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俄国文化的崛起与俄国思想的道统

19世纪的欧洲进入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展示出对于全世界的前所未有的优势和力量，借助各种新技术、经济、文化的全球性力量，先是有“世界工厂”之称的英国，后是两次颠覆欧洲秩序的德国，成为领导世界的标准制定者和多数后进国家学习的榜样。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欧洲实现了经济、军事、教育等领域的腾飞，创造出新的商业和贸易奇迹，新兴的政治势力在全世界确立起无以抗拒的霸权[9]。

反观俄国，虽然在1812年的抗法战争中取得辉煌的军事胜利，却在工业化浪潮和由此带来的社会政治结构的改造方面举步维艰，沙皇治下的这个庞大帝国被欧洲远远抛在了身后。到了19世纪中期，甚至俄国一向引以为傲的军队，在武器装备上也远比不上他们的欧洲对手。从亚历山大统治后期开始，由于一系列自由主义的改良措施遭遇破产，特别是阻碍俄国全面进步的农奴制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沙皇虽热心插手欧洲事务，一度建立起神圣同盟、四国同盟以及后来的五国同盟，但国内政策的失败仍然让俄国从彼得大帝开始的崛起进程猝然中断，沦为“欧洲的失败者和牺牲品”[10]，直接导致20世纪初帝国土崩瓦解。

可是，令人惊异的是，虽然俄国国力一再衰落，但俄国文化却仿佛进入了自己的“轴心期”[11]，从19世纪开始强势崛起，其延续覆盖整个20世纪，直到今天仍是俄国人在地缘文化和历史意识上进行自我定位的基础[12]。俄国文化的崛起，似乎应和了世界各大种族的文明发展动脉，塑造了俄罗斯民族的形象，也决定了自身的命运轨迹——归根结底，就是俄国哲人们反思本民族的存在历史，并且总结出作为本体论的，具有强烈民族核心价值观色彩的俄国思想（Русская идея）[13]。

俄国思想萌芽的标志，是16世纪普斯科夫修道院菲洛费伊修士在致莫斯科大公瓦西里的一封信里提到“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这一论点表现出这个年轻国家以上帝选民自居并以欧洲文明的继承人身份拯救世界的雄心。然而，西方世界对俄国的这一崇高的自我认定并不买账，相反却“时常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自从俄国强力插手欧洲事务建立神圣同盟之后，又有了“将俄国视为威胁的神话，近乎那种关于西班牙的黑色传说”[14]。而俄国近300年的民族观念似乎也一直“禁锢在静止滞缓的精神运动范围之内”[15]，没有进入自我反思的意识，因此觉醒的萌芽得不到精神光芒的照耀，在欧洲文明面前显得十分陌生。俄国人的民族思想并未真正苏醒过来，在被别尔嘉耶夫称为“女性的民族自然力”的怀抱中，躲避个性成长的艰苦炼狱，“拒绝男性的积极的精神道路”[16]。这样的文化心理状态，无法对整体和后来产生影响，只能为19世纪开始的文化“轴心期”提供背景和整合材料。

19世纪初，吹响俄国人民族思想觉醒号角的第一人，是被俄国官方宣布为“疯子”的恰达耶夫。他在1829年所写的第一封《哲学书简》中痛苦地承认，构成俄罗斯历史的“首先是野蛮的不开化，然后是愚昧的蒙昧，接下来是残暴的、凌辱的异族统治，这一统治方式后来又为我们本民族的当权者所继承”[17]。因此，俄罗斯民族在其他文明爆发出伟大的创造力激情的时代，却局限在浑浑噩噩的昏暗的现实之中，没有发现能将它提升到大地之上的世界本原，只能消亡于当时之地。恰达耶夫进而否定了俄国人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我们来到世界上，就像一些陌生的孩子，没有遗产，与在我们之前生活在大地上的人们没有联系，我们心中没有保存在我们之前出现过的任何教训。……我们就像那些没有学会独立思考的孩子；在成年的时候，他们体现不出任何自我的东西来；他们所有的知识，均局限于他们外在的生活，他们整个的心灵，都存在于他们身外。我们正是这样。[18]

