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皇帝制度

由元世祖忽必烈确立的皇帝制度，是蒙古统治机制与中原王朝传统政治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包括年号、国号、帝号、印玺、诏旨、朝仪、都城及巡幸、岁赐、怯薛、忽里台等内容。

忽必烈即位伊始，即宣布“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建元“中统”，以承继中原王朝的正统自命；中统五年（1264）八月，忽必烈又改中统年号为“至元”[38]。从此之后，每个皇帝即位时，都与其他王朝一样，改用新的年号。

原来的“大蒙古国”国号，不足以显示正统中原王朝形象。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下诏改国号为“大元”，在诏书中，对采用新国号作了如下说明：“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伸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39]关于大元国号，当朝人士还有进一步解释：“世祖皇帝初易大蒙古之号而为大元也，以为昔之有国者，或以所起之地，或因所受之封，为不足法也，故谓之元焉。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呜呼，制作若此，所以启万万年之基。”[40]

大蒙古国时期，官制简朴，“自上至下，只称小名，即不曾有姓，亦无官称”[41]。蒙古大汗有时有尊号，除成吉思汗外，如窝阔台汗即被尊称为“合罕”。忽必烈即位后，有人向忽必烈建议：“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事之大者，首惟祭祀。祭祀必有清庙。”[42]忽必烈乃命人规划、设计，在上都、大都建太庙，并按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做法，于至元三年（1266）十月对祖宗世数、尊谥庙号、祭祀仪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43]元朝的庙号采用双重制，即从忽必烈起，每个皇帝死后都既谥一个“国语尊号”（蒙古语庙号），又谥一个汉语庙号。国语尊号行用于元朝及诸藩国，也就是以元帝为宗主的整个蒙古汗国，汉语庙号则仅仅用于元朝。实行庙号制度后，避讳规定应运而行。至元九年八月规定：“不拣甚么田地里，上位的大名字休题者。那般胡题着道的人，口里填土者。”武宗至大元年（1308）正月又重申“多人每犯着上位名字的教更改了有来”[44]。仁宗时再次明确规定，在表章文字中，“御名庙讳，必合回避”[45]。元朝皇帝庙讳可列为表1-1。

表1-1 元朝皇帝庙讳

印章的使用，在蒙古国时期已很普遍，并受到人们的重视，“然初制简朴，位号无称，惟视印章，以为轻重”[46]。由于制度不明，印章混乱，有的蒙古宗王和大汗一样用“玉宝”。忽必烈即位后，严格印章等级制度，以印章的质地和文字来确定君臣名分。至元元年（1264）七月，“定用御宝制，凡宣命，一品、二品用玉，三品至五品用金，其文曰‘皇帝行宝’者，即位时所铸，惟用之诏诰；别铸宣命金宝行之”[47]。至元六年四月，又制玉玺十纽。[48]蒙古宗王不得再使用玉宝，均用金印或银印，其物料分寸、金银成色、印纽形状各因诸王等级而异，共分为金印兽纽、金印螭纽、金印驼纽、金镀银印驼纽、金镀银印龟纽、银印龟纽六等。[49]官员的印章亦因品级不同而有所差别，“一品衙门用三台金印，二品、三品用两台银印；其余大小衙门印，虽大小不同，皆用铜。其印文皆用八思麻帝师所制蒙古字书”[50]。印章等级分明，显示皇帝的尊严；不用前朝旧玺，亦显出元朝的特殊性，故后来有人评价道：“古者合信于天下皆用玉焉。至秦得和氏璧刻为皇帝玺后，有天下者传之为宝，或不得则仿而作之……我朝惩历代之谬，虽得秦刻及前世之器，皆藏而弗用。爰制大宝，质兼金玉之贵，文列古今之宜，以成一代之制度。”[51]掌管宝玺的官员，原置符宝郎二员，至元十六年（1279）设符宝局，十八年改为典瑞监，大德十一年升为典瑞院，设院使四员（正二品），下辖官员有同知、佥院、同佥、院判等。[52]

