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前言

英国文学有想象“他者”成就“自我”的悠久传统，古英语文学中的英雄史诗《贝奥武夫》便是典型代表，与英国相隔千里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贝奥武夫的英雄事迹成为英国文学与英国国家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约书亚·戴维斯（Joshua Davies）写道：《贝奥武夫》被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视为本国、本民族的财产，不论该诗属于谁，它都揭示了相关国家和民族的身份属性；《贝奥武夫》早期学术研究中探讨的思想结构仍影响着21世纪英国的政治与文化，自我同一、连续一致与团结统一的英国国家身份和“英国性”的观点与蕴含于《贝奥武夫》中的中世纪文化历史观一脉相承。[1]

援引英国18世纪著名作家安娜·莱堤西亚·巴鲍德（Anna Laetitia Barbauld 1743—1825）“小说及其读者共同造就现存英国”[2]的观点，米兰达·伯吉斯（Miranda J.Burgess）指出：小说创作（making a novel）与创立国家（making a country）相辅相成，小说直接参与到国家秩序的建构过程中。[3]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教授指出：“国家身份是一个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密不可分的多维度概念，牵涉特定语言、情感和象征……应将国家身份视为集体文化现象”[4]。言外之意，国家身份已超出单纯的“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的范畴而具有了广泛、深刻的文化内涵。以此为依据，可作出如下判断，即：作为英国文化载体的英国文学帮助创造了英国的国家身份——英国“想象的共同体”。英国作家的个人创作与英国国家身份的构建密不可分。英国国家身份的构建是一个想象“他者”与“他者”想象的内外兼修的过程。

恰如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Said）所说，作为欧洲的他者形象出现的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欧洲文化“从作为一种替代物甚至是一种潜在的自我的东方获得其力量和自我身份”[5]；长期以来，英国作家凭借凝视、想象和挪用“他者”形象的方式创造了英国的物质文化财富与精神文明，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了英国国家身份。英国文艺复兴、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中对殖民地（或潜在殖民地）尤其是东方“他者”的想象为大英帝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散英国殖民地的英国作家借用中世纪欧洲骑士文化，创造了现代英国殖民神话，将英国的国家身份塑造成需要殖民骑士保护的“仙后”。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为数众多的当代英国族裔流散作家在“回写”帝国的同时，力图构建英国种族与文化杂合的“英联邦”国家身份。从文艺复兴到后殖民，英国本土作家想象“他者”和现当代英国流散作家[6]的“他者”想象成就了不同时期内的英国国家身份。

第一节 “国家的皮肤”与帝国想象：从东方审美到殖民政治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19世纪20年代后，欧洲民族主义运动兴起，‘官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应运而生，其核心是国家与王朝帝国的结合”[7]。安德森将“官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将（欧洲）王朝归化和保留王朝权力联合在一起的手段，尤其是对那些自中世纪以来聚集在一起的多语种地区的统治权；换言之，就像是给庞大的帝国身躯穿上短小、紧致的国家的皮肤”[8]。

自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 1342—1400）起，英国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时期的诸多作家，如：克里斯托弗·马洛、威廉姆·莎士比亚、丹尼尔·笛福、约翰逊·斯威夫特、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乔治·戈登·拜伦和查尔斯·狄更斯等，以其独特方式参与到“国家的皮肤”制造过程之中。在这些作家笔下，英国的“国家的皮肤”（或曰英国国家身份）不仅是英国人自我审视、自我构建的产物，更与对异质他者的凝视、想象和挪用密切相关，最终转化为聚合英国殖民力比多的“帝国想象”。其结果是：英国与帝国画上了等号，“国家的皮肤”也是帝国的皮肤。大英帝国的拓殖包括领土、商业和道德三大领域，大英帝国的王权涵盖殖民地土地所有权、殖民地商业垄断权和殖民道德豁免权。想象他者，以他者为镜所构建的英国国家身份在殖民地占领者与管理者、往来于殖民地与英格兰之间的帝国商人以及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与道德至上论者身上得到集中体现。

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的戏剧《帖木耳大帝》（Tamburlaine the Great1587）中对野心勃勃且残暴无情的蒙古皇帝帖木儿大帝的刻画和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的诗歌《忽必烈汗》（“Kubla Khan”1816）中对元朝皇帝忽必烈汗似神、似鬼、似野兽的描述，集中体现了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时期英国文学创作中的东方“他者”想象。可将马洛和柯尔律治的写作动机归纳为以下几点：一、出于对东方帝国无知的恐惧，塑造妖魔化了的东方帝王形象；二、从对东方帝国、君主无限权力的描写中汲取力量；三、将东方视为可被掌控的奇异力量，可被征服的奶与蜜的国度，将东方人塑造成可被奴役的低等生物。

