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晚清标“新”小说的研究现状

一些学者曾经注意到晚清小说标“新”现象的存在，如欧阳健先生曾提到：“在他（指梁启超）亲自撰写的《新中国未来记》的影响下，一批书名以“新”字打头的小说，如《新年梦》《新纪元》《新中国》等纷纷出现。”[10]杨联芬女士也指出“当时出现大量体现‘新’或者干脆用‘新’字命名的小说”[11]，列举了一些标“新”作品，并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初步分类，将其分为未来理想性叙事和“狗尾续貂”者（即翻新小说）两种，并简析了两种“新”的不同内涵。王德威先生也注意到了当时“竞以‘新’字为标榜”[12]的现象。杨东甫先生的《说清末“新”小说》则以“书名中有‘新’字”[13]的作品为对象，根据其举例，应与本书研究范畴略同，但未做严格的界定，文中析说了这类小说的形式、内容与成因，简明通俗而不乏闪光点。

不过截至目前，学界尚未有对晚清小说标“新”现象及其作品进行系统阐释和专门研究者。关于拟旧——翻新小说则有一些探讨，对标“新”小说一些个案也有相关论述，对小说续书也有专门的研究，这些对本论题都有着启发和参照意义。此外，学界对于晚清小说资料的整理、晚清小说史的宏观论述、晚清社会思想史的研究等也为本书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一 晚清“拟旧—翻新”小说研究综述

这一小说现象长期以来受到的关注不是很多，近年来方逐渐走进学界的研究视野，出现了一些相关成果。最早关注这一现象的是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在其第十三章《晚清小说之末流》中，首次提出了“拟旧小说”的概念，列举了一些重要作品，并指出：“此类书印行时间，以一九〇九为最多。大约也是一时风气。”认为“此类书之始作俑者，大约也是吴趼人”，并分析了吴趼人的《新石头记》。阿英对这类小说评价不高：“然窥其内容，实无一足观者……这可以说是在文学生命上的一种自杀行为。”认为其是“当时新小说的一种反动，也是晚清谴责小说的没落”[14]。由于阿英的评价，再加上晚清小说长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故在20世纪90年代前，这一现象几乎无人问津。

90年代后，这类小说渐渐进入学界的视野，在论文上，陈辽先生的《晚清的〈新×××〉小说》首先关注了这一现象，根据其描述和举例，实与阿英的“拟旧小说”无异，只是这样说来更为直观罢了。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创作潮流和文学现象，将其成因归结为晚清庚子年后的社会改革在文学中的反映，依对改革态度的不同将之分为六种，根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列举了二十二种作品，并站在当前改革的立场上指出其现实意义，带有传统文学研究中“政治—文学”的特点，但主要局限于分类和介绍。

欧阳健先生的《晚清“翻新”小说综论》第一次提出了“翻新小说”的概念，以之替换了阿英“拟旧小说”的命名，文中称这类小说“书名大都袭用古典名著而冠以‘新’字……书中的角色多是原著中读者熟悉的人物，只是所写的事情，却是作者所处时代的现实”，与阿英的描述略有不同。后来作者在其他文章中又有所补充，指出：“需要说明的是，有的小说如白话道人（林獬）的《新儒林外史》，写冬烘先生李志万之窒碍不通，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情节上既无照应，精神风格上也不相通。寰镜庐主人（孙寰镜）的《新水浒》，叙一亡国之君落难，被赤发魔王擒住，后为夜光珠所救，与《水浒传》也绝不相干。还有一部《新列国志》，以演义体讲述欧洲英、法、俄、意各国的历史，更与《东周列国志》无关，故不得列为翻新小说。”[15]这样更明确了作者的界定，排除了一部分作品，但对非标“新”的翻新小说始终未照顾到，故实际与阿英所说“拟旧小说”已有所不同。《综论》列举了14种翻新小说，论述了6种，认为翻新小说属于广义上的续书范畴，分析了续书及翻新小说产生的两种原因，又从人物与环境关系着眼将翻新小说分为3种类型。该文采取述评式的行文方式，分析有一定深度，可以自圆其说，但对翻新小说成因的分析显然过于简略，且仅限于文学内部因素。林骅先生的《“小说救国”的时代潮音——清末民初古典小说名著续书述评》实际所指即为翻新小说，用述评的形式介绍了其中比较重要的几种。

