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此绪论中，笔者想阐述三个问题：第一，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关于“民国安徽文学史”；第三，关于本书论及的几个问题。
要厘清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必须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定位说起。这一学科历经20世纪20年代的奠基，50年代的崛起，80年代的反思，以及2000年以来的冷静回顾，它犹如一名经历人生风风雨雨的学子，告别了幼年的稚嫩和轻信、少年的偏激与轻狂，不无自信地抬起头来，开始了对自我出身的探究，对于以往人生经历的自省，对于当下命运和未来走向的认真思考。
于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陈思和等现代文学研究界知名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文章，表述他们长期治学的感受。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
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某种“不完整”，好像都在寻找一种完整性，一种躲在后面的“总体框架”[1]。
清晰地感受到：
把传统视作对抗现代文明的不祥之物，视作黑暗的闸门，以为唯有逃脱它的制约才能获得全新的自由与光明，这实际上只是迷人的幻想。[2]
五四新文学中的西方成分是显在的词汇，真正深层的语法规则，却潜藏在中国文学传统之中。[3]
几乎所有思考者众口一词地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限绝不能再局限于传统教材所提出的1917年，为此，他们或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或致力于建设“百年中国文学史”“19—20世纪文学”；或从事“中国近百年文学”“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国新文学六十年”研究。继而更有学者明确提出，“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界碑”[4]。凡此种种观点看似纷乱，但纷乱中却有一点完全一致：不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念如何被解构、被重建，一个根本的问题不会改变——它还是一门独立学科。
这就产生了一种荒谬。
首先，就名称而论，“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诚如一些研究者所说：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近百年中国文学的前身和渊源，中国近百年文学则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后续和发展，两者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结构整体。[5]
但在如今通行的文学史教材中，《中国文学》已经成为“古代文学”的特指，现代文学始终游离于“中国文学”体外，成为与“中国文学”对等的另一种存在。在高等学校的课堂上，它常常与“中国文学”并驾齐驱，全然是一个迥异于“中国文学”的思想文化系统。母子被割裂，亲情被斩断，这一显而易见的荒谬似乎已经被大家默认为合理。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在于“惯性”：几十年来这门学科就是如此，既然曾经建立，曾经分庭抗礼，就没必要改变。但是，20世纪20年代朱自清写作《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周作人撰写《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实在是因为彼时新文学过于弱小，需要重视，需要在强势而霸道的古代文学研究之外另辟一片发展天地以证实其价值，如今，这一生命已经足够强大，完全可以健康生存，还有什么必要给它以特护？
至于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本是源于一种特殊的政治需求，意在创建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一种仅仅属于特定意识形态的文学，一种“第二革命史”。时至今日，中国文学终于渐渐摆脱“左”的阴影，反思曾经走过的路程，越来越多的研究界同人已经认识到，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是多元化的，它不应当只是从一个政治集团、一个社会阶层的视角对文学进行取舍、评判，而是应当具备更宽广的胸怀，一种兼容并包的“中华民族”的文学史观，它的研究对象应当涵盖各民族、各派别、各文体、各语言……具体来说，不仅应当包括汉民族文学艺术，还应当包括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不仅应当面对不同的文学创作流派，诸如“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通俗文学”，而且应当包括白话文学之外的文言文创作；不仅应当研究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而且应当将民间艺术纳入视野……
