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趋势

南海是典型的陆缘海域。明代以来，随着倭寇、西欧殖民者的入侵，地区战略形势发生剧变。明王朝为应对海洋危机，开始建构完备的海防体系，对后世南海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本书属于历史海防地理研究的范围，从研究内容上亦属于南海海防史与南海历史地理研究的交叉领域。

中国海防史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国内最早研究中国海防史的一部专著是《中国人民保卫海疆斗争史》[5]，自从该书问世之后时至今日，经过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相继涌现出了一大批中国海防史研究的著述。关于中国海防史或明代海防史的相关研究成果，已有学者做过较为详细的梳理[6]。目前，关于本课题的相关研究，根据侧重点的不同，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 通论性海防著述中的明代广东海防研究

目前所看到的最早的通论性海防专著是《中国人民保卫海疆斗争史》，该书共分为四编，其中第一编为：“鸦片战争前我国人民保卫海疆斗争史”，该编第二章论述了明代因倭寇的侵略而使东南海防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并从卫所、巡检司、水寨、墩台等海防建置以及战船、火器等海防装备方面展现了明代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史，进而认为嘉靖末期抗倭斗争的重心开始转向广东，并对广东地区战船的建造略作介绍[7]。由于该书写作时间较早，加之其为通论性著作，故而对明代海防，尤其是明代广东海防的研究并不深入，略显单薄，但其在海防史上的开拓性贡献不容忽视。张铁牛、高晓星合著《中国古代海军史》是中国海防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作者以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展现了自上古时代至清代晚期中国海军的形成、发展、鼎盛和衰亡的全过程。其中第六章“明代海军”部分分别从造船航海、水军战船、兵器、海防水军建置、水军训练、海防人物、实战案例等多角度地论述了明代的海军建设，其中对广东战船的建造和形制情况进行了专门论述，其次对广东沿海卫所建置、水军和海防装备的配置等问题也做了若干讨论[8]。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海防思想史》探讨了中国海防思想的发展历程，其中对明代的海防思想着墨较多[9]。杨金森、范中义所著《中国海防史》是以“中国海防史”命名的第一部通论性海防专著，作者在第一篇“明代的海防”中将明代海防建设分为五个阶段，主要从明代的海防形势、海防战略及政策、海防体制建设、海防力量部署、海防斗争等不同角度，全方位地展现了明代海防史的概貌，并分阶段对不同地区海防建设作了探索。其中，对广东海防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海防政策，卫所、巡检司、墩台等设施安排，水军建设、领导指挥体系、海防战役等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搜集了大量档案文献资料，特别重视未被人们注意、沉睡于各种史籍中有关海防方面的史料，无论是宫廷档案还是民间著述，凡涉及海防事务的“圣训”、大臣奏议和实录以及筹划沿海防务的兵书和其他海防文献，均进行了整理、分析研究，从而较客观地评价了六百多年来海防斗争的历史事实，总结了海防建设的经验教训，为推进我国海防战略研究和今后的海防建设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10]。此外，唐志拔《中国舰船史》[11]、王兆春《中国火器史》[12]、郑广南《中国海盗史》[13]、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14]以及张炜、方堃主编《中国海疆通史》[15]等相关著述也涉及了中国海防史和广东海防史的内容。另外，研究时段上跨明清两代的部分学术论文对明代广东海防史的内容也有涉及。如卢建一《从明清东南海防体系发展看防务重心南移》一文认为：继宋代经济中心南移以后，由于沿海客观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明代统治者开始在东南沿海建立海防体系，沿海设水寨、卫所、城堡三重防线。这是海防史上在沿海布下责任分工明确的长期防御线。由于该文是以福建为中心进行讨论，除了沿海卫所的布局之外，对南海的其他状况则讨论较少[16]。张晓林、刘昌龙《明清时期海防战略运用的历史演变及得失》一文对明清不同时期海防战略运用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对其得失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文中部分内容涉及明代的广东地区[17]。刘昌龙、张晓林、黄培荣《明清时期海防的历史演变及启示》对明代的广东海防也略有论及[18]。

