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无赖派作家视域下的情爱主题

情爱主题往往是文学文本经常提及的主要素材之一，是作家解析社会、表达生命、思考人性的重要途径。日本无赖派作家亦是如此，他们站在战后日本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中，通过情爱叙事的方式来探索人性的本真。日本无赖派作家对于情爱叙事大多是居于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的状况进行阐释的。对于情爱的叙事，不仅对两性关系进行了描写，而且从情爱叙事的描述中阐释了情爱叙事的主旨和思想。他们大多通过对男主人公与不同的风尘女子的情爱叙事，如酒吧女、白痴女、娼妓女、侍女、艺伎等社会底层的女性之间的情感交流、情欲关系来阐释战时或战后日本社会的颓废和荒芜，通过乖张的肉欲描写、复杂的淫乱关系来凸显陈旧体制的虚伪和道德伦理的瓦解，从而以彻底的堕落来寻求崭新的自我树立。

一 日本无赖派作家的情爱叙事

1. 与酒吧女的情爱叙事

情爱叙事是日本无赖派作家创作的重要题材，通过对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男女情爱的阐释来彰显其颓废文学的特征。其中，被誉为“主导颓废文学、官能作品的‘旗手’”[14]的无赖派作家便是织田作之助，其《赛马》这一文学作品的情爱叙事尤为突出。其一，执着的爱恋。从文学文本的开头便出现了赛马场景的紧张和焦躁的氛围，在众人为买赛马票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唯独主人公寺田一个人悠然自得，其一直坚持着买一号马票。因为其去世妻子的名字含有一个“一”字。

他心无旁骛只盯死“一号”投注的方式远远离开了朝三暮四的人们的癫狂，但这种不为风云变幻所动的冷静反而非同寻常，就像过度的洁癖最后会导致疯狂，顽固的一根筋或许已经打破了常规。寺田之所以执着地追求“一号”，其实是因为他去世的妻子名叫一代。[15]

从寺田购买赛马票的神情可以看出其对“一”字的眷念，对其去世妻子“一代”的深深爱恋。这种永恒的爱恋使寺田对赛马票号码发生了过度的执拗，其相信“一”是其的幸运数字，娶到妻子“一代”是其的幸运，这种顽固的行为甚至有点癫狂的方式凸显了其对妻子“一代”永恒的爱恋。而寺田原本是老实巴交的一介教师，根本不会购买马票进行赌博。其到赛马场来的最初目的是寻找妻子“一代”出轨的男人。因为邀约“一代”密会的纸条上就写着“淀区赛马场一等馆门口”，所以这也成为其到赛马场来赌马的缘由。其二，纯爱的追求。主人公寺田原本是京都帝国大学的高才生，毕业后就职于其中学母校当了教师，其是谨言慎行的规矩人。而一代是京都一家高级酒馆“交润社”的女招待，其从18岁失身以后，就混迹于男人之间，是个道地的风情女子。寺田在一次被同事生拉硬扯地去一代上班的酒馆喝酒后，被一代深深地吸引。在数次深情表白后，其求婚得到了一代的同意。但是，介于对一代身份的忌讳，寺田的父母坚决反对。为此，寺田不但被断绝了父子关系，而且被其供职的中学知晓后惨遭辞退。这种不顾周围压力、忽视世俗眼光，对自身爱恋的执着，表明了主人公对纯爱的真诚追求，也暗示着在战后初期的日本，陈旧的伦理道德体系抑制了人的自由，要找寻真爱必须冲破这一束缚。其三，热烈的爱恋。从寺田不顾一切地束缚主张自我的情爱，到其以品行不端之理由被工作单位免职，不被社会所接纳。就此以后，寺田与一代整日沉浸在热烈的爱念之中。

