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辽金赦宥的渊源

概言之，辽金赦宥制度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原王朝的赦宥制度，二是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在二者相结合的基础上，辽金建立了各自的赦宥制度。

一 中原王朝的赦宥制度

“赦”,《说文解字》释曰：“赦，置也。”段玉裁注：“网部曰：‘置，赦也。’二字互训。‘赦’与‘舍’音义同，非专谓赦罪也。后‘舍’行而‘赦’废，‘赦’专为赦罪矣。”[1]即“赦”的本义是“置之不问”，后演变为赦罪。“宥”,《说文解字》释曰：“宥，宽也。”段玉裁注：“宥为宽，故贳罪曰宥。”[2]即“宥”的本义为“宽恕”。因此，“赦”与“宥”有着程度的差别：“赦”比“宥”的免罪程度更深。“赦”和“宥”两字连署，最早见于《左传》:“凡我同盟，小国有罪，大国致讨，苟有以藉手，鲜不赦宥。”[3]赦和宥相结合，决定了中国古代赦宥的特点：免和减。

我国赦宥思想起源很早。据学者们研究，原始赦宥只适用于族内成员犯罪，对族外则采用酷刑进行镇压；上古赦宥也非如后世之无条件免除刑罚，而是以流刑或罚金替代[4]。

进入先秦时代，赦宥的对象逐渐严格起来，人们通常认为只有过失犯才可以得到赦宥。在先秦典籍中，这类思想有很多。《易经·解卦》:“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5]《尚书·尧典》:“眚灾肆赦。”[6]都指若非有意为之、过失而致祸害，才可以赦免。入周以后，赦宥的对象越发明确。《周礼·秋官·司刺》有“三宥”“三赦”之说：“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7]从“三宥”“三赦”中不难看出：此时的赦宥对象，除“过失”犯罪之外，还考虑到了行为人的“责任能力”，即幼弱、老耄、愚蠢等无责任能力的人犯罪，应当从轻处罚。除了赦宥过失、无责任能力的罪犯以外，先秦还存在着其他几种应当赦宥的情况。其一为“有疑当赦”，即遇到因证据不足而存有疑问的案子，也应当对被审判者施行赦宥。如《尚书·吕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8]明代学者丘濬对此解释说：“此所谓有赦者，赦其有疑者耳，非若后世不问有疑无疑，一概蠲除之也。”[9]其二为巡幸而赦。《周礼·地官·司市》云：“国君过市则刑人赦。”[10]对此，郑玄注曰：“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处，君子无故不游观焉。若游观，则施惠以为说也，国君则赦其刑人。”[11]此为后来帝王“巡幸而赦”之权舆。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第一次百家争鸣的时期。人们对赦宥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得出了两种相反的意见：儒家支持赦宥，法家反对赦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力主“德主刑辅”，一般赞成赦宥，主张通过赦宥达到“以德化民”的目的。孔子论政，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12]法家反对赦宥的态度则十分坚决，如春秋时期的管仲认为：“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疽之砭石也。”[13]战国之际的商鞅、韩非等法家代表人物，更是激烈地反对赦宥，商鞅甚至断言：“不宥过，不赦刑，故奸无起。”[14]韩非云：“明君无偷赏，无赦罚。赏偷，则功臣堕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15]

秦扫灭六国，以法家思想强化统治，赦宥思想自然遭遇冷落，跌入低谷。秦始皇在位期间，甚至出现了“久者不赦”[16]的情形。公元前209年秋，大泽乡起义爆发，并迅速扩展。数月后，周文率领的一支起义军攻入关中，逼近都城咸阳，秦王朝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次年冬，秦二世胡亥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宣告“大赦天下”[17]，赦免骊山囚徒，以抵抗西征的农民起义军，从此打破了长期不赦的僵局。西汉建立后，统治者汲取了秦朝因暴政而速亡的教训，秉承秦末赦宥之法，并总结先秦时期的赦宥思想，开始全面建立、完善赦宥制度。胡三省在总结古代赦宥制度建立的过程时说：“赦，自古有之，至于大赦，则始于秦。（汉）高祖既并天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后事因之为永制。”[18]从西汉开始，赦宥正式成为了封建帝王统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以后的历朝历代均沿用不废[19]。

