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研究高潮的出现
（一）中国边疆研究的历程
中国边疆研究的演进历程，可以用千年积累、百年探索、三十年实践来概括。
所谓千年积累。古代中国文明持续不断，文化传统世代相继，古代中国良好的史学传统，先辈对边疆状况的记述和对边疆问题的研讨是多角度、多层面、多形式的，给今人留下一笔宝贵的学术遗产。我们从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编年体史书和起居注、实录，典志体史书、地理书和方志，以及会要类、辑录类、目录提要类、笔记杂记类等历代文献中，特别是元、明、清三代众多笔记杂记类和私人著述中，均有丰富的边疆研究的历史记载。总之，先辈的千年积累，是我们研究中国边疆历史的基础性文献资料。
百年探索。这里的百年，实际上涵盖了19—20世纪两百年的时段，两个世纪以来，共出现了三次中国边疆研究的高潮。三次研究高潮分别是：19世纪中叶—19世纪末，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的标志；20世纪20—40年代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是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突出成就[4]。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闭锁的清帝国大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西北、东北、西南边疆相继出现严重危机，以魏源、何秋涛、夏燮、梁廷楠、徐继畲、曹廷杰等为代表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学者为抵御外侮、巩固边防，发愤潜心于边疆史地研究，他们的著作至今仍不失为警世之作，这一研究发展的势头至清末而不衰。一批接受资产阶段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中国学者，痛心于深重的民族危机，希冀通过边疆史研究，激发国人之爱国热诚，其成果令人瞩目。要了解20世纪20年代—40年代边疆史研究全貌，还有待进一步做细微工作，在宏观上，我们可以总体叙述这一时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展的成就与不足；在微观上，可研究学者、学术团体等个体的学术活动的成败得失。马大正、刘逖撰写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
1949年10月，在古老而又久经磨难的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划时代的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但是在20世纪50—70年代，除了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民族史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有密切关系的领域得到相当大的发展外，我们必须承认，从总体上看对中国边疆研究的开展并未带来太多实际的推动力。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国边疆研究的总体性、完整性和重要性尚未为研究者所认识，即使是具有优良传统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也遭到冷落。
这一时期研究的进展，从总体上看称为兴起前的准备，是基于要充分认识到研究工作进展中所取得无论在研究成果、资料准备，还是在人才培养上的积累之功，都功不可没！具体而言：
其一，马克思主义为研究的指导思想给研究工作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并与“以史为鉴”的传统相结合，此时期的研究，从选题到成果都十分重视对大众的教育作用，以及直面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也是中国边疆研究优良传统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延续。
其二，分散主题的研究，虽然造成了研究者未能将中国边疆作为独立研究客体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开展研究，但与中国边疆密切相关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兴旺和民族史（包括民族调查）研究的崛起，从研究内容上为日后中国边疆研究打下了基础。
其三，研究队伍的培养、研究群体的出现。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二代研究工作者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锻炼并走向成熟，成为日后中国边疆研究的骨干力量。
这一时期，中国边疆研究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其如下三端应是最重要的：
一是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国家发展现状不可能为中国边疆研究的开展提供一个有利的客观环境；或者说，现实社会生活还没有向学术界提出迫切开展中国边疆研究的呼声。
二是立国之初、外患未消，帝国主义阵营对新生人民政权的禁运、封锁，迫使新中国在外交上实施“一边倒”政策，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加之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过分真诚，中国边疆研究涉及外交政策、民族政策，以及诸如边界走向等敏感问题，研究禁区大量存在，政府决策与学术研究两者界限混淆。这些制约了中国边疆研究的正常展开。
三是大批判与继承学术遗产上的简单化倾向，造成当时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边政研究采取否定、摒弃的态度，加之20世纪上半叶有相当一批中国边疆研究者都有与旧政权形式不同的政治背景，这就造成在这一时期，中国边疆研究在学术研究中鲜被提及，20世纪上半叶大量边疆研究成果或因其作者的政治身份，或因其学科的资产阶级理论体系，不是被批判，就是不再被研究者提及。
上述原因造成了中国边疆研究停滞的局面，主要表现在：一是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国边疆未成为独立的研究客体为研究者所认识、关注，更说不上进行系统研究；二是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边疆研究的诸多方面成了禁区，资料封锁、成果难刊。我们将介于第二次与第三次研究高潮之间的20世纪50—70年代称为中国边疆研究在受挫中坚持的特殊阶段。
（二）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研究高潮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研究高潮出现的标志是研究中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仅仅研究近代边界问题的狭窄范围，开始形成了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为重点的研究格局，促成了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大发展；二是突破了史地研究的范围，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相结合，形成了贴近现实、选题深化、成果众多的特色，至今这次研究高潮仍方兴未艾，显示出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势头。
