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基于本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目的，该部分将对所涉及的核心变量和拟借鉴的主要理论进行文献整理及述评。首先，对学界主流的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分析模式进行述评，揭示其与当前国际关系现实之间的张力以及对情感因素的忽视、掩盖及误解；其次，对所选取的中介变量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隐含、最新研究及应用进行总结，突出群体情感在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分析中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最后，对学界关于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偏好的特点进行总结，并分析其不足之处。
一 关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分析模式的研究
关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分析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至今逐渐形成三个模式框架，分别是：预期效用理论指导下的传统理性选择模式、前景理论指导下的个人认知心理模式以及试图弥补两者差异所建立起的多元启发模式等综合分析框架。
首先，预期效用理论是冯·纽曼和摩根斯坦以及萨维奇等人在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的“圣彼得堡悖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基本内涵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理性预期、风险回避和效用最大化[20]。以预期效用为指导的传统理性选择模式据此假设：决策行为者都是理性、利己的，像“编程计算机”一样能够凭借已知的客观环境和信息列出解决某一问题的各种备选方案，并计算出各种备选方案成功的概率，进而列出实现该方案的具体执行政策，然后对执行这些政策可能要付出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最后理性地权衡和选择出那个能够获得相对收益最大的政策方案[21]。同时，该模式认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偏好是预先给定、保持稳定的，只在“成本—收益”的效用框架内做出传递性改变（A比B好，B比C好），且决策者的风险偏好与效用的大小成正比。也就是说，若每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偏好制定过程都秉持理性判断和理性选择，它们的政策就应该像计算机中的输入和输出程序一样，在相似的确定条件下不仅呈现出相似的对外行为，而且彼此的偏好应该是可以预知，且不会出现误解彼此政策的现象。但事实上，国际体系中处境相同的国家往往以不同偏好方式行事。因此，作为高度简约的纯理论，传统理性选择模式是国家对外偏好分析的充分非必要条件，仅仅是模拟理想条件下对国家对外政策决策结果的一种分析工具[22]。同时，该模式认为只要决策施动者可以获得正确无误的信息，不断及时更新对世界的认知，恰当理解其所处的环境，自然就会做出效用最大化的选择，并称这样的行为就是理性的[23]。即传统理性选择模式真正关注的其实是政策决策的结果是否理性并不关心政策制定过程是否理性[24]。这夸大了现实政策偏好形成的有序性，因为现实的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形成过程需要决策者根据外部环境的刺激不断做出调整，该过程伴随着高赌注、高风险和巨大的不确定性。具体来说，决策者第一步并不是直接在手段和目标之间寻找最优匹配，而是亲身去面对和经历政策偏好形成的过程，在受到决策时间、事件的紧急程度以及决策者本身固有的心理属性因素等各种条件限制下，要充分估计所有备案中效用最大的方案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况且，预期本身包含着风险和不确定性，效用内含着愉悦与痛苦之差，满意则涉及后悔、失望等情感要素。也就是说，传统理性选择模式早已关注到了情感的作用，但是为了提升该模式的理论化水平，只能选择将概念指标与逻辑推演简约化，而将不易观察的情感因素掩盖了起来。这种简约的理论推演方式只适合解释长时段国家对外行为的共同模式，预测国家对外行为的选项集合。而在解释和预测不确定性条件下国家某一具体突发行为时往往不如认知心理分析模式那么细致。也就是说，决策行为体的高度同质化、在对外决策时的理性程度、对给定偏好的束缚成为传统理性选择模式被后续研究者不断诟病的所在。
