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与路

俄罗斯19世纪上半叶的罗蒙诺索夫批评实际上是一场文学、社会历史论争。

在并不太长的评论生涯中，别林斯基对罗蒙诺索夫的持续关注贯穿于他的整个批评活动始终，同时他也在与不同观念、观点的争论和对话中发展着自己的罗蒙诺索夫论。在1834年的成名作《文学幻想》中，别林斯基已为罗蒙诺索夫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崇高地位定了位：俄罗斯文学“最初的试作总是软弱的失败居多。接着，忽然一下子，借用我们一位同国人的非常恰切的话，罗蒙诺索夫像北极光一样照耀在北冰洋的岸上。这个现象真是美丽而耀眼啊”[20]！“罗蒙诺索夫是我们文学的彼得大帝：我认为这是对他的最正确的看法。”[21]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对罗蒙诺索夫给予了高度赞赏，1840年发表了科学院本罗蒙诺索夫文集的简短书评，1843年发表了评波列沃伊的诗剧《罗蒙诺索夫》的书评，在1843—1844年间写的《文学语言的一般意义》中讨论罗蒙诺索夫同普希金之间的关系。1847年年初，别林斯基发表《1846年俄罗斯文学一瞥》，再次热情洋溢地对罗蒙诺索夫的意义作了阐述：“罗蒙诺索夫——俄罗斯文学的彼得大帝。”[22]别林斯基对罗蒙诺索夫的高度评价，激起了回应和争鸣。

在19世纪，第一个将罗蒙诺索夫置于文化分野中来展开详尽讨论的是尼·纳杰日金。1836年，他的长篇论文《俄罗斯文学中的西欧主义与民族性》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俄罗斯有没有自己的文学，有没有自己的文学生活？纳杰日金认为，教会—斯拉夫语恰好在俄语刚刚开始引进书写的第一阶段进入了俄国，这样生动的俄罗斯民间语言就只有在非常狭小的一角、在低俗的日常生活中才能存在。“在这样无序、大混沌般的混乱中，俄语出现在了罗蒙诺索夫面前。”[23]纳杰日金对18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文学的现状非常失望：“假如我是画家，我会给罗蒙诺索夫描绘一幅当时俄国文学的图景：穿着希腊司祭的衣袍，顶着硕大的哥特人的假发，戴着罗马人的帽子。”[24]由此，他开始了同别林斯基的争论：“俄罗斯文学编年史中的伟丈夫（即罗蒙诺索夫——引者注）拿这种语言有什么办法呢？罗蒙诺索夫绝非语言的改造者，因为他没有带给它任何新的东西。罗蒙诺索夫只是调和了令俄语四分五裂的各种对立的因素，赋予它有条件的和谐、互相配合和让步，正因为如此也就给了混乱以整齐的完整，在其中形成了人为的统一，给了它一幅正确的面孔。”[25]“这位伟丈夫对俄罗斯文学中争夺统治地位的三种对立因素是无能为力的。它们分别是，斯拉夫因素、教会烦琐哲学因素和德国因素。”[26]因为纳杰日金认为，整个俄罗斯文化都笼罩在“欧洲主义”之中，他尖刻地把俄罗斯文学中的“欧洲主义”解释为“德国神秘主义的花言巧语，英国上流社会时髦的刚愎自用，甚至还有意大利阉人的悦耳声音”[27]。总之，在纳杰日金的眼中，罗蒙诺索夫只是一个顺应俄罗斯文学和语言杂拌状态的一般诗人。因此他的结论是，俄罗斯有文学和文学生活，但它们受到了片面模仿的压抑，因此民族性也受到戕害。