他晚上抚摸着一代柔软圆润的胸乳并像幼儿一样吸吮，这已然成为他唯一的乐趣。这个谨言慎行的胆小鬼也破罐破摔，每天竟如情痴般欢淫无度。而一代本来也是个夜生活奔放的女人，更有欣赏肩膀和胸部牙印的色情狂倾向。由于顾忌一墙之隔的邻居，一代便把寺田带到蹴上车站的旅馆去。看到一代居然对这种旅馆如此熟悉，寺田顿时感到妒火中烧，却又立刻被一代的狐媚打消了瞬间的闪念。[16]

如此浓烈的肉欲交融，让主人公寺田忘记了没有工作的忧愁，一心沉湎在男欢女爱的情欲之中。这让其对一代的情爱变得更为浓烈，在两性的交欢中得到了进一步升华。而在一代患有乳癌的时候，原本吝啬的寺田订购昂贵的短波治疗仪，跑到神户购买枇杷叶疗法机器，购买牛蒡种子磨成粉，还拿着一代的衬裙到生驹山石切神社为一代祈祷，还在朝圣的路上购买艾灸。原本害怕打针的寺田为了缓解一代的疼痛，也学会了打针。显然，寺田虽然木讷、小气，但是在与一代的情爱中却是认真的、投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情爱越发浓烈。这种浓烈的情爱也为文学文本的开头中“寺田执着购买‘一号’赛马票的缘由”作出了最为清晰的注解。情爱的背叛。一次偶然的机会，主人公寺田收到了邀约妻子一代密会的纸条，约会的地点就在“淀区赛马场一等馆门口”，这件事让寺田坚信妻子一代不仅在婚前性关系混乱，而且在婚后还一直与以前的相好密会。此时的寺田顿时妒忌心大涨，妒忌和愤怒充斥着整个大脑。

一代正冷汗淋漓地遍地打滚，剧痛开始发作了。寺田慌忙打开镇痛剂吸入针管，按照常规把针头向上正要排出空气，却突然不知想到了什么停了下手来，眼睛死死地盯住针头，针管中出现了气泡，他想起护士说过静脉中注入空气就会要命，狂暴的目光注视着一代的手臂。但是一代手臂上干巴巴的皮肤已积满了黑垢，骨瘦如柴令人哀痛。寺田已经不能想象，这双手臂曾经癫狂地揉抱过那个赌马男子的脖子、脊背和腰肢。一代敞开的睡衣领口露出手术后丑得简直不像是女人的胸部。转眼又看，自己手中已经推动针管喷出药液，此时妒忌已与空气一同排出，寺田转而心平气和，抓起一代的手臂朝干巴巴的皮肤扑哧地扎了进入，随即猛然将药液推进肌肉中。[17]

看到病床上痛苦挣扎的妻子，寺田在愤怒和情爱中，最终选择了情爱。然而在一次给一代注射强心剂的时候，针头断了，妻子一代就此身亡。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寺田对一代的回忆在变得越来越淡薄，但是对一代出轨的妒忌之情却不可思议地镌刻在寺田的内心深处。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寺田去赛马场会见客户，想起与一代出轨的赌马男人以及他们出轨密会的地点“淀区赛马场一等馆门口”，寺田便变得心情焦躁和狂热，他在赛马场购买了妻子一代名字中的“一号”马票，并幸运中奖，从此以后便对赌马上瘾。他把公司应该支付给作家的酬金、应该支付给印刷厂的欠款、借高利贷的贷款、当东西的钱款等全部资金都投入了赌马这一赌博行为，完全丧失了理性和智慧。就如当初寺田对妻子一代的情爱那样，毫无顾忌、一意孤行，因为只有这样，只有如此堕落才能感知到情爱的真实，才能感知到生存的热情。

2. 与白痴女的情爱叙事 (情爱的新生)