但是，即便如此，即便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已经清晰地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必将摆脱“学科时段过于短暂，内容过于单薄，视野的过于狭窄，无法同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相比并列”[6]的局面，他们还是宁愿从各种角度重新构建一个新的“现代文学”学科理念，却无人提出回归“中国文学”这个简单可行而又前途光明的发展路径。
这其实不难理解。毕竟有这么多人习惯了“独立”的现代文学，习惯了在这片属于“自我”的一亩三分地上耕作。为了保持这一习惯，就不能不找出最有力的理由，说服自己，也说服大家。于是，各路专家一致肯定“现代文学”是与“古代文学”相对应而存在的“新文学”形态，它的所谓“新”，主要表现在“用现代文学语言与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7]。但是，哪个时代的文学不是表现那个时代人的思想、感情、心理？《诗经》让我们看到了先秦百姓的思想与生活，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歌肯定给我们展现了唐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水浒传》《红楼梦》当然表现的是明清中国人的思想感情与心理，这又会有什么疑问？至于“现代”的语言形式，说穿了就是白话。可中国历史上文学创作使用白话并非从一个意义不明的“现代”开始，譬如元曲，不就是彻头彻尾的元代“白话”？
文行至此，关键词仍是“现代性”，是近年来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文学“现代性”。因为具有“现代性”，所以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古代文学的文学体系。但是，“现代性”虽然是在与中世纪、古代的区分中呈现自己的意义，却并不等于只有“区分”而没有继承。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并非都是舶来品，自有本民族体内的孕育，只不过外来思想的冲击大大加快了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一者为源，一者为流，只有认清了源头何在，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各位现代文学大家面对西方文学的态度。也许有人会说，现代文学之所以一定要独立，那是因为现代文学研究方法必须是“现代”的。这种说法仍然站不住脚。难道古代文学研究就不需要“现代性”的立场观点？换一个角度来说，“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当属于“现代性”最重要的文学精神，但它也未能作为主流贯穿现代文学始终。比如在“十七年”文学与“文革”十年的主流文学作品中，我们若要寻找它的影子，只怕不仅要点起灯笼火把，而且还得带上高倍率放大镜。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两个年代的文学从“现代文学”中驱逐出去。
因此，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实质上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文学一样，应当以“民国”和“新中国”的姿态进入中国文学行列，成为贯通古今的“中国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承认这一点无损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不仅不是它的终结更不是对它的否定，相反，是要重构一个更加开放、更加科学、更加完整、更为深广的“中国文学”学科格局，使我们得以更深入地认识现代文学体内来自传统文化的遗传因子，这就是“中国经验”。不正视“中国经验”的现代文学研究不可能走向深入：不了解浙东学派，怎能理解周氏兄弟的知识构成？不懂得李贽、汪中、龚自珍、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文学观念，又怎能解读五四文学革命的渊源？实际上，早在新文学创立之初，周作人、胡适都曾经著文谈到新文学的来龙去脉，谈到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可惜今天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一方面承认在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后者是前者的源头和依托，前者是后者的继承和发展。它们共同组成中国文学的完整系列”[8]；另一方面还在煞费苦心地琢磨，现代文学是不是应当包括近代文学，它的命名究竟是“20世纪中国文学”比较好，还是“百年中国文学”更恰当，抑或是“中国新文学六十年”更合适？[9]