1847年，康·谢·阿克萨科夫通过了学位论文《在俄罗斯文学史和语言史中的罗蒙诺索夫》，该文的学术路径与纳杰日金的文章近似，将罗蒙诺索夫置于俄罗斯文化、语言和文学的历史运动中加以分析。在第一章中，阿克萨科夫回顾了俄罗斯文学的发展道路，认为在文学乏善可陈的背景下，在诗歌只剩下民歌的状态下，“在诗歌领域应该出现一个人物。这个人物，这个天才，就是罗蒙诺索夫。这就是他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作为一种现象，这就是他对于俄罗斯文学的伟大意义。他结束了民歌时期，引领诗歌进入了新的天地”[28]。他在第二章中回顾俄语的发展史：教会—斯拉夫语垄断了俄语的书写，始源俄语则仅限于在口头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伟业成就了，语言变容了。1793年蓦地出现了罗蒙诺索夫的第一首诗颂，在前面所述的那些语言之后，突然之间，疲惫的耳朵因新的音响、闻所未闻的语词所震撼”[29]。阿克萨科夫认为罗蒙诺索夫的意义就在于，“在将俄语同教会—斯拉夫语区别开来，并将俄语从教会—斯拉夫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在赋予教会—斯拉夫语以特殊的地位的时候，罗蒙诺索夫将俄语提升到了很高的境界，将它同文学一起，提升到了共同书面语的境界”[30]。

他们对罗蒙诺索夫的评论研究，实际上在进行争论。争论的焦点，从表面上看是围绕罗蒙诺索夫与彼得一世的关系展开的。别林斯基破题，首先提出了罗蒙诺索夫是文学中的彼得大帝之说。在上述著作中，纳杰日金则与别林斯基“对着讲”：“人们常把他称为俄语的改造者，俄罗斯文学中的彼得大帝。窃以为不然。”[31]何以不然，从上面引文中可以看出，纳杰日金认为，罗蒙诺索夫在文学中未有彼得一世在国家里那截断众流、百业齐兴之革命性举动。纳杰日金对彼得一世本身是肯定的。他说彼得一世热衷于立事功，对语文之道不曾予闻，甚至很冷淡。“改革的天才（彼得一世——引者注）知晓民族精神坚不可摧的韧劲，知道总有一天它会夺回失去的权力，他带着对自我完善的高贵自信，带着同自己的欧洲兄弟无可争辩的平等感，这就能解释他对于属于俄罗斯的民族性，属于俄语的一切冷漠的态度。”[32]同别林斯基相比，他反而对罗蒙诺索夫有所贬抑，即认为他只是守成，并未创新。

在前述著作中，阿克萨科夫采取了与纳杰日金完全相反的策略：高度肯定罗蒙诺索夫在文学史和语言史上的贡献，但对彼得一世则多有责难：“彼得大帝之后的时期出现了新的片面性，可怕的片面性，民族走极端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完全抛弃了自己的历史、文学，甚而至于语言。一个以外国人名来命名的城市，一个建在异国人的岸边，同俄罗斯的历史记忆没有任何关联的城市，成了我们的京畿。”[33]阿克萨科夫是斯拉夫派的领袖人物，其基本历史观念是：人民（土地）与国家（政权），这两种力量在西方是混乱的，在俄罗斯，彼得一世改革之前，人民和国家是和谐并存的，到了彼得一世时期，贵族和知识分子脱离人民，国家开始压榨“土地”。[34]因此，阿克萨科夫对彼得面向西欧的改革充满了忧虑，他陷入悖论：一方面他否定彼得，另一方面对罗蒙诺索夫却给予高度肯定。他没有足够的材料和学力来反驳罗蒙诺索夫近似彼得一世论，但为避免暴露悖论，他采取了顾左右而言他之术：对罗蒙诺索夫创作的充满欧洲文化内涵的作品，他视而不见，却另做文章，以示罗蒙诺索夫同彼得一世的分别：罗蒙诺索夫“很快发现了彼得功绩必不可免的片面性、必不可免的片面方向——这功绩的外在形式和结果。他看到，假科学之名，外国的东西压倒了俄罗斯的东西，看到如此这般地描写德国人，以便向俄罗斯人解释俄国的历史；看到在一切领域德国帮如何占了上风。罗蒙诺索夫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作为俄罗斯大地伟大的儿子，他奋起反抗这种片面性，在其自然进程如此强劲之时。……罗蒙诺索夫将对教育和对俄罗斯之爱相结合，将恶毒的诅咒抛向自己的敌人——在俄国的德国人，为了俄罗斯，为了她的教育，他展开了始终不渝、残酷无情的斗争，这一切在他的大量书信中是表露无遗的”[35]。接着，他大量摘录了罗蒙诺索夫书写中对科学院的德国同行的指摘。于是乎，抑彼扬罗就显得不太乖谬了。