两汉时期的赦宥，起因众多，已远超先秦之时。据沈家本《历代刑法考·赦考》总结，两汉赦宥的原因包括践祚、改元、立后、建储、后临朝、大丧、帝冠、郊、祀明堂、临雍、封禅、立庙、巡狩、徙宫、定都、从军、克捷、年丰、祥瑞、灾异、劭农、饮酎、遇乱等[20]。此外，减等、曲赦、录囚、赦徒等赦宥种类也开始萌芽。需要补充的是，两汉的赦宥，除了对罪犯进行免罪之外，又新增了对普通官民的恩赐，包括赐诸侯黄金，赐吏民爵，赐牛酒布帛粟，免百姓租税、逋贷，诏举人才等[21]。总体来说，在汉代，由于中国古代的赦宥制度刚刚建立，所以制度化并不强，皇帝颁布赦宥的随意性很大，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并非每次践祚、改元都会有大赦降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的赦宥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赦宥，宏观上看，北方由于少数民族政权众多，呈现出“从少赦到多赦”的趋势，南方则大体延续了两汉以来的多赦传统。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两汉以来多赦的风气，在东汉末三国初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如建安元年（196）九月，曹操迁汉献帝于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主政25载，未见有一次大赦。诸葛亮治蜀，也尚刑不尚赦。诸葛亮曾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22]相比之下，只有孙吴的赦宥稍显频繁。至两晋南朝，多赦之风重新抬头。以大赦为例，两晋有国150多年，大赦121次；南朝共170年，大赦149次，频率都超过了0.8次/年，可见大赦频率之高[23]。

在这一时期，两汉以来的许多赦例得到了巩固，如即位、改元、灾异、祥瑞等大赦赦例。不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赦宥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除了陈俊强先生所发现的“赎刑”这种原始赦宥在西晋时被写入法律之外，还体现在许多方面，今举四条。第一，诞生了许多新的赦例，如皇太子纳妃大赦、皇太子加元服大赦、为皇子取名大赦、因皇女生而大赦，等等。第二，矫诏大赦时有发生，这反映了当时门阀士族权力的膨胀。第三，十六国大赦最突出的特点是少数民族君主即位大赦，称天王（或大单于）也大赦，称皇帝仍然大赦。第四，金鸡肆赦的赦仪，也在北朝初具雏形。

隋唐时代，中国古代的赦宥制度继续向前发展，并走向成熟。隋朝国祚短促，赦宥不多。唐代赦宥最重要的一个变化便是大赦“申禁”职能的出现。从武则天《改元载初赦》开始，唐代赦书在传统赦宥囚徒、推恩万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申明制度、禁断弊政的条令。这些条令被后世学界称作大赦的“申禁”内容[24]。此外，受尊号大赦、帝王圣节大赦等赦例也在此时开创；《唐律疏议》对赦宥的具体执行，有着相当细致的规定；金鸡肆赦的赦仪在唐代也日渐完备。

北宋上承唐末五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岁时躬自折狱虑囚，务底明慎，而以忠厚为本。海内悉平，文教浸盛。士初试官，皆习律令。其君一以宽仁为治，故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狱有小疑，覆奏辄得减宥”[25]。正是在这种宽厚的治国理念下，宋代成为了中国古代赦宥制度发展的巅峰期。宋代赦宥（赦降）的次数之多、名目之繁，历代罕见其匹[26]。宋代赦宥最突出的特点是郊赦成型，即“三岁遇郊则赦”[27]。前世的赦例在宋代亦有渐渐消亡者，如皇帝（或皇太子）加元服肆赦、皇帝受尊号肆赦等。

中原王朝赦宥制度的发展与成熟，为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建立赦宥制度提供了现成的模板，对辽金也是如此。例如大同元年（947）辽灭后晋，辽太宗在开封举行登基仪式之后曾向后晋遗臣询问：“今兹所行，何事为先？”众人回答：“王者初有天下，应大赦。”[28]辽太宗于是颁布大赦。这是中原王朝赦宥制度对辽朝赦宥制度产生影响的一个突出例证。绍兴九年（1149）正月，宋高宗以与金国通和，大赦[29]。赦书传至金朝，金右副元帅完颜宗弼“责赦文载割河南事不归德于金”[30]，则反映了金代女真统治阶层对中原王朝赦书的关注。质言之，中原王朝的赦宥制度是辽金构建赦宥制度的主要基础。