二 明代广东海防与海洋商贸关系的研究

明代是广东地区经济与商贸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海疆防御面临前所未有之考验阶段，历来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如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书中指出：“嘉靖年间的倭寇运动，实质上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以农民为主，包括手工业者、市民和商人在内的被剥削压迫的各阶层人民，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海禁政策的斗争。”[19]陈春声则从明清之际潮州地方社会急剧动荡、由“乱”入“治”的历史过程，观察原有的社会秩序和地方权力结构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海盗与私人海上贸易在其中的搅动[20]。李庆新《明代屯门地区海防与贸易》从海防与贸易的互动关系角度探讨了“南头体制”“广中事例”等问题，具有独到的见解[21]。此外，李庆新还从海道副使职能的演变来理解广东海防体制与南海贸易转型的关系[22]。2006年8月在澳门召开了“明清广东海运与海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霍启昌《浅谈“澳门模式”与明清港澳地区海防》一文，以及邓开颂《明中后期至清前期柘林海湾海外贸易的特点与饶平、潮州海防布局之关系》就明代广东地区的运输、贸易与海防系统的变化进行了深入探讨[23]。吴宏岐《澳门开埠与明代广东海防形势的变化》一文将澳门开埠视为广东海防重心移至中路的主要原因[24]。陈文源《明朝中国海商与澳门开埠》从明代朝贡贸易体制与中、葡商人之利益冲突来审视广东海防的主要矛盾，并将之视为澳门开埠的主要动因[25]。林仁川、杨国桢、陈学霖、陈春声、汤开建等学者从省际之间整体性与流动性的角度对活跃于广东北部闽广之间海盗与商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6]。

三 明代广东海防与沿海地方社会秩序及海岛开发的研究

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看，广东海防体系构建的种种安排并非一个独立的系统，而与沿海地区及海岛地方社会之间的纠葛十分复杂。陈春声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考述明初潮州海防系统建立的缘由、过程和制度变迁，探讨沿海卫所布局所反映的潮州地方社会情形，认为明初潮州海防的建设目的是为了防御和平定沿海地区本土的盗贼和乱民，并从社会实际情况出发去理解海防体系建构过程的种种安排，并揭示这一过程对地方社会的长远影响[27]。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无论从研究视角还是结论上讲，都颇具新意，也颇能客观地揭示历史真相。另外，他还从探索社会转型过程中王朝体制与地域社会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旨趣出发，揭示了明末清初潮州沿海地区“盗”“民”和官府之间的博弈关系，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明代中期潮州地方开始的乡村军事化过程。他认为，筑城建寨与乡村聚落形态的军事化特征及“乡兵”组织与乡村军事化折射出了明初建立的卫所军制已经不足以应付东南沿海社会秩序急剧变动的局面[28]。从区域社会现象的微妙变化，深刻揭示了明代海防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颇具发覆意义。黄挺则反对在明代海防研究中过分强调海防、海禁政策与防倭的联系。他以潮州为例，认为自明初至嘉靖中期的海防建设更多的是为了防止沿海地方社会的动乱，是为了加强国家政权对地方社会的控制[29]。杨培娜也从广东海防的角度关注到王朝国家的海防政策在沿海边远地区推行的实况及影响[30]。陈志国《水陆间的社会变迁——明清香山盗寇之患与地方社会秩序》一文也是探讨广东海防与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成果[31]。此外，陈贤波《从荒岛贼穴到聚落村庄——以涠洲岛为例看明清时期华南海岛之开发》一文从明清时期涠洲岛社会文化结构的演变出发，探讨了明政府与珠盗、海盗在涠洲岛及其周边海域的角力情况，以及对明清海防秩序的冲击和影响。

四 对明代广东海防体制与海防遗迹的研究

海防体制涵摄范围十分广泛，应包括海防机构与设施的建设、指挥体系的配备，军事财政筹集与兵员战舰的雇募与建造、防御工事的构筑等诸多方面。广东海防办和中山大学合编的《广东海防史》，是关于广东海防发展历史的概述性专著，该书第五章分别以明代初期海防卫所制度与广东海防体系的建立，中后期海防的衰落与重整，晚期葡萄牙、荷兰等西方殖民者的侵扰等为线索，分别从卫所军队、巡检司设置、军队屯田、水寨的建立、沿海巡防等方面对明代广东海防的发展做了较为粗浅的描述[32]。台湾学者黄中青从海上“第一道防御网”的水寨与游兵制度入手，分析浙、闽、粤三省寨游的建制、巡守和作用，对水寨长官及兵原、信地、战船数额及分配均有较详细的论述[33]。萧国健《明代粤东海防中路之南头寨》较为详细地考证论述了南头水寨的设置缘由、建置过程、指挥体系、军队数量、巡防范围等诸多问题[34]。南头水寨的发展是明代海防发展的一个缩影，这对明代盛极一时的南头水寨的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之后暨志远、张一兵通过对广东海防史料的排年，对南头水寨设置前后的明代广东海防进行深入比较研究[35]。黄文德对明代所建立的大鹏所城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36]。李爱军、吴宏岐《明嘉靖、万历年间南海海防体系的变革》一文，着眼于海防体系的纵深性，探讨了从明初卫所为主的岸防到嘉万年间逐渐形成外洋、岸防和近海多层次防御的转变过程[37]。鲁延昭等学者则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以广东中部伶仃洋区域为中心，从海防地理形势、海防区划、海防部署、海防装备等多个层面分析“岛防—陆防—江防”的空间防御体系[38]。此外，2013年9月在广州举办的“环南海历史地理研究与海防建设论坛”讨论的主要议题便是南海海防建设问题。其中针对明代广东海防体制问题，学者分别从海寇入侵路线、炮台、战船、海岸防御基地建设、海防将官设置等多角度进行分析，凸显了地理因素在广东海防中的重要性[39]。陈贤波则从广东当局内部官员将领之间，以及广东与福建合作剿寇问题出发，分析明代中后期广东海防体制运作中的政治较量[40]。陈氏另一新著《重门之御——明代广东海防体制的转变》截取促成海防体制转变的关键环节、关键事件和关键人物的活动，尝试更为动态地描述明代广东海防体制转变的复杂过程，更多地着墨于促成海防体制转变的重大军事改革[41]。此外，杨培娜、陈忠烈、林俊聪、萧国健、林发钦等学者都从不同层面对明代广东海防体制作过较为深入的论述[42]。