胡全章先生的《翻新小说：晚清小说新类型》[16]认可并沿用了欧阳健“翻新小说”的提法与界定，而分析时却包括了白话道人（林獬）《新儒林外史》、寰镜庐主人（孙寰镜）《新水浒》等作品，又与欧阳健所指有异。文章明确将这类小说列为一类文体，认为其与传统续书有着明显区别，分析了其3种文体特征。注意到了其创作背景上古今、中西文化交替、碰撞的特殊环境，对翻新小说给予高度评价。文章列举了17种翻新小说，分析了约8种。并关注到《新中国未来记》的叙事结构对翻新小说的影响。但由于资料所限，作者对翻新小说出现及结束点判断均有错误：认为1904年“白话道人的《新儒林外史》，或许是其‘始作俑者’”，晚了两年；而认为“翻新小说经历了1909年度的极度繁荣后，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刚刚来临时，竟然一下子消失的无影无踪”，更属凿空臆测。但认为1907—1909年出现创作高峰，还基本准确，对1909年为翻新小说“狂欢年”的说法延续阿英观点，也与事实相符。

吴泽泉先生的《暧昧的现代性追求——晚清翻新小说研究》[17]是第一篇关于翻新小说的博士论文，后又拆出两篇文章单独发表[18]。作者以现代性为视角，从翻新小说的界定与创作情况入手，对翻新小说的创作动因、题材主旨、艺术成就、意义价值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在研究范围和理论深度上都有较大进步。该文充分吸收了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观点上应受王德威、陈平原、杨联芬等学者影响较大，在理论建构上也能够自圆其说。但由于资料所限，仅搜集了29种翻新小说，共计39个版本（另列出9种不敢确定者），因而对这类小说的发生、发展之描述有不够细致、准确处。从其对翻新小说的界定看，跳出了唯“新”是取的窠臼，包括了一部分未标“新”的翻新之作，在分类上采用了欧阳健先生的前两种分类，而将其排除的一类列为第三种。但出于论题的集中和研究的方便起见，作者设定了许多界限，包括从时间上划定为1903—1911年，翻新对象上局限于古典名著等。这样的确可以使论题更加集中，便于构建一个框架，但也会影响到对文学史真实的还原和对晚清小说整体的观照。另外，该文对翻新小说繁荣及衰落的原因也未能回答，对其背后的市场因素关注不够。在作家的考证上，限于资料，除已有的考证成果外，多为猜测之语，一些推断也有失严谨。这些都是有待改进和增补的。

硕士论文中，近年来出现了几种专题研究，朱荣的《清末民初翻新小说研究——以都市生活书写为中心》[19]侧重从当时都市生活书写的角度观照清末民初的翻新小说，王慎《传统与新变：晚清翻新小说研究》[20]强调了这类小说的重要性，对其成因、内容、文化、艺术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马婷芳《陆士谔翻新小说研究》[21]则以翻新小说第一作家陆士谔的四部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成果均对翻新小说的研究有着推动作用。

在文学史研究著述中，欧阳健的《晚清小说史》[22]《中国神怪小说通史》[23]专节论述了翻新小说的作品、性质与价值。而时萌的《晚清小说》[24]、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25]则基本沿用了阿英“拟旧小说”的提法和评价。谢仁敏的《晚清小说低潮研究——以宣统朝小说界为中心》中对标“新”小说及翻新小说作家、作品多有论及，对本书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总体说来，学界对这一现象及作品的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够。

二 标“新”小说个案研究综述

虽然这一现象受到的关注还很不够，但由于标“新”小说数量很大，内容庞杂，对其中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则有不少。其中为学者关注的主要作品有《新中国未来记》《新水浒》（陆士谔）、《新石头记》（吴趼人）[26]等，而陆士谔因为创作标“新”小说的数量、质量较高而成为被关注度较高的一位作家。

表0-1是新中国成立后标“新”小说个案研究论文的主要对象和时间、数量统计（依研究数量的多少排列）：

可以看出，随着晚清小说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标“新”小说进入学界视野，特别是近年来呈现井喷之势，2010—2015年仅仅六年时间，关于这类小说的论文数量就比此前的总数还多，但也主要是集中在其中比较重要的几个作家和作品上。以下仅以相关论文和专著的主要分析角度与研究方法分类，选择若干有代表性或对本书有所启发的观点略作述评（其中有的论文涵盖了多种方法，为避免重复，只归入一类）：

