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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罗绍书《浅刺微讽集》

一

罗绍书同志既是抒情诗人，又是讽刺诗人。在我的印象中，他在讽刺诗上付出的努力似乎更多。他不但常有辛辣而富有诗味的新作，还选编了《中国百家讽刺诗选》，后者选入一九一九年以降的一〇一位诗人的讽刺诗佳篇二百余首，实在在中国新诗史上有拓荒之功。现在，他的《浅刺微讽集》又将面世，我是很高兴的。

二

从西方语言考察，“讽刺”源于古希腊的一个词“萨蒂尔”（英语、俄语的“讽刺”一词都源于此，所以发音相近）。它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位模样古怪、行为荒唐的小神的名字。也就是说，讽刺总是与喜剧性事物联系在一起，前者是对后者的特殊评价。

从汉语考察，“讽刺”本作“风刺”。古人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刺者，达也。”从这里可以看出讽刺与幽默的区别。讽刺多少是富有幽默的，但它不完全是幽默。幽默的对象不一定是社会生活和个别人身上的社会性弊病，讽刺的对象却一定是社会性弊病。

词源学帮助我们把握讽刺诗的美学特质。讽刺诗的艺术使命就是以笑为武器对社会生活和个别人身上的社会性弊病给予嘲笑和鞭挞。开放、改革的时代大潮冲刷着中国，随着这大潮也卷起不少泥沙。时代呼唤惊世骇俗的讽刺诗，讽刺诗遇到了发展自己的良好机缘。

如果说，抒情诗的本质是对美的直接肯定，那么，讽刺诗的本质就是对丑的直接否定。当然，任何否定，如果它要成为有诗意的否定的话，它都必须有审美理想在闪光。

我们星球上的第一个讽刺诗人据说是阿尔基洛科斯，他是公元前7世纪的古希腊诗人。他的讽刺对象最后在讽刺诗的谴责下上吊自尽了。这足见讽刺诗从一出世就显露出非同寻常的锋芒。我们今天呼唤讽刺诗，当然不是要弄得别人去上吊，而是希望诗歌能够在祖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加强自己的批判力量。

三

我想把话题讲得远一点。

有人问我：你对80年代的中国新诗的宏观把握如何？我曾回答说：热闹中的寂寞。

“小圈子”热闹。写诗的人热闹。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开始到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欧洲在这七百年间出现过的“旗号”“流派”，80年代的中国新诗在七年间几乎都拿来“热闹”过一阵子。

“大圈子”寂寞。在诗歌接受者的“大圈子”、当代中国人的“大圈子”那里，诗人的“热闹”很少有共振效应；或者更进一步说，诗人越“热闹”，读者越冷漠。

有人说，诗本来就是贵族化的文学样式，像街上流行的红裙子一样流行的诗绝非真诗。这话又对又不对。比起其他文学样式，诗更选择读者。但是谁又能否认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风范的唐诗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的亿万读者呢？（请留心，这些读者中还包括一些外国人呢——现在不是有些人总是把对中国文学、中国诗歌的权威评价权送给蓝眼睛、黄头发、高鼻梁吗？）

热闹中的寂寞是千真万确的反常现象，问题只在于如何认识它。我以为这个诗歌现象包容着两个动因。

从外因看，是外在文化条件的变迁。现代中国人的生活节奏加快，业余生活时间减少。在有限的业余生活中，文化生活又大大丰富，尤其是电视文化以它的直观性、娱乐性夺走了数量可观的文学（包括诗歌）读者。同时，商品经济的活跃也减弱了诗歌的扩展。从内因看，是新诗的社会性的减弱。在80年代，中国新诗开始了批判性的自我反思。这种反思，从文化革命年代开始，上溯到50年代后期，再上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更上溯到中国新诗的滥觞期。诗的文体意识加强了。与此同时，作为对中国新诗长期时或出现的“脱轨”现象的警惕，部分诗人在诗的社会性这个课题上产生了误解，以为诗只有在削弱甚至全部排除社会性时才能获得纯粹性。