其次，个人认知心理模式的指导理论是前景理论，前景理论是由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曼与阿莫斯·特沃斯基教授提出的，该理论重视个体决策者的心理特征和经济行为，比如其在分析决策者对外政策偏好变化时引入了确定性效应、锚定效应、损失厌恶等惯性心理，并用价值函数和权重函数来解释这些心理。概而言之，首先决策者将各种备选方案根据有风险和无风险的标准归为两类[25]；然后参考当前的现状考虑该方案的实施结果将会是获利还是损失的，当处于收益框架内时其政策偏好趋于风险规避（risk-aversion），当处于损失框架内时其政策偏好趋于风险接受（risk-acceptant），即决策者的风险偏好在两种框架内呈现非线性；最后当决策者在评估具体哪个方案价值最大化时，一般会高估风险概率比较低的事件，低估风险概率处于中高的事件[26]。由此，前景理论挑战了预期效用理论的理性预期、风险回避和效用最大化的前提假设。但是，该理论同样没有回答偏好从何而来以及偏好是如何起作用的问题，而且前景理论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无法回答个人决策偏好到底是怎样上升至群体行为的。换句话说，就是当个人行为倾向于规避或趋近风险时，是否等同于国家行为也会做出同样选择，即这两者间是否存在逻辑的传递性。
以前景理论为基础的个人认知心理模式被广泛运用于西方分权式的国家，因为在分权式的国家中，国家的政治权力被国家内部各个机构共享，各机构的政治领导人若想要在特定问题的政策制定权方面占据优势，就需要运用其职位所赋予其的有限权力去进行技巧谈判、讨价还价和妥协，最终使跨部门间达成共识和支持[27]。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精英们分别处于等级分明的位置上，他们在议题竞争时往往根据所在部门的利益来进行讨价还价[28]，即“屁股决定脑袋，位置决定立场”。以美国特朗普政府为例，其坚持奉行“美国优先”的原则，有限收缩全球战略，拒绝承担全球治理责任，先后退出诸多国际组织，在双边谈判中经常表现的反复无常，这显然是不符合理性假设的偏好。所以，许多学者从个人心理认知角度分析特朗普在诸多议题中“万花筒式”的对外政策偏好，归结为特朗普个人的善变、不靠谱、自恋型人格等非理性特质[29]。但是，这忽视了在民主制国家中，民众的政治参与度一般相对较高，个体决策者为获得民众的普遍支持将不得不去引领或迎合民众，其在政治行为中基本是以某个群体的代表身份出发的，尤其是当某一决策行为可能会损害群体成员利益时，多是试图建构群体间的矛盾，寻求群体内的情感支持，以此掩盖成本或收益的计算。换句话说，政策与政治相匹配不是基于解决问题的结果，而是遵循群体情感的分配逻辑[30]。而且，这种非理性并非是决策者个人的变态或狂想心理特征所导致的，而是民主制中内蕴着非理性的系统[31]。
欧文·贾尼斯等学者基于认知心理模式，重视探讨决策团/群体在对外政策偏好形成过程中出现共同错觉的原因。他基于现实经验困惑，提出参与对外政策决策的成员皆是才华横溢、聪明能干的国家精英，为何诸多事实案例[32]证明这些精英制定的政策，最终与预期结果相差甚远甚至南辕北辙。他在此困惑中探究出当决策偏好是由决策团体制定时，其内部为了理性地保持高度一致的团队精神，反而会不知不觉形成一种妨碍批评性思维和符合实际判断的共同错觉[33]。贾尼斯还进一步指出造成这种共同错觉的可能性有三：第一是决策团体对自己过分自信，不管是道德上还是实力上都要优于对手，这种过分乐观促使团队不计后果地做出冒险决策；第二是决策团体总是对“他者”抱有天然的敌视，认为对方奸诈不会有真正进行谈判的意愿，所以当外部对他们最初的设想发出警告信息时，他们倾向于主动性忽视，从而继续坚持团队最初制定的所谓理性决策；第三是决策团体内的成员被灌输“团结一致”的重要性，忠诚的成员都应该是团体的“思想保镖”，当某位成员提出独立性思考质疑时，则意味着其是潜在的团体分裂者，在这种紧张压力氛围下，决策团体很难面面俱到地考量到所有对外政策偏好选项，进而加剧不科学或错误对外政策出台的可能性。麦考利进一步指出造成这种错觉的诸要素中，最为重要的其实是团队成员对形势和前景的不确定感[34]。由此可见，个人认知心理视角下的对外政策偏好即使重视群体中情感的作用，但仍将其视为非理性的，是造成个人或团体认知偏差的主要原因。这种误差不仅忽视个人情感上升到群体情感的路径，也没有客观认识到国家对外政策偏好是在理性和非理性要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最后，亚历克斯·明茨等学者综合传统理性选择模式和个人认知心理模式两种视角提出了多元启发模式，该模式将特定对外政策偏好产生的流程分解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决策者秉持基于维度的原则和非补偿性原则对诸多可能性方案进行认知分析和筛选，若不符合这两个筛选原则的方案则会被剔除[35]。具体来说，维度指标包括政治（关键维度）、经济、战略等维度，当供选方案伤害到政治维度时则被剔除；非补偿性原则指国家政治利益通常是低效用的，虽经济维度上效用相对较高，但若无法弥补政治上的效用差异，那么该供选方案也会被放弃。非补偿性原则使诸多学者认为这点与传统理性选择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第二个阶段是从第一阶段已经过滤后的方案中选择效用最大化的那一项方案，即该阶段仍秉持的是成本收益的理性选择原则[36]。所以，多元启发模式可以说是在努力将理性要素和心理等非理性要素结合在一起，以期构建出一个综合的对外政策偏好分析框架。但该模式表面强调决策者的“心理环境”，实质仍是遵循理性选择，是一种“主观理性”，第二阶段亦是决策者在现实“操作环境”中的“客观理性”。也就是说，多元启发模式下对外政策偏好的形成还是一个不断进行方案选择的过程，并且忽略理性选择供选方案来自哪里，又是如何进入决策者的考虑范围，这些问题都是学界所必须面对的。
综上，预期效用理论是一种规范性（normative）理论，指导人们应该如何做，是一种应然性研究；前景理论是一种描述性（descriptive）理论，描述的是人们实际做了什么，是一种实然性研究[37]。所以，两者之间属于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的争论点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错位对立的，并且两种模式存在相同的回避点，就是双方共同缺失偏好来源是如何产生及发挥作用的。随着群体情感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发明显，着重探讨偏好的来源及偏好是如何起作用，在预期情感理论的指导下有利于进一步拓展传统对外政策偏好分析模式的发展。
