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存学救世的赤胆忠心

作为一个爱国主义文学社团，南社自酝酿期就已喊出“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爱国保种，存学救世”的响亮口号，其成员一致认为：“夫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立之精神焉，以为一国之粹，精神不灭，则国亦不灭。”[28]

此后若干年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倡导，一直是南社的重要文学活动。如果说他们早期的努力体现了“操南音，不忘本也”的反清排满主旨，那么，成立于1912年的“国学商兑会”，则集中体现了推翻清政府之后，南社诸人的另一重忧患意识。面对西学汹汹东来，中学岌岌可危的现状，他们痛切地感到：

今日欧化东渐，新学诸子，以神州之不振，归咎于国学之无用，乃欲尽弃其学而学焉。以至祖国古籍，等诸刍狗，蟹行之书，充塞宇宙，学风之坏，莫坏于今日矣。不图国学之亡，不亡于学术专制之时，而亡于振兴教育之日，岂不大可悲哉！[29]

因此，他们大声疾呼：

罗马强盛，在于古学复兴。日本振兴，基于保存国粹。前事不远，彰彰可考也。故今日欲保我种族，必先保存国学。而保存者，非固守不化之谓也，当光大之，发挥之。至于泰西学术，为我学所未及者，亦极多焉。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融会而贯通之，而后国学庶能复兴。我神州之旧民，黄炎之遗胄，亦能复振矣。嗟嗟，风雨如晦，嗲嗲不已，先有鸡鸣，后乃天曙。今日之世，其有黄冠草履，空山独居，抱残守缺，使天柱赖以不折，地维赖以不裂，而存国学于一线者乎？则我愿负笈以从之。[30]

从源远流长的新安朴学、桐城学派中心地带走来，皖籍南社成员存学救世之心更为急切，他们的努力也更少空泛议论与激情挥洒，更重学理探讨，尤其注重谋求新旧文学的完美交融。譬如王钟麒。自1903年进入报界之后，王钟麒即发表大量文章，通过回顾中国学术史，阐发传统学术精华，以及他的卫护之情。1907年4月21日，他于《申报》开始连载长篇学术论文《中国四千年文学变迁大势论》，以中国四千年文学变迁大势为证，阐明文学与学术、群治之间的关系，既指出文学改良的必要性在于“今日而欲发明学术，演进群治，舍改良文学，其道未由”，又同时指出，这种改良应当是古今文学的融合：

吾之所谓改良文学者，非如近日新学小生，操觚为文章，三史埋尘，六籍覆瓿，沿袭东洋文体，而嚣嚣然自命为文学革命家也。吾之所谓改良者，则欲用最古之体裁，而运以最新之思想。[31]

又如《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与《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于中国学术界首次提出“小说史”的概念，并指出“吾以为欲振兴吾国小说，不可不先知吾国小说之历史”，继而反思从唐代传奇到清代长篇小说之发展历程，指出中国作家的创作动机主要在于反对专制政治、反对黑暗统治、反对封建婚姻和追求自由幸福的理想生活，高度评价了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创作主旨与艺术成就。与此同时，他主张引进外来文学，但又明确提出反对盲目“移译异邦小说”，认为中外文学毕竟“事势既殊，体裁亦异”，如果仅仅依靠引进西方小说以图新民求治，无异于“执他人之药方，以治己之病”[32]。在后一篇文章中，王钟麒以简洁明快的语言，逐一评介《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的思想成就与艺术造诣，并将这些作品与欧洲名家之作进行对比，顿使读者眼界大开。例如，他在赞叹施耐庵、王弁州、曹雪芹之后，说：

使耐庵而生于欧美也，则其人之著作，当与柏拉图、巴枯宁、托尔斯泰、迭盖司诸氏相抗衡。观其平等级，均财产，则社会主义之小说也……[33]

对于《红楼梦》，他说

（王国维）常言此书为悲剧中之悲剧，于欧西而有作者，则有如仲马父子、谢来、雨苟诸人，皆以善为悲剧，声闻当世。至于头绪之繁，篇幅之富，文章之美，恐尚有未迨此书者。[34]

