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关于行记起源问题的讨论

行记体式的定型有一段漫长的过程，这主要与人们的出行意识与出行动机有关，当人们远足旅行，体验到完全不同的地理、风土、人情或出于政治目的的考量时，就有了记录“异域”的必要，这自然会催生行记的产生。先秦之时，出行极为困难，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多半限于诸侯国，但是人们对诸侯国之外的世界也有强烈的兴趣，开始记录真正的“异域”。我们以为，行记在先秦的起源主要有两途：一是行人或史官的记录，二是来自人们对“异域”世界的想象或真实的记录。

一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先秦史官传统与旅行记录

先秦史官的职掌很复杂，保存典籍是其主要职责所在，所谓“史载笔”[2],“左史记言，右史记事”[3]。周代之前，记事之职多由巫觋担任，司卜之人便是史官，他们除了记载卜筮之事外，也记载其他一些重要的事务。胡厚宣说：“史官起源于巫，原为殷商甲骨占卜活动中从事书契以及保管卜辞之人。”[4]陈梦家说：“卜辞卜、史、祝三者权分尚混合，而卜史预测风雨休咎，又为王占梦，其事皆巫事而皆掌之于史。”[5]两位先生根据卜辞材料道出了商代史官的特点。到了周代，史官的建制趋于细化，《周礼》中所记的史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不仅职责划分更为细密，而且职掌范围进一步扩大。除了这些以“史”命名的史官外，其实有很多职事官也与史官关系紧密。关于这一点王国维早已指出，他说：“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6]我们只要仔细翻检《周礼》，就会发现的确有很多职事官受到了史官文化的影响。下面我们所讨论的行人、土训、诵训以及职方氏也受到史官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们的记录与史官相比范围有所缩小，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古代的文章起源于上古史官的记事、记言，实用功能是最主要的。后世的一些应用文体多源自先秦，行记也不例外，源于古人对出行的记录。出行对于古人来说极其重要，所以一些重要的出行一定会被记录。先秦时期尚没有个人的出行记录，起初的远行记录多是由政府完成的。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他们获取外界真实可靠信息的最主要途径就是旅行。我们以为，行人、土训、诵训以及职方氏的记录与行记之间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故此进行讨论。

《周礼·秋官》记载了“大行人”和“小行人”之官，他们主要负责宾客接待方面的事宜，其中“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7]。以文字的形式记载相关宾礼之事是小行人的重要职责，而且小行人也负责接待对方的使者或出使他邦，他们往往利用这种职务之便，一方面从对方使者口中获取一些情报或采录一些异闻，另一方面也记录旅行中的所见所闻，以供政府参考或广博人们的识见。他们的职责相当于后来的鸿胪寺，记录异风异俗也是其本职工作。据《周礼》记载：“及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悖逆暴乱作慝犹犯令者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凡此五物者，每国辨异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贾公彦疏曰：“此总陈小行人使适四方，所采风俗善恶之事。各各条录，别为一书，以上报也。”[8]小行人将出使时所见“风俗善恶之事”记载于书，上呈于王，以便王熟知天下之事。可见，记载“异地”风俗的传统，古已有之，而且这一书写传统专门由“行人”担任。刘歆《与扬雄书》:“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逌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代语、童谣、歌戏，欲颇得最目。”“今圣朝留心典诰，发精于殊语，欲以验考四方之事，不劳戎马高车之使，坐知傜俗。”[9]从一些古代典籍中了解“四方之事”已然成为一种惯常做法。而行人所作典籍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扬雄《答刘歆书》:“尝闻先代輶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无见之者。独蜀人有严君平、临邛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翁孺与雄外家牵连之亲。又君平过误。有以私遇，少而与雄也，君平财有千余言耳。”[10]此段记录虽说的是扬雄方言资料的来源情况，但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先代輶轩之使对四方之事的记录，扬雄只是择取了其中的方言资料。孙诒让在解读刘歆与扬雄这段话时说：“輶轩之使即行人，此五物之书（按：前引 ‘及其万民之利害……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等五书）即輶轩使者奏籍之书也。盖大则献五物之书，小则采诗及代语童谣歌戏，与大行人属象胥谕言语、协辞令，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事略相类。”[11]可见，行人对四方之事的记录是多方面的，采诗、求取歌谣等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行人在出行过程中的出行记录也被编订为相应的书籍，以供参考。或者行人的记录被史官所采，行人之官以文字的形式上报出行中的所见所闻，最后由外史总编为一书，《周礼·春官·外史》:“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按：志为 ‘记’之意），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12]后代专门的行记与先秦行人的出行记录相比，内容方面已多有相似。虽然我们还不能将这些行人的记录归于行记，但这些记录无疑是行记的滥觞。

