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本学界的大江健三郎研究

自20世纪50年代末登上文坛以来，围绕着大江健三郎的，就是一些经过大评论家圈定后被众多评论者和读者所接受的名词，如60年代和70年代是“战后文学的继承人”、“战后民主主义作家”、“政治与性”、“想象力”、“核时代的危机”等，进入80年代以后，这些词汇又变成了“森林意识”、“灵魂拯救”、“与残疾儿的共生”、“文学的方法化”等。如果对大江文学的研究和评论做一个史的回顾与概括，不难发现，日本研究界针对其创作活动的研究在时间上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奇妙的工作》(1957)到《个人的体验》(1964)之前。1957年，大江健三郎以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和短篇小说集《死者的奢华》在日本文坛闪亮登场，并获得芥川文学奖，也引起了荒正人、平野谦等大评论家和读者们的广泛注意。但他最初仅被评论界视为众人中的一员，未受到特别关注，也没有出现单独的评论文章。评论界几乎都是将其与石原慎太郎、开高健一起作为新一代作家的代表来看待。1960年年初开始出现研究论文，评论者先是关注其独特的感受性，集中于“意象”，认为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为日本战后文坛吹进了一股新鲜气息。此后关注小说与现实生活的乖离、寓言性。短篇集《死者的奢华》(1958)发表后，批评的关键词是“监禁状态”，《我们的时代》(1959)发表后，则变成了“性”、“性与政治”。小说问世后，遭到评论界和读者的一致否定和批评。对此，大江写下了大量随笔和评论进行反击。“性”、“性与政治”等既是大江自评自作时的用词，同时又被否定、批评的一方原封不动地“拿来”。总之，对大江健三郎的“性”文学，当时批评意见占了主流。

第二阶段是从《个人的体验》(1964)发表到《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1976)之前。60年代中后期，《个人的体验》(1964)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的发表，使大江健三郎再一次成为评论界瞩目的焦点，特别是全随笔集《严肃的走钢丝》(1965)及《大江健三郎全作品》(全六卷，1966—1967)的出版，使更加全面地把握大江的小说、随笔等多种文学样式成为可能。开始出现系统研究大江健三郎的专著，如松原新一的《大江健三郎的世界》(1967)指出，大江健三郎初期的作品亦有青年人积极对抗封闭状况的一面，认为《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开拓了现代文学的可能性。篠原茂的《大江健三郎》(1973)概述了大江健三郎结合自身体验与时代状况以“性”捕捉现代社会“疯狂”的创作特质。片启治的《大江健三郎——精神地狱的行走者》(1973)则探讨了时代状况与大江健三郎小说结构的关联。学术杂上也开始刊登大江健三郎特辑。如1968年第2期《三田文学》的《特辑·大江健三郎》、1969年第9期《国文学解释与鉴赏》的《特辑·战后一代的文学——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吉本隆明——》、1971年第1期《国文学解释与教材研究》的《特辑·江藤淳与大江健三郎》、1971年第8期《国文学解释与鉴赏》的《特辑·70年代的政治与性——大江健三郎》、1974年第3期《尤里卡》的《特辑·大江健三郎——神话世界》等。60年代中后期，正是“内向的一代”在日本文坛崭露头角的时期，“政治与文学”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时期评论的关键词。由于大江健三郎颇多政治性及社会性的言论，所以受到注意和批评乃至责难的程度也要远远超出其他作家。

第三阶段是《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1976)之后的70年代后半期。随着小说《替补跑垒员调查书》(1976)、文学评论集《小说的方法》(1978)、小说《同时代游戏》(1979)相继出版发行，评论界不约而同地将大江健三郎看作是“方法的作家”，并将评论的焦点放在大江健三郎的“方法”上。另外，大江健三郎常用的诸如“结构主义”、“中心与边缘”、“俄国形式主义”、“魔幻”等用词，也多与大江健三郎的名字一起，出现在这一时期的评论当中。当然，对大江的“方法”进行批评的评论也不乏其数，其中既有对结构主义本身的批评，也有对大江关于结构主义的理解的批评。川西政明的《大江健三郎论——未成之梦》(1979)为此期最重要的成果，评论了从《个人的体验》到《洪水涌上我灵魂》的“人类救赎”主题，认为大江健三郎文学风格因残疾儿的诞生而转变，并呈现出开放性。

第四阶段是《现代传奇集》(1980)发表之后至80年代末。这一阶段《倾听“雨树”的女人们》(1982)和《新人呵，醒来吧》(1983)等短篇小说集相继出版。由于所收作品的内容大都会使人联想到大江自身的生活，所以很多评论都将其归为“私小说”的范畴。然而，当时文艺杂志的评论，似乎很少从正面谈论作品，而在非文艺杂志上，开始出现对大江小说的评论，如笠井洁的《球体与龟裂——大江健三郎论》就刊登在《季刊思潮》(1989年1月—1990年4月)和《情况》(1995年8、9月)等非文学杂志上。而学术性的研究论文在学术杂志上的出现，也是始于这一时期。只是，当中承袭大江自己的言论及文艺杂志评论的研究论文较为普遍。这一时期有专刊《大江健三郎——解读神话性宇宙》(《国文学》1983年第6期)，甚至出现了篠原茂的《大江健三郎文学词典》(1989)。黑古一夫的《大江健三郎论——森林思想与生存原理》(1989)以“森林思想”与“乌托邦思想”统领全篇，并认为“森林思想”贯穿了大江健三郎文学。

第五阶段是进入90年代后，大江健三郎的“封笔”宣言与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促成了研究高潮。以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契机，杂志、报纸、电视等多元媒体的介入，使得关于大江及其作品的评论现出空前活跃的态势。出现了一些专刊特辑与研究专著。柴田胜二的《大江健三郎论——地上与彼岸》(1992)梳理了大江健三郎小说的创作脉络，从“状况与自己”、“朝向彼岸的立场”和“共同体与他者”三个方面追溯了大江健三郎小说主题变化的轨迹，探索形成其文学特质的恒定要素。梗本正树的《大江健三郎的八十年代》(1995)立足文本分析探讨了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方法，从整体的创作脉络中考察80年代的作品，认为它既是对此前的更新和整合，也是此后实现文学飞跃的推动力。中村泰行的《大江健三郎论——文学的轨迹》(1995)认为，大江健三郎自初登文坛便将“二战”战后民主主义作为其人生信条，其民主主义信念的表现途径，前期是存在主义，后期是结构主义。总的来说，这个时期关于大江健三郎的研究也渐入佳境，研究论文大批涌现。这些论文无论从涉猎的广度还是研究的深度上讲，都比先前出现的论文有了极大的提高。

第六阶段为《被偷换的孩子》(2000)至今。这一阶段出现的大江健三郎研究多将其此前的整个创作纳入研究视野。小森阳一的《历史认识与小说:大江健三郎论》(2002)聚焦大江健三郎这个作家的历史认识的方法，解读作品与作家的诞生。黑古一夫的《作家是这样出生、成长的——大江健三郎传说》(2003)从评传角度尝试解读大江健三郎“文学思想的原点”，注意将文本分析与大江健三郎对同时代的政治状况、社会动向的批评联系起来。此外，苏明仙的《大江健三郎论:〈神话形成〉的小说世界与历史认识》(2006)论证了大江健三郎小说中神话的形成与其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KlawloadtookWoraluck的《大江健三郎论:以“疯狂”与“救济”为中心》(2007)则分析了大江健三郎文学的“疯狂”与“救济”主题。

在日本学界对大江健三郎的研究中，很少有文提及大江健三郎与鲁迅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