和历代中原王朝的皇帝一样，忽必烈亦推行了诏旨、制书和公文等文牍制度。“国朝以国语训敕者曰圣旨，史臣代言者曰诏书。”[53]圣旨中依然使用“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的套语，并使用皇帝的“国语尊号”（汉文诏书多用皇帝庙号）。圣旨多被机械地翻译成汉文，于是出现了一种特别的“硬译公牍文体”[54]。在一般来往公文中亦可经常看到这种文体。诏旨用于国家大事，官员的任免则均有宣敕。“元之宣敕皆用纸。一品至五品为宣，色以白；六品至九品为敕，色以赤”[55]。宣敕由皇帝派出的使者前往有关官员处“开读”，当事者需按规定迎送。[56]宗王，官员的封谥、旌表，多用制书名义。

蒙古汗廷中的礼节，不同于中原王朝皇室的“朝仪”。耶律楚材在窝阔台汗即位时，引进了中原的跪拜礼，此后宗王、群臣都要向大汗跪拜。[57]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宫阙未立，朝仪未定，凡遇称贺，臣庶无问贵贱，皆集帐殿前。执法者厌其多，挥杖击之，逐去复来，顷刻数次”。汉人儒臣颇不以为然，翰林学士兼太常少卿王磐于至元八年（1271）向忽必烈建议：“按旧制，天子宫门不应入而入者，谓之‘阑入’，由外及内，罪轻重各有差。宜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司官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入传呼赞引，然后得进。有敢越次者，殿中司纠察罚俸；不应入而入者，宜准阑入治罪，庶望朝廷礼肃。”[58]徐世隆亦上言：“今四海一家，万国会同，朝廷之礼，不可不肃，宜定百官朝会仪。”[59]忽必烈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命刘秉忠、许衡确定朝仪制度，并设立侍仪司，任命了左右侍仪、左右侍仪使等官员，专掌肃正朝仪之事。朝仪所用仪仗、乐器、服饰等，很快措置完备。当年八月，忽必烈诞辰，群臣按新定仪式参加庆典，“初立内外仗及云和署乐位”[60]；“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臣上尊号，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皆如朝会之仪。而大飨宗亲、赐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61]。也就是说，从这时开始使用的朝仪乃是汉、蒙混合的仪制。以皇帝即位为例，原来汗位继承时的祭天、宴赐等仪式，依然保留，同时亦按朝仪举行登基仪式。

蒙古国时期，以哈剌和林为都城。忽必烈即位前，有人向他进言：“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62]忽必烈登基之后，很快确定了两都制度的规划。中统四年（1263）五月，升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为上都。次年八月，改燕京为中都。至元九年（1272）二月，又改中都为大都。两都之中，大都为正都，上都为陪都。在“宫室城邑，非巨丽宏深，无以雄视八表”思想的指导下，[63]都城殿庭的设计主要参考了中原王朝都城的模式，并加以发展，以显示帝王的威严。忽必烈大兴土木，建造都城，曾遭到来自蒙古族内部的非议。西北蒙古宗王特别遣使诘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双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64]这些责问并没有动摇忽必烈实行两都制度的决心。将大都定为首都，不但可以加强蒙古政权在中原的统治，还为实现统一全国的政治愿望准备了条件。以上都作为陪都，保持蒙古旧俗，联系蒙古宗王和贵族，亦为蒙古民族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自从两都制度确立以后，皇帝每年“北巡”上都，逐渐形成了一套正规巡幸制度。正如当时人所说：“皇朝建国之初，四征不庭，靡暇安处。世祖皇帝定两都以受朝贡，备万乘以息勤劳，次舍有恒处，车庐有恒治，春秋有恒时，游畋有度，燕享有节，有司以时供具，而法寓焉。此安不忘危，贻子孙万世之法者也。故列圣至于今率循而行之。”[65]“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以避暑，颁赐于其宗戚，马亦就水草。八月草将枯，则驾回大都。”[66]皇帝前往上都，除了后妃、太子和蒙古宗王随行外，“则宰执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职分官扈从”，“文武百司，扈从惟谨”[67]。每年跟随皇帝北上、南下的人员，数量颇大，返回大都之时，“都城添大小衙门、官人、娘子以至于随从、诸色人等，数十万众”[68]。