也许有人担心回归“中国文学”体系，就失去了现代文学研究者多年耕作的一亩三分地。我以为这纯属过虑。失去本身就是获得。记得曾经有学者说，研究先秦文学，只要懂得先秦就可以了，而研究唐宋的，则必须对先秦有所了解，至于研究元明清者，那就不仅要懂得先秦，而且要通晓唐宋。同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没有深厚的古代文学知识打底，研究就难以深入，如此的治学理念对于我们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既是挑战，也是自豪与光荣。因为这就意味着现代文学研究者必须具有更深厚的文化底蕴，更宽广的研究视野，更敏锐的洞察力，不仅能洞悉古今文学演变历史，同时还能对现代文学的发展动向及时做出判断，果真如此，将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幸。当然，我们还不妨想象一下大学中文系的课堂，倘若“民国文学”与“新中国文学”不再以一门比较“好懂”“浅显”的“现代文学”学科姿态成为大一、大二学生的“开胃汤”，而是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作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趋向，面对已经熟读先秦两汉文章、唐宋诗词之作、元明清戏剧小说及传统文学理论的大学生，那么，学生对它们的身姿动态、音容笑貌的认识，将会何等深入，对它们的未来发展又会多么期待！
此外，现代文学回归“中国文学”，以“民国”“新中国”序列入队，还将大大推进中国文学的整体贯穿性研究。目前的高校中文系，绝大部分中国古代文学（即中国文学）课程讲到清代中期即“曲终人散”，近代文学既不属于“古代”也不属于“现代”，从而成了爹不疼、娘不爱，流落街头的苦孩子，根本难以进入课堂。这就造成了文学发展的断代，晚清、民初诸多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学流派与文学现象全被忽略。但是，如果能在清代文学之后接续“民国文学”与“新中国文学”，情况就会大为改观，如今所谓“近代文学”中十分重要的两部分——“晚清文学”与“民初文学”都将成为不可忽略的文学史段落，找到它们应有的一席之地。而这种重新构建的中国文学史，对于文学研究者构建起一个兼容并包、完整开阔的学术研究格局，也将具有重要作用。再进一步说，文学之事从来不仅仅属于文学，打破“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隔膜，建立一个统一、大气、一以贯之的“中华民族”文学观，对今天的中国人重新认识和解读“传统”，重新认识中国思想文化，感受传统力量对每一个“现代”中国人的影响，乃至于重新感悟中国历史，改变一代中国人的思想文化观念，都将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第二，关于“民国安徽文学”。
安徽自古即为文学大省。明清以降，又得新安学派、桐城派馈赠家乡的丰厚文学遗产。时至民国，皖省儿女在文学创作与研究方面更加成就斐然：由新安学派、桐城派继承者为代表的皖地传统文学，于时代变革之际呈现出最后的辉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学史料；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为代表的一代皖人高举五四新文化大旗，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纪元，他们的存世之作不仅表现着皖地五四风采与新文学初起状态，更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宝贵影像；而以王钟麒、胡怀琛、程善之等为代表的中国新旧文学转型期人物，虽被以往多种文学史忽略，但他们的大量著述却清晰地留下了皖地儿女走出旧文学壁垒、为新文学的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深深足迹；新文学走向成熟之后，安徽更孕育了以朱光潜、张恨水、吴组缃、钱杏邨、路翎、杨宪益等为代表的众多新文学理论家、作家、翻译家，继续在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文学翻译等领域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由于众多民国皖人曾参与国家政务决策，因此，其文学著述所涉上至军国要务，下至身边琐事，对于民国史以及中国文化史研究甚有价值。
正因为如此，民国安徽文学史绝不仅仅属于安徽。正如张泉先生在论及区域文学史撰写的意义时曾说：