行人对四方之事的记录与掌握，与其出行的实践是分不开的，正因为他们见多识广，故人们需要了解四方之事，多求于行人。《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13]公孙挥与子羽，皆为行人，有丰富的知识。再如吴公子季札作为聘使更是博学多才，令人叹服。行人不仅有丰富的知识储备，而且也有很高的文采，中国文学的发生与行人之间有莫大的关系，刘师培《论文杂记》言：“诗赋之学，亦出行人之官。”[14]又说：“行人承命以修好，苟非登高能赋者，难期专对之能矣。”[15]确实如此，我们也可以从《左传》中的一些行人辞令以及引诗、用诗等情况看出行人极高的文学修养。这种文学修养的形成显然与他们出行中的见闻有关。古采诗之传统，也多由行人担任，《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16]行人的出行实践确为文学发展提供了契机，刘师培说：“然屈原数人，皆长于辞令，有行人应对之才。西汉诗赋，其见于《汉志》者，如陆贾、严助之流，并以辩论见称，受命出使。是诗赋虽别为一略，不与纵横同科，而夷考作者之生平，大抵曾任行人之职。东汉以后，诗赋咸以集命，为行人者，以诗赋与邻境唱酬，亦莫不雍容华国。”[17]我们所引材料虽然讲的是行人的采诗传统，但是这些材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行人出行实践中对于“异闻”的采录，诗只是其出行记录的一个方面。屈原的《哀郢》《涉江》《抽思》《远游》等纪行辞赋之作，极有可能也先有简单旅行记录，后才有文学的加工。刘师培说：“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均骋辞之作也，聚事征材，旨诡而辞肆。”[18]行人的博学多闻与汉赋“逞才”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汉魏以来纪行赋的繁盛，也多与赋作者远行的见闻相关。虽然纪行赋与行记文之间还有相当的差距，但是一些纪行赋作者有旅行记录，应该不是偶然的。陆贾分别于汉高祖十一年和汉文帝初两次出使南越，《汉志》记录了陆贾的赋作三篇[19]，他又有《南越行纪》的行记之作。

在《周礼》中对“四方之事”的记载行人并不是唯一的，还有一些官职也记载“四方之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土训、诵训、职方三职，《周礼·地官·土训》:“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王巡守，则夹王车。”郑玄注：“说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20]土训掌地图，熟知九州地理形势，并了解四方土地所出，以为王求。《周礼·地官·诵训》:“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则夹王车。”郑玄注：“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21]此官记四方之事，让统治者周知远方之事，其主要职责则是察四方风俗。 《周礼·夏官·职方》言：“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22]清人于鬯以为，“职方”即“识方”，意谓“识四方”，他对这一词有详细可信的解释[23]。职方氏之职与行人之职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也有记载四方的传统，孙诒让指出：“‘及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者谓若职方氏掌辨邦国之人民，周知其利害，及山师川师所辨，皆为一书也。”[24]正道出了职方氏与行人书写出行记录相同的一面。从上所引文可以看出，不光是职方氏与行人的职掌有所重复，土训、诵训也有类似的情况。行人、职方氏、土训、诵训对四方之事的记载至少说明，周代是非常重视远行中的所见所闻的记录。他们所记内容多及山川、地理、形势、风俗，与行记关注的重点极为类似，这些记录对后世行记体式应当有很大影响。

后世的出使交聘行记多承先秦官方“四方之记”的遗风，备采山川、地理、风俗，或为政府提供情报，或备后人出行借鉴，或广博异闻，成了记录“异邦”重要的著作，尤其是宋与契丹、金等交往频繁，相关的交聘行记创作达到了高峰。先秦的出行活动多由官方主导，所以出行记录之书也是官书，我们从《周礼》中可以知道一些梗概。此时人们对整个世界的了解还相当局限，以整个“天下”为“我”有，官方出行人员出行所记也多是邦国之内的事，即使有一些异域之事的记载，也多掺杂想象。从著作体例来讲，先秦关于旅行的记录并不是独立的，往往融合在其他文体中。行记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体，在先秦时期还处于孕育阶段，其源头也只能从其他文献中去追寻。