《帖木耳大帝》中，帖木耳大帝将对权力的欲望凌驾于宗教信仰之上，把自己称为“上帝之鞭”（scourge of God）。生活于16世纪的马洛颂扬14世纪中亚帝国创建者帖木耳的动机令人费解。如将《帖木耳大帝》放入伊丽莎白一世殖民主义政治的背景下，答案不言自明，即：凶残、暴虐的帖木耳大帝之所以被马洛赋予可与上帝对等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皆归因于帖木耳帝国缔造者的丰功伟绩。在此，宗教的善恶教诲让位于殖民扩张的迫切要求，服务于帝国殖民政治的恶行被视为值得褒奖的英雄壮举；布赖恩·洛克（Brian C.Lockey）教授称之为对殖民者绝对肯定和对被殖民者绝对否定的“扩张伦理”（the ethics of expansion）[9]。

马洛以帖木耳大帝生平为蓝本的戏剧创作不仅满足了16世纪英国读者的东方（中亚）猎奇欲，更具有引入东方帝国经验创建大英帝国的参考价值。16世纪欧洲霸权受到奥斯曼帝国威胁[10]的时候，跨越时空向帖木耳大帝学习显得尤为重要。亚当·诺布勒（Adam Knobler）写道：帖木耳大帝与西方的关系始于15世纪早期。1402年安卡拉战役中帖木耳击败并俘虏了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巴耶塞特一世（Bzyezid），拉丁语的年代史编著者们高度赞扬了帖木耳，认为这一战役挽救了基督教世界。[11]

在调动东方想象，激发英国殖民潜能的同时，从东方威胁论和英国英雄主义传统论出发，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和德昆西（De Quincey 1785—1859）借助鸦片幻觉的力量实现了对中国的妖魔化描写。巴里·米利甘（Barry Milligan）指出：

中国长期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和1795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the English Macartney embassy）访华期间清政府对使团成员三跪九叩的礼数要求以及对中国乃“天朝上国”（Celestial Empire above all earthly ones）、大清皇帝乃统治全球的“真命天子”（Son of Heaven）的宣称使以柯尔律治和德昆西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感受到中国的危险；神秘与邪恶的中国对大英帝国的安全造成了威胁……在鸦片吸食者柯尔律治和德昆西的幻觉里，英国的意识是舞台，东方是令人感到恐惧的戏剧化呈现的幻觉的表演者。[12]

大清帝国对柯尔律治和德昆西的梦境入侵演变为二者的诗歌想象。在以浪漫主义诗歌和鸦片战争为代表的想象与现实的帝国遭遇战中，英国展现出优于中国的毋庸置疑的国家实力和“道德权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米利甘所说的中国的梦境入侵而言，柯尔律治1816年创作的《忽必烈汗》中存在时代误置的嫌疑，即：柯尔律治用忽必烈统治下的蒙古帝国代替了大清帝国（1636—1912），用对忽必烈的妖魔化描写指涉“强势”的大清帝国给英国人造成的精神梦魇以及与之相关的英国人的帝国危机意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尚未爆发，柯尔律治的《忽必烈汗》已帮助英国人占领了这场帝国战争的道德阵地。

杰拉德·科恩—维林奥德（Gerard Cohen-Vrignaud）指出，以雪莱和拜伦为代表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T.J.伍勒（T.J.Wooler）为代表的英国改革者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合作关系，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东方想象服务于伍勒等人倡导的“激进的东方主义”（radical Orientalism）；其中对东方极端化、妖魔化的政治修辞旨在引发英国政治制度的改革。[13]尽管并非所有浪漫主义文学创作都致力于创造召唤“邪恶”东方的咒语，为拓殖正名，但想象东方、改革英国的确强化了帝国的概念，提升了英国的国家实力。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眼中的“东方”不仅是将英国国内动乱与异国风情和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的“地理审美想象”（geoaesthetic imaginary）的结果，还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威胁论的结果。鲍世查·佛曼尼斯（Porscha Fermanis）认为，浪漫主义诗人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 1774—1843）在三卷本的《巴西历史》（History of Brazil 1810—1819）中思考了半岛战争与拿破仑领导的法国给英国带来的挑战；骚塞意在指出，摆脱葡萄牙统治的巴西人被赋予精致的道德情感和特定的‘英国’国民素质，巴西人的解放成为对英国殖民文化高尚性的辩护。[14]在渲染法国帝国主义威胁的同时，《巴西历史》为英国的帝国野心提供了道德支持。

实际上，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时期的英国已经通过对“他者”的想象和挪用确立了自身的殖民霸主地位，如威廉·泰特（William Tate）所写：“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的英格兰如同所罗门的耶路撒冷已成为朝圣者的目的地和国际影响力的中心；……所罗门的修辞元素（elements of the Solomon trope）具有鼓励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人与其欧洲对手竞争海外市场，争夺新世界的黄金与产品并为其正名的功能”[15]。英国文艺复兴文学作品中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公元前971至公元前931年伟大且充满传奇色彩的犹太国王所罗门等量齐观。伊丽莎白一世被赋予了如所罗门一样的智慧、权力和男性征服的力量。尽管可供考据的帝国概念仅能追溯至查尔斯·帕斯利爵士（Sir Charles Pasley）1810年出版的专著《大英帝国的军事政策与机构》（The Military Policy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British Empire），但英国的帝国实践却早在1600年伴随着东印度公司的建立而展开[16]。

