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忽必烈与元朝的建立

忽必烈（1215—1294）是蒙哥之弟，在青年时代他就注意选用汉族知识分子，了解汉族传统文化，特别是治国之术。蒙哥汗即位后，命他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4]，他便把自己的营帐从漠北移到漠南，屯驻在金莲川，后来就地建造城市，定名开平。所谓“汉地”指的是原金朝统治的北方农业区。自从金朝灭亡后，“汉地”便为大小军阀所割据，他们奉蒙古大汗为君主，但在自己管辖区各行其是，专生杀之权。因此，“汉地”的各种制度是很混乱的。蒙古国统治者关心的是平时从“汉地”征发赋税，战争时征调军队，其他则很少过问。窝阔台汗时期，契丹人耶律楚材（1190—1244）任必阇赤（书记），曾提出定赋税、籍户口等一系列主张，实际上是希望重新推行中原传统的政治制度，即所谓“汉法”。由于一些蒙古贵族、色目官僚的阻挠和反对，他的主张只有部分得以实现。到了脱列哥那皇后摄政时期，耶律楚材受到排挤，“愤悒以死”[5]。他的一些已经付诸实施的主张也大多废止了。忽必烈管理“汉地”后，在部分地区实施改革，推行“汉法”，取得明显的成效，但也因此招来了蒙哥汗的疑忌，不得不交出了管理“汉地”的权力。尽管如此，这些实践使他懂得了推行“汉法”进行政治改革的重要性。

在登上汗位的《即位诏》中，忽必烈指出，蒙古建国以来，“武功迭兴，文治多缺”，表明了自己加强“文治”的决心。[6]所谓“文治”，指的就是“汉法”，就是要推行中原原有的各项政治制度，改变混乱的局面。他在即位之初，便建元中统（1260—1263），这是中原的传统，改变了蒙古国的惯例。后来，又改元至元（1264—1294）。接着，他“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7]，沿袭宋、金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机构、监察机构和军事体制，取消官员的世袭制而代之以迁转之法，定赋役，颁俸禄，整顿户籍，建立学校，等等。至元八年（1271），又建国号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8]，“元者也，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9]。“大元”就是最大的意思，它以儒家经典为据，表明了忽必烈决心按中原传统制度来建立大一统的国家。这样，大蒙古国便为大元所代替。在建国号前后，忽必烈在原金中都旧城东北营建新城，并在至元九年命名为大都，定为元朝的首都；开平则早已命名为上都，成为元朝皇帝的夏都。过去蒙古国的都城哈剌和林，是一座草原城市（今蒙古国后杭爱省）。都城移到农业区内，主要也是适应推行“汉法”的需要。

先有大蒙古国，后有大元国（朝），元朝自蒙古国发展变化而来，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明初编的《元史》，便包括蒙古国和元朝两个时期的历史。后代所说的元朝，一般也都把蒙古国包括在内。可以说，元朝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元朝，包括蒙古国在内；狭义的元朝，自忽必烈创建时算起。蒙古国与元朝，有继承延续的关系，但是也必须看到，两者存在明显的区别。蒙古国是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以哈剌和林为首都的、地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国家，元朝则是以大都为首都的大体上以今日中国版图为主体的国家；蒙古国的政体是游牧君主体，而元朝则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

由于忽必烈推行“汉法”，北方的统治得到巩固，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忽必烈继续进行前代大汗的未竟事业：灭宋。自1274年起，他发起大举进攻。1276年，南宋都城临安被攻陷；1279年，南宋流亡政权灭亡。元朝实现了南北的大统一。