情爱叙事是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描述，是从社会认知角度对性、情、爱进行不同角度的阐释。在战时或战后的日本社会中生活的窘迫、战争的阴影时刻困扰着民众，整个社会处于混沌、迷茫的氛围中，男女两性之间的情爱关系也在颓废和堕落的气氛中蔓延。而坂口安吾的《白痴》在阐释情爱的同时，将堕落的两性关系践行到底，让主人公在情爱纠葛中获得新生和希望。首先，在《白痴》的文本中渲染了战后初期日本社会两性关系的混乱。如主人公伊泽的房东的女儿怀孕了，但却不知道孩子的生父是谁；居委会的女办事员与十几个“干事”男女关系复杂，怀上了这些人中某个人的孩子，这些“干事”共同出钱为这女办事员租房并让其把孩子生下来；经营香烟店的老婆子已有七八个情夫，还在苦闷于找中年和尚还是开店的中年男人作为情人；香烟店对面的寡妇，其哥哥娶了自己亲妹妹，另有新欢后，逼妹妹嫁给五六十岁的亲戚老头，妹妹不从而自杀；在主人公伊泽住的公寓附近居住着一些小妾和妓女，这些女子有的是高官的战时夫人，有的是要员的姨太太，有的是有钱人的情妇。可见，主人公伊泽所处的社会环境里男女两性关系混乱，男女都沉湎于淫乱的情爱之中，这也为主人公伊泽和白痴女之间“堕落”的情爱关系埋下了伏笔。其次，主人公伊泽作为报社记者和兼职纪录片导演，其一直追求艺术创作的个性和创新，在当时“军国主义”横行的时代，被逼无奈地制作一些宣扬战争的纪录片。面对如此虚伪和无聊的工作，伊泽感到了精神和肉体的疲惫，然而这份工作的工资是其在当时生存的唯一支撑。对生活和工作的失望，让伊泽变得精神萎靡。而已嫁为人妇的白痴女因受婆婆虐待而躲进了伊泽的公寓，并与伊泽发生了性关系，在身体欲望的欢愉中，伊泽感到了人性的纯真和实在。

伊泽让白痴女睡在了被窝里，自己却坐在她的枕边，就像哄三四岁的小女儿入眠一样，轻抚一下她额前的头发。这时，白痴女蒙眬地睁开了双眼，眼神简直如同小孩子一般天真无邪。白痴女不断地等待伊泽的亲近，虽然他只用手触摸过她的一部分肉体，而对白痴女来说，那就已经是肉体行为。所以看她的表情，她的身体好像时刻都准备着进行肉体行为一般。令人吃惊的是，有的时候在深夜，伊泽只是用手触碰了白痴女，她那熟睡的身体就会发生反应。白痴女的肉体始终保持着生命的律动，即使在睡梦中，也一直在等候着肉体的快感。[18]

在情爱的世界里，伊泽感到了生活的充实和实在，完全从生活的困顿和工作的乏味中解脱出来。在一次为了躲避战争空袭与白痴女一起藏在壁橱里的时候，伊泽发现了白痴女只是一具肉体而已，开始对她产生了厌倦。

此时的白痴女不仅不会说话，不尖叫，不呻吟，也没有了表情，甚至感觉不到伊泽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正常人不可能表现出这样的孤独感。原来白痴女的孤独是一条青虫式的孤独，一种可怜的绝对孤独。她此时的表情处于一种毫无意识的痛苦，因而表现出一种令人惨不忍睹的丑态。轰炸结束了。伊泽抱起了白痴女。平时只有伊泽的手指一触摸到胸部就会有反应的白痴女，这时却失去了肉欲。他抱着的这个躯体仿佛在不断地下落，一个劲地坠入无限黑暗的深渊中。[19]

在需要白痴女和讨厌白痴女的矛盾中，伊泽一直挣扎在内心的煎熬中，既希望空袭的大火将她烧死，让战争毁灭这个没有灵魂只有肉体的女人，却又时常挂念着白痴女。在一次空袭大火快要烧毁伊泽的公寓的时候，伊泽迅速抱起白痴女逃离了火场，并决定留她在自己的身边。由此可见，以前，伊泽生活在世俗的群体中，不得不受到虚伪、伪善的束缚，当他和白痴女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受任何世俗的眼光、理念的制约和羁绊，他发现了一个纯真、实在的真实天地。只有和白痴女的情爱，才能使他感到内心的平静和灵魂深处的幸福。虽然与已婚妇女的情爱，是堕落的，是颓废的，是违背世俗道德的，但是在那个两性关系混乱的历史语境下，只有如此彻底的堕落情爱，才能发现人性的真实和生活的幸福。在如此颓废的情爱中，伊泽才看到生活的希望，才拥有活下去的勇气，才看到了自我的新生。该文学作品通过如此的情爱叙事，隐喻着彻底的堕落和完全的颓废才能在当时恶劣的战争环境下生存下去，这也暗示着其对战争的疯狂和残酷的厌恶和反对，对当时世俗伦理价值观的反抗。