先秦时期的旅行记录，无疑是受史官传统的影响。史官从最初的设置到形成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他们经历了从巫史一家到逐渐独立的过程，在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国自古就有“大事”必书的传统，出行记录是史官书写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他们之所以有所选择地记录，并不在于述往事，而在于思来者，正如司马迁所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25]行人、职方氏、土训、诵训等对四方之事的记录，是在出行实践的基础上，采录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信息加以记录。清人潘振说：“穆王既闻《史记》之要戒，天下之形势民物，不可以不知也。此《周礼·夏官》下篇，亦命史录之，以时考览，故次之以《职方》。”[26]此处虽说的是《职方》的编录，但其他如行人、土训、诵训等所记四方之事也是出于此理，与史官文化密不可分。后世行记最初的动机也是记载天下形势，采录异风异俗，为国家和个人提供参考，其内在精神与史官文化一致。

二 《禹贡》《山海经》与《穆天子传》

《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自古以来争议很多，历来对这些书产生的年代、作者、性质等关键性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众说纷纭，令人眼花缭乱。但无论如何它们都受到了先秦史官传统的影响，且记载的内容和写作体式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行记之间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将它们放在这里讨论，目的就是追溯它们与后世行记之间的某种关联。

（一）《禹贡》

《禹贡》一般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地理书，出自《尚书》，是《夏书》中的一篇，主要记载的是夏禹治理水土、任土作贡的事迹。《尚书》以记言为主，其中的《禹贡》假托大禹所作，却是《尚书》中为数不多的叙事之作，文字平易简古，以“禹迹”为基本线索来构建天下图景，向来被认为是纪事的典型之文。宋人王柏：“《尧典》《禹贡》此史官叙事之文也。”[27]王世贞：“《禹贡》千古叙事之祖。”[28]汪瑗在评论《哀郢》的叙事之法时说：“瑗尝谓此文似一篇游山之记，盖有得乎《禹贡》纪事之法，但脱胎换骨，极为妙手，非后世规规模拟者比也。”[29]道出了屈原纪行之作《哀郢》对《禹贡》叙事之法的继承和突破。其实，不仅是《哀郢》对《禹贡》的纪行之法有所继承，后来的一些行记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禹贡》的影响。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把“叙事”门类分为二体，其中“有纪一事之始终者，《禹贡》《武成》《金縢》《顾命》是也。后世志记之属似之”[30]。确实，《禹贡》开启了后世纪事之文的先河。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禹贡》是如何叙事的。《禹贡》全文以禹的行迹为线索来叙事，故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31]以“禹迹”画九州，以禹所见所闻所通之道为本，根据各地风土之异，确定贡道与贡赋差等，划天下为九州。其中的一些叙事线索与后世行记的叙事方式一致。《禹贡》总的来讲是叙述九州山川地理的，而在叙述中却是以“行踪”为线索的。《史记》载：禹“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馀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32]。我们可以通过这段文字看到禹极为艰辛的行程，而《禹贡》正是在这一行程中完成地理、土贡等方面的记载的。宋人王应麟早就注意到了《禹贡》中的“行踪”线索，他在《困学纪闻》引《大传说略》孔子言：“《禹贡》可以观事”[33]，这里的“事”无疑就是禹行九州，画土作贡之事。王氏以为《禹贡》是《尚书》中叙事的典范，而且他还说：“叙事当以《书》为法。”[34]后又言：“王景文谓 ‘文章根本在六经’。张安国欲记《考工图》，曰：‘宜用《顾命》。’游庐山，序所历，曰：‘当用《禹贡》。'”翁元圻作注引王景文《为张安国集序》:“岁丁亥，追游庐山之间，讫事，将裒其所历序之，公曰：‘何以？’某曰：‘当用《禹贡》。’公益动。”[35]王应麟认为“游庐山，序所历”应该以《禹贡》为参考，说明《禹贡》对后世游记、行记等“序历”作品的示范作用，其实也无意中道出了行记的源头。我们且引其中的一小段来看：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厎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36]