与此同时，《暴风雨》中威廉姆·莎士比亚对普洛斯彼罗和卡列班之间主仆、善恶关系和“人种之间与生俱来的不平等性”[17]的描写为英国征服他者的殖民霸权提供了形象生动的文本依据。《暴风雨》中的殖民思想影响深远，远超想象，甚至20世纪著名西印度作家乔治·拉明（George Lamming 1927—）在其散文集《流放的快乐》（The Pleasures of Exile1960）中仍以“卡列班”自比。在提出《暴风雨》中“时间、魔法和人”的三位一体论[18]的同时，乔治·拉明陷入“卡列班意图谋杀普洛斯彼罗”[19]和如何谋杀普洛斯彼罗的反殖民魔咒之中。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东方想象与帝国想象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商业属性。查尔斯·狄更斯在《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1846—1848）中描写了分别由董贝及其女婿沃尔特开创的蒸蒸日上的全球范围内的商业帝国。“‘批发、零售和出口’涵盖了董贝父子公司的经营范围，其进出口业务与大英帝国的经济命脉密切相关。董贝父子公司是英国殖民政治与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董贝被赋予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优越感与权威地位”[20]。沃尔特与董贝女儿弗洛伦斯之间近乎完美的婚姻的基础是另一个类似董贝公司的商业帝国的兴起，如富商之子图茨所说：“另一座董贝父子公司最后将通过他的女儿冉冉上升”[21]。

《董贝父子》中，以伦敦为中心，英国的商业帝国涉及西印度群岛、东印度公司和中国。想象东方“他者”成为消除以董贝公司破产为表征的英国经济危机所引发的英国人精神焦虑的有效途径。曾因破产而一蹶不振的董贝目睹沃尔特与弗洛伦斯儿女双全、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后重拾生活意义；隐藏其后的信息是：东方，或更精确地说位于远东的被鸦片战争打开国门的中国是《董贝父子》中新生代帝国商人家庭幸福的源泉。

值得一提的是，狄更斯打破了唯利是图的维多利亚商人原型，塑造了绅士般的帝国商人形象，如苏文锥妮·佩雷拉（Suvendrini Perera）所说：“小说中，到指定目的地的殖民航行由那些充满同情心的人物开展，他们肩负特殊使命，为维护帝国持续获利而奋斗”[22]。由此可见，英国商业帝国的文学想象被赋予了以同情心为内核的伦理道德的基本内涵。

综上所述，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维多利亚现实主义文学，英国作家通过对卡列班、帖木耳大帝和忽必烈汗等他者形象的刻画、伊丽莎白一世与所罗门国王之间等式关系的建立和《董贝父子》中从董贝到沃尔特的商业帝国的代际传递，塑造了强大、完整、自信、正义且蒸蒸日上的英国国家形象。通过对他者的想象，英国作家构建的英国的“国家皮肤”与其帝国身份完美匹配，恰如历史学家史蒂夫·平卡斯（Steve Pincus）所说：“不应以由下属殖民地所组成的城邦国（nation state）的方式，而应以帝国主义国家（imperial state）的方式看待17至18世纪的英国及其帝国”[23]。平卡斯教授的观点略显保守。实际上，统一完整的英国与大英帝国形象仍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文学的主旋律。

当然，对他者的财富想象虽然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作品中占主导地位，但如同东方他者入侵梦境引发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焦虑情绪一样，东方他者进入英国本土给原本确定无疑的英国殖民霸主身份和英国人作为帝国主人翁的自信心蒙上了一层阴影。英国著名小说家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 1824—1889）的小说《月亮宝石》（The Moonstone1868）便是19世纪后期这一主题的文学表述。小说中，英国军官约翰·亨卡什（John Herncastle）抢夺了印度神庙里的月亮宝石并将其带回英国，三位印度婆罗门教徒远赴英国决心夺回宝石，由此而引发了一系列自杀与凶杀案。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在殖民地财富源源不断流入英国的大背景下，“月亮宝石”进入英国却引发英国人对抢夺的东方财富的恐慌。对此，路易斯·罗伯茨（Lewis Roberts）评论道：“《月亮宝石》拷问的不仅是获得客观事实的可能性问题，还探讨了英国国内犯罪与英国帝国主义的道德问题”[24]。