国家文学史无力或无须覆盖的地方内容，也会为国家文学通史提供一些可供选择的新材料。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例，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一直是这个领域受重视程度远为不够的环节。对于文学的地域空白或地域时段空白的深入开掘，往往是与史料上的新发现联系在一起的，有可能促成国家文学史的内容发生变化，甚至会改变文学通史的格局。[10]
事实正是如此。民国安徽文学之于中国文学而言，贡献尤其突出，意义不同凡响。它的撰写意义，自然绝非仅仅为存留安徽乡土文献，提升皖人乡土自信，而是将在一个具象层面上，更深入地揭示中国文学从古代走向现代的经济、地理、文化、民众心理等多重因素，从而更清晰地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必然走势。
论述及此，一个重要的问题凸显出来，这就是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以及基于史料之上的区域文学特色的阐发与论证。无此，则无真正有意义的区域文学史写作，很可能使它只能成为“全国性文学史在区域性范围上的缩小”，“很少能对一般的全国性文学史有大的突破”[11]。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以往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民国文学中的许多著述由于文白之界、雅俗之界、著者地位与所属阶级阵营之界被漠视、遭冷遇，长久地躺在冰冷的书库里、尘埃中，无奈地等待自身的消亡。所幸中国的改革开放纠偏取正，传统文化重得发扬光大，皖地这一批重要文献也有望迎来生命之春。鉴于岁月久远，它们中的很多存在已被世人淡忘，故笔者将多年来的所见所知介绍如下，渴盼能对研究者有所裨益。
1.民国安徽文学文献中未经整理出版的名家抄本、稿本
此类著述均出自清末民初名家之手，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得整理出版。譬如安徽博物院藏《长枫诗话》，著者为皖籍著名学者程演生。程曾留学英、法、日，新文化运动中参与编辑《新青年》杂志，后出任安徽大学校长。他编著的《圆明园图考》《安徽清代文字狱备录》《天启黄山大狱记》《安徽丛书》《安徽艺术志补》《中国清代外交史料丛书》《西泠异简记》《东行三录》《明武宗外记》《国剧概论》《皖优谱》等，在文史研究界影响甚巨，唯独署名“天柱外史”的《长枫诗话》，因仅有安徽省博物馆藏稿本与抄本，学界少有了解。此书涉及安徽乃至全国多位近现代学术名家事迹，是研究清末民初学术文化不可多得的资料。
同样情况还有晚清民国政界、学界重要人物王揖唐诗作的抄本、稿本。王揖唐系晚清进士、洪宪男爵、北洋上将、安福系主将、日本侵华期间臭名昭著的汉奸文人，一生著述颇丰。其《广德寿重光集》五种四十五卷、《横山草堂联话》《今传是楼诗话》，以及译著《新俄罗斯》《前德皇威廉二世自传》等，都曾有较大影响力。对于这样一个特殊人物，了解他的生平、文学著述、思想发展轨迹，是真实、全面认知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必需。但是，目前国内王揖唐诗作仅有1941年刊刻本《逸塘诗存》，内录著者起自1910年迄于1941年古近体诗300余首，而中国国家图书馆另藏王揖唐诗作抄本《甲子稿乙丑稿》《丙寅稿》《丁卯诗稿》《戊辰诗稿》《抱瓮亭诗》《漫稿拾存》，已录王揖唐诗作超过千首，另有稿本《逸塘诗选》《逸塘诗稿》《王揖唐诗稿》，以及民国粘贴本《王揖唐诗粘》。
清末民初，桐城派传人姚永朴、姚永概名扬天下。他们曾同时主讲于北京大学，又同入清史馆为纂修。清史馆馆长赵尔巽曾说：“今天下学人求如二姚者，岂易得哉！”[12]由于“二姚”专注旧学，在新文学兴起的时代大潮中，他们的学术成就渐渐被搁置、淡忘。20世纪80年代以后，“二姚”重新引起学界注意，部分著作得到校勘整理，但仍有一些稿本静置于图书馆深处。如安徽省图书馆藏姚氏抄本《慎宜轩古今诗读本》，内录姚永概所辑古今名家诗作，计有五古读本三册十八卷、七古读本二册十二卷、五律读本一册、七律读本一册，颇能体现选者眼光；而姚永朴所作《白话史》（稿本），以白话著历史，供家中儿童学习，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进入民国后他的思想变化。
至于收藏在天津图书馆的刘声木所著《十友轩所著书》，更应引起研究者注意。刘声木系清淮军名将、四川总督、庐江刘秉璋第三子，为我国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曾刊刻编撰《寰宇访碑录》《桐城文学丛书》《直介堂书目》《苌楚斋书目》《清藏书记事诗补遗》《苌楚斋随笔》《桐城文学渊源考》《桐城文学撰述考》《续补汇刻书目》《寰宇访碑录校勘记》《续补寰宇访碑录》《国朝鉴藏书画记》等多种著述，汇为《直介堂丛刻》行世。但其中并不包括《十友轩所著书》。