如此，有力地反击了当时一些激进人物将中国古代小说一笔抹杀，统统斥之为诲淫诲盗的言论。

1909年，王钟麒再推出《论近世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明清之际学术变迁史进行勾勒，强调“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舍学术即无以自存”，“固有之学术既亡，则爱国之心亦随之渐灭殆尽”[35]。1912年5月19日始，王钟麒于《民立报》复开设《文坛挥麈录》专栏，首期即阐明自己对文学的认识，抨击当下文学界的流弊。他引述颜之推、柳宗元对文章源流、文章本质的论述，指出，地球上所有号称文明国的国家“无不以保存固有之文学为第一要义”，但时下一些“国之妖孽”对中国六经三史百无所知，只知大量引进东洋新名词，倡导东洋文体，为此，他大声呼吁“返吾之固有，以为民国之光”[36]。

如果说早逝的王钟麒文中还有些许青年意气，那么在弘扬国学的过程中，出身于皖南宣歙文化圈内、自幼深受传统经学熏陶、历经人世沧桑的胡朴安，展示出来的则是徽派朴学家的客观冷静、坚韧不拔、持之以恒。自20世纪之初加入国学保存会，担任《国粹学报》编辑始，朴安先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矢志不移，即便是中风致残，成为“半边翁”，也没有停下手中之笔，直至1946年去世。

1914年，以振兴国学为己任的“国学商兑会”刚刚成立两年，胡朴安即编辑出版《古今笔记精华录》二十四卷，

搜集汉魏六朝及唐宋元明清以迄近人笔记，撷其精华、分类编纂，各以类从，不相羼越，可谓极笔记之精华。[37]

在论及选编初心时，他明确表达了对“既无新颖之思，复缺润色之功”的草率文学作品的不满：

孔子有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时流著书，朝脱于稿，夕锓于梨。既无新颖之思，复缺润色之功，说部充栋，大半复瓿。[38]

因此，他精心选编此书，希望能以“古人精心之作”，成为新时代人们“研究文学之助”[39]。

1923年，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胡朴安参与创办新南社，并出任《国学汇编》编辑。回顾以往，他认为：

民国以来，虽有国学复兴之几（笔者注：原文如此），而无国学可述之实……开民国学术群众运动之先河，有二大团体焉。一国学保存会，一南社。二团体皆创造于光绪之季年。国学保存会抱光复汉族主义……一时影响所及，学术界勃然有生气焉。南社抱民主主义，以诗文播革命之种子，与海外之《民报》相应，以慷慨激昂痛哭流涕之文字。感发人民之志意。指示平等自由之径途……兹二团体，不可谓非国学群众运动之先导也。[40]

但是，胡朴安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说：

虽然《国粹学报》与《南社社集》之学术文章，可以当民国之国学乎？曰未也。可以当国学复兴之动几乎？曰亦未也。《国粹学报》与《南社社集》，仅可为学术群众运动之先声，若国学复兴之动机，于学术言，于文章言，当具有整理之精神，为有统系之撰述。[41]

为此，在主编《国学汇编》时，他极力主张“以客观的研究，为整理国学之方法；以主观的研究，为发扬国学之方法”，避免“未经精密之考察，第凭一己之见，以从事于批评”，期待“旧籍以研究而得统系，新理以研究而日滋生”[42]，处处渗透着朴学实证的研究精神。此后十数年，尽管南社已经成为过去，但他还是孜孜不倦地校订、编著了《断肠词》《漱玉词》《胡笳十八拍及其他》《唐人传奇选》《子夜歌》《言文清文观止》《唐代文学》《诗经学》《庄子章义》《皖学者传》等文学研究著述，汇编完成《国学汇编》第一集二十一种、第二集十五种、第三集十五种，《南社丛选》文选十卷、诗选十二卷、词选二卷，《朴学斋丛书》第一集二十五种附二种、第二集十七种三十卷、第三集十种十卷，为保存南社文献与整理国故尽了最大的努力。傅熊湘因此评说：

胡之勤，不必如柳，而甄综芟削之功则过之，南社得柳而大，得胡而长也。[43]