第二节 “小说跟着旗帜走”：殖民地英国流散者的中世纪骑士想象

苏珊娜·豪（Susanne Howe）在《帝国小说》（Novels of Empire1949）第一章的题目“小说跟着旗帜走”中明确表明了英国殖民政治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共谋关系。苏珊娜·豪指出，英国的扩张自然而然地进入维多利亚小说，在大多数维多利亚读者几乎毫无察觉的情况下，19世纪30至70年代小说慢慢跟上了英国殖民扩张的步伐；“进入帝国的80年代（the imperial eighties）殖民小说里的主人公承担了帝国福音（the Gospel of Empire）的全部重负，他们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人。未知国度里的坚实版图（“solid block”of territory）成为他们宣扬和维护的新宗教”[25]。

“帝国小说”的作者多半是从英国流散至殖民地的英国人或英国流散者的后代，尽管苏珊娜·豪已将帝国小说提升至为国家/帝国政治服务的高度，但以英国流散者的身份从事帝国小说创作的作家在英国并不一定会得到像他们的作品一样的礼遇。因其殖民地出生和长期定居殖民地的生活经历，流散至殖民地的人常被看作如劳伦斯·达雷尔所说的遭英国人冷遇的“不能接触的人”（the untouchables）[26]。以鲁德亚德·吉卜林、弗罗拉·安妮·斯蒂尔、莫德·戴弗、劳伦斯·达雷尔和多丽丝·莱辛为代表的有流散和定居殖民地生活和创作经验的英国作家以类似非英国本土生人的“他者”身份为英国读者提供了殖民地上看世界的“帝国眼”。

现代主义时期，在以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T.S.艾略特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派作家关注文学实验和主题创新之际，由英国流散至殖民地的英国作家（即：苏珊娜·豪所说的“帝国小说家”）将此前英国文人以土地和财富占有为主要内容的“东方想象”和“帝国想象”转化为具有强大精神指引力的殖民主义“新宗教”，英国是这一宗教的发源地，伦敦是圣城。

埃里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指出：“1870年至1918年是大英帝国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的大英帝国领土除英国本土外，还涵盖印度、马来亚、澳大利亚、新西兰、西印度群岛、加拿大和非洲等不同地区；大英帝国不仅领土面积巨大，还显现多样性和复杂性”[27]。实际上，大英帝国最辉煌的时刻也是英国人，尤其是流散殖民地的英国人最焦虑的时刻，其焦虑的原因与英国殖民地统治的不稳定因素有关，如：印度兵变（1857—1859）、牙买加反抗（1865）、第二次南非布尔战争（1899）、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Australian Federation）成立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工会运动以及此后纳塔尔和孟加拉发生的起义和抵抗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加深了包括英国人在内的帝国子民对英国殖民统治合理性的怀疑。[28]

在“国家的皮肤”与帝国身体之间的不匹配关系日益明显，帝国统一和延续面临危机的情况下，英国殖民地流散作家更加强调在殖民地上构建英国人的共同体的重要作用，力图建立英国与殖民地英国社区之间的映射关系。16世纪英国著名诗人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 1552—1599）笔下需要12名骑士联合保护的仙后葛罗瑞亚（Gloria）成为这一时期英国的国家身份象征。英国及其文人选择了帝国神话创造者和殖民地移民广告宣传者的角色。英国殖民地流散作家采取了将帝国政治神圣化和家园化的策略。泰德·毕铎（Ted Beardow）认为，“与威胁英国或帝国的怪异、可怖的敌人斗争的英国绅士形象恰是对经典的贵族战士和探索、探险过程中的中世纪骑士、侠客的镜像反映”[29]，由此可见，苏珊娜·豪所说的“新宗教”应被视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殖民地上中世纪欧洲骑士文化与骑士精神的再现。

1870年在牛津大学斯莱德美术教授（Slade Professor of Fine Art at Oxford）的就职演讲中，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明确指出艺术教育、文化工作应具有实际意义，应与民族性格休戚相关；商业和艺术进步所依靠的英国国家的道德脊梁（moral fibre）需在殖民领导力中得到强化。罗斯金笔下的英国（英格兰）是“地球半数土地的女主人”（mistress of half the earth）、“神圣的瑟茜女神”（a sacred Circe）、“真正的太阳的女儿”（true Daughter of the Sun）。[30]罗斯金的演讲中，英国与女神，流散殖民地的英国人与“圣杯骑士”之间建立起了等式关系。

