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草原丝路枢纽地西域的三大文化变异

西域是历史上草原路与绿洲丝路连接的共同中转地，这一地区历史上发生过一个震惊世界的巨变，那就是游牧民族的大规模突厥化和伊斯兰化。

一 草原民族引发的西域三大文化变异

西域文化的巨大变迁，虽然与众多历史事件有关，除了成吉思汗的崛起，使得蒙古族和突厥各族大规模迁入西域，还跟古丝路上唐代的突厥和粟特商人等流入西域并控制草原丝路贸易而起过巨大历史作用有关。

西域作为古代贸易交换、文化交流的最大中心枢纽地，它所经历的三大巨变，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三大巨变之一是当地民族语言几乎从印欧语系伊兰语族全面演变为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巨变之二是当地原欧罗巴人种民族大多混血化为突厥语族欧罗巴·蒙古人种；巨变之三则是原多种宗教信仰的当地主要民族几乎全部伊斯兰化为单一的穆斯林民族了。前两种文化变异即一般所称的突厥化。

国外学者一般认为，古代原西域最早的主要民族为塞克（萨迦）人，属欧罗巴人种，操印欧语系东伊兰语族。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如日本羽田亨先生，强调古代布满各类萨迦人的西域是伊兰人的根据地[12]。

在国内，有关代表性著作如《塞种史研究》一书，著名中国丝路学专家余太山先生根据中外史料及考古材料，详细考证了塞克人的分布与族属。他的结论是：“《汉书·西域传》所见塞人，应即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贝希斯顿铭文所见萨迦（Saka）人，主要包括Asii、Gasiani、Tochari和Sacrauli四个部落或部族。他们先后主要活动在伊犁河、楚河流域，希腊人称之为伊塞顿，向西扩张至锡尔河，后被波斯人称为萨迦。该书认为，Asii等四部塞人，连同大月氏和乌孙，均系欧罗巴种，操印欧语系”。[13]

然而，曾几何时，中亚两河流域的居民，除了处于山区的塔吉克族尚保留了印欧语和欧罗巴伊兰人种以外，其他原布满中亚两河流域、天山以北、塔里木盆地等广大地域的原居民竟完全异化成为操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民族了，这真称得上是一幅奇特的世界文化巨变画面。

另外，西域在前伊斯兰时期，原是五彩缤纷的多种宗教交相活跃的舞台，其宗教文化多元的状况也是与其地处东西交通中枢地带的实际相吻合的。塞克人早期的宗教信仰为萨满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尤其后者在西域广为流传。而佛教传入古西域、今新疆地域内大约在公元3世纪前后。其他回鹘信佛教直到明代方才“有绝灭之势”[14]。摩尼教也曾盛行于西域。其传播于中亚的时间，我们认同大约为公元3世纪[15]。基督教及其支派景教，则在公元5世纪传入了西域的两河流域一带，国外东方学者们提到较早传入景教的地方有撒玛尔罕、马鲁和哈烈等[16]。可见，地处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地区，历史上一向是各种宗教争相辉映的多元宗教文化共存的地域[17]。

但是，在高昌15世纪接受伊斯兰教后，西域的维吾尔族也结束了多教信仰的历史，成为伊斯兰信仰之民族。几乎与此同时，中亚广大地区的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天山吉尔吉斯等民族也先后变成了单一伊斯兰教信仰的民族，即在不到5个世纪的时间里，曾几何时还风靡一时的各种宗教文化，竟然迅速从这片广阔的地域纷纷退出了历史舞台，上述地区也奇迹般地全盘异变为单一的伊斯兰宗教文化区了。

