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际地方外事研究的兴起背景

1992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预测，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欧洲的快速一体化进程，民族国家的力量将衰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权和民族主义等都随着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而面临调整（主权让渡）或削弱（国际主义提升）。在全球贸易中，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民族国家作为企业和市场之间仲裁者的核心地位正在削弱。区域合作和一体化机制的激增进一步弱化了民族国家对全球事务的垄断。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外交舞台上出现了一批新的行动者，民族国家不再是唯一的参与者。

民族国家地位的相对衰落受到了当时国际关系学界的极大关注。作为自由主义流派的两位重量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除了民族国家的外交活动外，还有两种外交互动形式：跨政府关系和跨国关系。对于结构新现实主义者，民族国家有义务在制定外交政策之前就具体议题与国内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讨论，而这一协商或博弈过程会将国内政治最终投射到对外决策之中（Posen，1986；Walt，1990；Snyder，1991；Evera，1999）。“国内政治”理论家（innenpolitik theorist）强调国内要素的优先性，认为国家的对外议程应由国内各层利益攸关方来协调决定，包括政党、经济组织和社会精英等。

除了非国家行为者之外，世界各地的各级地方政府在部分独立于其国家政府的跨国活动中变得越发活跃。这种现象被逐渐概念化为“平行外交”一词。早期关于平行外交的研究多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对象（Atkey，1970；Leach,Walker,Levy，1973；Holsti,Levy，1974；Roff，1978）。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平行外交研究开始侧重于欧洲次国家实体的对外活动。这一时期平行外交也逐渐走出描述性研究的局限，而从现实走向理论，从理论反哺现实。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大多数与平行外交相关的工作侧重于西方联邦体系中国家以下各级政府的外部能动性分析，但这一趋势在21世纪初逐渐改变。这是由于21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平行外交学者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向非西方的单一制与权威型国家。传统上，平行外交理应是联邦制的西方体制才会出现的，怎么可能出现在单一制或权威型国家呢？学界开始试图挑战这一应然性假设，去探究平行外交内在的经验丰富性与动态性。

在非西方的单一制巨型国家里，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案例。然而，关于中国省级外事工作的学术研究发展较晚，在国际上也更为稀罕。这很可能归因于一种刻板印象，即在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威体制下，各级政府几乎不可能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独立行动者（Perkins，1966；Schurmann，1971；Barnett，1967,1985；Garver，1993）。既然不独立，最多就是“被动”参与，何谈平行外交？尽管如此，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省份一直在主动自发地寻求外部经济和安全利益，并在此过程中建构自己的国际身份。早些时候，关于中国地方对外活动的著作数量有限，倾向于在中央省级关系框架内进行背景分析，而不是呈现中国各省份对外交往的全貌。此外，目前的中国省级外事工作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地理偏见:研究者一般偏向于调查富裕沿海省份的外部互动，而没有呈现内陆边境省份的重要性。基于这些发现，我们就需要回到三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对外活动的地方性?中国的省级外事系统是否存在某些“平行”特征？它们又是如何运作的呢?