由于这种历史的狭隘性，恰达耶夫对俄国的民族思想的实际情况做了深入的反省和批判：

我们没有历史的经验；……我们是世界上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都被我们所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让自己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19]

伴随着恰达耶夫这一振聋发聩的批判，俄国首次出现了苦苦探寻民族核心思想的哲学家。自彼得大帝改革起，“俄国与西方”的关系被提上了俄国思想界讨论的议题。俄国有学者认为，恰达耶夫写完《哲学书简》的1831年可以看作“西方主义”诞生的年代，而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霍米亚科夫的作品及他与恰达耶夫展开的争论，则被认为是“斯拉夫主义”的肇始。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看待俄罗斯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和与西方的异同——带有历史哲学性质的俄国思想自我确定的问题[20]。

西方派认为，俄国落后的原因在于长久地封闭于东方，没有接受西方先进的文化，所以应该打开国门，向西方敞开门户，在一切方面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意识和科学技术。斯拉夫派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俄罗斯有极其独特的历史使命，在古老的俄罗斯宗法制体系内包含有将来能拯救世界的宝贵的精神遗产，所以俄罗斯不应把西方奉若神灵，而应该恢复彼得大帝改革以前的传统体制，实现俄罗斯的复兴。斯拉夫派思想家们尤其注重俄罗斯民族思想的建构，提出俄国的东正教是俄罗斯民族的根本属性，只有它能够恢复基督教的纯正性，因此俄国思想被他们归纳为一个公式：“在爱中的自由与统一的综合。”[21]

可惜，斯拉夫派的民族思想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把他们想象出来的俄国古风当作民族的完美理想，从而搞混了历史与幻想的关系。事实上，俄国奴隶制的残酷和官僚制度的腐败，都源于彼得大帝改革前的旧俄国的直接遗产，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斯拉夫民族思想中那个完美的古代乌托邦——因此斯拉夫派的思想具有极大的虚幻性质。可是，斯拉夫派优秀的思想家和活动家们最可贵之处，在于他们的正直品格不允许他们无视俄国东方专制的暴政，于是在思想上发生了分裂：一方面为了俄国的古风旧俗批判西方派的革新，另一方面又同西方派一道为了欧洲文明而同原始的俄罗斯专制主义进行斗争。在这种矛盾中，体现出俄国思想孜孜追求的，仍然是在自身中联合欧亚并完成拯救人类的普世使命感。甚至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都可以说是这种“救世使命”观念的实施。

从这里可以看出，不能把俄国文化的这一跨世纪的“轴心期”看作一个达到了尽善尽美的时代，在它的核心理念中，谬误和真理并存，既有创造的丰盈也有破坏的盲目。民众远未形成健全的思维，个别哲人的思想高高凌驾于普通大众的愚蒙之上，没有形成共同的精神财富。因此，“强大、夺目的人类意识，永远都只体现在单个的智慧中，这个单个智慧是人类意识之范畴的中心和太阳”[22]。“轴心期”的结局是政治性的，一个空前强大的苏俄帝国在20世纪横空出世，工业技术和组织规划的高度秩序被建立起来。苏维埃文化在全球意识形态战场上独树一帜，在血脉中却有着与19世纪俄国黄金时代文化精神的密切联系。甚至在今天，俄罗斯民族思想的精神作用，仍然在探寻着民族活动的根本目标，并且赋予民族历史以宏大的全人类意义。例如，1997年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在总结十月革命的意义时说道：

俄罗斯所要解决的不仅是自己国内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全世界文明的问题，尽管在这方面它只走了半步，但却先于世界文明，它指出了道路，或者相反，提醒人们不要步它走错之路的后尘。由此而产生出特有的俄罗斯的弥赛亚观念（救世主说），包括革命的弥赛亚观念。[23]

无论俄国政治上的兴衰成败，它的民族核心思想却保证了它作为一个文化强国的崛起之势和在世界历史上的永恒意义——即使在跨国资本主义统治全球文化的20世纪和21世纪，俄国的文化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它成为里尔克、本雅明、纪德、罗兰、茨威格等许多西方伟大艺术家的精神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