3. 与娼妓女的情爱

如果说《赛马》是阐述“与酒吧女的情爱”，《白痴》是提及“与白痴女的情爱”的话，那田中英光的《野狐》就是讲述“与娼妓女的情爱”。

其一，主人公“我”与妻子、桂子的情爱比较。“我”内心感知的妻子是“愚钝、冷落、龟壳一般、冷漠龟缩、看不起我、冷言冷语”，而与桂子的出轨情爱中，“桂子宛如天使一般，我第一次感到了有生以来情欲的快乐，第一次感受到了对肉体的爱恋”。面对婚内情爱和婚外情爱的不同感受，让主人公“我”在不同情爱中变得内心矛盾和焦灼。

我总会想起桂子的肉体。这个时候，我就没有心情去碰别的女人了。讽刺的是，虽然结婚之后妻子一直为了我守着贞操，不过我却一点也不想为她守身。但是，面对在和我一起生活之前宛如夜天使一般的桂子，我却不由得严守起自己的贞操了。[20]

从主人公“我”对妻子、桂子的不同情爱感受，体现了“我”出轨后的狂热，对桂子的痴恋，内心深处只深爱着桂子，容不下其他女人。

其二，“我”对桂子的情爱源于“我”少年的时候在镰仓的农村长大，对像桂子一样的农村少女持有好奇和好感。尤其是对桂子的遭遇深感同情的同时，对其的情爱更是不能自拔。

她说自己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差点被附近的老农侵犯，还被医生的儿子到处追逐。在十九岁的时候，被乡下下围棋的人诱惑失去了处女之身，二十一岁的时候在亲戚的劝说下不情愿地结了婚。由于和婆婆、大伯的关系紧张，便去了咖啡店工作。丈夫出征后，她进入印刷厂工作，因为讨厌战败后回来的丈夫就离了婚，然后和一个外国人同居。[21]

桂子的生活遭遇是二战前后日本女性悲凉生活和凄惨命运的缩影，也是该时期日本底层女性的典型代表。作为有良知的作家的“我”由于自身成长环境的影响，对这种女性深感怜悯的同时，对其的情爱也十分浓烈。在书写“我”对桂子产生情爱的缘由的同时，也暗示着“我”对战争产生的负面影响深恶痛绝之情。

其三，对娼妇桂子肉体的痴迷。对战争结束后的社会状况的不满，以及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窘迫、对家庭的照顾不周，“我”感到难以入眠。因而经常服用烈性安眠药来辅助入睡。再加上“我”经常把酒和安眠药一起服用，还出现了强烈的性亢奋，因此“我”对桂子的肉体和烈性安眠药产生了依赖，仿佛吃了鸦片似的上瘾了。

就这样，我像中了毒一样，依赖着桂子的肉体和安眠药。每天如果没了这两样，戒瘾症就会发作，我便会变成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的“半死之人”……在店里，我缠着她要了烈性安眠药，一种三片，一种十片。服下之后，我便成了被自己的本能所俘虏的奴隶，就像吸毒者得到毒品一样。我的内心再次充满了对她的不舍。[22]

可见，“我”对娼妇桂子的肉体的痴迷，对其的情爱越陷越深，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即使“我”看穿了桂子撒了很多的谎言后感到绝望、虚无，却无法放下与桂子的情爱，希望与她殉情而死。