据天津图书馆记载，此丛书为稿本，有《苌楚斋书目》二十二卷，《国学保存会阅书记》二卷，《直介堂藏书目》，《四续补汇刻书目》十六卷，《五续补汇刻书目》十六卷，《六续补汇刻书目》八卷，《俗字汇》二卷、《补遗》一卷，《画雅》四卷，《学画琐记》四卷，《天地间人自序文钞》三卷（存卷中、下）、《卷外续》一卷，《天地间人艳体诗钞》十三卷，《天地间人诗钞》二卷，《天地间人诗续钞》二卷，《天地间人文钞外编》二卷，《士礼居藏书类跋拾遗记》二卷，《清湘老人续颂记》一卷，《家训述闻》七卷，《苌楚斋书目》二十二卷，《直介堂征访书目》一卷，《曾文正公集外文》一卷，《苌楚斋随笔六笔》十卷，《苌楚斋随笔七笔》十卷，《苌楚斋随笔八笔》十卷，《苌楚斋随笔九笔》十卷，《苌楚斋随笔十笔》十卷，《苌楚斋随笔十一笔》十卷，《苌楚斋随笔十二笔》十卷，《苌楚斋随笔十三笔》十卷，《苌楚斋随笔十四笔》十卷，《苌楚斋随笔十五笔》十卷，《引用书目》十卷，《桐城派撰述录要》，《桐城文学撰述考绩补遗》四卷，《摘录金石学录国朝人姓氏韵编》，《续补碑传集膭稿》，《碑传三集名氏目录汇编》，《直介堂未刻撰述序例汇录》二卷。
2.新旧文学转型期的重要作家作品
晚清至民初，安徽是旧文学鼎盛、新文学蓬勃之所在。因此，新旧文学转型期的作家作品也就特别引人瞩目。但是，由于以往文学史的写作遮蔽了此类文学著述，一批皖籍重要作家被忽略，他们的众多优秀作品及文学贡献也被尘封。
譬如著名小说家、剧评家杨尘因。杨尘因（1889—1961）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加入同盟会，民初任《申报》副刊编辑。自1916年开始，他陆续推出长篇章回体小说《新华春梦记》《燕云粤雨记》《绘图爱国英雄泪》（又名《朝鲜亡国演义》《英雄复仇记》）、《神州新泪痕》《绘图老残新游记》《民国春秋：天下第一英雄传》《龙韬虎略传》（又名《王阳明演义》）等长篇章回体小说。这些作品或描写袁世凯复辟帝制始末，轰动一时；或记载1917年至1918年南北战争史实，描写段祺瑞、孙中山等人的政治活动；或以中日《马关条约》签署前后朝鲜一系列压迫与反压迫、侵略与反侵略事件为背景，描写19世纪末朝鲜亡于日本之历史；或描写民国初年社会生活；或歌颂孙中山革命业绩；或写明末清初江湖侠义故事……曾在当时文坛引起强烈反响。鲁迅先生于《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他的小说，蔡东藩著述的《民国演义》也引用了《新华春梦记》的大量史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他还在五四运动中同步写下《上海民潮七日记》，记载了1919年6月5日到12日上海罢市事，这是历史上唯一一部展现五四与普通民众关联的纪实性文学作品。此外，杨尘因主编的《春雨梨花馆丛刊》以及他撰写的大量剧评、剧本，也是人们在论及中国戏剧发展史时难以忽略的资料。
然而，这样一位本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作家、批评家，却长时间地被“新文学”排斥在外，各类著述散落全国各地。尤其令人心忧的是，因民国铅印本不易保存，他的许多作品已经处于濒危状态。
与杨尘因著述处于同一状态还有南社成员胡怀琛之作。胡曾为改革旧诗、创造新诗殚精竭虑，为发展民国教育事业著书立说，为小说创作繁荣做出努力。但由于他始终行走于新旧文学之间，以致遭遇新旧两派均不认同的尴尬，因此，其一生200余种著述大部分未得深入研究。此外，民国时期皖籍重要戏剧评论家刘豁公、周剑云，著名诗人、剧作家唐绍华，重要小说作家唐在田、程善之、潘伯鹰、张海沤、项翱、周天籁，著名出版人、科普作家索非（A.A.Sofio），以及名列《光宣诗坛点将录》的旧体诗人吴保初、陈诗，曾在中国近现代女性文学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女作家吴弱男、姚倚云、吴芝瑛、邵振华、吕碧城姊妹等，他们的绝大部分作品也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3.藏于诗文间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清末民初，安徽军政界人物众多，段祺瑞、徐树铮、徐谦、冯玉祥、张治中等人都有多种文学著述传世。因此，众多记录历史的宝贵文献，也是民国安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类文学文献大致有两类。一类出自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除上述军政要员之外，还有辛亥志士、光复安徽的主要策划者之一韩衍的《青年军讲义》《绿云楼诗存》，淮上军起义将士蔡颐的《天囚诗存放园词存》，洪晓岚的《淮上民军起义始末记》，査光佛（楚之梼杌）记述辛亥武昌起义的笔记小说《武汉阳秋》，民国后曾出任安徽省都督的孙毓筠所撰《烬余集》，柏文蔚退出政坛后撰写的《柏烈武五十年大事记》等，这些作品因当事人早逝、退隐等原因，被遮蔽已久。
另一类出自民间刊刻。安徽自古民间著书、刻书风气极盛，民国期间依然如此。这些民间著述家所刻之书，或描述百姓眼中的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或记录新文学运动在安徽民间的影响，作品刊印数量极少，未得广泛流传。