第一个突破的关键点是设计并提出了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开展三大系列研究。
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其研究内涵十分丰富，尤其是其中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是一个全局性的研究课题。它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传统项目，古今学者对此倾注了心血。中国历史上各代、各朝无不存在边疆问题，统治者相继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边疆政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粗具规模，经唐、元、明、清诸强大统一王朝的补充、完善，渐成体系，其完整和丰富为他国历史所罕见。边疆政策的成败得失，不仅与彼朝彼代的存亡兴衰休戚相关，而且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时至今日，认真总结和评估古代边疆政策的成败得失，对于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民族团结仍有意义。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内涵十分丰富，研究层面很多，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今天我们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这一前提出发，又提出中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中国历代边疆管辖制度等研究课题，新的研究课题提出，以及这些课题周缘的扩展，必将不断拓宽研究者的视野。由林荣贵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四卷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是近年值得重视的学术专著。
开展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的研究更是刻不容缓。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地方史等研究领域的丰硕成果及研究已达到一定的广度与深度，为深化近代边界变迁史研究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当前，除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两卷本，2007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外，还应开展多界面、多层次的专题研究，诸如地区性的边界变迁史、近代不平等条约与边界问题、近代中国边疆危机与中外诸方对策、近代边疆危机与边疆社会变化，等等。总之，这一领域关系到三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国与有关各国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民族等方方面面。
从史学史角度系统收集与评述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成果，是一件值得下大力气的工作。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出现过两次高潮。
当然，上述三大研究系列，并不能包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全部内涵，诸如边界理论的研究，边疆史地研究与法学、外交学、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等众多学科的关系，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疆学的内涵与外延、对象与方法等，都将成为学者们求索的对象。
在第三次研究高潮发展进程中，1988年迄今的20多年间，三次全国性的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在深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特别是在推动三大研究系列的开展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988年10月22—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1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包括汉、蒙、回、朝鲜、白、柯尔克孜等民族的107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80篇，内容包括中国历代边疆政策、边疆管辖、边疆开发、边疆经济与文化、边疆民族与民族关系、边臣疆吏、边界研究、边疆和边界研究概况与评述等多个方面，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我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成果和研究动向。《人民日报》以《中国边疆史地不再是学术禁区》为题，对会议作了报道。会议成果以《中国边疆史地论集》为名出版。
1999年9月12—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了“第二届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北京、长春、哈尔滨、西安、兰州、乌鲁木齐、昆明、郑州、烟台、厦门、象山等近40位学者提交了31篇论文，内容包括中国边疆学构筑、边疆研究相关理论问题，涉及不同历史时期的边疆治理和边疆管理体制、古代至近代的边疆开发、当代边疆民族社会调查与历史档案资料开发利用等方面。基于近百年来中国边疆研究发展的积累，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兴旺，当代中国边疆问题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倾注中国几代学者心血的中国边疆理论研究和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框架构筑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中国边疆理论研究包括陆疆、海疆和边界的理论问题与实际的结合，探索中国边疆历史发展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发展规律。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包括概念与范畴、学科性质和任务、体系和功能等，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此次会议成果与同年8月23—26日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世纪之交新疆历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成果一并以《中国边疆史地论集续编》结集出版（马大正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共收录论文33篇。