二 关于国际关系中情感的研究现状
该部分综述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突出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中从不缺席，梳理过去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情感的合理化；另一部分是梳理最近二十年情感正式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新变量，各种情感/绪（包含群体情感）在国际关系中的最新研究与应用。
（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情感的隐含
关于情感的探讨相对于理性研究而言，可以追溯至更早时期，但在现代化进程开启后，国内外的国际关系学界囿于追求纯粹理性就在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把情感要素合理化了。
从传统现实主义理论角度来看，该理论的学者普遍认为恐惧是国家行为的主要动力之一，但却将对失败的恐惧合理化为“风险评估”，将对权力的渴望合理化为“权力的利益”，将不确定性合理化为可能性[38]。其中，修昔底德明确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雅典帝国的崛起及其给斯巴达所带来的恐惧[39]。美国的威廉·奇蒂克和安妮特·弗赖伯格-伊南教授亦在详细分析此段历史后进一步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动机中恐惧情感是排第一位的，荣誉感排第二位，物质利益排最后。除此外，国家间的绝大多数战争都是由地位、荣誉或复仇的欲望等因素引起的[40]。马基雅维利是最早将征服他国与荣誉联系起来的现代思想家之一，他指出国家是荣耀的爱好者，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物质福利，还有寻求统治或至少避免被压迫，这样国家间就形成了一种从未消失的不安全感[41]。霍布斯指出国际社会处于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自然状态，人们之所以愿意达成和平协议正是因为对死亡的恐惧[42]。马丁·怀特亦认为，国际政治虽然是国内政治的延续，但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追求文明的进步和稳定的秩序，而前者则多数处于对彼此的恐惧和争斗之中[43]。克劳塞维茨认为激情在战争中占据重要位置：“激情总是使战争成为一种矛盾的三位一体——由原始的暴力、仇恨和敌意组成，这些都被视为一种盲目的自然力，在这种三位一体的关系中，战争的机会和概率是自由游荡的。”[44]到了20世纪，新现实主义的代表肯尼思·华尔兹同样认为，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国家发展军事行动的利己性情感一方面是基于自我保存本能下的恐惧、不安和愤怒，另一方面是基于支配他国和赢得他国赞同的骄傲、炫耀和虚荣情感[45]。汉斯·摩根索亦认为，个人的焦虑是民族主义的根源，个人的恐惧可以转化为国家的焦虑。个人对国家认同的情感强度与特定社会的稳定成反比，而这个社会的稳定取决于其成员的安全感。社会的稳定性和成员的安全感越强，集体情绪寻求发泄侵略性民族主义的机会就越小，反之亦然。[46]汉斯·摩根索和科尔·赫尔曼都认为并非所有的国家对外政策偏好总是遵循着理性、客观的路线，尤其是在民主制国家，往往为了争取公众的支持而不得不损害对外政策偏好本身的理性，这就使得国家之间的冲突往往不是根据国家客观利益的理性计算，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群体情感的需要[47]。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尼古拉斯·扎哈里亚迪斯教授同样指出一些学者[48]把民主制国家的政策制定理解为受拨款（成本—收益）逻辑驱动，这种简单的以收支差异结果为主要考虑依据的逻辑与实际上外交政策偏好的形成过程并不符合，并提出国家外交政策产出过程实质上遵循的是情感分配的逻辑，决策者在寻求国民情感支持的过程会很大程度的掩盖成本或收益的计算[49]。杜克大学的道格拉斯·福伊尔教授更是将国家领导人分为民意的代表、民意的执行者、民意的利用者以及民意的监护者，以此来证明民众的情感对总统和国会在对外政策偏好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力[50]。
