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建成都双周俱乐部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

雍正元年（1723）清政府颁布禁教令，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在华沉寂了一个多世纪，终又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声重新活跃起来。1844年相继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西方传教士凭此获得了在华自由传教的特权。在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英美等国的新教传教士接踵而至，相继抵达通商口岸，深入内地边陲自由传教，希望达到“用十字架征服中国”的目的。布礼士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华传经布道的。

1912年布礼士受英美会[4]的派遣从加拿大多伦多到四川成都担任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青年会最初主要是在青年人中间开展宗教活动，后来逐步演变成为从事广泛社会活动，提倡德、智、体、群四育，以完善人格的社会组织。宗旨是：发展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善人格，建设完善社会；会训“非以役人，乃役于人”[5]。作为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布礼士主要负责策划和组织福音传道的工作，并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加以记录。与此同时，他还在华西协合大学担任文科教授，讲解宗教学。华西协合大学是近代中国知名教会学校，效仿英美体制，在最初只分文、理两科的基础上，又设置了教育、宗教、医学、牙科学等科。在华西协合大学任教的布礼士一方面传授社会人文知识，另一方面也重视青年学生身体素质的训练和团结意识的培养。他开设了体育课，亲自教学生游泳技能，[6]并跟其他传教士一道将网球、台球、排球、篮球、马拉松等竞技项目引进校园。团队操、运动会也因此逐步推广，成为师生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这些活动传播社会，丰富了民众的业余生活，导致了民众观念和行为的转变，让四川民众认识和接受了现代信息，逐步告别封闭[7]。

为了传教，布礼士一直努力学习汉语语言文字和典籍，了解中国社会，顺应民风民俗。1916年，布礼士和陶然士（T.Torrance）、林则（A.W.Lindsay）等14名西方传教士[8]聚集在成都四圣祠街布礼士家里，策划定期聚会讨论中国文化，这标志着成都双周俱乐部（Fortnight Club of Chengtu）[9]的正式成立。这个俱乐部每两周一聚，目的是联合对中国和中国事物感兴趣的西方人士，互利互惠，从哲理和科学的高度去探索和研究中国及中国事物。会员范围限于定居成都的传教士及西方人，并要求至少有一年汉语学习的经历。俱乐部的讲演有详细的活动时间表，如1916年10月—1917年5月共举办了17次讲座[10]，内容涉及中国的宗教、历史、语言、文化及社会等多个方面的研究，包括布礼士的“四川方言”、法格圣的“四川土著民”、雅尔德的“成都回教”、张天爵的“成都的穷人与乞丐”、陶然士的“成都历史”、林则的“四川饮食及其影响的研究”、韦斯塔韦的“在四川窑和四川陶瓷的调查报告”等。可以看出，以布礼士为代表的俱乐部会员已经开始重视汉语的学习和关注四川地区人文自然科学的调查研究。

随着布礼士在华时间的增加，他越来越体会到研究传教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他的关注范围也逐渐从四川地区扩展到康区乃至整个华西地区。1922年10月，同样在布礼士家中，一群西方传教士召开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第一次成员会议，标志着学会正式成立和运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是由英、美、加三国来华西宣教的基督教差会的传教士共同创建，以华西边疆研究为宗旨的国际学术机构。学会总部设在成都，重点考察华西的政治、人文、风俗、环境等，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创始人有布礼士、莫尔思（W.R.Morse）、戴谦和（D.S.Dye）、茂尔（J.R.Muir）、彭普乐（T.E.Plewman）等西方著名学者，叶长青（J.H.Edgar）是荣誉会员[11]。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设立了近30年，通过实地调查、出借设备、举行讲座、发表论文、出版刊物等方法来促进其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布礼士不仅是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而且长期身居要职，成绩斐然。他是学会仅有的十位终身会员之一[12]，历任学会的秘书（1922—1924年）、秘书兼财务主管（1932—1933年）、会长（1933—1934年）、会刊主编（1935—1936年）。尤其担任会长期间，布礼士强调学会的宗旨仍是“研究华西的地域、族群、风俗和自然环境”。他鼓励会员说：“我殷切期望我们能遵守原则，为共同的目标携手合作，以科学和真诚的态度开展工作，以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服务所有华西的人们，无论他们是汉族或是其他民族。我们要不遗余力地为华西地区最广泛的利益办好学会，既有广度也有深度。”[13]1933年，在时任会长布礼士的大力支持下，美国学者葛维汉（D.C. Graham）组织了对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首次考古发掘，并于1934年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发表《汉州（广汉）发掘简报》，使三星堆的重要性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成为巴蜀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马长寿先生曾评价说，学会“工作最为努力”，发行的会刊“最有历史性”[14]。显而易见，学会和会刊在国内外学界所取得的权威地位是与布礼士、葛维汉等传教士的努力密不可分的。

还有一件事情足以证明布礼士的活动能力和组织才华。1933年夏，川西发生大地震，在民族聚居区造成了重大人身财产损失。理番（理县）附近的杂谷脑喇嘛庙佛塔遭到严重损坏，塔顶断裂，地基坍塌。为了重建这座“藏区最美的镀金佛塔”，21名理番的僧人专程赶赴省府成都，希望获得社会各方的资助。时任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长的布礼士热情地接待了这批藏族僧人。在布礼士的安排下，僧人们在成都第一次看到了电影，第一次听到了无线电。布礼士还在华西协合大学赫裴院（Hart College）的体育馆举行中西结合的盛宴，用中文向客人致简短的欢迎词。之后客人们参观了大学博物馆，惊叹于馆内丰富多彩的藏品，并协助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将藏族藏品进行归纳分类。僧人们后来在怀德堂（Administration Building）面对华西协合大学众多热情的师生听众，用藏族乐器演奏了一场音乐会。这次接待非常成功，在成都轰动一时，川军将领刘湘带头捐款500元，其他社会各界也随之纷纷慷慨解囊[15]。葛维汉事后不禁赞叹道：“大部分功劳要归功于布礼士先生，是他如此精心又巧妙地规划了接待活动”。[16]这次成功接待活动中体现出汉藏和谐、中西合璧的特色，布礼士可谓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