其四，在情爱与婚姻之间，“我”迷失于出轨的情爱和肉欲，婚姻只是虚无的存在。“我”对“梦中之妻”的幻想破灭了，想摆脱“现实之妻”的束缚，而“我”的妻子对婚后出轨去招妓的“我”绝不敞开心扉进行交流，表现出冷漠的态度。如此一来，“我”在精神上无所依托，只能在孤独的灵魂中挣扎，于是，选择情爱便成了逃避现实的手段。这种性与爱都无法得到交流的夫妻婚姻便是战后初期日本一般家庭的缩影。

其五，情爱后的虚无感和绝望感在“我”的灵魂深处越发强烈。“我”真诚地爱恋着桂子，把自己内心的话均毫无保留地吐露给桂子，相反，桂子却屡次欺骗我的感情，偷偷在外卖淫以满足自身的物欲。“我”明知道桂子乱性得病，但“我”依然控制不住与她求欢发生性关系。每次浓烈的性爱过后，我感到后悔的同时，虚无感和孤独感都不禁涌上心头。

作为太宰治的学生，田中英光在情爱叙事的艺术手法上颇受太宰治的影响。除了上述的《野狐》以外，其另一名篇《魔王》的文学文本对情爱叙事的阐释更为直接、更为鲜明，两性肉欲的描写更为生动，更为露骨。

其一，与多名娼妇的不伦性爱被生活压抑十分颓废的“我”无法自拔，沉沦其中。作为有家室的“我”一直沉湎于与娼妇“安娜”、艺伎“小太郎”、妓女“橙子”等风尘女子的肉欲当中。在描述“我”与不同女子的性体验中，肉麻的字眼、感官式的话语、痴情式的对话建构了《魔王》这个文学文本的情欲色彩。其中，与娼妇“安娜”的性体验是“我的安娜对我尽情地爱抚，让我的肉体和内心第一次得到了释放。这使我很是春风得意，就像被雌虫咬食的雄虫一样，沉浸在与她同居的二人世界当中”[23]。如此强烈的性爱之欢是主人公“我”无法从“无爱也无恨”的妻子那里得到的，让“我”如沐春风。在浓烈的两性体验中，“我”意识到自身的满足和幸福，感受到快乐极致的欲罢不能。然而与安娜的一次激烈的争吵中，我愤怒地夺门而出，去找寻以前有过激情的艺伎“小太郎”来抚平内心的焦虑。而与“小太郎”的性体验是在满足了肉体上的快感后，总莫名其妙地意识到一种恍惚感和虚无感，却无法忘却与安娜在一起的尽情和欢快。于是，“我”又辗转找到新宿大街酒馆的妓女“橙子”寻欢作乐。与“橙子”甜蜜的肌肤相亲让我心跳不已，而“橙子”的外向爽朗让我心花怒放。游离于不同女性肉体之间的“我”感到了身体亢奋后的颓废感和虚无感，比起“爱”而言，“性”更是“我”摆脱现实烦恼，发泄内心惆怅的安乐窝。

其二，娼妇“安娜”欲完全占有“我”，占有“我”的身体，乃至“我”的生活。对于“我”而言，比起发妻，艺伎“小太郎”、妓女“橙子”更具有吸引力。这些不仅表现在性体验的契合，而且表现在深深吸引着“我”的安娜个人经历。安娜出生于东京附近贫困的渔民家庭，小学毕业后便辍学操持家务，后奉父母之命嫁给了一个农夫，婚后生活并不幸福，婚姻生活毫无感情可言。后来其丈夫在战场牺牲，其便被婆家视为累赘，忍无可忍后便逃到东京来生活。在东京偶遇外国青年并与其同居，该青年由于参与地下黑市交易遭到告发后被迫回国。此后，安娜便沦为娼妇。安娜心酸的生活经历，让“我”莫名地对她产生了怜爱。因此，在这些女人中，“我”最喜欢安娜。然而安娜希望我抛弃四个孩子并与发妻离婚，同时要求需要正式的证婚人与其结为夫妻，这一点让“我”备受煎熬。与此同时，安娜还对我的个人社交规定了很多限制，例如：不能与编辑喝酒，作为作家的“我”显然很难接受。再者，在与“我”同居的同时，安娜还时常背着我与其他男人鬼混，每次都用谎言搪塞我。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慢慢感觉到：安娜对“我”只有目的和欲望，并没有“爱恋之情”，与“我”的所谓性体验只不过是为了抚平其受伤的自尊心而已，“我们”之间的情爱一直只是肉体的关系。安娜的精神是颓废的，也正是这种颓废让她拥有想被人奸污的娼妇本能，而这种本能让其对真正的爱情感到厌恶和悲哀。她只是把这种厌恶和悲哀通过与“我”的性爱交流全部强加在“我”身上。这一点让“我”在与其情欲过后深感一种浓烈的不安和孤独，这也使“我”不断通过醉酒和安眠药来麻醉自己。