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来看，自由制度主义学者将许多情感合理化为各种功利性的自我利益。如：罗伯特·基欧汉指出，国际制度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不确定性，从而大大提高各国在该领域的合作效率，使国家从合作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同时，当一国政府欲退出或违反国际制度时，即使不会遭受到具体的报复性打击，也会顾虑可能损失的主观（声誉）利益而不得不留在制度体系内继续行事[51]。也就是说，基欧汉一方面认为国家会基于机制的功能性作用而选择成为某一国际组织中的一员，另一方面又会将声誉等主观利益换算为国家的经济等客观利益，再根据“经济成本—收益”的原则来计算利益得失，进而决定是遵循抑或退出国际制度及国际合作。但是，这种理论解释和国际关系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如这种理性选择视角无法解释中国建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和经济收益最大化之间的冲突；也无法解释美国不顾声誉接连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协定》《中导条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的行为选择，并认为维护声誉甚至会伤害本国的利益，说明国家参与国际制度不一定是国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唯一选择，甚至可以侧面说明国家决定是否参与国际制度的初始动因并不是源于国际制度的功能性作用。所以，有学者进一步追溯国际合作的动因，提出国际制度只是国际合作的效能，国家间合作的承诺（一种情感）是促进国际制度产生和建立的动因[52]。因为由良好声誉所引起的“自尊感”和不良声誉所激发的“羞耻感”正是促进自身实现对他人合作承诺的内在动力，情感决定行为的方向，实力决定行为的力量。同时，影响国际合作程度的因素中合作的历史、合作的制度基础和共同利益可以促进国家间工具性共识，而合作的情感意愿则可以影响着彼此长久合作的范围层次与深度。尼古拉斯·扎哈里亚迪斯教授更是指出，制度因素通过影响政治家对舆论的反应，从而影响政策产出，但情感禀赋效应[53]（endowment effects）则贯穿于总统和议会整个决策体系之中[54]。在情感禀赋效应下，情感惯性会影响国家对自身实力的认识、外来风险的评估、行动目标和行动方案的选择，从而引出新的路径依赖产生。
从建构主义理论来看，建构主义学者把身份、规范和观念的产生和转变路径合理化为不证自明的。因为相比较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利益/制度决定行为”的逻辑，建构主义进一步扩展了利益和行为的因果链：身份、文化认同的不同→个体社会目标的差异→利益认知的不同→行为的不同[55]。但是建构主义者对该逻辑链条中的起点，即对“究竟不同的身份、文化认同的产生进程如何在施动者的社会互动中形成”并没有给出具体回答。对此，英澳学者萨拉·艾哈迈德给出了答案：利益依赖于身份，而身份依赖于情感关系[56]。罗兰·布莱克和艾玛·哈奇森同样指出，情感能够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着色”，不同的情感体验可能使双方的关系发生变化，进而建构出不同的身份认同和利益选择[57]。谢尔顿·史崔克等学者根据情感认知一致理论，具体指出人们倾向于趋近能够给自身带来积极情感的角色身份，反之则会排斥。在此基础上，行为体根据情感效价维度[58]来衡量哪种角色身份能够给其带来的利益是积极且大的，哪种是消极且小的，而当对两种角色身份所带来的利益比较结果难以抉择时，就会根据情感的能量维度来衡量，就是当行为体失去其中一种角色身份时，哪种更难以接受，则其就更为重要。需要说明的是，行为体失去某种角色的情感体验是由其长期所处的文化氛围中积淀的价值观而决定的[59]。概而言之，情感的效价维度和能量维度促进行为体角色身份转变机制的两个维度。
除此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指出情感乃人性本源之冲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其的贬损、压制和驯服，不仅使人性异化，也破坏了传统封建、宗法虔诚、骑士热忱、田园般的关系，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使人们之间只剩下了赤裸裸的、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利害关系。资本主义的“利己导致利他”逻辑，其实质是把资本家的自私粉饰为市场经济的正常品德，以此为无下限的追求财富增长的行为寻找到合理的理由[60]。但是，人类若无内疚羞耻之情，将会削弱社会结构和文化对人类行为的控制能力，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必将陷入混乱状态。
（二）关于国际关系中情感的最新研究及运用
该部分综述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勾勒出情感在国际关系决策研究经历了“被忽视—关注但被视为干扰因素—重视且起着主要作用”的过程[61]。具体来说，首先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情感被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合理化，包括国际政治心理学知名学者罗伯特·杰维斯在2004年回顾其学术成就时，明确表示很遗憾在其代表作《国际政治中知觉与错误知觉》中没有意识到情感对于错误知觉的重要性[62]。此后最早将情感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释放出来的是西方的政治认知心理学的学者们，同时“情感”研究也成为国际政治心理学最新、最前沿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情感的非理性研究。