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荣”1644部队建成考
一 “荣”1644部队溯源
“荣”1644部队的建制沿革：华中临时防疫给水部→8支“‘移动’防疫给水部”→华中防疫给水部（“荣”1644部队）。
（一）华中临时防疫给水部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经过周密谋划，驻北平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战争之初，石井四郎获悉上海、南京有水井受到霍乱菌“污染”，遂上报大本营。以石井四郎为首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和日本陆军军医学校，考虑到日军野战师团卫生力量不足以及野战师团在中国华北、华中战场“防疫给水”需求，相继建立2支“移动防疫机关”（临时防疫给水部）。1937年7月12日，在哈尔滨组建华北临时防疫给水部，太田澄（军医中佐）任部队长，故又名“太田部队”。太田部队分成6个班，配属华北各师（旅）团。太田部队于“7月15日到达天津，其中有一部分于16日到达丰台，随即参加卢沟桥、廊坊、南苑等地战斗，8月上旬得到了来自陆军军医学校白川少佐等人的增援”。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淞沪会战开始。日军于1937年8月16—17日在东京组建华中临时防疫给水部，北条圆了（军医少佐）任部队长，故又名“北条部队”。北条部队分成7个班配属华中各师（旅）团。淞沪会战结束后，“北条（圆了）少佐以下人员各自复归原来所属部队”。这两支“防疫给水部”都属于“临时”组建，建成时间仓促，规模小，人员配置均为42人[1]（见表1-1）。
表1-1 “中国事变”后新设的2支临时防疫给水部（1937年）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支“临时防疫给水部”就是后来的华北防疫给水部（“甲”1855部队）和华中防疫给水部（“荣”1644部队）的前身。华中临时防疫给水部成立后被迅速派往上海，携带由石井四郎发明的“日军军用野战防疫滤水器”，配属给进攻上海、南京等地的上海派遣军、华中方面军[2]、第10军。华中临时防疫给水部建成之初的主要职责是负责“防疫给水”，即通过掌握预防医学知识与技术的医务人员预防、救治、控制日军师团官兵可能染上的各种自然暴发的病疫或人为制造的疾病，对饮用水水源进行检测、净化消毒处理，提供放心的卫生饮用水。
日军防疫给水部队使用的滤水器是由石井四郎发明的“石井式滤水器”，有车载式、马驮式、背负式等，型号、大小不一。根据战场实际需要，联队以上规模的日军野战师团一般都会配有“临时防疫给水班”。
（二）8支“移动防疫给水部”
日军于1937年12月攻占南京后，设立了很多机构，将南京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腹地的基地。1938年6月中旬，日本大本营开始调集兵力，准备进攻南京沦陷后的中国抗战重镇——武汉。此时，华北、华中“临时防疫给水部”尤其是华中“临时防疫给水部”因配置的人员太少，加上“减员”，已不能满足战场所需。
1938年7月29日，根据“军令陆甲第50号命令”，在东京辎重兵第一联队驻地，18支“移动”防疫给水部同时开始组建（但“编成”时间不一致，最早的8月24日编成、最迟的10月27日编成）。每支总人数均为225人，包括将校（技师）、下士官（技手）、兵（雇员）的配置都一样，合计4050人（参见图1-1）。
图1-1 《“中国事变”后新设陆军防疫机关》[3]
资料来源：[日]陸軍軍医学校防疫学教室発行：『十五年戦争極秘资料集』補卷23『陆軍軍医学校防疫研究報告』第二部（第1冊、第99号），東京：不二出版2005年版，第412页。
扩展建立“移动”防疫给水部队（18支“移动”防疫给水部）的建议由增田知贞提出，被石井四郎采纳，扩建计划得到日本陆军中央认可。[4]