譬如徽商余之芹所著《经历志略》，绩溪学者胡在渭所著《徽难哀音》，均再现了太平天国时期徽州动乱之状；安徽省图书馆所藏徐传友著《池阳溃兵过境记》，翔实真切地记载了1926年11月五省联军三万余人由南浔败退，经过池州之事；南通女子师范学校首任校长姚倚云与南京两江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吕湘的诗文，不仅表达了她们的生活感慨，而且折射出两位中国早期女子教育家的教育观；而安徽省图书馆所藏、刻写于1922年至1923年的六安师范油印本《新文范》，与1923年六安师范油印本《文艺因缘》，前者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第一部新式师范学校国文教科书，后者选辑六安师范1923届毕业生作品，“内容以新体诗居首，以示提倡新文学的意思，旧体诗次之，以示一面提倡新文学，而一面不废旧文学的意思。卷末附以歌谣，以示新文学当以适应民众心理的民众文学为方针的意思”[13]。令人清晰地看到新文学在安徽的巨大影响力。
4.地方文学总集
安徽地域文化历来受乡党重视，地方文学的纂集工作代代相传。除却地方志的记载，还有相当多的著述记录了皖省各地文学风貌。进入民国以后，此类著述问世甚多，十分引人瞩目。其中光铁夫编著的《安徽名媛诗词徵略》、李家孚编著的《合肥诗话》均已为黄山书社整理出版，颇受读者好评。清末民初著名诗人陈诗编刻的《皖雅初集》四十卷，内录清初至清末安徽8府、5直辖州、55县诗人1200余家，诗作3700余首，虽未获整理重刊，但在近年来的文学研究中也已引起多方重视。相比之下，另一些地方文学总集就少有人关注。譬如安徽省图书馆藏1921年居鄛刘氏蛰园木活字本《居鄛诗征》，编者刘原道为清光绪廪生，历任江南制造局主事、江南水师学堂监督、扬州十二坪盐务监督，襄助许世英办理扬子江赈务。此书虽然辑录了自元末明初迄清末民初巢县名流诗作3000余首，却少有研究者问津。又如张灿奎所纂《宿松文征正续编》，内录宿松县历代诗词文赋，方澍所辑《濡须诗选》录无为县诗人之作，均为研究安徽区域文学不可忽略的重要资料，同样很少有人关注。
综上所述，笔者期待学术界同人能够打破以往文学史人为界定的各种禁区，深入挖掘皖人民国文学著述史料，剖析皖地民国文学种种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完成这样一部民国安徽文学史：它不仅是区域性的，也是地域性的，它将特别关注安徽各个地域（例如徽州、桐城、皖中、皖东、皖北）文学生长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它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努力展示此期安徽作家文言、白话、俗文学、雅文学、旧文学、新文学、翻译文学等具有不同审美特点、面向不同读者群、具有不同政治主张的文学创作；它将实事求是地评介作家作品，不会因人废言，也不会被既定的观念所束缚，而是尽可能地全面展示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安徽文学风貌，并因此对中国大文学史有所增益。
第三，关于本书所论民国安徽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本书所论，仅仅涉及民国安徽文学史中的几个问题。它们的共同特点是：①笔者以为对民国安徽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②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展示了民国安徽文学风貌；③在以往各类文学史中无人予以特别关注。在论述方法上，力求紧紧抓住“地域文化”这一特色，抓住安徽人文历史这条线索，追根求源，探索究竟。
其一，“南社皖星：皖籍南社成员文学成就概观”。这一选题，意在将此期皖人文学创作置于清末民初对全国文化界影响甚巨的“南社”这一平台上，展示皖人的文学贡献。以往的南社研究虽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皖籍人士，诸如黄宾虹、王钟麒、范光启、胡朴安等，却从未将他们与安徽地域文化联系在一起，更没有进行专题研究。即便是2013年由安徽学术界完成的《安徽文学史》，在对“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阐述中，也未涉及这一问题。[14]但是，南社文学是那一历史时期安徽作家与全国作家进行思想文化和文学创作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安徽士子展现文学才华的一个重要舞台。忽视了这个“点”，极不利于了解晚清民初安徽作家成长、发展的历史。为此，本章重点描述了皖籍南社成员在中国历史与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出色表现，并努力探究了皖地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这一群体因晚清以笔为旗的“革命文学”创作，民初倡导存学救世的种种努力，新文学初兴之时的不凡识见，以及长期创作与倡导通俗文学的辉煌成就，成为后期南社的中坚力量，正视这些作家迈过历史门槛时的特有心态与现实抉择，对于民国安徽文学史的开端，具有重要意义。
本章末附“皖籍南社成员名录”文学“暨书目”。由于南社资料繁杂，回忆文章颇多谬误，此中或有疏漏，敬请各位读者原谅。表中书目收藏地，可参看笔者编辑的《民国皖人文学书目》。