该阶段的学者虽然开始重视情感的作用，但是仍将情感和理性视为二元对立的，认为情感的非/有限理性特征会对国家决策者或决策团队产生负外部作用，不仅将其与理性二元对立，视为偏执、激情、冲动的载体，更是将其谴责为“民主的敌人”，认为需要被严格驯服和压制。如耶鲁大学的欧文·贾尼斯分析出自满、消极回避和焦虑等消极情绪，是导致决策者制定对外政策过程中产生认知偏差的原因[63]。第二阶段是对情感的理性研究。罗伯特·杰维斯的两位学生乔纳森·默瑟和妮塔·克劳福德弥补了老师的遗憾。乔纳森·默瑟在1996年所发表的《论国际政治中的情感现象》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国际关系中的情感与理性之间并非对立关系，认为情感可能扭曲理性，也可能促进理性；情感是理性产生的必须要素，且情感可以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战略性作用[64]。妮塔·克劳福德在2000年《国际安全》上发表《国际政治的激情：情感和情感关系的假定》，提出了国际政治和国际安全理论有赖于情感的假设，综述了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对情感的关注，揭示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情感表面的隐藏，论述了情感与认知对于人类行为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功能，他指出推理、判断等高级认知进程框定人们如何去做，但情感是人们行为的背后动机，引领人们为什么这么去做，即将情感从认知中抽离了出来[65]。他还指出情感不仅只是个体内在的私有心理生活，情感本身还可以制度化，比如安全困境中的恐惧，不仅是一种制度化了的情感，还投射进了世界政治的结构与进程之中[66]。随后布朗大学的布朗罗斯·麦克德莫特、牛津大学的郝拓德和俄亥俄大学安德鲁·罗斯等杰出学者把情感放在了国际关系推理的核心位置。如，麦克德莫特从神经生理学的角度回答了“认知的鸡蛋问题”，即辨析先有情感还是先有认知，并简要地探讨了情感在风险决策中的作用[67]；郝拓德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划分为即时情感和基调情感，前者是一种短暂的、强烈的情感，后者则是一种经过长期积累沉淀出的固定性情感，且两者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关系[68]。郝拓德还提出了情感外交（Emotional Diplomacy）的概念，以中国在台海危机中愤怒情感的表达以及中国在“9·11”事件后对美国的同情情感表达为例，挖掘了国家对外偏好中情感的理性功能[69]。罗斯认为建构主义对身份、认知、话语的关注使其在情感研究上具有天然优势，并在其基础上提出“欲望（情感）认知理论”，指出情感的纳入将会拓展国家身份、利益、行为的因果关系链接，能够更深入的探寻到国家身份及行为转变的动力[70]。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理查德·内德·勒博为突出情感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指出情感承诺不仅仅是维系国家间长久合作的主要因素，而且些许过激地提出理性、民族国家等国际关系核心概念不过是“启蒙运动虚构出来的”，情感才是一直真实存在并值得重点分析的[71]。可以说，该观点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提出的“想象的民族共同体”颇为相似。英国著名学者克里斯托尔·希尔和安德鲁·林克莱特也强调了决策过程中“情感和直觉”的核心作用[72]。许多学者更是逐步地把威慑、信念和信任等传统国际关系概念重构，然后与情感结合在一起来探讨国际危机[73]、人道主义救援[74]、道歉外交[75]等具体议题。
随着个人情感的研究，西方学者认为情感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单一行为体，其应该具有集体维度，并促进社会和政治过程的形成。对此，早期法国的古斯塔夫·勒庞曾揭示群体的本质是“心理群体”，心理群体是“民族精神”和“种族灵魂”的基础，凸显了情感在群体中的功能作用，但遗憾的是他把集体行动当作群体非理性激情所导致的结果[76]。此后，布鲁默提出的群体情感“循环反应理论”、斯梅尔塞提出的“加值理论”、格尔的“相对剥夺理论”等皆不同程度地推动了群体情感的研究。苏珊娜·雷辛格和托马斯·谢夫等理论家亦认为，对促进和平与缓解冲突的努力构成最严重障碍的往往不是物质利益，而是强大的群体情感[77]。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戴安娜·麦凯和埃利奥特·史密斯等学者系统的提出了集中关注集群行为的群体情感理论（Inter-group Emotions Theory，IET），这弥补了传统对外政策偏好理论对群体行为的缺位。他们认为个体情感和群体情感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没有群体的情感，个体决策者的情感也很难发挥作用。在群体情感的框架效应下，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形成与转变是经过社会化的，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决策者是其所在群体的代表者，为了使其所行之策能够得到群体内成员的支持，必然要迎合或引导成员的情感，不然轻则政策流产，重则威胁到自身的政治生命或社会稳定[78]。20世纪90年代，纽约大学的詹姆斯·贾斯珀（James M.Jasper）等学者进一步强调了理性主义将群体行动中的怨恨感、挫折感、剥夺感被利益、成本和代价所代替，他们所提出的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皆忽略了“人们是追求意义的动物”，尤其是在发展与和平的国际潮流下，各群体已然从“为生存而战”转向了“为承认而战”[79]。