（1）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主要批评方法，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批评方法在深度和灵活性上都有了显著提高。研究者多以作品为切入点，将其置于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加以观照。作为标“新”小说的开山之作，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备受关注，如魏朝勇《〈新中国未来记〉的历史观念及其政治伦理》通过小说分析梁的历史与政治观，指出求“新”是梁启超政治伦理的根本动因，虽然其探索终陷于迷茫，但其“新新”不已的政治伦理和历史进步观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思想与文化，对本论题的研究有参考意义；王向阳、易前良的《梁启超政治小说的国家主义诉求——以〈新中国未来记〉为例》从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思想对当时及后世的深远影响；李东芳的《留学生与民族国家的想象——从〈新中国未来记〉看梁启超小说观的现代性》认为这篇作品首创了“留学生小说”类型，指出梁以小说推动民族国家构建的方式对20世纪中国文学影响深远，并从现代性的角度分析了梁作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汤克勤的《从〈新中国未来记〉看梁启超由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则以作品为角度考察作家的身份转变，总结了转型期知识分子的近代性特征。

王国伟《论吴趼人批判现实表达理想的杰作〈新石头记〉——兼论吴趼人的“文明专制”思想》有一定思想深度，认为“文明专制”是吴趼人提出的救国救民之路，与其一贯坚持的“道德救国”论一脉相承，但其认为吴的主张是在梁启超《开明专制论》的直接启发下提出的，似缺乏足够证据。李广益《中国电王：科学、技术与晚清的世界秩序想象》以《电世界》为讨论中心，旁及《新纪元》《新石头记》《新野叟曝言》等，分析了这些作品在世界秩序重构想象中表现出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的缠绕。叶愚《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中关于主体的想象——兼谈晚清科幻小说的思想文化背景》指出徐作体现了一种新的主体想象，而这种想象反映了一种时代焦虑感，并分析了这种想象产生的哲学和科学基础。侯运华《抨击与憧憬：晚清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想象——以晚清谴责小说、翻新小说、科学小说为主》以这三类小说为考察对象，分析了晚清民族国家想象的特点成因和意义。

2010年上海召开世博会，曾经涉及世博想象的《新中国未来记》、《新石头记》（吴趼人）、《新中国》（陆士谔）三部作品成为一时关注的焦点，黄霖先生《“中国也有今日么！”——世博会前重读〈新石头记〉》认为该小说“借旧写新”的主要倾向不是“自杀”[28]，而是创新。其揭露现实黑暗，表现了对国民精神的关注；设计理想中的“文明境界”，则是在寻找强国复兴之路。

2012年末，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国梦”的理念，围绕着晚清小说中的“中国梦”或相近主题出现了一批论文，如李宜蓬《〈新中国〉的人名隐喻与陆士谔的中国梦》借姓名隐喻以小见大，角度新颖；高鸿《探寻晚清的“中国梦”——晚清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法律想象和审美价值》论述了该作的社会集体想象与叙事上众声喧哗的复调形式；苏墨《晚清“类乌托邦”小说的政治想象》以《新中国未来记》《新石头记》为中心，名之为“类乌托邦”小说；王士春、王建科《晚清科幻乌托邦小说的新中国想象——以〈新石头记〉为中心》则名之为“科幻乌托邦”，均阐释了作品中涉及的未来想象；王士春的《晚清小说中的“强国梦”研究》则是专门针对这一主题的硕士论文。

（2）叙事学方法及相关角度：翻新小说中许多作品存在有意的时空错置（穿越）现象，这为叙事学分析提供了典型范例。洪涛《陆士谔〈新水浒〉与近代〈水浒〉新读：论时代错置问题》从西方叙事学、诠释学角度探讨了对《水浒》原著的新续与新评问题，注意到了当时的旧书新诠现象，将这类小说视为一种续书，有一定参考价值。韩国吴淳邦先生的《陆士谔的〈新上海〉和〈新中国〉》从叙述方式入手分析陆士谔的几部作品，旁及《新中国未来记》，但未囿于西方叙事学理论，而是根据实际文本加以分析，归纳出陆士谔创作上的四个特点，并注意到翻译小说《百年一觉》对中国文学的重要影响，立论切实，证据也较充分。王敦《从晚清小说〈新石头记〉第一回看时空表述的现代重构》借鉴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以该作第一回为例透视晚清“时空穿越”叙事，颇有新意。董定一《〈新石头记〉旅行空间论》则以旅行叙事切入文本，以三种模式阐释了小说主人公的精神成长与作者的国族想象，角度比较新颖。

（3）文本分析与文化角度：文本分析是最本原的分析方法，这一方法与社会—历史批评多有交集，因为后者一般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欧阳健的《对社会经济改革的超前描摹——陆士谔〈新水浒〉析评》采用述评式的写法，分析了陆士谔关于经济改革的一系列超乎时代却合乎必然的设想，简析了其艺术特点；魏文哲《〈新镜花缘〉：反女权主义文本》立场鲜明、观点尖锐，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陈啸庐假维新真守旧的本质，从而指出了该作与原著的根本不同，对当时中西文化碰撞的复杂性也有所观照。王德威《小说作为“革命”——重读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透过历史与小说文本，阐释了梁启超关于文学与“革命”理念的辩证关系，分析了梁展开革命话语的路径，注意到了叙事策略的“内爆”是导致其创作计划终止的原因之一，分析了“将来完成式”叙述中调动起的种种关于“革命”的理念和叙事策略，进而在当代语境下，考量了这篇小说的启示意义。