鲁德亚德·吉卜林、弗罗拉·安妮·斯蒂尔和莫德·戴弗可被视为英国海外殖民地定居者/流散者的代表。在其英印流散文学创作中，三位作家塑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追随帝国旗帜、投身殖民事业的“帝国绅士”和“帝国淑女”形象，阐发了本人有关英国国家形象与殖民政治的性别想象。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他们笔下以“帝国绅士”和“帝国淑女”各有担当的帝国使命感为表征。吉卜林抨击了当时英国社会重商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倡导帝国版图内的资本运作。“帝国主人翁”意识被吉卜林视为帝国绅士的精神内核。吉卜林的诗歌以其独特的韵律、意象和象征手法的使用取代了《圣经》极大鼓舞了为帝国而战的英军将士的士气。与吉卜林同时期的英国女作家弗罗拉·安妮·斯蒂尔和莫德·戴弗在其小说中刻画了印度殖民地上生活着的英国新女性形象，她们被赋予参与殖民政治的权力并因此成为优于英国本土女性的自由且高尚的“帝国淑女”。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政府将流散于殖民地的英国人置于帝国殖民政治机器上，整齐划一的创造出“帝国绅士”与“帝国淑女”；在“帝国想象”与“殖民美德”指引下，他们为英国殖民统治阶层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财富。

鲁德亚德·吉卜林给大英帝国的殖民政治打上了英国男性的性别烙印，彰显了英国男性气概，而对殖民地上的女性持怀疑与批判态度。吉卜林始终秉持殖民地工作神圣论的观点。在英印殖民地上英国男性数量远高于英国女性数量的情况下，吉卜林发现性别比例的悬殊[31]已对英印殖民地上英国军队和英国社区的安全和稳定构成了威胁。对英印女性“红颜祸水”的妖魔化描写成为吉卜林抒发英印殖民地安全焦虑和警醒英国殖民者的重要手段。

吉卜林颂扬英国男性殖民者，贬低殖民地英印女性的做法有失偏颇。在其英印小说中，弗罗拉·安妮·斯蒂尔和莫德·戴弗以将英国家庭生活印度本土化和殖民政治化的方式，塑造了英印殖民地上帝国淑女的光辉形象。斯蒂尔的作品《女主人的职责》（The Duties of the Mistress1889）向生活在印度殖民地上的英国女性详细介绍了家庭管理的方法，包括管理印度仆人在内的家庭事务管理被斯蒂尔视为确保帝国统治的基本要素，英国女性在英印殖民地上的家庭活动成为决定帝国事业成功与否的关键一环。

罗丝玛丽·乔治（Rosemary George）撰文阐释了殖民地上的英国家庭与帝国建设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离开英国家园定居英国殖民地的英国女性为今天众所周知的西方女权主义写下了至关重要的历史篇章……在获得女性独立地位和权威的同时，通过将英国家庭的私人空间公共化的方式参与到帝国建设之中。[32]莫德·戴弗在以《德斯蒙德上尉》（Captain Desmond，V.C，1907）为代表的英印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智慧、英勇和吃苦耐劳的英印女性形象。斯蒂尔笔下的管理家务的英印女主人和戴弗笔下直接参与英印殖民地事务的英国姑娘霍诺尔·梅瑞狄斯（Honor Meredith）均给英国国家形象与殖民政治打上了英国女性的烙印。

在以其埃及和罗德岛工作生活经历为蓝本创作的小说《芒特奥利夫》（Mountolive1961）和游记《海上维纳斯的思考》（Reflections on a Marine Venus1953）中，劳伦斯·达雷尔展示了罗斯金的英国神话修辞对埃及贵妇利拉、英国外交官/英国驻埃及第一任大使芒特奥利夫，甚至作家本人的跨世纪深远影响。《芒特奥利夫》中利拉将罗斯金的演讲奉为神圣并能大段背诵，以大使身份重回埃及的芒特奥利夫将自己视为新时期的十字军战士。《海上维纳斯的思考》中，达雷尔将中世纪十字军占领罗德岛的历史复写于1945年英国托管罗德岛的现实之上。

1942年至1956年，流散于英国殖民地（如：埃及、罗德岛和塞浦路斯）[33]期间，达雷尔英国新闻官的身份使其享有英国殖民统治者高人一等的优势心态。通过将十字军东征、古希腊帝国史复写于英国殖民统治的现实之上，达雷尔在其游记和散文集中表现出帝国公务员的强烈归属感与使命感，维护英国国家形象与大英帝国秩序被其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帝国日薄西山之际，在游记《苦柠檬》（Bitter Lemons1957）中，达雷尔仍将英国想象成柏拉图笔下的“亚特兰蒂斯”，在那里“统治全岛的国王联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的势力范围还涉及其他岛屿甚至部分欧洲地区”[34]。

实际上，担当建设帝国的责任移民殖民地不仅是约翰·罗斯金的就职演讲和鲁德亚德·吉卜林的诗歌《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en's Burden”1899）中艺术与文学创作的主旨思想，还是英国政府制作的号召英国人向殖民地移民的广告关键词。履行帝国责任与实现经济利益的两全其美的结合吸引了数以万计的英国人移民殖民地。

为鼓励英国人向殖民地移民，1922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帝国定居法》（The Empire Settlement Acts），如斯蒂芬·康斯坦丁（Stephen Constantine）所说，由于英国人不想将本民族的大规模海外移民与传统意义上的犹太人的流散相提并论，以人口输出为目的的英国人在帝国殖民地上的“定居”（settlement）成为代替“流散”（diaspora）的委婉语。[35]