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大略看到禹的行踪：冀州—壶口—梁—岐—太原—岳阳—覃怀—衡漳—恒—卫—大陆—岛夷—碣石—河。文中记行程，也记土贡，有清晰的线索。综观《禹贡》全文其实都是按照这种模式来写的。作者的写作笔法也以纪实为主，很少有玄怪之记。不管是从行踪的描写还是从写作的笔法来看，都与后世行记颇多相似之处。从写作内容来看，也为行记开创了纪实的道路。顾颉刚、刘起釪说：“《禹贡》篇开了征实的一派，后来班固作《汉书·地理志》、郦道元作《水经注》以及唐宋以下的许多地理专著，没有不把《禹贡》作为主要的引申和发展的对象。”[37]地理著作确实引申和发展了《禹贡》的写作模式，但是我们以为行记也是《禹贡》的引申和发展。

（二）《山海经》

对于《山海经》一书，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近世学者讨论颇多。传本《山海经》凡十八篇，分为《五藏山经》五篇、《海内经》四篇、《海外经》四篇、《大荒经》四篇、《海内经》一篇[38]。而关于《山海经》性质的判定，古来争议极多，《汉书·艺文志》将其归为“刑法家”,《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等书以为其是“地理书”,《四库全书总目》等又将其归为“小说之最古者尔”。鲁迅认为《山海经》所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人亦有增焉”[39]。后世学者多认可这一观点，从《山海经》的记载内容来看，这样的判断大致不误。当然，上古时期巫史不分，巫书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有史书的性质，经陈梦家考证：“祝即是巫，故 ‘祝史’、‘巫史’皆是巫也，而史亦巫也。”[40]所以，《山海经》无疑受到了史官文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地理认识，将其完全定为小说也是不妥的。袁世硕对《山海经》的论述较为中肯，他说：“《山海经》开语怪之先河，固然是不刊之论，却不能以其所记 ‘百无一真’及其对后世文化之影响，判定其性质为小说，不能否认其书之产生正反映了上古先民对其所生存的地理环境的求知之心，以及那种混合着主观臆想的、在后世文明人看来是荒诞的表述，就是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地理学从不真实到真实，是要随着人的活动范围的扩展、认识手段的丰富、知识的积累，方才逐渐做得到的，要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这个角度说，古人将《山海经》列于 ‘地理书之冠’，未必不允当，今人作地理学史，恐怕是不能弃之不论的。《四库全书总目》深以为非，断然归入 ‘小说家类’，倒是反历史主义的。”[41]所以，《山海经》虽是巫书，其中很多地理描写依然是时人对周围世界的真实认识。从书写模式来看，受史官文化的影响较大。《山经》和《海经》的叙事模式有很大的差异，前者“行”的线索更为明确，而后者由于缺乏道里的记载，在“行”的线索上显得较为模糊。后世的行记的写法，也受《山海经》的影响，通过述道里，叙行程将整个文章串联起来。只不过后世的行记更多是实录，“语怪”少。

要讨论《山海经》的“述行”性质，我们要先从《山海经》的“经”字说起。清人郝懿行说：“经，言禹所经过也。”[42]袁珂说：“《山海经》之 ‘经’，乃 ‘经历’之 ‘经’，意谓山海之所经，初非有 ‘经典’之意。《书·君奭》: ‘弗克经历。’注：‘不能经久历远。’此 ‘经历’连文之最早者也。《孟子·尽心下篇》: ‘经德不回。’注：‘经，行也。’犹与 ‘经历’之义为近。”[43]后有人根据郝懿行、袁珂等人的理解作了进一步发挥，如郭世谦《山海经考释》认为：“‘经’字当从《释名》训‘径’，如所谓 ‘海外南经’就是所谓 ‘海外’之南方的路径。所谓 ‘南山经’就是南方之山的路径。‘南次二经’就是南方的第二条路径。”[44]综合《山海经》的内容和叙述模式来看，将“经”解释为“径”，确实比较符合实际。我们下面节略了《山海经》卷二“西山经”一段记录：