其三，女儿由美子的天真和无邪慢慢地让“我”意识到深陷情爱的颓废和堕落。对于沉湎于情欲之中的“我”根本没有好好照看女儿由美子，把由美子当成小野猫看待，经常带着女儿由美子流连于不同女人的住所，这种情景让我联想起舒伯特的歌曲《魔王》。

在我的耳朵好像响起一种可怕的旋律，是舒伯特的《魔王》。歌曲的主体是对命运一无所知的父亲骑上马，带着小孩儿在风雨之夜踏入荒原，最终，魔王夺走了小孩子的生命。我一边牵着由美子的手，心里不禁想起另外三个孩子。我被这不吉利的现实旋律牵引着，在狂风暴雨之夜，痛苦地抱着幼儿，承受着寄人篱下的悲伤心境。[24]

然而，当我和安娜正沉浸在情欲中，女儿由美子天真地问我们在干什么。如此纯真的问话让“我”感到心惊肉跳，阵阵不安。当我与安娜吵架分手要离开的时候，女儿由美子毫不犹豫地选择对其冷漠的亲生父亲的“我”，而摒弃平时对其关爱有加的安娜。女儿由美子感觉的敏锐使“我”感到内心十分温暖，作为父亲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当我去迎接女儿由美子时，看见托付在“橙子”所工作的酒吧中的女儿学着妓女们招呼客人时可笑且天真的样子，“我”对女儿保护和照顾的本能涌上心头。女儿由美子的天真和无邪拯救了“我”，让我逐渐清醒过来。

二 日本无赖派作家的情爱认知

情爱叙事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叙事主题，不同的历史语境其情爱叙事的内容不尽相同，不同的社会环境其情爱叙事的价值取向也是各异的。在战后初期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凋敝、社会衰败、人心颓废，在如此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日本民众急需精神上的抚慰，被战争压抑许久的人性、作为人的本真需要被重新唤醒，通过颓废或堕落的肉体接触来相互取暖，从而来树立自我的自由和人性，创造自我的精神家园。因此，日本无赖派作家以敏锐的眼光、锋利的笔端通过标新立异的情爱叙事刻画出战后初期日本民众的焦虑、虚无、颓废的精神状态，描绘出情爱与人性的复杂关系。其一，通过浓烈的肉欲描写来凸显男女两性之间的疯狂。这类情爱叙事大多基于出轨、婚外情的描写，男女主人公对婚姻生活的不满或是现实生活的压抑，无法在心灵上和精神上得到抚慰和共鸣，只能通过纯粹的性爱来治愈感情上和精神上的荒芜。这种情况往往出现“情”和“理”的冲突，“性”与“爱”的博弈，在浓烈的情爱叙事中将人类时常面临的感情困惑、欲望焦虑、精神危机彰显出来。这种浓烈的肉欲和疯狂的情爱是基于人的最初、最原始的生理本能，不带有任何社会的功利性和目的性，是一种纯粹、简单、神圣的生理需求。在该类文学作品中，在描绘性爱的欢愉的同时，也将性爱后的虚无感、孤独感和罪恶感宣泄出来。其二，通过对纯爱的叙事来体现人性的单纯和“纯粹”。这类情爱叙事主要是阐述纯粹的“性”或纯粹的“爱”的追求，跳出传统的婚姻和道德的制约与束缚，单纯地从人性的生理欲望“性”去剖析人性的真善美，从人性的精神层面上的“爱”去解析人性的灵魂需求。如此病态、癫狂式地对“性”与“爱”的追求，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被传统的价值观、婚恋观所接受，但是其以超凡脱俗的色彩渲染了其特殊的审美价值。在战后初期的日本社会，也只有如此病态、癫狂式的“性”与“爱”才能真正发现人性的本质，才能真正从颓废的精神荒原中觉醒，发现人性中的“自由”灵魂。其三，通过复杂的性关系来反映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的混乱和传统价值体系的崩盘。日本无赖派作家对情爱叙事的阐释是在日本文学传统的基础上继承与发展起来的。其中“性”问题自然便成为其情爱叙事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文本当中人物之间复杂的性关系更凸显了文本叙事冲突的出彩和主旨的彰显。而日本无赖派作家的文学文本中复杂的性关系素材来源于当时的日本社会，其映射了战后初期日本社会混乱的两性关系。从复杂的两性关系的描绘中可以体现出战后初期日本民众的颓废心态，反衬出当时各个阶层的人群的时代特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日本无赖派作家的两性关系阐释既有传统日本文学的共性，也具有自身鲜明的个性，是日本情爱文学的传承和发展的典型。