在个人回忆录《寻找英国人》（In Pursuit of the English1960）中，多丽丝·莱辛讲述了1925年父亲阿尔弗雷德·泰勒（Alfred Tayler）受伦敦帝国博览会（Empire Exhibition）上南罗德西亚移民广告的启发携家人移民南非的故事。莱辛“寻找英国人”的言外之意是像她父亲一样自律、坚强和有气节的真正的英国人已成为稀有物种，即便是在1949年的英国，不仅因为伦敦城里有数量众多的外国人，还因为英国人独特的个性和生活习惯已让他们成为“地球上深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和“难逃劫数的种族”[36]。莱辛发出的回到英国却发现“寻找英国人”之难的感叹更像是对流散殖民地的英国人的肯定；换言之，就莱辛而言，真正的英国人不在英国而在英国殖民地。

不可否认的是，在《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1950）中通过玛丽之死和迪克变疯的故事讲述和《非洲故事集》（African Stories1965）中《老酋长马希朗加》里14岁的第一人称叙事者英国白人小姑娘对被剥夺土地的南非黑人尊重与同情的感情流露，莱辛实现了对英国南罗德西亚殖民政治和南罗德西亚英国白人社区的伦理道德批判。尽管如此，莱辛仍将英国对其殖民地的领导权视为确保英国人之“英国性”的前提条件。就莱辛而言，对英国殖民政治的改革或改良是解决相关问题的出路所在，这一思想在莱辛后期创作的“南船座的老人星”（Canopus in Argos）系列科幻小说，尤其是其中的第一部小说《关于殖民地5号行星：什卡斯塔》（Re：Colonised Planet 5 Shikasta1979）中得到体现。其中，从星系殖民的视角出发，将老人星作为文明的中心对被殖民星球什卡斯塔进行观察和管理的描写可被视为英国殖民中心论思想在莱辛晚期科幻作品中的变形表述。

从鲁德亚德·吉卜林到多丽丝·莱辛，在流散殖民地的现当代英国作家的作品中，英国国家身份的“他者”想象表现出“新宗教”共同体的特征；移民殖民地、建设和保护殖民地的殖民政治宣传已成为流散殖民地的英国人的普遍信仰和将其联系在一起的“神圣的语言”（sacred language）。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经典社区（classical communities或曰：经典共同体）通过神圣的语言联结在一起，与现代国家想象的共同体差异明显”[37]。

与安德森的判断恰恰相反，因殖民政治的需要，作为现代国家的英国，其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却从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构建经典社区/共同体的“神圣的语言”机制。19世纪末20世纪初，甚至到20世纪中叶，以吉卜林、斯蒂尔、戴弗、达雷尔和莱辛为代表的英国殖民地流散作家将罗斯金演讲中的帝国修辞奉为神圣，“仙后”“骑士精神”“十字军战士”“帝国绅士”“帝国淑女”“亚特兰蒂斯”和“老人星”成为大英帝国辉煌时期和帝国晚期，想象和塑造英国国家形象的“神圣的语言”中的关键词。

第三节 “回写帝国”：英国国家身份的“英联邦”想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自（前）英国殖民地的有色移民及其后代的文学创作成为当代英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作家本人的种族身份、创作主题和关照对象而言，以萨姆·塞尔文、V.S.奈保尔、萨曼·拉什迪、哈尼夫·库雷西、卡里尔·菲利普斯和扎迪·史密斯等人为代表的当代英国族裔流散作家已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文学乃英国本土白人文学的种族属性。

当代英国作家种族身份与创作主题的多样化使当代英国文学如同当代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 1946—）在小说《英格兰，英格兰》（England，England1998）中描写的包罗万象的旨在展示“英国性”的主题公园，外部世界与他者元素深切地影响了英格兰主题公园的集体想象；恰如小说中市场顾问杰里·巴特森（Jerry Batson）所说英国已成为可被销售的商品，一种可被讲授和贩卖的叙事，“我们（英国人）早已是别人希望我们变成的样子……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过去作为他们的未来卖给其他国家”[38]。

当代英国流散文学如同当代英国文学这一主题公园的核心，从英国（前）殖民地流散至英国的当代英国作家用英联邦想象取代了传统的“英国性”想象来构建英国的国家身份；换言之，英联邦国家（或曰前英国殖民地）的被殖民与后殖民历史被纳入英国国家身份的构建过程之中，英国人和英国的国家命运与英联邦人民和英联邦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带有新历史主义色彩的书写和贩卖“过去/历史”的怀旧文学以及批判文学是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国家身份的前提条件。在全球化和英联邦语境下，英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受英国或大英帝国的“过去/历史”影响的“他们的未来”同样是作用于英国当下社会的不可回避的现实。在以萨姆·塞尔文、V.S.奈保尔和萨曼·拉什迪等人为代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民英国的流散作家的文学想象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文化与种族杂合是当代英国国家身份的组成要素，霍米·巴巴称其为“想象的共同体中跨国界、可转化（translational）的杂合性”[39]。英国人的英国已成为英联邦人的英国和当代英国族裔流散作家抵抗帝国文化霸权的能量场。