欧阳健的《传统文化对现代文明关系的介入和超越——〈新石头记〉新论》，陈文新、王同舟的《〈新石头记〉与清末民初的文化变迁》等均从文化角度入手，关注到了当时中西、古今文化的交替与碰撞，后者认为透过《新石头记》可以发现吴趼人表面守旧，实则对“中体西用”信心不足，“全盘西化”的主张已呼之欲出，与小说中的描绘与议论截然相反，颇有新意，但亦有待商榷。栾伟平《近代科学小说与灵魂——由〈新法螺先生谭〉说开去》由《新法螺先生谭》说起，参以当时多部含有“科学”元素的小说和相关史料，分析了近代西方心灵之学传入中国的过程，指出因出于“新民”等考虑，这些学说被时人认作科学，对晚清科学小说有很大影响，使之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对本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4）比较方法：有比较才有鉴别，这也是一种普遍而有效的研究方法，比较有横向与纵向两种角度。日本中村忠行的《〈新中国未来记〉论考——日本文艺对中国文艺学的影响之一例》全面地分析了梁作，认为这篇小说有自传性质，通过比较指出了日本文艺对梁启超等人的重要影响；汤哲声的《故事新编：中国现代小说的一种文体存在——兼论陆士谔〈新水浒〉、〈新三国〉、〈新野叟曝言〉》兼顾了横向纵向两种比较，注意到了当时“故事新编”的风潮，认为其是一种文体存在，照顾到了翻新小说的一些共性，将这种风气与现代文学中旧题新作之风联系起来，注重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中外小说碰撞而形成的。但对中国文学自身传统的影响关注的不够，一些论断恐有失准确。曹四霞的《超越“影响的焦虑”——谈小说〈新石头记〉对〈海底旅行〉的仿写与超越》则以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的理论考察了两者间的关系。

（5）其他角度与方法：如叶辉《从〈新上海〉窥探近代上海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心态》从知识分子心态的角度，以《新上海》为例分析了以陆本人为代表的一部分上海知识分子超越时代的边缘化心态，角度新颖，分析有一定道理。谢仁敏的《晚清陆士谔的小说观念及其文史意义》分析了陆士谔“读者中心主义”的小说观、“有趣味”“广见闻”的叙述追求和“虚实有度”的小说营销策略，对本书有启发意义。田若虹的《陆士谔小说考论》是第一部研究陆士谔小说的专著，全面考察了陆士谔的小说活动，虽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开创之功不可抹杀。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关注到了晚清小说的标“新”现象，并撷取了其中四种作品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新”与现代性的密切关系。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亦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对标“新”小说的一些重要作品进行了分析，其中尤以第五章为著，视角新颖，见解独到，多有发明之处。

总之，关于标“新”小说的个案研究已有一定基础，且不断发展，其中欧阳健、汤哲声、洪涛、杨联芬、王德威等人的文章或论著都关注到了当时翻新小说或标“新”小说的创作现象。其他文章虽未顾及这一创作潮流，但各抒己见，仍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总体来说，受到关注的只是少数有代表性的作品，多数标“新”小说还无人问津，一些论述亦仅局限于常识普及和内容介绍，故可用功处还是很多的。

三 其他相关研究

小说续书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但真正对其有所关注并进行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吴晓铃、林辰、黄岩柏、刘景亮、李时人、张弘、王若等学者纷纷发表有关续书的单篇文章，续书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90年代起，陆续出版了几本续书研究的专著，如李忠昌《古代小说续书漫话》[29]是较早的全面论述续书的著作，虽意在普及，但也不失学术含量；赵建忠《红楼梦续书研究》[30]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续书的学术著作，全面细致且富有开拓性。至21世纪以来，又先后出现了高玉海《明清小说续书研究》、王旭川的《中国小说续书研究》、段春旭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续书研究》等专著和为数不少的单篇论文，续书研究进一步向深广拓展，更加专门化和系统化。

