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诗歌副文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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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黄发有

2021年12月31日,洪亮通过微信发来短信,希望我为他即将出版的专著《中国当代诗歌副文本研究》写几句话,我第一时间答应了。因为杂事缠身,天天忙于开会和写材料,我一拖拖了两个多月,才有空阅读书稿。看着电脑屏幕上的一行行文字,我的脑海里总会闪现洪亮朴实的身影。洪亮出生于福建永定的一个客家山村,为人忠厚,做事踏实,具有吃苦耐劳的品质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他2001年从福建师范大学本科毕业后,到龙岩师专外语系担任辅导员。工作两年后,他于2003年考入福建师大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回到龙岩学院任教。又过了两年,他精进不已,于2008年考入福建师大攻读博士学位,2011年按期获得博士学位。2016年6月,他进入南京大学文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我是他的合作导师。2016年年底,我调离南大,他的合作导师改为沈卫威教授。我的老家上杭和永定相邻,两地的风土人情颇为相近。本科毕业后,我自己也在龙岩这座山城工作了一段时间。在洪亮的周围,有我的一些亲戚、同学和朋友,所以每次见到他,都觉得很亲切。现在会有一些身边的人将洪亮视为成功人士,但他们并不了解洪亮付出了多大的努力。而且,在一个日益功利化的大环境中,越来越多的人看重的是世俗的名利,他们衡量学术价值的砝码是名位与金钱。洪亮从来没在我面前抱怨过什么,他总是以谦和的姿态面对世界,对一切都心怀感恩。我心里很清楚,他肯定时不时会有一种孤独感,因为洪亮走过的道路,我更早就走过。如果不是对读书和研究有持久的热情,学术的道路崎岖不平,很容易半途而废。有趣的是,一个人痴迷学术,放弃各种机会,往往是身边的亲友首先表示怀疑。至于那些视你为怪物的目光或言论,见多了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巫洪亮主持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和多项福建省社科项目,在《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北京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二十余篇学术论文。在今天的学术环境中,对于一个偏居小城的地方高校的学者而言,要取得这样的学术成就有很高的难度。有不少大刊物在遴选稿件时会设置学术门槛,那就是先看作者所在单位的学术地位,一看是地方院校作者的来稿,就直接拒稿了。洪亮在自己的投稿经历中,肯定吃过很多的闭门羹,当然这种挫败并没有让洪亮感到气馁,而是激励他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用过硬的学术质量去打动学术期刊的编辑。

《中国当代诗歌副文本研究》是洪亮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我认为这部书稿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论从史出。洪亮有扎实的史料功夫,他持之以恒,孜孜矻矻,在当代诗歌史研究领域打了一口深井,就像石油钻探一样,先是以敏锐的问题意识,探明储油区块,然后注意方法,循序渐进。书中的论述言必有据,没有随意的发挥,从原始材料中提炼出学术观点。副文本是附属的文本,其价值很容易被忽略,常常被人视为可有可无的边角料。洪亮是一个精耕细作的有心人,从沙里淘金,从不同形式的当代诗歌副文本中发现种种问题,积沙成塔,串珠成链,还原出当代诗歌中被遮蔽的历史景观。他从细节入手,有些局部做得细致入微,就像是工笔细描。另外,他注意到了不同碎片之间的内在关联,观察到当代诗歌研究中的一些历史盲点,抓住一些被轻慢的历史线索,独辟蹊径,勾勒出当代诗歌发展的别样的脉络。

二是边缘突破。洪亮主持的另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百年中国朗诵诗与诗朗诵史料整理与研究”,他善于发现被学术界忽略的研究领域,经过长期的史料积累,展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像诗集的序跋、诗集的广告、诗刊副文本、诗歌与图像的关系等研究对象,很少有人进行专门研究。以当代诗歌报刊为例,研究《诗刊》《星星》的成果颇丰,但很少有研究者提及《大众诗歌》《人民诗歌》《群众诗画》等报刊。对于一个生活在东南山城的学者而言,要获取或查阅这些资料,跟生活在学术中心的研究者相比,付出的辛劳要大得多。身处边缘的洪亮利用边缘材料,在边缘地带寻求突破。事实上,在当代诗歌副文本的背后,牵涉副文本与正文本、当代诗歌的生产与传播、图文关系、作者编者与读者的多重互动。基于此,作者对当代诗歌副文本的研究不是静态的分析,而是在动态的框架中考察当代诗歌场、媒介场、社会场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多样的、不同性质的场域或系统的交互作用处,因为某些因素或系统属性的差别和协合作用,导致场域或系统发生变化,形成了独特的边缘效应或周边效应。这部著作注意到了副文本在复杂的文本系统中的边缘效应,这是很有意味的发现。

三是守正创新。洪亮的研究路子很正,下足了“笨”功夫,没有走捷径,他的学问是慢慢地磨出来的。他长期研究当代诗歌史,依据的又是少人关注的副文本,在一个冷僻的研究领域自得其乐。按照常理推测,长期经营一片小的领地,视野容易受到限制。值得肯定的是,这部著作的学术视野开阔,在学术方法上也进行了自觉的探索,颇有新意。这部著作通过对新材料的挖掘与阐释,打捞起一些沉没了的诗坛往事,发掘了一些被遗忘的诗歌细节。洪亮综合运用文学、文献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学科的交叉与互动,寻找新的阐释路径,从原始材料中发现新的问题。他没有抱住史料不放,而是紧贴史料,在筛选、还原、阐释史料的过程中展现自己的史识。书中对意识形态嵌入诗歌副文本的多种方式的考察,对特殊年代诗歌创作、评论、编辑、宣传、阅读的独特方式的梳理,都不再是单线的、武断的阐释,而是在一个立体的、旋转的视域中呈现其丰富性与复杂性。总体来看,在当代诗歌的历史化进程中,这部专著迈出了扎实的一步,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如果能够在细节梳理与宏观把握方面结合得更加紧密一些,论述会更有深度。

在我看来,这部著作标志着洪亮的学术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预测的是,洪亮未来的学术生涯依然寂寞,在寂寞中也会有发现和收获的喜悦,期待他在寂寞中发出更为灿烂的光芒,照亮自己,也给那些有共同学术追求的学者带来温暖和启示。

2022年3月9日于山东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