2006年8月6—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边疆史地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来自北京、上海、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内蒙古、云南、四川、江苏等省、直辖市、自治区的7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共提交论文45篇。会议讨论涉及疆域理论研究、边疆治理与开发、边疆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学的构筑等诸多方面。
通过上述科研实践，在中国边疆研究的总体认识上取得了如下共识：
一是初步理顺了研究与决策的关系。研究与决策有着密切关系，但不应将两者等同。研究的结论虽是进行正确决策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研究的最高原则是科学的求实。而决策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在研究与决策中，决策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时，决策者需要有更多的政治家气度与远识，应该为研究者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和保证。当然，研究者也应发扬中国边疆研究的爱国主义和求实精神的优良传统，为政治家、军事家的正确决策提供扎实、可靠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处理好两者关系的关键是要区别研究与决策的不同内涵，真正做到把研究者的观点作为学者的观点来对待，切不可把研究者在边疆研究中发表的学术见解，错当成某种政见而给以过度的重视或过分的责怪。唯此，研究者才可能在边疆这一颇带敏感性的研究领域中进行大胆的探索，边疆研究的繁荣也就为期不远了。
二是正确认识了研究客体与从属的关系。由于多年来学术界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一些基本内容分别纳入断代史、地方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历史地理等研究领域，极大地影响了这一边缘学科的健康发展。以具有丰富内容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为例，长期以来学者们孜孜以求，研究古代封建王朝的民族统治政策、清王朝的喇嘛教政策，而极少从治理边疆的高度与广度来研究古代中国的边疆政策，究其缘由，主要是没有将边疆治理作为研究客体来考察、研究。因此，改变边疆史地研究长期从属于其他学科的局面，使边疆史地作为一个整体而成为研究的客体，是当前一项重要工作。唯此，我们才有可能提出并组织力量对一些重大课题进行研究，诸如中国边疆学、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中国边疆研究史，等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高潮，其重要标志之二是突破了边疆史地研究的范围，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相结合，形成了贴近现实、多学科相结合的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始，当代中国边疆调查与研究日益为学者所关注，并自觉地实践于科研工作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这方面的科研实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示范性，笔者自始即参与其间，故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科研实践为对象，对当代中国边疆调查与研究展开的进程试做介绍。
（三）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的进程
当代中国边疆调查与研究展开的进程，大体上可分为酝酿、展开、深化三个发展阶段。
1.酝酿阶段，大体上从1989年到1996年
边疆中心原是以中国边疆历史、地理等基础学科为研究重点的，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历史上的边疆治理和开发，目的是想以史为鉴，为当代中国边疆的治理提供一些间接的参考。1987年以来，笔者主持完成了三部专题研究论集：《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清代的边疆政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
随着边疆历史研究的深入，我们日益感到研究边疆历史与了解边疆现状密不可分，只有了解了现状，才能更好地发挥以史为鉴的史学功能。同时史学工作者也应直接从事现状调研，并进一步开展相关的对策性研究。
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对边疆中心提出了加强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的任务，要求边疆中心站在历史的高度看现状，组织当代中国边疆调研课题。我们的“当代中国边疆系列调查研究”就是在这样背景下起步的。具体到立项的内容，即重点研究当代边疆的什么问题，也是经过反复斟酌后确定的。当时比较热门的是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但历史研究属人文科学，所以我们决定发挥原有的长处，将当代边疆研究的重点定在有关边疆稳定的现状和面临问题的调研上。在此基础上积累一定的资料，再拓展研究范围。而选中的第一个切入点是从历史、民族、宗教等方面入手，综合研究新疆的稳定问题。1990年，“当代中国边疆系列调查研究”课题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予以立项。
“当代中国边疆系列调查研究”分为阶段性工程，每期工程2—3年，1990—1996年完成了两期工程，前两期工程共撰写了5篇调研报告，它们是《关于海南省海疆管理和南沙海区现状调查》（1992年）、《云南稳定边疆地区稳定与发展现状及其对策》（199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建置、边界的历史与现状》（1990年）、《新疆稳定与发展若干问题的评估与建议》（1993年）、《新疆地区反分裂斗争的历史与现状：1950—1995年》（1996年）。其中，有关新疆的三个调研报告各有特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建置、边界的历史与现状》是选择了新疆的一个边境自治州进行调研。1993年的《新疆稳定与发展若干问题的评估与建议》则是对新疆稳定与发展的一些带全局性问题的认识和研究。1996年报告提出的三点见解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一是新疆反分裂斗争的严峻性和尖锐性。新疆社会稳定面临严峻挑战，所以既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又要将新疆的稳定问题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从战略的高度进行研究，提出对策，实施综合治理。二是对分裂势力的破坏活动要加大打击的力度，以相应的措施落实。三是要树立“是什么问题，就作什么问题来处理”的观念，强化法治。