辽、金先后与两宋对峙，双方虽时常互派使节，但彼此皆有防范之心，故而通过正常的渠道（例如书籍的流通、学者的交流、互派学生等），中原文化是很难传入辽金的。中原王朝的制度传播到辽金，主要的媒介是通过非正常途径北来的汉人。这当中多数是被俘的中原士人，还有一少部分是因出使而被扣押的使者，譬如辽初的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金初的宇文虚中、吴激、高士谈等。上述人物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宇文虚中，他对金初各项制度的设计，可谓是功不可没。按宇文虚中，天会六年（1128）使金被扣，得到金帝重用，积迁至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31]。皇统三年（1143），宇文虚中的官衔是“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太常卿、修国史、详定内外制度仪式”[32]，可见其参与了熙宗朝几乎所有重要制度的改革。宋人谓金朝“官制禄格、封荫谥讳，皆出宇文虚中，参用国朝及唐法制而增损之”[33]，其言非虚。中原的赦宥制度，自然也主要是由这些人带到辽金王朝的。

二 契丹和女真的民族传统习俗

辽金赦宥制度的另一个来源是契丹和女真的民族传统习俗。

契丹属东胡族系，其传统习俗也与其他东胡民族相近，如乌桓、鲜卑、吐谷浑、室韦等。以财物赎罪是人类迈入文明社会后最早出现的赦宥行为之一。史载乌桓存在着赎死的习俗：“若相贼杀者，令部落自相报，不止，诣大人告之，听出马牛羊以赎死。”[34]鲜卑“言语习俗与乌桓同”[35]，也有类似的习俗。建国二年（339），拓跋鲜卑建立的代国出台了一部成文法，其中规定：“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36]慕容鲜卑的一支吐谷浑，也有“杀人及盗马者罪至死，他犯则征物以偿”[37]的风俗。北朝时的室韦，同样有着“杀人者责马三百匹”[38]的习惯法。可见东胡民族普遍存在着“赎”这种原始的赦宥形式。辽朝建立后，也继承了这种赎罪的做法，并将其写入法律：“品官公事误犯，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者，听以赎论。赎铜之数，杖一百者，输钱千。”[39]兴宗时又进一步规定：“职事官公罪听赎，私罪各从本法。”[4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阻午可汗在契丹族法制的创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他在担任联盟长期间，“知宗室雅里之贤，命为夷离堇以掌刑辟”[41]，于是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42]。直至此时，契丹的法制才开始建立。另外，阻午可汗创制的柴册、再生仪，也对日后辽朝赦宥制度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女真的民族传统习俗对金代赦宥制度的影响较之契丹有所不逮。对于女真的先世挹娄，《后汉书》作者范晔称其是东夷中“法俗最无纲纪者”[43]，但这已是很早以前的情形。可以明确的是，女真在建国前用法严峻。康宗七年（1109，辽乾统九年）,“岁不登，民多流莩，强者转而为盗。欢都等欲重其法，为盗者皆杀之。太祖曰：‘以财杀人，不可。财者，人所致也。’遂减盗贼征偿法为征三倍”[44]。沈家本在分析这条史料时说：“金之征偿法不传，减之而犹征三倍，旧法之重可知矣。”[45]此言甚是。不过女真族建国前也存在着“赎罪”的做法。关于女真族的赎罪情形，《金史·刑志》记载道：“金国旧俗，轻罪笞以柳葼，杀人及盗劫者，击其脑杀之，没其家赀，以十之四入官，其六偿主，并以家人为奴婢。其亲属欲以马牛杂物赎者从之。或重罪亦听自赎，然恐无辨于齐民，则劓、刵以为别。”可见女真旧俗，不论罪行轻重，均可以杂物自赎，只是重罪仍需要施以割鼻削耳的肉刑。这种赎罪思想在建国后得以保留，史称“金初，法制简易，无轻重贵贱之别，刑、赎并行”[46]。至金章宗朝，赎刑正式成为法律，被写入《泰和律》中。

总之，契丹和女真的民族传统习俗，在辽、金建国后，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辽金的赦宥制度。譬如，女真重法的传统，是导致女真在建国初期赦宥频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