由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起步较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只能将西方普遍认可的理论通过翻译引入中国，并将其作为研究国家间关系的“标准”。同样的，虽然中国的情感哲学比西方更为浓厚，但是在国际关系领域目前也仍然是以吸纳借鉴西方研究为主。中国学界对该领域关注最多的是外交学院的教授和学生在该方面做出了理论创新和案例分析。如：外交学院聂文娟率先总括性指出了情感研究的必要性、探讨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情感因素的隐含、梳理了情感研究发展动态，特别是关于情感和理性以及情感和认知的关系、情感的研究方法等[80]，但由于涉及方面颇多，每一部分都着墨不多只是简要介绍。她在另一篇文章中则比较详细深入地批判了温特认为朋友角色身份是集体身份认同核心变量的观点，聂文娟认为集体身份认同的分析层次应在群体层面，用朋友角色身份认同的微观个体特征、个体差异和个体间互动来解释宏观的群体现象，不但个人主义色彩浓厚，而且主要集中在积极情感层面，忽视消极情感的作用。她在此介绍了戴安娜·麦凯和埃利奥特·史密斯等学者所提出的群体情感理论，为国内研究群际关系以及群体身份认同引入了一种新的视角[81]。她还探讨了在人权规范多样化的国际社会中，为何不同的国际组织会选择不同的人权规范，并以非盟的“人权非漠视原则”和东盟的“人权不干涉原则”进行实例比较和理论检验，论证了两者由于不同的历史怨恨情感导致他们在信息收集、信息加工、概率判断和行为决策上的差异，进而产生不同的人权规范认知[82]。聂文娟还总结了菲律宾国内政党之间以污名化作为竞争手段已然成为常态，污名化作为自变量直接影响到其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形成，在此基础上提出领导者化解污名和身份管理的策略差异[83]。袁野则进一步扩大了污名化的适用范围，提出国际社会具有社会属性，国家之间彼此污名化的现象普遍存在。被污名化的国家会为了维护自身的本体安全而进行承认斗争。作者提取了情感中的污名来探讨美国进行污名化政策的动力、对古巴被污名化的压力以及古巴通过内部身份变迁来应对外部污名化的过程[84]。景晓强根据中国本土文化提取了国家互动中复合性的社会情感，即面子感，探究身份危机、社会承认、面子感、国家对外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经验困惑。清政府和缅甸、越南、柬埔寨之间一直保持着宗藩的关系，19世纪末英法日对这三个国家的殖民统治导致清政府陷入宗藩体系和殖民体系的身份危机中。按照传统理性选择模式，清政府针对三个国家同样类型的身份危机时，应当在支援政策上保持一视同仁。但事实上，清政府在缅甸问题上，一方面对推脱其求援，另一方面与英国进行外交谈判解决；在越南问题上，清政府则没有袖手旁观，而是暗中对越南领袖刘永福的抗议提供物质支持；在朝鲜问题上，清政府态度强硬，直接与日本发生了正面军事冲突，更是迅速引入国际协调，对朝鲜实行“监国”。基于上述经验困惑，他提出了清政府在面对相同紧急外交事务时采取了差异性政策偏好主要是因为与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不同，其中有面子和丢面子是清政府对缅越政策偏好差异的主要原因，小丢面子和大丢面子是清政府对朝越政策偏好差异的主要原因[85]。景晓强还以情感为中间变量，分析了国家为了维护身份稳定的本体安全，应该采取何种对外政策。他认为本体安全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我们应当制定合理反思性的话语战略，消弭他国对本体安全的侵蚀[86]。季玲主要是通过建构一个社会身份再生产的情感动力理论机制，论证“东亚共同体”这一身份为何以及如何在东亚合作进程中快速兴起和消退的。她以关系性逻辑为起点，指出国家间在情境性、变动性以及互动性的实践中所产生的情感因素，为社会身份再生产提供了动力基础与方向，并特别强调情感效价能够独立影响行为体的风险趋避性以及对认知的消极或积极偏向。具体来说，之所以21世纪初中日韩三国对“东亚共同体”身份呼声很高，是因为这一身份可以激起成员国对地区一体化建设的积极性，但随着东亚峰会的召开、美俄的加入以及中日关系的恶化，使得东盟面临着身份确认危机，这一身份符号所引起的消极情感，导致东亚内部合作乏力，消极的关系认知和行为倾向导致“东亚共同体”身份符号的逐渐消退[87]。曲丹提取了消极情感中的羞辱，分析了非政府组织、国际媒体等跨国倡议网络为何得以在既无军事力量保障也无经济制裁权力的情况下，能够在人权传播领域通过点名批评等手段进行羞辱施压[88]。