论及皖籍南社成员在弘扬传统文学方面的贡献，不能不提及他们的多种诗话、词话。诸如王钟麒的《惨离别楼诗话》《无生诗话》《天僇生诗话》《小奢摩室诗话》《惨离别楼词话》《孟晋山房词话》《词林脞录》，胡朴安的《南社诗话》，胡怀琛的《海天诗话》《福履理路诗话》《公园诗话》，方廷楷的《习静斋诗话》《习静斋诗话续编》与《习静斋祠话》等。就总体而言，这些作品均继承了中国传统诗话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的特点，但又各具特色，于不同角度显示出新时代的气息。其中胡怀琛的《海天诗话》为我国第一部专论译诗的诗话著作，著者“采辑皆东瀛、欧西之诗”，旨在“多读西诗以扩我之思想”[44]；胡朴安之《南社诗话》以南社元老身份写作，且先叙创作背景，再加上“所记者皆是已故社友”[45]，因此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王钟麒自1909年开始大量写作诗话、词话，不仅品评前辈名家之作，尤重收录同时代名家、友人及皖籍同乡作品事迹，如陈三立、李慈铭、王闿运、陈独秀、谢无量、马一佛、刘逊甫、汪衮父、周美权、周立之、周无觉、方泽山、郁曼陀等，由于作者往来结交多为清末民初文化界重要人物，其文献价值更不可小觑。

与王钟麒、胡朴安、胡怀琛诗话相比，方廷楷[46]诗话虽然视野较为狭窄，但也有其独到之处。其影响最大的《习静斋诗话》收录了晚清以来诸多南社成员及皖籍乡土诗人之作，在文献保存、地方文化彰显方面功不可没。身处时代转折关头，《习静斋诗话》还令人清晰地感受到新时代、新风气的影响。例如，著者肯定了《天演论》翻译者严复的成就，不仅将严复一腔激愤的《戊戌八月感事》全文收录，而且向读者郑重介绍严复其人：

博学能文，尤邃西学，著述宏富，诚近世哲学大家也，诗多忧时之作。[47]

此外，方廷楷还提出“以新名词入诗最有味……读之理想极佳，别开生面”，并在诗话中收录了其师面向新世界的诗作《有感》：

渺小中悬圆扁球，星辰日月络大周。内含雅弗三兄弟，亚美欧非四部洲。山自昆仑分祖干，海从两极汇中流。汽轮铁路通全地，上策何人解伐谋。[48]

当然，还有其中“神仙亦爱新花样，拟作气球谒玉皇”[49]“《霓裳》自入留声机”“穆王今坐汽车来”[50]等诗句。这些新名词固然不能对旧思想产生强烈的冲击力，却可以折射新时代社会生活的变化，表达了作者“异日当鼓发轮舟，飞渡重洋，遍访诸诗人”[51]的愿望。

除却文学研究与评论，皖籍南社作家存学救世的另一成就，表现在文言诗文创作方面。譬如女作家吕碧城[52]之作。这位21岁就出任天津女学堂总教习，留下大量直面现实人生的作品的女作家，以传统诗词的创作，表达了自己对新时代、新生活的向往，抒发了忧国忧民之心绪，具有一种时代赋予的英武之气。翻阅《吕碧城词笺注》，可见作家面对国家危难所抒写的女儿情志：

眼看沧海竟成尘，寂锁荒陬百感频。流俗待看除旧弊，深闺有愿作新民。江湖以外留余兴，脂粉丛中惜此身。谁起平权倡独立，普天尺蠖待同伸。[53]

走出国门她写瑞士冰山：

图画展遍湖山，惊心初见，仙境穷犹变。惟怕乾坤英气尽，色相全消柔艳。[54]

一派大自然的神奇惊悚。而她笔下的巴黎铁塔，则又是一种人间奇景：

……铸千寻、铁网凌空，把花气轻兜、珠光团聚……问谁将、绕指柔钢，作一柱擎天，近冲羲驭？绣市低环，瞰如蚁、钿车来去。[55]

与吕碧城同样活跃在清末民初文坛，并以文言写作取得丰硕成果的皖籍南社成员还有程善之。这位辛亥革命时《中华民报》的编辑，曾为孙中山秘书，1913年投身讨袁斗争，新文化运动中又倡导成立扬州学生会，声援北京五四学生运动。作为一位曾写作200余篇政论文章，并著有《清代割地谈》《宋金战纪》《印度宗教史论略》等学术专著的政治家，他在清末民初文坛上同时是令人瞩目的文学高手。1912年，他完成文言散文《倦云忆语》。这是一部堪与《浮生六记》媲美之作，“趋庭”一章记儿时事：

