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依经立义”的内涵

曹顺庆、王庆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固有两个话语规则，一是以“道”为核心的意义生成与话语言说方式[21]；二是儒家“依经立义”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解经”话语模式[22]，并且“依经立义”是中国传统学术生成的奥秘所在[23]。此论虽稍显绝对，但把“依经立义”在传统学术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彰显出来了。

“依经立义”的内涵如何呢？笔者认为，可以从六个方面加以理解。

一 解经方式

“依经立义”作为一种解经方式，表现为经学家在解经过程中创造了序、传、注、疏、笺等一系列阐释文本。“传”（包括“序”）是对经的解说与转授，包括阐明经义、解释字句等。“注”即对经籍进行解说，使其意义著明。“注疏”常连言，但两者存在差别：“注”训字词，“疏”释文义，“疏”既解注又解原文，也称“正义”。“笺”是在原注简略不明的地方加以补充申发，或记下自己的不同看法[24]。与六艺有关的阐释文本还有“说”“记”“杂记”“微”“故”“解故”“故训”“章句”等。

从体例来看，经是一切阐释的起点，传、注、笺、疏、诂、章句等都是对于经典的阐释和发挥。经学阐释的一般原则是注不违经、疏不破注[25]。所以，以传、注、笺、疏为代表的注释体例表现了“依经立义”的操作方式。[26]

二 话语言说方式

假设有A、B两个人，A说：“感冒了要多喝热水。”B说：“医生说：‘感冒了要多喝热水。’”显然，A是直接陈述，B则是转述医生（权威）的观点。通过借用权威，B的观点显得更加可信，更具说服力，也更加无可置疑。

这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借助权威来增强说服力的情况，其实“依经立义”也是这样一种不直接说出自己的观点、意愿，而是通过引用权威经典来曲折表达观点的言说方式。大多数情况下，“依经立义”非常有效。因为把权威（包括经典、定论、有影响力的人等）搬出来之后，争论一般都会止息，众人一般都会认同。如果这时还要质疑，就不只是质疑言说者，更是在质疑言说者所引用的权威。所以，要想“冒天下之大不韪”挑战权威，最好的办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同样引用权威的观点加以驳斥。如此，双方的论战仍在“依经立义”的话语方式下展开。

三 意义生成方式

在中国，孔子的言论、思想在后代被不断地注解、推演。它包含两条途径：其一，“我注六经”，即对经典进行阐释与解读；其二，“六经注我”，将自我的主体意识加于经典之上，赋予经典以新的意义。这两条途径都涉及主体对经典的解释与发挥，都是“依经立义”方式下的意义建构。这种解读模式与意义建构方式，“对中国数千年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对中国文化而言是真正奠基性的、决定性的”。[27]

四 理论建构方式

“依经立义”是一种意义生成方式，理论有特殊的“意义”，所以“依经立义”也可以是一种理论建构方式。比如，《原道》篇依《周易》“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而建构起“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类似例子许多，详见后文。

五 学术研究方式

曹顺庆、王庆认为，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学术构架，以“依经立义”方式由内而外展开：经学以“十三经”为骨鲠，以注经、研经著作为肌肤，是所有学问的核心；史学为经学之延伸，子学为经学之羽翼，集部为经学之散发，构建起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28]尽管此论稍显绝对，却说明了“依经立义”的学术研究范式盛极一时[29]。

就例证而言，将“依经立义”作为学术研究范式的例子很多。刘勰正是运用“依经立义”的学术研究范式来“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依经立义”也是“文体论”“文术论”“文评论”的主要学术研究方式。详见后文。

六 思维方式

所谓思维方式，是人在思维时借助一定的思维方法、通过一定的步骤所实现的思维活动过程的结构形式，思维的立足点、思维的角度、思维的顺序是其三要素[30]。

“依经立义”具备此三要素。首先，“依经立义”以儒家经典为思维的起点，把儒家义理和典故当作意义的建构起点和意义生长点，具备“思维的立足点”。其次，主体依据儒家经典来建构意义，这就决定了主体的“思维角度”是儒家角度（也有可能是反儒家角度）。最后，“依经立义”依据经典而建构意义，主体的思维是定向的，从“经”至“义”，“经”是起点、“义”是目的，所以也具有“思维顺序”这一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