此外，尹继武教授在该领域的研究颇深。他在接受《国际政治科学》期刊特约访谈中条清理明地阐释了国际政治心理学科的性质、产生背景、理论基础、与建构主义的区别以及国内外国际政治心理学的流派和发展趋势，提出了情感研究是当前国际政治的最新发展阶段，情感的理性研究更是研究热点，指出情感对威胁、信任、信念等概念的重构，以及在国际危机、人道主义援助、领导外交等传统核心议题上运用的可行性[89]。尹继武还探讨了新时代中国外交转型背后的社会（非物质）基础，特别是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过程中由于权力仪式的错位、地位仪式的误解、价值仪式的冲突所产生的挫折情感是新时代中国外交转型中微观层次的主要原因[90]。尹继武在国际共识的类型和战略效应方面，指出国际共识并不是狭义上认为的国家间积极的互相认同，共识应该分为完全共识、部分/虚假共识、分歧和无共识，各类国际共识在现实中均具有战略意义，或者说具有主观战略理性。其中，积极共识能够较大程度地降低国家间对合作风险的不确定性，增大对未来收益的预期，虚假共识也有可能根据战略需要促使国家间维持短暂或表面的合作关系，当虚假性越发凸显则会重新走向分裂甚至国际冲突。但不管哪种类型的共识，作者都强调了共有观念、偏好一致、社会认同以及情感要素对共识的深层次要求[91]。尹继武从认知和情感路径出发将盟友间的信任划分为工具性信任、情感性信任和混合性信任，指出国家间联盟的形成既存在理性因素，同时也需要社会归因机制。他还进一步具体分析到情感等心理因素明显存在于社会归因机制中，理性变量也是在社会认知情感的中介作用下促使联盟的形成[92]。唐世平教授提出不确定性对国际关系归因理论的影响，并特别强调“为生存而恐惧”的负面情绪是导致国际关系学界在进行敌意归因时出现误差的主要原因，以及非系统和非动态的惯性思维总是促使国家乐于接受他国从善意转换为恶意，而对他国从恶意转化为善意的示好则倾向于抗拒接受，这种对他国意图的猜疑和不信任总是阻碍国家间的合作[93]。余文全虽然提出应该重视情感等直觉因素的作用，甚至把理性和情感纳入同一个框架，但是他仍将情感视作非理性的因素，是导致最终决策走向非理性的“绊脚石”，指出需要理性系统进行阻止，即这是一个情感和理性拉锯的过程。具体来说，他认为情感直觉系统首先为决策者提供基本的判断，需要重视该因素，但是情感的作用多是个人的经验和偏见，理性思维系统的作用就是要协助决策者对情感系统下做出的判断进行审慎分析，削弱情感直觉力量在决策中的负外部影响[94]。张凯滨运用法国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的情感地缘政治视角，分析为何西方主流舆论场在传播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时多显现出焦虑、猜忌等词，疑虑此倡议是一种地缘政治战略工具。对此，张凯滨从情感维度针对性地提出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应当有意识地去培养一批具备国际公共利益感的精英人员，理解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焦虑并积极倾听和沟通，努力通过培育情感上的共通性和文化上的亲和力，以建构起凝聚“希望”的情感共同体[95]。张鑫运用敌友情感曲线图重新解读国际秩序发展的过程。他提出情感是界定敌友的标志，并根据敌友之分划分了四种不同的外交倾向选择，进而推进了国际秩序的演变。整体来说，文章以环形理论思辨的形式推演：情感→国家行为互动→国家意志产生和改变→再回到国家行为→综合诸多国家行为→结构化为国际秩序，并推导和绘制出环环相扣的敌友生成/区分图、国家实力图、外交行动弹性图和理想交点轨迹等图，形象展示出国际秩序的演变过程[96]。黄真静态的将情感性质划分为三类：作为一种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以及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并指出在现实国家互动中三种情感不是相互孤立、泾渭分明的，而是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的[97]。柳思思认为个人认知心理学只注重个体的情感，对公众情感的解释力比较局限，但是情感具有社会性和主体间性，公众情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故此，提出了公众情感的引导机制，指出该机制的核心变量为形象塑造（引）与情感传递（导），假设了两者与公众情感引导效果成正比关系；最后在该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分析了塔利班和美国对阿富汗公众的形象设定和情感传递途径的不同，导致了阿富汗公众对两个行为体截然不同的情感反应。美国执念于纯粹理性的计算，忽视公众情感，一心信奉消灭塔利班的策略性，这也是为何其在反恐问题上事倍功半、越治越乱。最后，作者呼吁研究阿富汗问题时重视情感要素的必要性，以及在实践中更要尊重理解阿富汗公众的情感[98]。
三 关于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研究
塞尔维亚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经历决定其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俄欧在巴尔干半岛地区的重要地缘战略支点，被称为“巴尔干之钥”，塞尔维亚的对外政策也只能在这两个异质大国之间的夹缝中求生存。所以，国内外学者在分析其对外政策偏好时一般有两个特点：一是从地缘政治角度将塞尔维亚视为地缘战略支点的国家，秉持大国平衡外交战略在两个大国之间左右逢源；二是将塞尔维亚的对外政策偏好视为欧洲化的子议题进行讨论，但多是从欧盟的视角来分析。国际政治是国内政治的外延，对外政策是服务于国内政治，当前国内外学者侧重于分析外部因素（欧盟）对塞尔维亚的对外政策偏好，忽视对塞尔维亚自身原因的探讨，凸显出当前国际关系学界同样存在霸权傲慢的心态，不利于深层解读和理解塞尔维亚的对外政策偏好。