夏月炎暑，浴罢，趁晚风移藤榻庭前，铺大荷叶或蕉叶于地，余与诸侄辈，大者不及十二三，小者才三四岁，坐卧其上，裸袒匍匐，或作犬行凫趋，先君坐榻上顾之而乐。[56]

满篇融融暖意。“堕欢”写妻子之亡，凄惨动人：

一夕，姬忽能起，至余榻前，欲为余理发。余以非时，且病体不宜劳动，止之。姬含笑不答，余不得已，听其所为。栉讫，僵卧榻上，气恹恹欲绝，天明始苏。询夜来事，已不甚清晰矣。[57]

在此书序言中，胡朴安、寄尘兄弟称：

我们在许多的旧的文学作品中，只看见那一部《浮生六记》，似乎找不出第二部和《浮生六记》性质相同，而价值相等的作品来。其实不然，我们现在找到一部《倦云忆语》，他的性质正和《浮生六记》相同，他的价值只有高出《浮生六记》，决不会比他不如的……书中说到清末革命和清末学界的逸事，更足以供我们参考。[58]

柳亚子亦为此书题诗曰：

浮生六记沈三白，后有作者程倦云。多谢胡郎能拂拭，人间始识此奇文。[59]

1914年，程善之另有《短篇小说》问世，此后又推出《小说丛刊》《倦云忆语》《文字初桄》《儿时》《骈枝余话》《残水浒》《与臞禅论词书》《思李叟》《洪可亭先生家传》等。王钝根为《小说丛刊》作序时，称程善之小说：

怀抱非常之才，郁郁不得志，乃本其生平所阅历名山大川、人情世故，一一托于文章，激昂慷慨，褒贬劝惩，以抒写其胸中蕴积之气，而补救人心，启发知识之功，亦于是乎收焉。是岂寻常所谓小说家者所能望其功业哉！[60]

而《骈枝余话》也被时人称为“《聊斋志异》式的文章”[61]。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生活在拥有深厚传统文学底蕴，又屡屡得风气之先的徽商故土，皖籍南社成员在弘扬国学与开创新时代文化局面之间，常常提出独到之见。早在国学商兑会成立之际，面对南社诸人一片保存国粹的呼声，周祥骏首先发声，冷静地提醒主要发起人姚光：

吾辈若欲商兑国学，必须研究孔学真际，方能致用。若扬汉学之余波，袭宋学之皮毛，钞录数千条生僻史事，便自诩为史学专家，是犹航绝流断港而欲至于海也。有是理乎？[62]

他一再劝告大家努力超越旧式文人观念，为“孔学”填充入新的“质”，创造新旧融贯的时代文学，避免陷入“浅狭文人之恒态”：

盖实见夫今之文学家，率皆略变新法，半途辄止，故局促一隅，而弗克言谈微中。不惟因文见道之境，急切未能涉其藩篱，即欲指陈世故，阐扬节孝，亦多乏论断之才，而出言时谬。此等似是而非之弊，皆新旧未能融贯之故耳！纵有所作，仍是旧时浅狭文人之恒态，又安望其传世行远哉？[63]

可惜的是，周祥骏没有来得及完全展开自己的论述，就惨遭军阀杀害。此后，黄宾虹[64]也在《与柳亚子书》中说到自己的忧虑，认为近日中国学术：“蔽于时好者多，而误于泥古者亦复不少。”[65]与周、黄二人基本持同样观点的是程善之。他认为“国故之整理，一得之愚，以为宜先从历史着手”，但观察历史却应具备新眼光：

……其他崇帝王、贵圣贤、信灾异、说果报，皆有必需澄清淘汰者，此在消极方面也。若积极方面，近来五洲广远，金石发掘，远则墨西哥汉碑，近则敦煌秘笈，殷墟龟甲，凡可资考订者，诸如此类，材料极丰。又古代纪述，以政府为中心，故凡人民之生计，社会之习惯，限于体格，不能详述，而地图一项，简直无有。若以今日之眼光，其应搜罗增补者，不知凡几。倘能合群将五千年历史，重整一过，诚不朽之盛业。[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