二 西域文化巨大变异的原因与实质

世界是动态的，文化发生交融，变异也是必然的。但是，像西域这样从语言、人种到宗教发生如此彻底的变异，实属罕见和奇哉！怪哉！而且其变异方向又没有像中国古代其他边疆民族那样，大多深受内地汉文化辐射的影响，那么其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西域所处丝绸之路这一东西交通的中枢地带是一个无法封闭的地区，自古就是东西方经济、文化进行交融以及各种政治势力和游牧民族长期进行争夺之地。特别是中国北方蒙古族及其后裔所建各汗国以西域绿洲农耕区为目标的长期西向运动，其时间之长，活动地域覆盖面之广，是促使西域发生突厥化方向巨大文化变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由其游牧经济特征向农耕经济文化区的运动，基本上是两大方向：一是南向进入中原，如匈奴、鲜卑、漠南蒙古，等等，南向运动的结果，除少数参与形成了土族、裕固族、东乡族等新民族外，多数都与汉族交融，其文化变异也多表现为接受汉文化，或为汉文化所涵化。北方民族另一个移动方向则是以西域绿洲农耕贸易区为目标的西向运动，如北匈奴、柔然、突厥、蒙古等。所以，西域文化之所以会发生巨大变异又是与蒙古突厥系民族的西向活动分不开的。不过隋唐时代才开始是突厥文化在西域较大规模渗透的时期[18]。虽然，自从公元6世纪突厥人出现在中亚后，人们就用“Turan”一字来表示“突厥斯坦”，也就是说“突厥人的国家”，但这一地区的突厥化，却根本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在东、西突厥汗国时就完成了[19]。因为当时虽有不少突厥游牧人的迁入，但他们到绿洲地区从事农业的还很少，因而不可能与那里原有的定居居民融合，使之突厥化，而且当时，突厥语系的回鹘族则还尚未大批迁入，回鹘西迁主要在公元9世纪以后才完成的。

我们认为，西域突厥化的文化变异总体加速至少是在公元11世纪以后，而大规模的突厥化质变的最终实现则是在公元13—15世纪。[20]

蒙古国公元13世纪横跨欧亚，中西交通空前畅通，也才使中国北方突厥语各族与直至钦察草原的大量突厥人及原中亚居民发生了大融合，最终形成了一系列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东匈或西匈语支的各种新民族不仅语言突厥化，而且是人种变为欧罗巴—蒙古混合人种的主要原因。

但是众所周知，仅凭压倒多数的人口，是不可能使其他民族被动融合的，哪怕是庞大的落后民族，也往往会被融合于数量上不占优势的先进民族。西域的突厥化还因为当时突厥文化有其先进优势，据突厥文中“萨尔特”一词词义，“那时，萨尔特一词是指商人而言，且系指突厥族的一切商人而言。……为历代人对富人、文明人、商人及伊斯兰教徒之称……突厥人当时被看作‘文明人’，其文化也显然因商业经济而富有竞争力”[21]。即再加上当时突厥作为统治民族的优势地位等多种因素，从而促进了当地语言文化的变异过程。

其次，“伊斯兰教既是‘和平教’，又主张‘圣战’‘吉哈德’，即‘强制推行伊斯兰教的意思’。在公元7—8世纪，阿拉伯人就是用武力‘圣战’，把伊斯兰教广泛传播到整个近东、中亚、外高加索和印度北部的”。[22]我们认为，许多大规模的或深刻的伊斯兰化现象并非都是“圣战”的结果。例如，公元10世纪喀喇汗朝时，沙杜克之信教，只有受萨曼王子影响之说，并无与“圣战”有关之记载[23]。羽田亨说“自公元10世纪起，西域之回教文明渐次发展，至公元14世纪末顷止，完全风靡于其地，旧时之西域文明，竟至不留其形”[24]，显然，并不是全凭武力使之“风靡”的。

蒙古征服者靠铁骑文化最终在中亚也没能立足，也均被伊斯兰化和突厥化了，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我们认为西域文化巨变基本上是优质文化对缺乏主体民族意识的弱质文化的胜利，甚至可以说是依靠丝绸之路的强势经济为基础的伊斯兰文化对于虽然具有悠久古文明，但却在与先进经济结合方面保守而实力弱化的希腊、波斯和汉文化的全面胜利[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