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元朝的灭亡

妥懽帖睦尔先后建元元统（1333—1334）、至元（1335—1340）[28]、至正（1341—1368），共在位36年，是元朝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元朝的末代皇帝。在他称帝之初，燕铁木儿的兄弟、儿子仍掌握朝廷大权，他儿子唐其势便说过：“天下本我家之天下也。”[29]元朝制度，皇后必须选自蒙古弘吉剌部首领家族，这是因为成吉思汗的正妻孛儿台来自该部，而且在统一过程中该部首领给予成吉思汗以很大的支持。但是，妥懽帖睦尔却打破了这一传统，娶燕铁木儿之女为后，这显然是迫于形势所致。燕铁木儿家族的气焰很自然引起了妥懽帖睦尔和其他蒙古贵族、大臣的反感，后至元元年（1335），妥懽帖睦尔依靠另一掌握兵权的大臣伯颜，以唐其势企图谋反为名，将唐其势等杀死，皇后也在废黜后被杀。朝廷大权转移到伯颜及其家族手中。

伯颜出于蒙古篾儿乞部，曾在武宗海山宿卫中任职，得到宠信。当图帖睦尔北上称帝时，当时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的伯颜认为“此吾君之子也”，为了报答“武皇厚恩”，便积极给予支持。因而在图帖睦尔统治期间，他得到了仅次于燕铁木儿的种种优遇。妥懽帖睦尔便依靠他消灭了燕铁木儿家族。但伯颜得势后，“独秉国钧，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他“自领诸卫精兵……导从之盛，填溢街衢。而帝侧仪卫反落落如晨星。势焰薰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30]。在顺帝即位以后，元代中期以来政治腐败、财政困难的局面进一步恶化，再加上土地兼并加剧，水旱连年，流民越来越多，小规模起义不断发生。伯颜面对这种局面，不想在政治上有所改革，而是采用种种办法加强对各族人民的压迫，颁布了“强盗皆死”和对偷盗处以重刑的法令。他特别歧视汉人和南人，对汉人和南人严加提防，禁止汉人、南人持有武器、马匹，取消汉人、南人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科举，甚至提出要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这样，在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同时，民族之间的矛盾也因统治集团的挑动而日趋尖锐化。

元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保留了游牧君主制的不少特点，例如，蒙古宗王在政治上很有权势，特别在皇位更迭时他们的向背有重要的作用；又如，成吉思汗时代开国勋臣的后裔往往得到重用，他们大多也是皇帝怯薛的长官，如前面提到的哈剌哈孙、拜住都是这样。但从中期起，采用暴力手段的政变接连发生，军队和军事将领的地位也就日益重要。燕铁木儿是这样，伯颜更加突出。不仅百官可以处置，连蒙古宗王也可以任意贬逐甚至杀戮。这些军事将领得志以后的胡作非为，是元代中后期政治混乱黑暗的重要原因。

妥懽帖睦尔对伯颜的所作所为“积不能平”，便拉拢伯颜之侄脱脱作为依靠。后至元六年（1340）二月，伯颜到大都东南狩猎，妥懽帖睦尔在脱脱支持下突然宣布黜免伯颜，放逐外地。接着又对文宗图帖睦尔害死和世的罪行公开清算，从太庙撤出文宗神主，将文宗皇后和儿子都放逐外地，不久均死。从此，妥懽帖睦尔才开始了亲政。第二年正月，便改元至正，“与天下更始”。

妥懽帖睦尔任用脱脱为右丞相，总理政务。脱脱“乃悉更伯颜旧政”，采取了恢复科举、减轻赋税、平雪冤狱等措施。脱脱中间一度失宠，徙往外地，但不久又被召回，重秉国政。脱脱颇想有所作为，但是，百姓的穷困、政治的腐败和财政困难已经积重难返，而且一些措施通过腐朽的官僚机构运作，非但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往往走向反面。为了挽救财政危机，他在至正十年（1350）变更钞法，结果造成空前的通货膨胀，物价腾贵。为了修治在至正四年（1344）决口泛滥“方数千里”的黄河，他在至正十一年（1351）调发了十余万军队、民工进行修治，劳民动众，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当时民间广为流传的歌谣说：“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31]政治的腐败，刑法的滥及无辜，造成人民群众的极度不满，而“开河”和“变钞”，则可以说是引起全国农民战争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刘福通等在颍上（今安徽颍上）首先举起了造反的大旗，大江南北纷纷响应。起义者头扎红巾，身穿红袄，高举红旗，因而被称为红巾军或红军。元朝政府出动军队镇压，但收效其微。至正十四年（1354），丞相脱脱率领40万大军出征淮东，声势之大，前所未有。但因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化，妥懽帖睦尔对脱脱心存疑忌，将他罢免，大军登时溃散。自此以后，起义军势力日益壮大，起义的烈火遍及全国。起义军焚烧了上都的宫阙，而且一度逼近大都。在起义军的打击下，元朝的许多地方行政机构被摧毁，中央的不少机构也陷于瘫痪。