日本无赖派作家的情爱叙事，在悲凉、凄惨的人生阐释中蕴含着价值观和精神信仰的颓废，并折射出灵魂的荒芜蜕变为对肉欲、性、爱的疯狂追求。这种情爱叙事并不是单纯的情爱描写，也不是纯粹的色情渲染，是对颓废现实的一种反叛。“战前，日本社会素以绝对服从闻名于世，作为它的反叛，就会成为绝对放纵。而绝对放纵正好导致强烈的内心需求，必然会迫使人们不断地突破各种现实伦理的羁绊，甚至以非为是，在生活和处世上尽显乖戾，这正是无赖派对生命意义的独特阐释。而这种格调和品位，注定了他们在社会建构方面没有道德、良知和尊严、理性，只能把私人领域里的乖张蔓延到稿纸上，以道德缺失后的人生快意，书写一群找不到自我尊严者，去炫耀大胆而直白的欲望，炫耀无伦理道德的隐私。”[25]这是其一。其二，以戏作的心态来对待情爱的叙事，以嘲弄的手法来反衬主旨，来暗示对人性解放和自由的追求。在日本无赖派作家的情爱叙事中，不论是情爱的颓废、伤害、背叛、欺骗或是堕落，也不论是情爱价值观的乖张还是人格体系的崩盘，均带有戏作的色彩和嘲弄的意味。其情爱叙事的审美价值，不仅表现在阐述主人公们的沉湎女色、疯狂出轨、移情别恋、对情感游戏的放纵和对婚姻承诺的不忠，而且更是体现出彻彻底底的“堕落”才能得到“凤凰涅槃式的重生”，其暗示着只有如此狂妄地堕落才能真正达到人性的解放和自由。其三，病态式的审美情趣。日本无赖派作家通过对癫狂式的情爱叙事，将性爱放纵、行为放荡的践行贯彻到底，以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来摆脱陈旧的伦理道德，摒弃“贞女不事二夫”等落后思想，以求得在战后的绝境中顽强地生存下去。他们认为只有在癫狂式的情爱叙事中表现出彻底的堕落，才能揭露日本传统道德体系的伪善性，才能抨击日本传统婚姻观和情爱观的虚伪性。而这种癫狂式的情爱叙事是不合常理的，其审美情趣已经脱离原有的标准，是以一种虚无的、无价值的审美情趣取代过去功利性和人为性的审美情趣，用颓废的审美情趣取代以往狭隘的审美情趣，以假丑恶来反衬真善美。这种审美情趣是病态的，具有独特的哲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