除上述成果以外，也有部分成果对明代海防遗迹包括广东海防遗迹进行了探讨和研究。除萧国健《关城与炮台：明清两代广东海防》外，段希萤《明代海防卫所型古村落保护与开发模式研究——以深圳大鹏村为例》通过对明代广东海防卫所型古村落进行调查和考证，就海防卫所型古村落的类型、选址、规模、整体布局、城池空间、分布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43]。王朝彬《中国海疆炮台图志》一书对明代环南海沿海的相关炮台遗存进行了简要介绍[44]。施丽辉《从明代海防遗迹看其海防设施的防御性》探讨了明代海防设施的遗存情况及其防御文化[45]。另外，广东省文物局编的《广东明清海防遗存调查研究》，首次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明代海防遗存名录和地理分布情况，图文并茂，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明代广东海防遗迹[46]。

五 对明代广东海防战例的研究

近年来对明代广东海防战例的研究逐渐受到关注。海战能够集中体现海防部署与战略运作的具体实效，是分析海防体制得失的关键剖面。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得出的结论亦大异其趣。王日根、黄友权《海洋区域治理视域下的月港“二十四将”叛乱》将“二十四将”叛乱置于明政府海洋区域控制的视角下观察，认为这是地方势力相争失衡的结果[47]。而吴宏岐、李贤强则持有不同意见，认为叛乱是在千里倭患大背景下的乘势之举，月港设县更大程度上是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48]。此外，陈贤波《柘林兵变与明代中后期广东的海防体制》、吴宏岐等《嘉靖四十三年“三门之役的战场及相关问题”》均是广东海战研究的力作[49]。

六 对明代广东海防文献与人物思想的研究

明代的海防形势促使《筹海图编》等一大批海防文献的问世，并成就了俞大猷、郑若曾等海防人物及其思想，以及吴平、曾一本等众多海洋巨盗。自20世纪30年代，王庸、吴玉年、王婆楞等学者就致力于海防御倭史籍的整理，其中广涉广东海防文献[50]。陈列《明代海防文献考》一文对专记倭国倭情、专门讨论海防地理及御倭策略、战术等的明代文献作了一番梳理[51]。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证》一书利用近百种中外文资料对《明史·佛郎机传》进行全面的考订，对澳门早期历史资料深度把握，为我们了解明代中晚期葡萄牙人，以及倭寇海盗在我国东南海域的活动提供了重要参考[52]。陈学霖《〈张居正文集〉之闽广海寇史料分析》在发掘史料、考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张居正文集》中闽广海寇资料进行了详细勾稽[53]。陈春声从潮州地方文献《东里志》入手考察了晚明海防对地方文献编纂的影响[54]。陈贤波对明代苏愚编绘的《三省备边图记》进行细致考索，就该书的编绘过程、书中所记闽广进剿海寇的活动、曾一本事变前后闽广经略海寇的矛盾与曲折作了一番深入地审视[55]。这对揭示明代中后期广东地区海防运作实态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吴宏岐、李贤强《从〈贤博编〉看明代文人叶权的海防思想》一文研究了叶权的籍贯和晚年的移居问题、《贤博编》的成书过程以及叶权对嘉靖以来东南沿海一带倭寇猖獗原因的分析，并对叶权关于东南沿海的海防问题所提出的相关建议进行了客观评价[56]。陈贤波《论吴桂芳与嘉靖末年广东海防》、周孝雷《俞大猷的海防地理思想与海防实践研究》等都从不同角度对涉及广东海防文献、人物与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57]。

总体而言，现今对历史海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状况仍不够突出，更多的是在相关海防史研究中对这部分文献加以分析和利用，但鲜有海防文献研究的专著面世，海防文献研究也是海防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今后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多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