威廉·坎宁安·比塞尔（William Cunningham Bissell）指出：“20世纪80年代，帝国怀旧的表达成为与极端保守主义运动相关联的英美大众文化和媒体领域司空见惯的现象。里根和撒切尔时期各色学者号召将注意力放在唤醒伟大、壮丽的帝国空间与帝国时刻的文化生产和文化产品上”[40]。

V.S.奈保尔和萨曼·拉什迪的文学创作顺应了20世纪80年代英美社会帝国怀旧主题的文化生产与消费趋势。其作品中的帝国怀旧内含认同与反抗殖民政治文化的彼此矛盾对立的心理机制。首先，目睹新独立国家的内乱与内战，两位作家充满对去殖民化后新独立国家和人民前途命运忙茫然不知所措的焦虑，帝国怀旧是两位作家悬搁（或曰暂时屏蔽）焦虑的权宜之计。其次，两位作家阐明了帝国遗产对新独立国家人民在精神和物质层面上深远的负面影响，如：奈保尔小说《半生》中因接受英国教育和臣服于帝国文化霸权而导致的父子两代人的“生命的牺牲”和拉什迪小说《午夜之子》中由英国殖民政治所导致的印巴分治、种族屠杀和无政府主义暴乱。

20世纪末，英国布克奖、英联邦作家奖评委会对以V.S.奈保尔和萨曼·拉什迪为代表的由前英国殖民地流散至英国的作家的作品情有独钟，他们的作品皆以英国为中心涵盖对加勒比、印度和非洲等前英国殖民地帝国遗产的描述。上述流散作家创作的帝国遗产文学成为英国文学或英语文学消费市场上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类作品常被视为英国殖民者“我来过，我看见，我征服”的殖民经验的文本再现和对新独立国家末世论的文本佐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英国综合国力下降，但英国文化软实力并未减弱；相反，英国因帝国文化遗产而成为众多前殖民地人民的“朝圣地”。西印度著名作家乔治·拉明（George Lamming 1927—）将“朝圣”英国视为本人移民英国的动机，如其所说：“我想这样评价自己并不为过，生为农民，接受殖民教育，骨子里是个叛徒”[41]。

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在《被压迫者的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1970）中指出：东方、非西方和非白人他者遭受西方（殖民主义）教育和语言的压迫，将隐含其中的价值观、惯例和话语内化于心，导致他者内心极具破坏力的自我怀疑和层级自卑心理（hierarchical inferiority）[42]。虽从小在英国长大且接受正统英国教育，圣基茨裔当代英国流散作家卡里尔·菲利普斯却表现出与奈保尔截然相反的帝国文化霸权应对策略。内含英国/帝国价值观的英国经典文学作品，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奥赛罗》和艾米丽·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被菲利普斯用作批判英国跨大西洋黑奴贸易、英国种族歧视与种族迫害的文本依据。菲利普斯对英国文学经典的后殖民互文、回写和重写实现了解构帝国文化霸权，赋予包括流散殖民地的英国白人在内的无声的贱民话语权的目的。菲利普斯的小说中，后殖民伦理道德的正义凌驾于帝国文化霸权之上，英国文学经典被用作揭示历史事实伸张种族权利的工具。

从V.S.奈保尔到卡里尔·菲利普斯，当代英国流散作家对以英国文学经典为表征的帝国文化霸权的态度经历了从臣服到批判性回写与重写的转变；菲利普斯类似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逆崇高”式的写作是其对抗帝国文化霸权的有效策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大量有色移民进入英国，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和种族主义（racism）已成为英国社会文化生活的主旋律。然而，多元文化主义并不能与反种族主义同日而语，即：倡导多元文化并不意味着反对种族主义，如本·皮彻（Ben Pitcher）所说，“多元文化主义是与种族政治和种族主义斗争的场域，胜利和失败皆有可能”[43]。

哈尼夫·库雷西的小说《郊区佛爷》（The Buddha of Suburbia1990）有美化英国多元文化社会，借此淡化和无视英国种族主义现实的嫌疑。小说主人公印度穆斯林移民哈伦借助对东方文化（印度瑜伽和中国道教）无厘头的杂合与炒作实现了发财致富的英国梦。《郊区佛爷》中由哈伦主导的伦敦郊区东方文化热与萨姆·塞尔文的小说《孤独的伦敦人》中描写的加勒比男性移民伦敦城里释放性欲的狂欢有异曲同工之妙，均揭示了如下事实，即：有色移民将英国人对东方文化与黑人种族的猎奇欲误认为是多元文化语境下英国种族平等的主张。