其规模之大，是此前编成的2支“临时防疫给水部”总数的96倍；单支相比，相差大约5.4倍。18支“移动”防疫给水部编成后，分别配属中国华中、华北、华南各“战列师团”。其中，第1至第9、第13、第18共计11支“移动”防疫给水部配属华中战场。后来，因第1支向华北战场“转进使用”，第2支、第8支向华南战场“转进使用”，华中战场只剩下8支（第3、第4、第5、第6、第7、第9、第13、第18支）。[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选派调查官及专家前往日本进行调查，他们在调查问讯后撰写的调查报告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
1945年9月，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上校、微生物学家莫瑞·桑德斯（Murray Sanders）等人奉命前往日本进行所谓的“日本科学情报”调查，实际调查目标是日本细菌战情报。桑德斯利用调查材料完成《日本科学情报调查报告：第5卷——细菌战》（又名《桑德斯报告》）。继桑德斯之后前往日本进行调查的是美国细菌战情报调查官汤普森，汤普森利用调查材料完成《关于日本细菌战活动的报告》（又名《汤普森报告》）。这两份报告均提到了上述2支“临时防疫给水部”和18支“移动”防疫给水部，也提到了5支分别在哈尔滨、北京、南京、广州、新加坡建立的“固定”防疫给水部。[6]这两份报告中的有关内容可与石井四郎一篇讲演稿（实际上就是一篇论文）中的图表第83——《“中国事变”后新设陆军防疫机关》（图1-1）相互印证。
美军总司令部、太平洋科技顾问处选派桑德斯等专家前往日本调查“日本科学情报”，以期达到“占有日本武器技术发明”之目的。这次前往日本进行调查的“科学代表团”共有9人，包括5名文职科学家和4名军队代表，其中有3名是化学作战部的成员，桑德斯是其中之一。
桑德斯一行到达日本后，“经过6个星期的访谈和现场参观，调查者对日本化学武器计划没有发现什么有兴趣的东西，对其发展原子弹方面的兴趣更小。但这些美国人在向杜鲁门总统报告的结论中有一条提到，日本的生物武器计划可能会补充美国的军事知识。代表团中化学作战部成员桑德斯上校很快写出1篇报告，简述日本在生物技术方面的发展”。[7]采访时间为1945年9月20日至1945年11月10日，采访对象包括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预防医学部主任出月三郎大佐、陆军军医学校细菌学系主任井上隆朝大佐、军医总监神林浩中将（军医总监）、内藤良一中佐（731部队的“第2号人物”）、新妻清一中佐、保利信明海军中将（军医总监）、石渡博海军中佐、金子顺一少佐、增田知贞中佐、若松只一中将、日本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中将、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陆军大臣下村定中将等。
桑德斯的报告分期分批完成，整个报告（三个部分）完成时间不会早于1945年11月中旬。由于问讯对象事先统一了回答口径，所以提供的多是虚假、模糊信息，刻意隐瞒进攻性细菌武器研究（如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实情，桑德斯等人的调查工作可以说并不顺利。但不等于说桑德斯的报告没有任何价值。桑德斯苦于调查工作进展不顺利，乃以重派“更厉害的人”前来调查相威胁，内藤良一迫不得已，“拿来两页手写报告”应付，其内容：从天皇到中国各地防疫给水部队的系统图、组织图，细菌武器研究的目的、结果。[8]桑德斯的“威胁”果然起到了一些作用。《桑德斯报告》中写道：
1938年夏，增田大佐建议大力扩展防疫给水部队。他的计划得到（上级）认可，于同年10月，在日本控制的中国领土建立了18个水净化中心。每个基地都担当中枢站，每个附属分支机构配备300人。18个较大基地分配如下：3个位于华北、13个位于华中、2个位于华南。[9]