元朝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南北对峙的历史，并使许多边疆地区纳入同一中央政权统治之下。元朝管辖的范围，“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10]，规模之大，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在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元朝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样空前规模的统一，进一步密切了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边疆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都得到加强。统一还有助于经济生活的活跃和发展。但是，元朝的统一是统治者用暴力手段实现的，在统一过程中，充斥着血腥的屠杀和无耻的掠夺，各族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全国统一以后，忽必烈在行政、军事、财政、监察等各方面采取了许多的措施，旨在巩固统一的局面，加强对各族人民的统治。这些措施大多是效法前朝的，但也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创新，例如行省制的建立。但是，忽必烈对于南、北制度的差异并未完全加以统一，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承认原有的区别。此外，还保存了不少蒙古原有的制度。忽必烈确立的政治制度“规模宏远”“为一代之制”，元朝后来的诸帝基本上承袭下来，没有大的变动。[11]

统一以后的元朝，是个多民族国家。元朝政府以法律形式划定民族等级，制造民族矛盾，这便是四等人制。所谓四等，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蒙古即草原上的蒙古族。色目既不是民族也不是地域的名称，而是各色各目即各种类之意，当时以此来泛指蒙古以外我国西北各族及其以西的各族人。汉人与汉族并非等同的概念，汉人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渤海等族及云南、四川两地居民。南人又称蛮子，指原南宋境内（四川除外）的居民。在此以前，金朝有女真、渤海、契丹、汉人四等之分，元朝显然是以金朝制度为榜样并根据具体情况作了调整。民族等级的区分在蒙古国时期已经存在，但四等人制的正式确立则应是全国统一以后的事。四等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是不平等的，重要官员只能由蒙古、色目充任，在入仕的途径上，蒙古人、色目人得到种种优待，汉人、南人则受歧视。在法律上，四等人也是不平等的。同样的罪行，量刑轻重不同。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只能申诉，不许还手。蒙古人殴死汉人，只需征烧埋银，并罚出征；汉人殴死蒙古人就要处死。忽必烈虽则采用“汉法”，但他在政治活动中是很注意贯彻四等人制的。他真正信赖的是蒙古的贵族；依靠和重用的是一些有才干的色目人。至元二十二年（1285），他曾对丞相说：“此事汝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复无汉人，可否皆自朕决。汝当尽心善治百姓，无使重困致乱，以为朕羞。”[12]有的记载说：“自世祖以后，省、台之职，南人斥不用。”[13]其实，就是在世祖时代，南人任省、台负责人，是很个别的，就是汉人，也为数不多，至于枢密院更不用说了。利用民族矛盾，进行统治，是封建统治者特别是少数民族统治者惯用的手段，忽必烈可以说是个典型。以后的元朝诸帝都继承这一方针。四等人制的实施，是元朝政治生活的特点之一。

即使在统一以后，战争仍是相当频繁的。忽必烈接连对境外的日本、占城、安南、爪哇、缅甸等国用兵，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其中不少是渡海远征。这些战争是非正义的，大多以失败告终。西北和东北的蒙古宗王，出于家庭之间的仇恨和其他原因，纷纷起来向忽必烈挑战。忽必烈不得不在北方和西北派驻大量军队，并委派重臣和皇子坐镇，他自己也曾一度亲自出征。庞大的军费支出，再加上对宗室诸王、大臣的臣额赏赐，以及接连不断的土木营建等，使得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忽必烈便重用善于理财的人当政，开始是阿合马，后来有卢世荣和桑哥。他们采用各种手段榨取钱财，负担最后都落到百姓头上，江南百姓所受压迫和剥削尤其深重。因此，江南在统一以后不断爆发起义，最多时一年达400余处。全国的统一并没有带来太平盛世，社会仍然动荡不安。

忽必烈采用“汉法”，建立皇太子制度，立嫡子真金为太子。但真金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病死，皇位继承又成了问题。真金嫡妻有三子，即甘麻剌、答剌麻八剌、铁穆耳。答剌麻八剌死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次年，铁穆耳被立为皇太子。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病死，庙号世祖。四月，在上都召开选举皇帝的忽里台。尽管铁穆耳已具有皇太子的身份，他的长兄甘麻剌仍然提出了挑战，而且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只是由于真金皇后阔阔真和权臣伯颜等人的坚持，铁穆耳才得以即位，甘麻剌则统兵镇守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