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或可认为，艺术奋斗的目标在于

精准，而不是向我们说谎，因为

它的基本法则毋庸置疑地

坚持了细节之处的独立。

——布罗茨基 《烛台》

在野蛮人和唠唠叨叨的生灵中间过活，被人从奇怪的角度

　　来打量审视，且还要乐此不疲，此即艺术的存在理由。

诗人，运用你呼唤的能力，准确地说出

　　你有幸看到的东西：其他交由我们自己来判断。

——奥登 《短句集束》

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在20世纪英语诗坛的重要地位自不待言。奥登的文学遗产受托人门德尔松教授（Edward Mendelson）在1979年版的《诗选》（Selected Poems）前言中说：“用英语写作的诗人当中，真正属于20世纪的，奥登是第一人。”[1]1984年，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奥登的诗歌创作进行演讲时，充满敬意地宣称奥登是“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本世纪的批判者”，并把这些内容收入他的散文集《少于一》（Less Than One，1986）。[2]奥登用一生的求索印证了他心目中的诗人形象——“他不是生产诗行的机器，他和其他人类一样也是人，他在某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里生活，操心着这个社会所操心的事物，经历着这个社会的变迁。”[3]

诗人，如同我们所有人，总是生活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尽管奥登一度真诚地相信诗歌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干预——诗歌是“历史的根源”，“能让任何事情发生”，[4]过后又沉痛地否认诗歌在这方面的功能——“诗歌不会使任何事发生”（《诗悼叶芝》（“In Memory of W.B.Yeats”，1939；《奥登诗选：1927—1947》[5]395）。恰恰是在时代之鼓噪中，奥登认清了诗歌的“无用”，痛定思痛之后成长为“道德的见证者”（a moral witness）：

与人类的行为一样，人类创作的诗歌也无法免除道德判断的约束，但两者的道德标准不同。诗歌的责任之一是见证真相。道德的见证者会尽最大能力说出真实的证词，因此法庭（或者读者）才能更好地公平断案；而不道德的见证者证词则是半真半假，或者根本谎话连篇，但如何判案则不是见证者的分内事。[6]

诗歌是“诗人对善与恶的认知的见证”，“我们说诗歌超越善恶，仅仅意味着一个诗人无从改变他感受到的事实，就像父母在自然的律令下无从改变他们遗传给孩子的身体特征”，[7]但诗人可以通过说出“真实的证词”展现我们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读者自会借此更好地断案，这才是诗歌的“无用”之“用”。如新批评派的杰出代表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所言，“诗歌的用途总是要被发现的，而且毫无疑问会不断地被发现”[8]，但如果将这些“用途”精心安排为一个个命题的话，诗人恐怕连一首真正的好诗都无法写出来。文学可以引发读者对于善与恶、是与非等道德问题的思考，而不是自以为是地灌输和强加道德观念给读者。[9]唯其如此，诗人不会傲慢地干扰我们的生活，而是更为道德地帮助我们认清自己和世界。这样的诗人，“运用你呼唤的能力，准确地说出/你有幸看到的东西：其他交由我们自己来判断”（《短句集束》，“Shorts”，1969—1971；《奥登诗选：1948—1973》456），才是我们最为可靠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