桑德斯并未得到他最想得到的细菌武器“人体实验”方面的情报。继桑德斯之后前往日本做同样调查的是美国细菌战情报调查官汤普森，汤普森经调查问讯后获得的“有价值”信息比桑德斯多。调查结束后，汤普森完成的报告中，“结论”部分也有日军“防疫给水部的组织与配置”内容。《汤普森报告》中写道：
最早的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机构是在日俄战争不久后成立的战地疾病预防部（野战防疫部）。中日战争爆发后，该机构活动范围扩大，北至满俄边境，南到海南岛。该机构致力于研究寒冷的北方地区流行的传染病和许多东方的热带病。当时日军没有统一的饮水净化和供给方式，军队没有遵守烧开饮用水的规定，因此水媒疾病频繁发生。
现有日军战地卫生机构不足以预防和控制日军不同战区的传染病，由于担心敌军使用细菌和毒药（已在水井投毒污染事件中遇到过），必须研发反制措施，这进一步强化了重组战地卫生机构的需要。战地预防部由此废除，防疫给水部得以组建。
防疫给水部由海外战区和日本本土的固定防疫给水部和机动防疫给水部组成。到1938年7月，海外战区有5支非机动防疫给水部（基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哈尔滨）、华北军防疫给水部（北京）、华中军防疫给水部（南京）、华南军防疫给水部（广州）、南方军防疫给水部（新加坡）。
这些固定的防疫给水部被分配给各个部队，由部队指挥官直接控制，如关东军总司令。机动防疫给水部包括：海外战区的战地防疫给水部及分布，以及日本本土陆军师团防疫给水部及军管区防疫给水部。像固定防疫给水部一样，这些机动防疫给水部被分配到各个不同的部队，由该部队的指挥官直接指挥。到1938年7月为止，战区已成立18个防疫给水部，在各自战场进行活动。随着日军作战范围扩大，建立了更多的机动防疫给水部。防疫给水部从医务部独立出来，医务部只在医疗问题上为各军指挥官提供医疗咨询服务。[10]
1940年3月30日，石井四郎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军阵医药学会上，做了题为《“中国事变”新设陆军防疫机关运用、效果及将来作战展望》讲演，讲演稿后来发表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2部第99号”上。讲演稿篇幅较长，原文有53页，仅插入的图表就有101张，其中，图表第83《“中国事变”后新设陆军防疫机关》[11]是探究“荣”1644部队建制沿革的重要文献史料（见图1-1）。
如图1-1所示，共有18支“移动防疫给水部”，第3支、第6支部队长的军衔是军医大尉，其余16支部队长的军衔是军医少佐。其中，有8支（第3、第4、第5、第6、第7、第9、第13、第18支）的“现驻地”位于华中地区，它们开始组建的时间相同，正式编成时间不一。按顺序，第7、第9支编成于1938年9月10日，第3、第4、第5、第6支编成于1938年9月25日，第13支编成于1938年10月15日，第18支编成于1938年10月19日。武汉会战后，第4、第7支“移动防疫给水部”分别驻武昌、汉口。华中防疫给水部（“荣”1644部队）正式编成后，也设有武昌、汉口2个支部，囿于史料，暂不能肯定它们之间有直接的相承关系，但一定有关联。第3支驻湖北应城，第5支驻江西南昌，第6支驻江西安义（南昌附近），第9支驻湖北蒲圻。图表中没有标明第13、第18支“移动防疫给水部”的“现驻地”，因为这两支在1939年5月就“复员（归建）”了。[12]（参见表1-2）
这8支位于华中地区的“移动防疫给水部”，总人数为1800（225×8）人。南京华中防疫给水部建成后，仍在华中地区活动的6支“移动防疫给水部”逐渐蜕变成为华中防疫给水部（“荣”1644部队）的多个支部。史料依据是，截至昭和15年（1940年）3月，已有6支“移动防疫给水部”“复员”，但仍有12支“活跃在战地”，其中，华中地区6支（第3、第4、第5、第6、第7、第9支），华南地区6支（第2、第8、第10、第11、第12、第17支）。[13]
表1-2 “中国事变”后新设的（华中）移动防疫机关（1938年）
石井四郎曾对移动防疫给水部、战地防疫给水部、固定防疫给水部之间的区别做过以下解释：