西山经华山之首，曰钱来之山，其上多松，其下多洗石。……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又西六十里，曰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鸟兽莫居。……又西八十里，曰小华之山……又西八十里，曰符禺之山，其阳多铜，其阴多铁。……又西六十里，曰石脆之山，其木多棕楠，其草多条……又西七十里，曰英山，其上多杻橿，其阴多铁，其阳多赤金。……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其上多乔木，其阴多铁。……又西百二十里，曰浮山，多盼木，枳叶而无伤，木虫居之。……又西七十里，曰羭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又西百五十里，曰时山，无草木。逐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中多水玉。……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上多丹粟。……又西四百八里，曰大时之山，上多榖柞，下多杻橿，阴多银，阳多白玉。……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冢之山，汉水出焉……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帝之山，上多棕楠，下多菅蕙。……西南三百八十里，曰皋途之山，蔷水出焉，西流注于诸资之水。……又西百八十里，曰黄山，无草木，多竹箭。……又西二百里，曰翠山，其上多棕楠，其下多竹箭……又西二百五十里，曰騩山，是于西海，无草木，多玉。[45]

《五藏山经》都是按照这个模式来写的，上所引“又西……又西……”方位加里程的写法，实也是后世行记的写法。《西山经》以西山作为叙述的起点，然后依次向外延伸，完全是按照行程的推进来写的。整个《山经》都是按照这种模式来写的，既记载道路的走向及方位关系，也记载里程。《山经》总体来看更加接近行记的写法。而《海经》的叙事风格与《山经》又有很大区别，主要以方位为参照，与后来的地记有几分近似，“行”的线索并不明显。

可以说，没有“行”就没有《山海经》，历来的研究者都很注意这一点。《列子·汤问》:“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46]清四库馆臣以为，这里说的就是《山海经》，该书是大禹行旅所见之记录[47]。王充在《论衡·别通》中说：“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使禹、益行地不远，不能作《山海经》。”[48]认为如果没有禹、益的远行就不会有《山海经》。赵晔《吴越春秋》亦云：禹“遂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理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49]。刘秀（歆）《上山海经表》更加详细地论述了《山海经》创作的缘起，他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50]禹、益等人循行四方，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定山川，记异物，整个事件以行踪为线索向前推进。事实上，将刘秀（歆）的这段论述放在《禹贡》也是合适的。这一方面说明《山海经》与《禹贡》内容上的相似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其叙事模式上的相似性。

司马迁云：“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51]反映出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也提醒我们读《山海经》时应持有的谨慎态度。但是，从这部书的创作体例来看却对后世有借鉴作用。我们在此将此书作为行记的起源来讨论，就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

（三）《穆天子传》

《穆天子传》（以下简称《穆传》）是西晋初年汲冢所出，是叙写周穆王巡行的一部先秦古书[52]。与《山海经》《禹贡》相比，《穆传》的行记特征更加明显，不仅有了行记之名，而且在写法上与后世行记已无太大差异，只不过其中玄想虚构的成分较多，所以将其判定为行记体的小说比较符合实际。与《禹贡》《山海经》一样，此书受史官文化的影响极大，是否出自史官之手尚不可知。《穆传》出土后多数研究者以为西周史官之实录，《隋书·经籍志》:“晋时，又得汲冢书，有《穆天子传》，体制与今起居注正同，盖周内史所记王命之副也。”[53]将《穆传》列在“起居注”类，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等延续了这种做法。《宋史·艺文志》将其列为“别史类”,《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则将其列在“传记”类。但是，明清以后学者多有怀疑，如《四库全书总目》以为其“实则恍惚无征，又非《逸周书》之比，以为古书而存之可也，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今退置于小说家，义求其当，无庸以变古为嫌也”[54]。近世以来，说法纷纭，歧见更多。事实上，《穆传》确实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但其中又多掺杂想象。我们以为，将其定位为历史小说比较能够反映此书的真实情况。认为此书出于史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钱锺书在论及《左传》的叙事时有一段话，值得我们借鉴，他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55]钱先生虽然说的是《左传》中的虚构与臆造，其实很多古书都有这样的特点，前面我们论述的《禹贡》《山海经》以及这里论述的《穆传》其实都与“史”相通。《隋书·经籍志》以为《穆传》是“周时内史所记”，此书内容的真假且不多论，但其写作方式完全承袭了史书，认为其出自史官有一定的合理性。