其二，“武将文踪：民国皖籍军事将领文学著述谈”。“军事”与“文学”看似相去甚远，但在一个文化底蕴特别深厚的省份，它们却紧紧相依。本章以此为切入点，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角度，一群以往基本被文学史忽略的创作者，展示了民国安徽文学的别一番风貌。笔者首先论证了明清以来一直以新安朴学和桐城文派知名天下的安徽，是如何在晚清民初的政治风云中培育出众多的军事将领，而这些走上战场的皖籍书生，又是如何使自己投笔从戎、慷慨报国的一腔热血与口吟诗文、手挥笔墨的文人风采交相辉映。至于他们在金戈铁马的战场上对于诗文之心坚定不移的守护，对家乡学术传统的深深依恋，则深深印证着皖地文脉对他们身心的无声浸润。由于这些军事将领的文学写作从根本上来说只在抒写他们的人生感慨、史家情怀与兼济理想，从不受“新旧”“文白”等文坛争论的影响，因而我们反倒能在这些尽情尽意的挥洒中，体会到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继承、发挥，对于新文学真诚的学习和接纳。
其三，“水孕山成：‘五四’绩溪作家群研究”。本章是民国安徽地域文学的个案研究，研究对象是身处皖南山区的徽文化重镇绩溪与五四文学革命之关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身处皖南大山中的绩溪是一个需要特别重视的县份，它在群山环绕之间培育了“维新巨子”汪孟邹，五四新文化旗手胡适，“新式标点第一人”汪原放以及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冲锋在前的一大批优秀作家、编辑。本章就此入手，力求探索绩溪文化从古代走向现代的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等多重动因，以期有利于中国地域文化研究视角的开拓及民国中国文学史的深入解读。
当然，在安徽，需要借助地域文化研究以深入剖析文学现象的地区还有很多。比如培育了诸多桐城派大腕，同时也培育了新文学领袖陈独秀，著名美学家、翻译家朱光潜的安庆；孕育了周馥家族文化的东至；曾是淮军将领的故乡、民国时期又曾是著名诗人陈诗、吴葆初，著名女翻译家吴弱男故乡的庐江等。唯因学力不及，本书未能全面展开此项研究，只有留待有志者继续，仅将“民国至德周氏家族文学撰述提要”附录于书末，为引玉之砖。
其四，“闺阁琴箫：清末民初皖籍才媛风采略述”。晚清民初，安徽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女性作家，诸如吕碧城姊妹、吴芝瑛、吴弱男、姚倚云等。她们不仅具有驰骋文坛的出众才情，而且怀抱经国济世的远大志向。笔者从影响皖地妇女文学传统的社会文化、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化入手，探究了这一女性群体作家在安徽出现的缘由。其中来自多种史料的记载，可以证明在以江淮重臣、新安朴学、桐城学派、徽州富商为代表的皖地风流背后，早已形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安徽女性群体，这就是饱经风霜也饱读诗书，既以节烈著称、长于相夫教子，为世人留下众多贞女烈妇牌坊，但也同时拥有丰富多彩的个人内心世界，将无数令人击节赞叹的诗词歌赋置于世人面前的皖籍才媛。民国皖省女作家的崛起正是继承了她们的优良传统，在她们的思想文化基础之上，将封建时代女性之优长与局限均发扬到极致。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他们真正步入民国新世界的时候，又不免失落，不免困惑与迷茫。由此认识与理解民国女性文学创作的得与失，或许能为新的文学史写作提供些许补益。
其五，“俗中大义：现代皖人通俗文学三题”。民国安徽通俗文学的创作成果，即便置身全国范围之内，也堪称优秀。以张恨水、程小青等人为代表的作家作品，早已风靡全国，引起诸多学者的注意，但更多的通俗文学作家却在纷争多年的“雅俗”之战中，被既往正统文学史所忽视，即便当年曾经红遍四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也终于在被批判、被漠视之中，淡出文坛，甚至连姓氏生平，也成为一团迷雾。在本章的写作中，笔者以钩沉、打捞的姿态，向大家介绍了唐在田、杨尘因、项翱三位当年的创作大家。尽管以某些人的观点来看，他们的作品难说精深，思想上存在不少“落后”的观念，艺术上也颇多粗疏之处。但回到清末民初，正是他们的创作在批判现实、唤醒民众、状写社会人心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回首多年来多种“现代文学史”收录、介绍的作家，思想艺术方面存在这样那样问题的何止一二？更何况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大众的阅读、接受是不应被忽略的重要文学现象，而唐在田、杨尘因、项翱等人，不正是面向大众，也最受彼时彼地民众欢迎的作家？忽视他们的存在，何谈大众文学的面貌？