对第一个动因，我们可做的事情不多。也许我们只能随顺时代的发展。对第二个动因，我们就应当做出改变它的努力。诗总是应当立足于比较超脱的境界，走出人生、走出世界以获得审美静观，但是它的价值、它的魅力最终是与人生和世界相连的：对生命的体验，对人生的思索，对时代的感应。在新与旧、创新与守残相搏斗的时代，“出世”的诗、“出世”的诗人必然被“入世”的读者所冷淡。

诗只能在自己的时代里寻求不朽。

在诗的文体可能性的前提下去加强诗的社会性，将给徘徊中的中国新诗注入新的活力。作为这个努力的一部分，就是应当推动讽刺诗的发展：讽刺诗本身就是社会性、批判性很强的诗体，类似的艺术，如漫画、相声、杂文等目前都比讽刺诗更活跃。

四

《浅刺微讽集》的显著特点是它对近年来的“流行病”的快捷反应。这说明诗人有颗敏感而多思的诗心。诗集对许多社会性弊病的鞭挞给读者以亲近感。比如，我这个学界中人读到《小招术》《高尔基的奇闻》《“点睛”》《杨贵妃的脚》等篇什时，就感到非常痛快：诗人的投枪正中穴位，使一些现象“光天化日现丑态”。

比如《杨贵妃的脚》所刺的那些老兄：

杨贵妃的脚到底有多大？

嘿，不长不短二寸九。

增之一分——长过头，

长生殿上别想走；

减少一分——短过头，

玄宗见了必嫌丑；……

丑本来不过就是丑。当丑力求自炫为美的时候，就出现了丑的自身矛盾，丑变成了滑稽。（“滑稽”本是中国古代一种注酒器的名称。《太平御览》说：“滑稽，酒器也。转注吐酒，终日不已。”酒从一边流出来，马上又向另一边转注进去，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无聊的问题和故作庄重的学者姿态在这里构成了无价值的内涵和有价值的外表的矛盾。诗人智慧地抓住这个矛盾，运用夸张的手法去强调、强化这个矛盾，于是“刺者、达也”，达到了在笑中批判的目的。

《浅刺微讽集》善于在金碧辉煌、堂堂皇皇的地方发掘出世俗的霉臭，语言生动巧妙。《“揩会”谣》讽刺借“开会”以“揩油”的人们；《“管”娘》讽刺“管”制亲娘的不肖之子，语带双关，妙趣横生。最令人捧腹的是《婚前“检查”》，这里说的可不是去医院作检查：

原来婚前要“检查”，

查看腰包圆与否。

腰包儿圆，天长并地久，

腰包儿扁，曲江休折多情柳。

滑稽是一种与崇高在形式上相对照、在本质上相一致的形态。如果说，崇高是现实肯定实践的严肃形式，滑稽则是这种肯定的比较轻松的形式。在这些讽刺诗作品里，诗人所肯定的道德观、伦理观、价值观在净化着读者的心灵——就在他们发笑的时候。古罗马诗人把“诗铭”比作蜜蜂：既有刺，又有蜜。讽刺诗亦复如此。或者换个说法，讽刺诗对于社会性弊病是辣椒，但对整个社会来讲，辣椒又是富含多种维生素的营养品呢！

五

《浅刺微讽集》是罗绍书同志的第一本讽刺诗集。诗体的繁荣总是需要历史的条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讽刺艺术家提供了一显身手的空间。我因此希望能尽快读到诗人的第二本、第三本诗集。新的诗集也许应当比《浅刺微讽集》更放“胆”一些。《浅刺微讽集》给我的印象是：诗集出自一位有胆有识的诗人之手，然而“胆”有时又并不总是与“识”一致。诗人有“识”，还须放“胆”想象，放“胆”夸张，放“胆”地超越“形似”，放“胆”地言过其实。这里需要的是想象力、机智和深邃。唯其如此，诗篇给人的印象就会更深，给人的震动就会更带爆炸性——就像马雅可夫斯基说的那样：

大行冒烟，

小行爆炸。

我想绍书同志不会认为这是我的苛求吧？绍书同志早在1955年就开始了诗歌创作，在大学生时代就加入了作协分会，他的艺术经验是丰富的，在“百尺竿头”必能“更进一步”。

是为序。

1988年1月30日于中国新诗研究所

（罗绍书：《浅刺微讽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