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意义

笔者将科学与中国现代诗歌的关系作为研究内容，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基于当下的人文困境。在这个互联网、大数据、转基因等知识技术风行世界的时代，科学技术尤其是应用性的技术文化当仁不让地成为强势文化，技术与商业的联姻渗透到社会、经济、政治以及个人生活的角角落落。工业革命以来科学与人文包括文学的力量此消彼长，人文的影响力与主导性日益萎缩，21世纪的信息技术则加速了科技侵蚀传统人文领地的脚步，文学成为艺术小圈子的孤芳自赏，或者成为富裕阶层、中产阶级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者成为个人微信朋友圈晒心情的资本，科技对文学和诗歌的渗透已大大超乎我们的预期。网络文学、微信诗歌、自媒体写手、民间诗人……科技正以其无往不胜的实力，逐步改变人们的写作方式、交流手段、阅读习惯、传播渠道，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在潜移默化中被改变，这种文学在与科技的碰撞中步步退缩的局面，与20世纪初西学东渐、科学兴盛、文学百花齐放的局面何等相似，只不过上一次是在枪炮声中被动的转变，文学不期然走向了社会的中心；这一次是利用科技商业力量主动求变，文学却越来越边缘化，但其共同之处在于，科学技术都是两次历史变局的重要动力之一，并深刻地影响了诗歌的传播接受状况。两次历史改变，前一次是科学引导文学、融入文学，显露出渐趋靠近的迹象；后一次则是技术压缩思想、商业肢解文化，科学与文学渐行渐远，似乎呈现科学与人文分裂的图景。二是基于当前的研究现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关于“五四”运动及其施予文学影响的研究成果很多，大多涉及历史背景、政治体制、社会思潮等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这其中也有众多论著从文学现代性的角度切入，站在政治、民族、民主的立场来进行阐释，更多是“想象现代民族国家的一种方式”，而从科学角度切入，探讨科学与文学之间关系的论文著作则较少。俞兆平在《写实与浪漫》序言中指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杨国荣等哲学界学者重新审视了科学与人生观这场大讨论及泛化后的科学主义，罗志田以“走向国学与史学的 ‘赛先生’”为题从历史学角度梳理“五四”时期的科学印象，史学界重新探讨历史学中的科学因素，而文学理论界似乎失语了。就“五四”精神的两大要质——科学与民主来说，现代文学界探讨民主政治、民族国家与文学之间关系的论著较多较深，但探讨科学思潮、科学思维与文学之间关系的论著较少[1]，这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深挖拓展的空间。

科学作为“五四”时期高扬的两面旗帜之一，它对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影响不言而喻，自然也改变了其时大众对于文学的接受方式，文学研究不可能忽视这样一个客观存在。金观涛、刘青峰在《中国近现代观念起源研究和数据库方法》中做了统计，“《新青年》中 ‘科学’一词共出现1843次，而 ‘民主’只有1067次，加上 ‘德谟克拉西’、‘德先生’总共是1283次，只有 ‘科学’的70%”[2]。在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得出了“这两种观念并不对等”的结论[3]。这样的数据统计与当前学界对“科学与文化研究”的冷门看待有些背离，因为科学与民主是新文化运动中知识群体极力推广的两种新观念，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科学概念的热度远高于民主观念，为何在数十年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程中，关于民主影响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关于科学影响的研究成果寥若晨星？无论是否回到历史现场，科学对传统文化乃至文学的影响都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4]。撇开科学因素来总结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无论如何都是残缺的。既然这是一个不能绕过的客观存在，作为研究者要做的就是尽量客观描述这段历史，梳理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科学思潮与文学的关系，弄清二者之间的学理机制，从而为时下处在科学技术强势力量包围下的文学寻找微光、把握走向。

关于中国古代的“科学”（或者称为技术）的发展水平众说纷纭，以李约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从3世纪到13世纪，中国一直处于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明清以后逐渐落后了”[5]，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从而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任鸿隽、冯友兰、竺可桢等学者都在寻找“中国古代无科学”的原因，从政治制度、儒道文化的角度来做分析。真正的现代科学知识与观念的引进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还是19世纪中叶之后的事情。这里所说科学指的是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是将数学与实验结合起来的知识与技术体系。乔治·萨顿持有跟李约瑟相同的看法，肯定了古代两个世界的人们从事相同的科学工作，而“从16世纪开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分歧的基本原因，是西方科学家领悟了实验方法并加以应用，而东方科学家却未领悟它”[6]。这是乔治·萨顿找到的中西科学在近现代时期发展速度有巨大差异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推崇的两个先生之一的“赛先生”就是指的西方现代科学。

在西方现代科学宏大的知识体系中，进化论是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进化论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理论，是影响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要科学理论，对现代文学包括诗歌的影响涉及各个层面。胡适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7]因此“凡文言之所长，白话皆有之。而白话之所长，则文言未必能及之。白话文并非文言文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8]这是用进化论为白话文的合法性寻找历史根据。康白情说：“新诗以当代人用当代语，以自然的音节废沿袭的格律，以质朴的文词写人性而不为一地底故实所拘，是在进化底轨道上走的。——进化非人力所能挡得住的。”[9]这是在胡适文学进化论的基础上，从新诗这个具体文类的内容与形式发展方向，进一步强化进化论的推动力，显示进化是某种非人力的客观规律性。周无在《诗的将来》中也说：“诗的进化和诗的实体进化，中间是有一定尺度”,“实体进化如何方能满意，也关系到科学”。[10]由此看来，无论是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精神驱动，还是作为建设新文学体式的指导观念，进化论学说都有着理所应当的存在。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西方科学思潮悄然地通过进化理论，影响了文学同人的价值观念与审美趣味，进而渗透到诗歌的理论创设、思维模式与语言运用中。

考察科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概念需要提及，这就是现代性。关于文学现代性的讨论在20世纪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不管是争议还是讨论，这些论著与言论都给予后来者研讨问题的视角或空间。这里暂且搁置关于现代性的诸多争议，姑且认为现代化在现代中国依然是一个进行中的过程与事件，现代性是百年中国社会逐步具备的时间性质，而科学是现代性主要是社会现代性的内涵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学与文学的现代性之间就存在较为密切的知识性、思想性和创造性联系，有学者认为“科学理性思维逻辑方式和科学精神，成为一种对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文学的 ‘现代性’进行衡量的参照系”。[11]既然如此，我们探讨科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即从科学的角度切入探讨文学的现代性，以及在现代性基础上所生成的现代文学的传播接受问题，现代性在这里成为联结科学与文学的桥梁。2006年，3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神农架研讨20世纪中国文学与科学的关系，他们意识到全面深入地梳理现代文学与科学的历史关系是一个亟须着手研究的问题，并就这一问题的深层挖掘指明了方向：一是科学对文学的渗透过程；二是科学对文学影响的结果；三是文学对科学传播的结果；四是文学何为[12]。这里所尝试探讨的即是前两个领域的一些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