行政机构的被摧毁或瘫痪是元末战争中元朝政治体制变化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残存的政权机构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首先是机构和官员的冗滥。为了争取地主阶级的支持，笼络人心，元朝政府改变了某些做法，允许南人进入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破格授予义兵（地主武装）首领以各种官职，在各级机构中大量“添设”官员。还根据军事活动的需要，设置新的行政和军事机构。“至正兵兴，四郊多垒，中书、枢密，俱有分省、分院，而行中书省、行枢密院增置之外，亦有分省、分院。”至正二十七年（1367），命皇太子总天下军马，为此置大抚军院，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机构。为了组织军屯，又设有大兵农司、大都督兵农司、屯田使司等机构。此外还添设有水军万户府、防御海道运粮万户府、义兵万户府、义兵千户所等机构。这样一来，机构的名目越来越乱，官员的数目越来越多。“自省、院以及郡县，又各有添设之员，而各处总兵官以便宜行事者，承制拟授，具姓名以军功奏闻，则宣命敕牒随所索而给之，无有考核其实者。于是名爵日滥，纪纲日紊，疆宇日蹙，而遂至于亡矣。”[32]其次，军阀兴起。原来的军事领导体制和武装力量体制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实际上已趋于瘫痪。新兴的军事将领，凭借掌握的军队，各自独霸一方，互相争斗，为所欲为，“天子之命置而不问”[33]。有的甚至敢于以兵进逼京师，威胁皇帝。军事将领中有名的如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孛罗帖木儿、李思齐等，都成了飞扬跋扈的军阀。元朝政权机构的这些变化，意味着它实际上已无法统治下去了。

在天下混乱的情况下，起于淮西的朱元璋脱颖而出。他逐步壮大自己的力量，先后消灭了南方的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势力，在至正二十八年（1368）建立明朝。同年，明军北伐。七月，妥懽帖睦尔仓皇北逃。八月，明军进入大都，元朝的统治结束。两年以后，妥懽帖睦尔在流亡中死去，庙号惠宗。朱元璋“以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号曰顺帝”[34]。后来的史籍中一般便称妥懽帖睦尔为元顺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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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朝秘史》卷11。此段译文见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2] 关于“成吉思”的含义有不同的说法，多数研究者认为源自突厥语Tengiz，即海洋之意。

[3] [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第2卷，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06页。

[4] 《元史》卷4《世祖纪一》。

[5] 郝经：《立政议》，《陵川文集》卷32。

[6] 王鹗：《即位诏》，《国朝文类》卷9。

[7] 《经世大典序录·官制》，《国朝文类》卷40。

[8] 《建国号诏》，《元史》卷7，《世祖纪四》。

[9] 《经世大典序录·帝号》，《国朝文类》卷40。

[10] 《元史》卷58，《地理志一》。

[11] 《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

[12] 《元史》卷13，《世祖纪十》。

[13] 《元史》卷187，《贡师泰传》。

[14] 《元史》卷21，《成宗纪四》。

[15] 《元史》卷137，《康里脱脱传》。

[16] 《元史》卷22，《武宗纪一》。

[17] 《元史》卷136，《拜住传》。

[18] 《元史》卷136，《拜住传》。

[19] 《元史》卷29，《泰定帝纪一》。薛禅皇帝是忽必烈死后的蒙古语尊称。裕宗皇帝是真金的庙号。

[20] 《元史》卷29、30，《泰定帝纪一、二》。

[21] 也孙铁木儿死后，接着称帝的图帖睦尔指责他“潛通阴谋，冒干宝位，使英宗不幸罹于大故”（《元史》卷22，《文宗纪一》）。他的神主未能进入太庙，也就没有庙号。史籍中通常称他为泰定帝。

[22] 《元史》卷31，《明宗纪》。

[23] 《元史》32，《文宗纪一》。

[24] 萨都剌：《记事》，《雁门集》卷2。按，和世封周王。“武皇”指元武宗。

[25] 《元史》卷138，《燕铁木儿传》。

[26]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27] 《元史》卷38，《顺帝纪一》。

[28] “至元”本是世祖忽必烈的年号，妥懽帖睦尔为了表示自己决心继承世祖的事业，特再次采用“至元”作年号。同一朝代中出现两个相同的年号，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特例。史书中通常称后者为“后至元”。

[29] 《元史》卷138，《燕铁木儿传》。

[30] 《元史》卷138，《伯颜传》。

[31]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3，《醉太平小令》。

[32] 《元史》卷42，《百官志八》。

[33] 《元史》卷141，《察罕帖木儿传》。

[34] 《元史》卷47，《顺帝纪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