每年皇帝离开大都后，“各行省宣使并差官起解一应钱粮，常典至京又复驰驿上京飞报”[69]，重要的公文奏表和军情报告都通过急递铺转送。跟随皇帝巡幸上都的各中央机构官员，在上都继续辅佐皇帝议办朝政，“或分曹厘务辨位考工，或陪扈出入起居供张设具，或执橐鞬备宿卫，或视符玺金帛尚衣诸御物；惟谨其为，小心寅畏，趋走奉命，罔敢少怠，而必至给沐更上之日，乃得一休也”[70]。御史台殿中司的官员最为辛苦，“大驾行幸，则毕从于豹尾之中，而非若它官可以更休”，“臣僚有所敷奏，无不与闻”[71]。每年夏季，上都乃国家大政的议决场所。

元代有人说：“国朝大事，曰蒐伐，曰搜狩，曰宴飨，三者而已。”[72]搜狩和宴飨与两都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每年春季，皇帝常到大都东南的柳林，“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73]。皇帝到上都避暑，也要举行一系列狩猎活动心。“上京之东五十里有东凉亭，西百五十里有西凉亭。其地皆饶水草，有禽鱼山兽，置离宫。巡狩至此，岁必猎校焉”[74]。狩猎作为固定的宫廷生活内容，主要是为了保持蒙古人“骑射”的旧俗，起到锻炼随从军队作战能力的作用。

蒙古统治者极重视宴会。“国有朝会庆典，宗王大臣来朝，岁时行幸，皆有燕飨之礼。亲疏定位，贵贱殊列，其礼乐之盛，恩泽之普，法令之严，有以见祖宗之意深远矣”[75]。在各种宴会中，规模最大、费用最多的是诈马宴，也叫质孙宴。质孙，一译只孙，蒙古语jisun的音译，意为颜色。皇帝举行宴会，出席者要身着皇帝颁赐的金织文衣，每次一种颜色，按贵贱亲疏的次序各就其位，“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下至于乐工卫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别，虽不同，总谓之质孙云”[76]。诈马是波斯语jamah的音译，意为外衣、衣服。诈马和质孙一样，指的都是宴会上穿的一色衣服。元朝人士对诈马宴的印象颇深，留下了不少记载，以上都诈马宴为例，“国家之制，乘舆北幸上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济逊（质孙）珠翠金宝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彩仗，列队驰入禁中。于是上盛服御殿临观，乃大张宴为乐，唯宗王、戚里、宿卫、大臣前列行酒，余各以所职叙坐合饮，诸坊奏大乐，陈百戏，如是者凡三日而罢。其佩服日一易。大官用羊二千，嗷马三匹，它费称是，名之曰济逊宴。济逊，华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诈马筵”[77]。

元朝皇帝承继了蒙古国时期的忽里台制度。新皇帝即位，重大事务的决定，依然按照旧有的做法，举行蒙古宗王、贵族和朝廷大臣一同参加的忽里台。忽里台的内容形式等亦与过去相差不多。如宣读先朝祖训，“故事，天子即位之日，必大会诸侯王，读太祖宝训”[78]；“世臣掌金匮之书，必陈祖宗大札撒以为训”[79]。在忽里台上宣读大札撒的“世臣”，一般都是皇帝的亲信，借此立威。成宗铁穆耳在上都即位时，“亲王有违言”，大臣伯颜“按剑陈祖宗宝训，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诸王股栗，趋殿下拜”[80]，就是很典型的一例。但就其作用而言，忽里台进入元朝以后，已经蜕化为形式上的军国大事议决会议，由于有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常设中央机构总管全国民政、军事、监察诸事务，重要决策（包括皇位继承）往往在皇帝与中央各机构官员中内定后，拿到忽里台上宣布，与会者即使有反对意见，亦不能像过去那样进行平等地讨论，只能表示服从。尤其到了元朝后期，忽里台更是流于形式，甚至成为权臣篡政的工具。

