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 关于发挥乡村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
在新世纪乡村文化建设开始真正全面展开的过程中,广大干部群众都切实感受到发挥乡村知识分子的作用,对于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繁荣发展乡村文化、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们也开始在多种层面上探讨发挥乡村知识分子作用的途径和方法。
1.增强乡村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意识
随着乡村现代化的加速推进,乡村知识分子内部的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细,在不同工作领域和工作岗位的人,都归属于城镇的相关上级部门领导,在乡村内部,他们缺乏统一的组织管理,缺少共同的活动空间,也少有统一的社会目标任务。作为乡村社会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乡村知识分子共同的社会使命意识明显出现淡化的状况。要真正发挥乡村知识分子这一文化阶层的作用,一是需要学术理论界进一步深化对乡村知识分子的整体性综合性研究,探讨新形势下乡村知识分子的新变化、新问题、新使命,为乡村知识分子问题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撑,尤其是要确定“乡村知识分子”概念的社会意义和学理价值;二是党和国家及其相关部门也需要进一步深化对乡村知识分子的认识,形成适应乡村社会文化建设新需求的更加完善的思想理论,制订统一的发展规划,设立统一的指导(或协调)部门。三是需要乡村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继承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担当农村建设的应有道德文化责任,满足乡村农民群众的期待,承担乡村发展的应有使命,同时不断加强内部的联系和交流,主动增强阶层使命意识。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不懈努力,使乡村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落到实处,推动形成乡村知识分子服务和奉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强烈愿望。
2.提高乡村知识分子的科学知识水平
在新时期城市化不断加速的过程中,也许乡村知识分子的“城市化”速度是最快的。自农村成长起来的高校毕业生大部分进入城市,乡村知识分子中的业绩突出者很多被城市吸纳进去。近些年来,乡村知识分子“城居化”也已十分普遍。这种“城市化”的结果是乡村知识分子和城市知识分子,不再仅仅是空间地域性的概念划分,而更多的是知识层次和专业能力差别的蕴含。如果说城乡差别的本质是人的问题,那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就应该站在城乡一体化的高度,加大对乡村文化素质提升负有根本责任的乡村知识分子培养培训的力度。一是继续推进各类专业性的培训,这方面虽然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体制机制,但还不能完全满足乡村知识分子快速进步和全面发展的需求;二是迫切需要对乡村知识分子进行共同的乡村社会、村镇历史、区域文化等方面的知识教育,进行乡村建设责任使命的宣传教育。还要重视城乡知识分子的交流、交换,形成平等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当然,乡村知识分子自身也要不断奋斗,发展自己,担当使命,形成服务乡村、推动发展的水平和能力。
3.完善乡村知识分子的社会参与机制
乡村知识分子拥有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确定的工作岗位。借助于自己的专业知识,他们对农村的生产、技术和未来发展有着更为独到的认识。借助于自己特定的工作,他们对农民群众的生活、思想、习俗和愿望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从科学发展的意义上看,乡村各项事业的进步,与乡村知识分子的参与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在农民群众对自身全面发展的要求不断增强、协商民主制度不断推进的今天,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进步,都更加需要乡村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这就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和完善乡村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各项社会活动切实可行的机制。一是在乡村知识分子工作单位内部,可以将参与乡村社会工作列入本单位本部门的工作任务之中,将乡村知识分子为此付出的劳动计入本单位的正常报酬之中,甚至需要给予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上的鼓励;二是政府部门也可以考虑在新形势下,加大对乡村知识分子参与乡村社会活动的扶持力度,甚至建立相关的责任部门(可以是附属性的),让乡村知识分子更充分地发挥其社会作用。新时期以来,全国有很多乡村的学校、医院等在积极探索社会参与机制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7]
4.形成对乡村知识分子的激励政策环境
作为知识分子队伍重要组成部分的乡村知识分子,具有一般知识分子的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的优良传统,同时还具有乡村生活磨炼出来的吃苦、耐劳、坚韧、朴实的作风。他们有社会责任感,有创新能力,渴望农村社会繁荣,如果能够充分调动乡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能够为乡村发展提供重要的现实的人才支撑,为国家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等“送文化”活动,提供一支担当承转接续任务的文化队伍。这就需要我们针对乡村知识分子,制定一套完备的激励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良好的环境。一是继续充实完善乡村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体制内部的表彰奖励政策,推动乡村知识分子专业水平的提高,服务社会能力的提升;二是在体制外更宽的范围内,制定鼓励乡村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政策(中央电视台的“寻找最美乡村医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节目,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给予乡村知识分子物质、精神或社会声望等方面的激励;三是对制约乡村知识分子作用发挥的各种消极做法或倾向给予政策性纠正(在我们的调查了解中发现,部分乡村干部仍存在排斥或轻视乡村知识分子的心态,部分乡村个体私营企业主仍有重视城市“大专家”、轻视身边“小专家”的倾向。当然,部分乡村知识分子也存在不同程度地排斥乡村干部、傲视农民群众的做法)。
我们这里仅仅是从乡村知识分子的几个基础性问题,并且是偏于一般的理论层面所作的思考。在我们的调查了解(以及浙江农林大学农民发展研究中心几年来的思想学术积累)中深切感到,乡村知识分子确是乡村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发挥作用的空间还很大,但目前人们对乡村知识分子的社会历史定位还不够明确,对乡村知识分子的总体性关注还不够深入(针对农村教师、医生、农艺人员的具体研究不少),对乡村知识分子面临的“城居化”新趋势、社会声望新变化、价值观念新走向、未来前景新预测的研究还不够到位,需要包括乡村知识分子在内的各方面人士的共同思考和探索。
[1]2013年9月10日,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一文中认为,全国现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1.2亿。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3月15日“两会”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目前全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共计1.7亿。
[2]冯天瑜:《“历史文化语义学”刍议》,《冯天瑜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页。
[3]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许纪霖主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162页。
[4]参见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3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88—89页。
[5]参见雷家军《关于知识分子与先进文化问题的再思考》,《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6]参见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7]李大钊:《低级劳动者》,1920年1月18日,《新生活》第22期。参见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
[9]胡锦涛:《扎扎实实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人民日报》2004年4月14日第1版。
[10]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16页。
[11]参见孔妮妮《居乡状态中的南宋理学士人——以朱熹为辐射中心的群体探讨》,《学术月刊》2012年第2期。
[12]张立文:《和合学》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13]一般认为,漫长的现代化过程可以分成几个大的阶段,比如工业化初期,对应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集中;工业化中期,对应城市的郊区化扩展;工业化后期,对应所谓“逆城市化”等。参见李培林《我国社会结构转型进入新阶段》,《北京日报》2017年3月6日。
[14]在2017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乡村教师问题依旧是人大和政协代表委员以及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15]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7、449页。
[16]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5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3、515页。
[17]黑龙江省讷河市的老来中学,几十年来一直在积极探索服务乡村的有效机制,并取得重要成绩。浙江省诸暨市的枫桥镇,也将乡村知识分子作为乡村政治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依靠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