移动防疫给水部由海外战区的战地防疫给水部和师团防疫给水部以及日本本土的师团防疫给水部和军管区防疫给水部构成，（位于哈尔滨、北京、南京、广州、新加坡的）固定防疫给水部和移动防疫给水部一样，分配给各地部队，由该部队指挥官直接控制。1938年7月成立的18支移动防疫给水部配属战地师团，一起开展工作。
固定防疫给水部负责研究防疫给水，生产和供给细菌制品，生产、修理、供给防疫给水所需材料和设备，执行指导防疫节水措施，防疫给水教学，物理、化学检测，收治传染病患者。战地防疫给水部负责巡逻和侦察水源，执行和指导防疫措施，检查水质和探查毒物，消毒和健康诊断，净化供水，修理卫生净水器，研究防疫给水。师团防疫给水部的职责与战地防疫给水部基本相同，只是不负责研究与教学。如果战地防疫给水部、师团防疫给水部负责的地区发生无法控制的传染病，或有一场疾病或事件发生，固定防疫给水部就会派人携带设备前去处理。[14]
（三）华中防疫给水部
在石井四郎鼓噪下，日本天皇裕仁于1939年4月18日饬令大本营陆军部开始组建华中防疫给水部（“荣”1644部队），总部基地设在南京中央医院。
如图1-1所示，经过一段时间筹划准备，华中防疫给水部（“荣”1644部队）始建于“昭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1939年4月18日）”，于“（昭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1939年5月20日）”“编成”。[15]
如表1-3所示，“荣”1644部队是日本在中国正式建成的第4支重要的细菌部队，从开始建立到正式“编成”，只用了1个月零2天时间。这4支“固定防疫机关（防疫给水部）”建成速度最快的是华中防疫给水部。[16]“编成”速度如此之快，显然与以石井四郎为首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731部队）”的大力支持分不开，“荣”1644部队第一任部队长由石井四郎亲自兼任就可证明这一点。而且，编成后的人数也比“甲”1855部队、“波”8604部队多很多，其规模仅次于731部队（731部队有1836人，“荣”1644部队有1283人，“甲”1855部队有810人，“波”8604部队有665人）。[17]
表1-3 侵华日军设置的固定（陆军）防疫机关（1936年8月至1939年5月）
据曾先后为汉口“移动”防疫给水部辎重兵、南京“荣”1644部队雇员、日本南方军“冈”9420部队入编职员的大快良明陈述：“1938年，增田知贞曾任东（东久迩宫）部队直辖的汉口防疫给水部队的队长。1939年建立‘荣’1644部队，增田知贞调任到南京。一年后的1940年初夏，防疫给水体制全面调整，汉口防疫给水部成为‘荣’1644部队的支部。”[18]大快良明的证词可佐证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有直属（野战）部队的“汉口（移动）防疫给水部”参战。1940年初夏“防疫给水体制全面整改”后，以“防疫给水”为主要职能的“汉口支部（第7支移动防疫给水部）”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成为以实验、研制、使用细菌武器为主的“荣”1644部队的一个支部。大快良明不清楚武汉除了汉口支部外，还有武昌支部，这是因为他当时只是一名普通卫生兵，对日军细菌部队建制情况知之甚少，这也证实了当时日军细菌部队的“保密工作”确实非常“严格”。
侵华日军迅速编成华中防疫给水部的目的与此前筹建“临时”“移动”防疫给水部的目的有了明显的不同。正如美国学者谢尔顿·H.哈里斯所言：中国防疫给水部建立的目的“首先是研究细菌战，其次是防疫”。[19]原“荣”1644部队军画兵石田甚太郎曾对他的外甥女水谷尚子说过：“‘荣’1644部队是出于军事作战上的目的，于1939年由哈尔滨的731部队将一部分人才、器材、运往南京而建立起来的一支特别部队。”[20]石田甚太郎的证言佐证了谢尔顿·H.哈里斯的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