今本《穆传》为六卷，前四卷记录了穆王从宗周出发，巡行西域，后又回到宗周再到南郑的过程，这一过程始终以行程为线索。《穆传》将事件以干支纪日串联起来，以人物为中心来组织材料，形成了前后连贯的、情节完整的叙事模式。人物的行走路线是本书的主线，所有的活动都是在行走的过程中展开的。与《左传》相比，《穆天子传》改变了以事件为中心的编排模式，全书以人物的行程为主线展开叙事，与后来的行记也并无区别。晋时将《穆传》题为《周王游行》或《周王游行记》，正是基于其纪行的特点。孔颖达引王隐《晋书·束皙传》:“《周王游行》五卷，说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谓之《穆天子传》。”[56]《郡斋读书志》:“《穆天子传》六卷……郭璞注本谓之《周王游行记》。”[57]由此可知，《穆传》最初被编校时还有一名为《周王游行记》。我们以为，之所以这样命名，除了此书所具有的鲜明的“行游”特征外，与行记这类体式在晋时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汉时已经有了《出关志》《南越行纪》《西域诸国记》等行记作品，并且也有了“行记”[58]之名。晋以后，行记的创作出现了第一个高潮，这类著述也渐成规模。晋时将《穆传》命名为《周王游行记》看似偶然，其实是行记不断发展的结果。《穆传》可以将其看成周穆王的传记，但是其最主要的活动是在旅行的背景下完成的，所以将该书命名为“行记”却更能够突出主题。

《穆传》记载的真实性我们姑且不论，但这种撰写的体式对行记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节略其中的一段记述来看，卷一：

戊寅，天子北征，乃绝漳水。庚辰，至于□，觞天子于盘石之上，天子乃奏广乐。……癸未，雨雪，天子猎于钘山之西阿。……乙酉，天子北升于□，天子北征于犬戎。……庚寅，北风雨雪。……甲午，天子西征，乃绝隃之关隥。……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辛丑，天子西征，至于人。……癸酉，天子舍于漆泽，乃西钓于河，以观□智之□。甲辰，天子猎于渗泽。……丙午，天子饮于河水之阿。……戊寅，天子西征，鹜行至于阳纡之山。……癸丑，天子大朝于燕然之山，河水之阿。……乙丑，天子西济于河。己未，天子大朝于黄之山。[59]

我们通过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穆王的出行以干支纪日，这显然是受编年体史书的影响。同时，其中有明显的行程记写，如穆王的行程就是通过征、绝、至于、行、济等动词来表现的。《穆传》除了纪日、纪行，还纪事，如上文所引“奏广乐”“猎钘山”“钓于河”“朝于燕然”“朝于黄山”就是其中的一些事件。以此观之，《穆传》已经完全具备了行记的叙事特征。从它的书写体例来看，具有编年与纪传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有这样一段话：“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荀悦又改纪传为编年，刘知幾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其不列为正史者，以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则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故姑置焉，无他义也。今仍搜罗遗帙，次于正史，俾得相辅而行。《隋志·史部》有《起居注》一门，著录四十四部。《旧唐书》载二十九部，并《实录》为四十一部。《新唐书》载二十九部。存于今者，《穆天子传》六卷，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而已。《穆天子传》虽编次年月，类小说传记，不可以为信史。”[60]此处讲的是纪传与编年的史学传统问题，虽将《穆传》排除在信史之外，但是也肯定了其写法具有纪传与编年的二重性质，“编次年月”是其编年性质，“类小说传记”是其纪传性质。《四库全书总目》又说“《穆天子传》旧皆入起居注类，徒以编年纪月叙述西游之事，体近乎起居注耳”[61]。对《穆传》的体式做了进一步的定位。综观后世的行记之作，受到了编年与纪传两种书写体式的极大影响。后来的一些僧人行记多受传记的影响，而从唐代中后期到宋代，行记多受编年体的影响，日记体行记的勃兴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穆传》与《禹贡》《山海经》相比，不管是在记述风格，还是记述方式，都与后世的行记更加接近，将其看作行记源头之一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行记的源头应该在先秦，当然这个源头不是唯一的。从大的方面来讲，行记的产生受到了先秦史官文化的影响，“大事必书”的传统使人们对“远行”这样的大事会有所记录，而且在国家的职官系统中也有具体的一些职事官来记录“远行”，如行人、职方氏、土训、诵训等都有记录“远行”的历史。从更加具体的层面来看，我们以为《禹贡》《山海经》《穆传》等先秦典籍也是行记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