最后，“译林群英：民国皖籍文学译者群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皖籍译者群影响重大。就数量而论，多达百余人的皖籍文学翻译者与300余部[15]翻译作品也许难与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开放地区比肩，但作为一个地域文学翻译群体，它独特的翻译贡献，特别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各个阶段均显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十分引人瞩目。无论是在中国文学从近代走向现代的路途中，还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高潮间，以至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外文学交流中，民国皖籍学人都是实践与理论两方面的推进者。这是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没有西方文学的大量译介，民国文学与当代文学都不会是今天这个面目。但是，因为“翻译”问题对于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已属跨界作业，因而在以往文学史的撰写中，也只能寥寥勾画几笔，甚至完全忽视。笔者在此提及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却也无力真正从“翻译”角度予以研究，只是打了一个擦边球，从安徽地域文化与翻译史的角度，对民国皖籍译者群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最后，本人还要向读者表示极大的歉意。由于本人功力所限，也由于民国安徽文学史的博大精深，本书所写，记述描绘多而深层研究少，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为此我也曾犹豫，也曾不安，最后还是下定决心，不揣浅陋，以之问世，仅为对于心目中那一部实事求是、尽可能全面深入地展示民国安徽文学历史的著作的热切期待。倘若本人这几点意见能够成为学界进一步研究的几块基石，则幸甚！
[1] 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缘起》，《读书》1985年第10期。
[2]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对文化传统的认识及其演变》，《复旦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3] 高旭东：《比较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4] 范伯群：《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界碑》，章培恒、陈思和《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分期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5] 冯济平：《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命名的规范化》，《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
[6] 冯济平：《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命名的规范化》，《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
[7] 钱理群、温如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 冯济平：《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命名的规范化》，《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
[9] 朱德发：《“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反思与突围》，《东岳论丛》2002年第1期。
[10] 张泉：《为区域文学史一辩》，《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
[11] 朱晓进：《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
[12] 转引自吴孟复《吴孟复安徽文献研究丛稿》，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149页。
[13] 胡在渭：《文艺因缘·序》，六安师范油印本1923年版。
[14] 唐先田等主编：《安徽文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15] 此数据来自傅瑛《民国皖人文学书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