格地规定着人的行为，如同海德格尔提到人的存在状态—— “座架”，其中的人机关系被重点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