高玉海先生的《明清小说续书研究》主要针对明清小说的续书问题进行研究，在研究范围的界定上，作者不赞同把仿作看作是续书的一类，着眼于“续”字即续书与原著的联系选取研究样本，首先对明清小说的续书概况进行了梳理，并以接续方式为标准对续书进行分类，进而分析续书的艺术得失及原因。第三章从原著、作者、读者及相关文体几个方面分析了续书的文化成因，颇多精彩之笔，特别是对戏曲翻案传统与小说续书关系的论述对本书有很大启发，但对续书成因的分析仅局限于文学与文化范围，恐失全面。后面又对续书的理论批评、续书对原著的鉴赏与批评价值等方面进行了逐一阐释，时有发明之处。该书纳“翻新小说”为续书的一类，根据自己的标准列出十六种翻新作品，对其中几种主要作品进行了介绍和评析，肯定了一些翻新小说的创造性，并指出晚清仍然存在着一些非“翻新”的小说续书。该书主题集中，资料翔实，角度新颖，论述透辟，对本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稍后出版的王旭川先生的《中国小说续书研究》从整个文学史的角度着眼，将中国小说续书的上限确定在东晋南北朝时期，下限截止到清末民初。在续书的界定上，作者从叙事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对续书加以分析，将续写和模仿之作均列入研究范围，特别是关注到了文言小说的续书问题，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侧重于宏观的分析，在对小说续书的文化审视上注意到了商业因素与小说传播方面的影响；下编则为深入文本的微观研究，围绕原著为中心分述了七类续书作品，由于与高著的研究范围不同，该书多处对《世说新语》续书的专章阐述。对以“新”字命名的“拟旧小说”，作者也将之纳入续书范畴，认为其是清末续书的主要形态，标志着小说续书史的结束。在讨论小说续书概念时，作者采用了“核心”与“边缘”的划分方法，本书在标“新”小说与翻新小说的分类上受到了其启发。

而段春旭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续书研究》实际研究范围仍在明清两代，具体地说是明末到清末的长篇白话小说续书，但将1900年后的续书——根据该书所指实为“拟旧小说”——排除在外。该书论述比较详细，以题材为别对长篇小说续书进行了分类阐述，并关注到了续书的接受美学问题。

总体来说，由于上述诸作的研究角度均为续书，故或对翻新小说加以忽略（或排除），或对翻新小说的特殊性关注不够。而对同时期盛行的非翻新的标“新”小说及其与翻新小说的关系更是无从涉及。限于资料和全书的比重，对翻新小说的分析也无法做到细致全面，因此从标“新”现象的角度对翻新小说重新加以审视还是很有必要的。

从基础资料上说，陈大康先生的新著《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等小说目录都为本书的资料搜集和整理提供了很大帮助，本书的基本资料就是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逐渐校正、补充、完善起来的（见附录）。

从相关研究上说，谢仁敏的《晚清小说低潮研究——以宣统朝小说界为中心》选取宣统朝小说界为研究样本，从作家、作品、读者、载体、传播、市场、小说理论、社会环境等角度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在文献整理、研究方法和角度等方面对本书多有启示。王晓平《仿构与翻新——江户时代翻案的话本小说十三篇》描述了日本江户时代将中国通俗小说的背景、人物与情节加以日本化的改造，以翻案出新的现象，对晚清仿构外来文学的翻新小说有参照意义。罗晓静《理想“国民”的“现代乌托邦”——晚清“乌托邦”小说新论》认为新小说首选乌托邦小说以为改良群治之具，深层原因在于“乌托邦”小说与晚清个人观念之间的必然性联系。李广益《大同新梦——清末民初文学乌托邦研究》是一篇以“乌托邦”文学为专题的硕士论文，其中涉及了一些标“新”小说。许道军、葛红兵《叙事模式·价值取向·历史传承——“架空历史小说”研究论纲》则将晚清翻新小说作为当代“架空历史小说”的叙述传统之一，对本书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在近代文学研究方面，陈大康先生《过渡形态的近代小说》[31]《“小说界革命”的预前准备》《近代小说面临转折的关键八年》《打破旧平衡的初始环节——论申报馆在近代小说史上的地位》《论傅兰雅之“求著时新小说”》《论“小说界革命”及其后之转向》《论近代小说的历史使命》《关于“晚清”小说的标示》等论文对本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有着重要启示。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论述比较详细，可惜只纳拟旧小说于“滑稽文学”部分[32]，仅关注了其中的一类或说一个重要的方面。而韩伟表《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史论》、苏亮《近代书局与小说》等论著（见参考文献）在研究方法、资料和观点上对本书也有很多帮助。

此外，陈平原先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与杨义先生的《中国叙事学》等论著虽未关注这一现象，但在叙事学角度和方法上对本书也有着启发作用。而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昌切的《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等著述虽非文学研究，但对晚清思想文化背景的论述仍对本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