除了为新皇帝即位而举行的忽里台外，皇帝每年在上都驻夏时，大多数蒙古宗王、贵族都要前来朝觐，各行省的主要官员，也要定期面见皇帝，由此形成了一套朝觐制度。朝觐地点定在上都，但有一些人破坏制度，前往大都觐见皇帝。故仁宗延祐元年（1314）六月，中书省官员上奏：“在先诸王、妃子、公主、驸马、各千户每朝觐的，并不拣甚么勾当呵，夏间乘青草时月来上都有来。如今推称着缘故不商量了，入大都去的多有。”[81]仁宗乃特别下令：“诸王、戚里入觐者，宜乘夏时刍牧至上都，毋辄入京师，有事则遣使奏禀。”[82]

元朝皇帝每年按定额颁发给宗王、后妃、公主、驸马等人金、银、钞、缎以及绢、绵、丝等物的赐赉，称之为“岁赐”。此外，新皇帝登基，则另行赉赏。皇帝登基时的赏赐，也有额例，比岁赐额大得多，并往往因为大规模赏赐而造成国家财政紧张，储不敷赐。如成宗即位后，“比先例，赐金五十两者增至二百五十两，银五十两者增至百五十两”，并确定了太祖后妃、后裔宗王等赐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世祖后妃、后裔宗王等赐金各五百两、银二万五千两。元贞二年（1296）二月，中书省即上报：“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驸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83]尽管如此，后继诸帝大多依然照例颁赐，因为此举符合“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弟弟每商量定，取了天下后，各分地土，共享富贵”的原则。[84]皇帝通过颁赏使宗王、贵族共享国家利益，换取他们的拥戴，亦是保证皇权的一项措施。

元朝皇帝亦与宗教人士保持密切关系，尤其是忽必烈尊吐蕃萨斯迦派教主八思巴为帝师后，累朝皇帝皆有帝师之设，而且“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85]；“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志。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86]。但是忽必烈并没有把朝政置于帝师影响之下，除了吐蕃事务外，帝师不宜过问其他政务，[87]只是和其他宗教领袖一样，为皇室的宗教活动服务。

为保证皇帝的人身安全和日常生活的需要，过去的怯薛组织依然保留，继续实行四怯薛番值制度，怯薛长还是由几家功臣的后裔充任。[88]怯薛歹的额定数量原为1万人，但由于不少人为享受优厚待遇，想方设法“投充”怯薛歹，使得怯薛歹的数量远超于1万人之上。朝廷经常下诏“沙汰”宿卫士，首先是要把汉人、南人清除出怯薛；如大德十一年（1307）十二月颁发的《至大改元诏》中明确宣布：“近为汉人、南人军、站、民、匠等户，多有投充怯薛歹、鹰房子等名色，影占差徭，滥请钱粮，靠损其他人户，已自元贞元年为始分拣。今后除正当怯薛歹蒙古、色目人外，毋得似前乱行投属，其怯薛歹各枝儿官员，亦不得妄自收系，违者并皆治罪。”[89]但是，尽管禁止汉人、南人投充怯薛的禁令一再重申，[90]怯薛歹的数量却没有减少。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八月，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官员合奏：“臣等比奉旨裁省卫士，今定大内四宿卫之士，每宿卫不过四百人；累朝宿卫之士，各不过二百人。鹰坊万四千二十四人，当裁者四千人。内饔九百九十人，四怯薛当留者各百人。累朝旧邸宫分饔人三千二百二十四人，当留者千一百二十人。媵臣、怯怜口共万人，当留者六千人。其汰去者，斥归本部著籍应役。”文宗虽规定怯薛歹定额为1万名，但实际数额仍有超出。至顺三年四月，中书省官员上报：“去岁宿卫士给钞者万五千人，今减去千四百人，余当给者万三千六百人。”[91]怯薛歹无俸禄，依然由各蒙古千户提供马匹铠仗等物品，但享有朝廷的岁赐。至大四年（1311）四月，“定四宿卫士岁赐钞二十四万二百五锭”。泰定元年正月，“定怯薛台岁给钞，人八十锭”[92]，此后成为定例。另外，朝廷还发给怯薛歹衣粮和马匹草料等。

