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性与人的主体性

柏拉图认为在人的灵魂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理性，柏拉图学园的大门上悬挂着“不懂数学者不得进入”的标语。他通过“洞穴喻”来区分假象世界（假象世界→可感世界→现象）和真实世界（真实世界→理念世界→本质），其目的是要人们去关注众多、相对、变动、暂时的事物之外的那个单一、绝对、永恒的理念，并从中获取真正的认识。这种理性思维延续到亚里士多德时发展为“以数学作为演绎科学的典范，为哲学家们构造哲学体系”。晚期希腊哲学因连年战乱而使人们陷入对“生与死”等人生哲学问题的思考，其以伦理学为核心，以灵魂安宁或生活幸福为主要目标，但是仍以逻辑学为工具，物理学为基础，伦理学为目的，且伦理学依然是理性的伦理学。芝诺探讨认识论问题的目的是为伦理学提供理性的基础，即使是到了新柏拉图主义（理性精神的衰落和向神学转化的必然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依然是理性的一种表达方式。“静观”“解脱”“舍弃”亦是希腊哲学根本精神——“爱智慧”“尚思辨”“学以致知”的探索精神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希腊哲学精神是一种乐观主义的悲剧精神，主题是“命定”“必然性”“规律”。而希腊人对现实生活保持的乐观向上的积极态度则形成崇尚知识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这种思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变为提倡普遍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探索精神，即科学精神。在三大发现（人的发现、科学的发现、地理大发现）的光环下肯定人生的价值和现实生活，这是挣脱束缚并重新审视自身的意识觉醒，正如《蒙娜丽莎》开启了一个“光洞”，宗教改革是反对中世纪教会力图垄断拯救灵魂的权力，以追求自由为根本内容，这一切都是在酝酿近代哲学的曙光——主体性的觉醒。

人的主体性使得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上获得优胜话语权，例如在希腊哲学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在近代哲学中人则是自然的主人。启蒙主义运动是通过科学和知识使人摆脱内与外的限制和束缚而获得自由，从而促进社会进步的显性结果。理性被理解为科学理性，并被法国哲学家、科学家笛卡尔认为是近代哲学三大发现中的知识或科学的发现。近代哲学不仅关注自然科学的问题，还形成了系统的认识论和自然哲学理论。在“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原则中，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我”的存在，而非万事万物都依赖于“我”而存在；“我思”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为近代哲学奠定了反思性、主体性原则和理性主义等基本特征，因而标志着近代哲学的开端。反思“人”的主体性、理性等问题是为解决哲学问题，而其前提在于解决方法论的问题。在此有必要提一下笛卡尔的四条方法论原则：一是对问题的描述清楚明白，无可置疑；二是用分析方法将对象分解直至不可再分；三是采用综合方法；四是把一切情况尽量完全罗列加以审视，确保并无遗漏。

通过理性演绎法进行理性直观和逻辑演绎的前提都是基于“人”，独立思考是人的特有属性，在笛卡尔的理论体系里成为“普遍怀疑”，即只有“怀疑的怀疑才无法被怀疑”。怀疑成为一种确定思维的工具，也是人类彰显主体性特权的工具，其目的是区分主客地位。主客关系在斯宾诺莎看来是关于善的相对美（感性）与绝对美（理性）的论述，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条哲学理论主线，也是自由与必然的“较劲”。莱布尼茨针对“自由与必然之间的矛盾”和“不可分的点与连续性之间的矛盾”这两大迷宫，在机械论的实体观无法解释许多经验事实亦不能说明生物的运动变化的情况下，他认为应该从质的角度出发，从能动性的角度寻求一种单纯的、无形体的永恒实体作为万物的基础。在进一步研究机械论后，莱布尼茨逐渐形成了“单子论”。所谓“单子”就是客观存在的、无限多的、非物质性的、能动的精神实体，是一切失去的“灵魂”和“内在目的”，由“单子”的整体连续性所造成的“预定的和谐”成为他解释宇宙秩序的基础。这是一种尝试，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会有一定成果，而将其扩大后的英国经验主义代表洛克的“白板说”则是另一种观点。其认为一切源于经验，而人的心灵像一块白板，一切记号和观念都源于后天的经验。该观念有两个方向：一是对外的感觉（外感觉），二是对内的反思（内感觉），心灵通过感觉与反省接受观念。洛克对观念进行了“简单观念”和“复杂观念”的区分，将物体的性质也分为“原始性质”和“附属性质”，把知识从高到低依次分为直观、记忆、感觉三个等级，但是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区分标准。

后来，洛克的学说被贝克莱和休谟继续发展，贝克莱对洛克的经验论进行改造，清除其哲学中的唯物主义，试图从经验论的立场证明上帝的存在，而休谟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人性的研究。最终，经验主义成为欧洲的两大主流哲学思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