20世纪上半叶，新疆地区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时断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反分裂斗争又呈现一些新的特点，而对此几乎无人研究，所以我们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疆地区所发生的各种分裂破坏活动进行系统汇总、分类排比、综合研究，以寻求反分裂斗争的内在规律和经验教训，作为新疆稳定问题系统研究的第一步。这项工作是1994年立项的，我们选择了新疆反分裂斗争现状，先解决对抗性的矛盾，即武装叛乱和骚乱。人民内部矛盾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放在第二步。现在看来，这个选题立项具有超前性。1997年1月，《新疆地区反分裂斗争的历史与现状：1950—1995年》调研报告报送有关方面领导参阅，立即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反响和重视。之所以反响大、反映好，从成果看首先是选题定得好，具有政治敏感性和超前性；其次是材料新，所使用的资料均为有关部门的第一手资料，以往只有个别材料在小范围内使用过，像这样系统的排列、对比分析研究还是第一次。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等有关部门的支持对于课题的完成也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2.展开阶段，大体上从1997年到2000年
这一阶段，边疆中心在总结以往调研的基础上又先后完成了7篇调研报告，云南方向的有《云南禁毒工作追踪调研》（1997年）、《泰国“改植工程”与云南“替代种植”的比较研究》（1999年）、《越南毒品问题对我云南边疆地区的影响》（2000年）；东北方向的有《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对东北地区稳定的冲击》（1998年）；新疆方向的有《新疆社会稳定战略研究》（1999年）、《新疆反暴力恐怖活动借鉴——以色列反恐怖主义斗争研究》（1999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布局与新疆稳定研究》（2000年）。
上述调研报告拓展了调研范围，深化了调研内容，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调研所得形成了对当代中国边疆稳定形势的战略判断。
当代中国边疆稳定面临严峻的挑战。按性质类型分，可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政治类型。政治类型中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国外敌对势力要把我们某些边疆省区从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分裂出去，所以在政治上表现为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全方位的，既有政治战线上的斗争，也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还有武装斗争。第二种情况，由于边疆地区相邻境外地区不稳定，造成的冲击，就是说问题不在境内，而是在境外，由于境外的不稳定，对相邻的边疆地区的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第三种情况，由于历史上遗留的边界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存在边界纠纷，影响了相关地区稳定的局面。
根据这三种情况，从当代中国来说，政治类型的第一种情况，分裂与反分裂，当代中国最突出的地区是台湾、新疆和西藏。第二种情况，目前表现在东北边疆地区。东北边疆地区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克服，需要解决。但是现在最大的挑战是来自朝鲜半岛。朝鲜半岛政治形势发展的不确定性给东北边疆地区的稳定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第三种情况，遗留的边界问题。遗留的边界问题从当前陆地边界来看，主要是中印边界的历史遗留问题。从海疆来看，一个是钓鱼岛的争端，一个是南沙群岛主权的争端，近几年还有东海海疆的划界。
第二种类型，是经济类型。经济类型相对比较简单，就是某些势力集团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在我们的边疆地区进行跨国犯罪，包括贩毒、拐卖人口、走私枪支等，特别是贩毒。这一点从当前来说，热点地区还是云南、广西，特别是云南，因为它面临着金三角。这种犯罪活动，特别是贩毒，确实给当地的社会方方面面带来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
当代中国边疆稳定面临的挑战主要是这两种类型。根据这两种类型，我们从研究的角度确定了四个重点地区和一个次重点地区。四个重点地区是台湾、新疆、西藏和海疆；一个次重点地区是东北边疆。
3.深化阶段，大体上是2001年以来
2001年由边疆中心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2004年由边疆中心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新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发项目”，2008年在边疆中心的推动并参与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先后启动，为期均为5年。上述三个研究项目的共同特点是将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现状相结合进行全方位有重点的研究。
上述项目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先后有400余人次主持或参与课题研究，从而全面推动了东北边疆、新疆历史与现状的学术研究。东北边疆及新疆历史与现状研究领域的迅速推进，对其他边疆地区的学术研究产生了良好的辐射作用，在两大项目的带动下，北部边疆、西南边疆、西藏、海疆等领域的学术研究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势头。2001年以来边疆研究领域从课题遴选到学术成果，较之以往均有大幅增加。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有关边疆问题的课题所占比例呈逐年增加的趋势；高校在边疆研究领域的学术活动也十分活跃，呈现出课题来源多、课题分布广、教研结合、新人辈出的特点。
课题研究的普遍开展，极大地强化了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中国历代疆域形成和发展、历代边疆治理、历代宗藩关系等前沿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点；同时多角度、多层面深度解读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的创新性科研成果纷纷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