借助园艺学和基因科学术语（如：异花传粉和基因控制），扎迪·史密斯在小说《白牙》（White Teeth 2000）中，揭示了英国多元文化、种族融合的表象之后隐藏着的消除异质文化与种族基因的真实动机。卡里尔·菲利普斯更进一步，将非裔美国黑人喜剧艺术家伯特·威廉姆斯和英国黑人拳王特平的生平事迹融入文学创作，指出：以非裔黑人为代表的有色移民及其后代虽然为英美社会的（多元）文化生活做出巨大贡献，然而，其文化贡献者的高大形象却最终被其黑人的种族身份抵消。

如同菲利普斯在小说《远岸》（A Distant Shore2003）中所写，尽管非裔黑人加布里埃尔/所罗门与英国白人女性多萝西确有共同生活的现实需求，然而，有体系化种族歧视与种族暴力传统的英国社会却给这一需求打上了违反伦理道德禁忌的邪恶的标签。由此一来，当代英国社会中的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上述作家笔下痛苦与欢乐、绝望与希望并存的黑色幽默。通过对诸多黑人主人公因遭受种族暴力惨死的悲剧结局的描写，菲利普斯意在表明多元文化和多种族和谐共存的英国在21世纪的今天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虚无缥缈的乌托邦想象。

当代英国仍具有显著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特征，具体表现为：诺丁山种族暴乱（The Notting Hill riots 1958）、英国保守党议会议员的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 1912—1998）“血河演讲”（the Rivers of Blood speech 1968）和20世纪70年代末右翼民族主义或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等。

尽管如此，从《孤独的伦敦人》中加勒比移民将伦敦“黑人化”（nigrification）[44]的欲望、《郊区佛爷》中哈伦的东方文化炒作、《白牙》中男主人公孟加拉移民萨马德对改变儿子所在学校增加穆斯林节日的尝试，到菲利普斯游记《大西洋之声》中对利物浦城里非洲奴隶贸易遗迹与遗物的介绍，当代英国族裔流散作家试图以其真实的英国生活和创作经历向读者传递如下信息，即：来自前英国殖民地的有色移民的到来和存在使英国的殖民历史与当下现实、英国本土文化与族裔“他者”文化、英国白人与有色移民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互动关系，上述互动关系共同创造了当代英国的“英联邦”国家属性。与其说英联邦是英国创造的国际政治组织，不如说是以种族和文化杂合为表征的英国国家身份的代名词。

霍米·巴巴（Homi Bhabha）将“地方世界主义”（vernacular cosmopolitanism）定义为“从少数主义者的视角（minoritarian perspective）出发衡量全球进步”[45]。借用这一定义，可做出如下判断，即：唤醒英国人对英国“地方世界主义”（从英国有色移民视角出发衡量英国发展）的认知可被视为当代英国族裔流散作家心照不宣的集体创作动机。

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曾写道：“英国的传统始终具有世界性。以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和雪莱为代表的作家及其作品展现出世界性特征，涉及旅行、朝圣、流放、移民、多元文化主义和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等主题”[46]。布拉德伯里所说的英国传统的世界性内含英国“自我”与异质“他者”（尤其是殖民地“他者”）之间的镜像关系，对这一关系的描述可追溯至英国文艺复兴、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创作。以英国作家为核心的英国文化/文学共同体肩负着构建英国国家身份的使命。早期英国文化/文学共同体通过对“他者”的想象（或曰投射），实现了自我认知。

进入现代主义时期，随着大英帝国殖民地数量的增多，大量英国人移民海外。流散到殖民地的英国作家从殖民地英国人的“他者”视角出发力图维护英国殖民统治，在饱受殖民地艰苦生活的同时，将英国想象成需要保护的“仙后”，作家本人及其塑造的文学人物则是为其献身的圣杯骑士。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大英帝国的没落。尽管如此，在以达雷尔和莱辛为代表的英国殖民地流散作家的作品中英国依然拥有世界乃至宇宙星系的中心地位和神圣的光环；然而，这一光环仅是上述作家自欺欺人的幻想。约瑟夫·康拉德小说《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1902）中，小说人物库尔茨临死前的恐怖叹息是流散殖民地的英国“他者”想象的另类极端表现和对英国殖民神话的彻底否定。

从文艺复兴到现代主义时期，英国本土作家和流散殖民地的英国作家笔下的英国经历了从帝国躯体上的“国家的皮肤”到“仙后”的国家身份转变。当代英国族裔流散作家笔下的英国是一国之内的“他者”想象的“英联邦”，是充满种族、文化杂合与矛盾冲突以及怀旧情绪的“主题公园”；尽管其中主题多样，但对殖民历史和后殖民现实的伦理道德批判却已成为恒久不变的文学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