元朝虽仿效中原制度建立了宣徽院，但此司实际上是怯薛的管理机构，[93]宣徽院的官员多为怯薛歹和怯薛执事；宣徽院的职能，“凡稻粱牲牢酒醴蔬果庶品之物，燕享宗戚宾客之事，及诸王宿卫、怯怜口粮食，蒙古万户、千户合纳差发，系官抽分，牧养孳畜，岁支刍草粟菽，羊马价值，收受阑遗等事，与尚食、尚药、尚酝三局，皆隶焉”[94]，亦是原来怯薛组织为汗廷日常服务的主要工作；宣徽院所辖各机构人员，全由本院自行选择，更表明了它独立于中央行政机构之外的特征；至于各朝皇帝怯薛歹的增选和推荐，亦由宣徽院负责。制度化之后，宣徽院设院使六员，从一品，与中书省平章政事和实掌枢密院事务的同知枢密院事，掌御史台的御史大夫品级相同。院使之下，置同知宣徽院事（正二品）、宣徽副使（从二品）、佥书宣徽院事（正三品）、同佥书宣徽院事（正四品）等职。宣徽院下设的主要机构有：

光禄寺，掌酒麹制造、供应诸务，即前答剌赤、哈剌赤等所掌事务，设光禄寺卿（正三品）、少卿（从四品）等职，统领设于大都与上都的尚饮局、尚酝局（局均设提点、大使、副使等职）、醴源仓等机构；

尚舍寺，掌宫帐陈设、牧养骆驼、制造乳酪等务，即前阿察赤、帖麦赤、烛剌赤所掌事务，设太监（正四品）、少监（正五品）等职；

阑遗监，掌不阑奚（亦译为孛阑奚，指官府收留的流散人口和牲畜）事务，设太监、少监等职；

尚食局，掌供御膳事务，即前博尔赤所司之务，设提点、大使、副使等职。

除宣徽院及其下属机构外，元廷还设有一些专门的内廷服务机构，亦与怯薛组织密切相连，如侍正府，掌内廷近侍之事，领速儿古赤400人，并统领拱卫直都指挥使司。府设侍正14员（正二品）及同知、佥府、侍判等职。元廷亦有太医院、将作院等机构，为皇室成员服务。[95]

元朝宫廷中亦有宦官为皇帝、后妃服务，当时译称为“火者”。由于有怯薛更值、服务于内廷，宦官的作用被大大抵销。元代较少出现宦官干政现象，只有过两次“宦祸”，一次在中期，一次在后期，[96]所以后人评价道：“前世宦者之祸尝烈矣。元之初兴，非能有鉴乎古者，然历十有余世，考其乱亡之所由，而初不自阉人出，何哉？盖自太祖选贵臣子弟给事内廷，凡饮食、冠服、书记，上所常御者，各以其职典之，而命四大功臣世为之长，号四怯薛。故天子前后左右，皆世家大臣及其子孙之生而贵者，而宦官之擅权窃政者不得有为于其间。虽或有之，然不旋踵而遂败，此其诒谋，可谓度越前代者矣。”[97]

元朝皇帝制度，既是蒙古大汗制度的发展，又吸收了中原王朝集权、专制的皇权内容与形式，把二者糅为一体。除了上述内容外，通过常设中央机构的活动，实施皇帝对国家的有效控制和管理，确立皇太子制度以期解决帝位问题等，亦应是皇帝制度的组成部分，我们将在后面专节论及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