从欧盟视角审视塞尔维亚等候选国的政策。第一，路径依赖说。路径依赖是历史制度主义提出的概念，指主权国家或国际组织一般在做出最初的政策偏好选择后，会将其习惯性地持续并贯彻下去。也就是说，先前的制度惯性和政策黏性所形成的政策背景会影响决策者的理性及偏好。东西兼顾的对外政策偏好是塞尔维亚共和国首任总统鲍里斯·塔迪奇执政时确立的，旨在扩大塞尔维亚交往范围，在西方加强与美欧的关系，在东方加强与中俄的关系[99]。根据路径依赖说以及塞尔维亚的国情，大国平衡外交将继续是塞尔维亚未来对外政策偏好的基本特征，但是该视角无法解释其在俄欧之间徘徊时坚持站在俄罗斯一方的根本原因[100]。第二，经济依赖说。欧盟作为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经济实体，塞尔维亚等中东欧国家向欧盟靠拢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国家复兴，但是欧盟对提交入盟申请的国家都会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入盟条件（Conditionality）和标准[101]。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该国是否会将欧盟的制度规范内化并法律化。欧盟会对努力遵约的国家进行奖励，对消极配合的国家进行惩罚。基于“成本—收益”原则，申请国和候选国在决定是否积极转向欧盟的时候都会仔细衡量欧盟提出的入盟条件，评估入盟后奖励措施的可信性、奖励发放的规模和速度、入盟后对其行为规定是否细化、合法化以及采纳欧盟规则将付出多少成本代价[102]。通过衡量入盟援助以及亲俄代价，塞尔维亚的对外政策偏好亦不符合经济依赖说。第三，制度吸引说。欧盟作为欧洲地区较大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其宗旨是：促进和平，追求公民富裕生活，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一些学者认为欧盟的制度规范是影响申请国和候选国国内政治的主要变量，因为其他组织或主权国家与欧盟长期互动中，会被欧盟的制度所吸引、引起政策共鸣，进而主动去模仿并被同化，从而形成新的制度。当申请国与欧盟内部的规范、规则或制度的社会适当性越高，匹配程度越接近，规范在国内的传播也就越容易[103]。这种制度吸引说主要被用于分析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已经加入欧盟的国家，但无法解释塞尔维亚的对外政策偏好。同时，静态的制度吸引说也忽视当前制度复杂体的竞争性，因为主权国家在现实中要决定加入哪一类国际组织时具有多种选择空间。
近年来有少数学者逐步尝试突破上述几种视角，开始着眼于从塞尔维亚自身找寻影响其对外政策偏好的因素，如：贺刚探讨经历了相同历史和战争的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为何在欧洲化进程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选择。基于该经验困惑，他提出形成国家差异性身份的进化和转变动力根源，在于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不同的自传体叙述方式，认为自传体叙述是影响身份聚合和身份分裂的核心变量。具体来说，就是自传体叙述对国家的身份认同具有建构作用，自传体叙述主要分为三类：神话传说建构国家是受害者还是主导者的叙述、政治精英对民族主义的强化或淡化叙述、历史教育的喜剧式或悲剧式叙述，不同的叙述方式导致国家身份的差异化转变[104]。该视角结合国际关系学和语言学，跨学科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依靠独白式的自传体叙述无法维护和保持身份的稳定，虽然不断有学者证明叙述在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作用，但其在国家治理和维持身份稳定方面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弱势，即叙述只能解释国家如何影响对外政策偏好的改变，但是却不能在此基础上提出后续该如何维持身份稳定的可行建议。甚至有学者比较极端的称，如果叙述可以转变国家身份，那么要改变现有国家身份及治理方式岂不是只需要迫使其闭嘴就可以了。更进一步来讲，叙述的能动性实质上是通过建构出不同的情感并作用在行为体来表现的[105]。笔者则比较温和地认为话语分析并不是毫无用处，也不是说情感应该替代话语分析，而是认为话语符号可以是情感的研究对象，情感能够揭示话语符号是如何与它们的对象相连接的。国际关系学院的陈旸、吴楠和李俊三位学者总括性地从塞尔维亚内部的政治、经济、身份认同三个方面分析，之所以其转型困难主要在于该国不仅面临着政治经济的双重转型的挑战，还肩负着平衡民族国家与欧盟的认同难题[106]。但是，这种总括性的论述过于空泛，无法从根源上解释直接阻碍塞尔维亚对外政策偏好转变的具体因素。弗兰克·施莫芬尼以历史遗产作为自变量，解释塞尔维亚之所以对欧盟欲迎还拒，在于欧盟指责塞尔维亚破坏了南斯拉夫的名誉，并且谴责塞尔维亚是波黑战争暴行的最大侵略者。欧盟对塞尔维亚过去历史的指责，使得其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即使很希望摆脱过去，发展经济，融入国际社会，却也无法接受欧盟这种强加的污名，反观俄罗斯的表态则让塞更易接受。可以说，历史遗产的视角探寻到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差异的内部深层原因。但比较遗憾的是，施莫芬尼并没有对历史遗产进行逻辑上的理论建构和因果推理[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