别林斯基的《1846年的俄罗斯文学一瞥》与阿克萨科夫的前述文章几乎是同时发表的，但他们的观念似乎是在激烈交锋。别林斯基是从回应前面提及的纳杰日金质疑开始自己的论述开始的，他先承认对方的观点不无道理：“罗蒙诺索夫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如同彼得大帝对整个俄罗斯的影响一样：文学久久地沿着他指引的道路前行，可是最后突然摆脱他的影响，走上了一条罗蒙诺索夫本人不可能预见、不可能预感的道路。他给文学提供了书面的方向，这是模仿的，因而显然也是没有结果的、没有生命力的，自然也是有害的方向。这是真话，但它无论如何也不能抹杀罗蒙诺索夫的伟大功绩，不能剥夺他俄罗斯文学之父的权利。”[36]在别林斯基看来，对彼得大帝的误解，是误解罗蒙诺索夫的内在原因：“我们文学中的旧教徒不正是这样谈论彼得大帝吗？他们的错误不在于他们谈论彼得大帝及他所创建的俄国，而在于他们由这个结果所得出的结论。据他们看来，彼得的改革毁灭了俄国的人民性，自然也就毁灭了生活的全部精神，因此俄国的拯救除了重新返回科什金时代的高贵的宗法制，别无他途。”[37]在正面回应了斯拉夫派等批评家的质疑后，别林斯基再次阐发了罗蒙诺索夫对西欧文学的借鉴和模仿的意义：“他人的，从外在获取的内容，不管在文学中，还是在生活中都无法掩盖缺乏自己的、民族的内容这个事实，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以转化到它的内部，正如人摄取的外来的食物可以在他身上再生出血肉，成为支撑他的力量、健康和生命的东西。我们不打算阐发在彼得一世所创建的俄罗斯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也不打算阐发罗蒙诺索夫所开创的俄罗斯文学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这一切已经做了，而且正在做，这是历史事实，其正确性是显而易见的。”[38]针对斯拉夫派对彼得一世和罗蒙诺索夫模仿的诟病，别林斯基作了如此有力的回击。

上述三位批评家如此辨析罗蒙诺索夫与彼得一世的关系，如此热烈地讨论罗蒙诺索夫的文学之外的意义，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从文学与文化思潮的关系看，这实际上是斯拉夫派同西方派的一次交锋。19世纪30—40年代正是俄罗斯思想界的两大流派——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形成的时期，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争论的焦点是，俄国应走什么道路，谁是主导力量。斯拉夫派认为，彼得之前的俄国是村社和宗法制的理想时代，必须纠正彼得一世对俄国生活的歪曲。西欧派高度肯定彼得一世的作用，认为他把东方的俄国带上了西方的发展道路。[39]阿克萨科夫是斯拉夫派的主将，别林斯基则是青年的西方派领袖。他们既是好友，也是论敌。围绕果戈理的《死魂灵》，他们争论激烈，互相指名道姓地指摘对方。在关于罗蒙诺索夫的争论中，他们则隔空过招，针锋相对。因为作为斯拉夫派，阿克萨科夫反对彼得一世时代所形成的学习西方的精神，他特地强调罗蒙诺索夫同德国派的斗争；与之相对，别林斯基则强调，外来的东西“可以转化到它的内部”。纳杰日金则当了骑墙派，他既讨好西欧派，对彼得一世多有肯定；又在文章的末尾打出斯拉夫派旗号：“我们的教育筑基于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这三个概念在文学中可以合而为一。只要我们的文学是东正教式的、专制制度式的，她就是人民的。”[40]

从文学与社会思想的关系来看，这里实际上承载着对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的思考。在19世纪前50年的俄罗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具有特殊的、超越文学的功能。由于当时的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对人民的压迫，更由于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的政治高压，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成了探索民族和国家发展道路的唯一途径，正如赫尔岑所说：“凡是失去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学是唯一的讲坛，可以从这个讲坛上向民众倾诉自己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在这样的社会中文学的影响获得了西欧其他国家所已丧失的规模。”[41]综合这两点，可以看出，对19世纪上半叶罗蒙诺索夫的批评，实际上成了探索俄罗斯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一个特殊平台，批评家们既指点文学，又借题发挥展开了对未来发展道路的争论，这就表征了最典型的俄罗斯文学评论模式——社会历史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